在中國，現在的文壇確是混亂著的，但是想想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不禁又為我們的作家感到同情。中國現下的文學講求去政治化，但是，這種提法恰恰犯了大忌。在中國，文學自古便有為政治服務的史實，如果想文學保持自己的獨立地位，則反映政治（也即寫實文學必不可少。）的文學是必不可少的。中國的哲學是相對主義的哲學，包括后來引自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這種中國化了的思想限制著中國文學的發展和文本思想的延化開來。
現在之中國經濟水平明顯提高，但是，我覺得，社會愈富裕，對人的壓抑也就越大，人在經濟上失去了自由，政治上失去了選擇，在思想上失去了否定性（否定性的失去使得越來越多的人盲從于權威，盲從于專術。）從而不得不盲目依附于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統治，使人真正地喪失了自由。我在做現當代文學比較研究的時候，就提出過“異化”這個概念，后來有人也問過我什么是“異化”。根據西方法蘭克福學派的解釋，“異化就是一件事背離自己原來的發展規律（也即【本】的丟失。）”文化的異化很顯然也就說明當代的文學正在背離自己的本衷。文出于心，自然天成，雅俗結合才是文學發展的王道，這我在自己的講座中也有過相應的闡釋。中國現下文學的異化不僅僅表現在文學本位的丟失上，大眾文學的日益低俗化、世俗化也是其中重要的表現之一，外加當下文學的市場化和商業化進程，文學本位的丟失正在愈演愈烈。而這種文學本位丟失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很顯見：經濟。
現代工業社會走向極權主義（引自法蘭克福學派）人喪失了自由，成為了被控制的對象和工具，新的極權主義社會正是在和諧的多元化中顯現出來的?，F代社會創造了一種生活方式，使得人們只追求物質生活，喪失了追求精神自由和批判的思維能力，思維的重點就表現在思想文化上，而思想文化的被異化和正在被異化的文學作品就成了人們熟悉的商品和與之相應的精神文化服務。這般的思想的灌輸使得人們習慣于一種單向的生活方式，而這種單向的生活模式就阻礙著文學質的變化。這便是中國文學不能革新的根本原因。
在單向生活模式中，人們只追求物質生活，只產生與之相應的單向思維。外加現代科學技術對人們心理和思維的控制，使得人們逐漸喪失了內心自由（內心自由是法蘭克福學派提出的一個重要學說觀點。）和對現實的否定性。還有一點就是當代化的傳播手段——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大增加了對人的心理以及思想的控制與隱形操縱，使得這些媒介的壓抑作用達到或者波及每一個人，甚至于造成人的日益的無意識狀態（也即魯迅筆下的麻木狀態。）
我一直在思考當代文學“異化”的原因，在上次的講座中也或多或少地提出了一些疑問，現在看來，這些真的是先知性的，或者說是現實的。當代文學講求去政治化，但是，這種說法就和傳統文化與文學的發展一樣，說是一回事，做起來恐怕就不會那么容易那么簡單的。而且我一直以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根本就沒有斷裂過（文化的根本在于人心，當下人們的生活還是在傳統的影子里的，而且我一直認為，在中國這樣的傳統文化從未斷代過的國家里，短時間里斷裂傳統是絕對不可行的，即使可行也只能是人為的宣揚罷了，至于事實，則仍然是傳統影子里面的生活。）當代人們之所以出現彼此之間的冷漠不在于傳統文化的丟失，而在于經濟、科技給人的精神狀態和思維模式帶來的異化息息相關。經濟發展本來是沒有錯的，而且這是十分適合中國的國情的一條路子，但是，在中國，很多事情是容易走極端道路的，現在的人過多地關注經濟，從而對啟蒙人的思維的文化進而淡漠了起來，這不得不說是一個社會發展到現階段的異化雛形，如果不對此加以關注和制度上的轉變，我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未來會成為“人與器具”的關系。文學也是一樣的，如果不重視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問題，不重視文學與政治、經濟的隱形關系，那文學的異化現象將會持續，文學的異化會進一步造成人的精神狀態的萎靡，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經濟是決定了國家的未來，但是一個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精神萎靡國家，我想，結果肯定又當別論了。
涵秋 2011年11月12日于山西記.
略說盧學義的新階級論
我很慶幸聽了吉老師的課，更慶接觸了盧學義先生的新階級論。
按照先生的觀點，一個人創造的價值決定著他在現世的地位，對此，我并不反對，但人的第一要義是生存，生存是其他一切社會活動的前提，換言之，誰讓人類生存，誰提供人生存的物質資料，誰就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或者群體）橫觀現世，誰是如此殊榮的最佳得主呢？按照先生的說法，得主非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莫屬，但是，事實真的如此嗎？讓我們做這樣的一個虛擬問答實驗，假設我們現在的國家是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所有的人都從土地中得到解放，試問，這樣的社會能給人多少幸福感？答案不言而喻！
人有兩方面的追求，物質和精神的，如果沒有物質作為前提，那所有精神的幸福實質就是一種人性的甚至于生活的虛妄。而作為人類生存物質資料提供者的農業勞動者，無疑扮演著世界人民“衣食父母”的角色。而遵照盧學義的這種劃分方法，似乎沒有物質基礎的上層人士是最為幸福的，似乎他們可以在沒有物質資料支持的前提下得到他們所謂的幸福，依照常理，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將上層管理者劃分為時代的第一階層的劃法是不對的。按照中國的實際，他們應該是第三階層，而不是凌駕于提供基礎生存資料的農民之上的第一階層。
那么，誰可以勝任第二階層的殊榮呢？按照中國的國家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二階層理應屬于工人階級，但是先生卻將其劃分為了第八階層，這是不對的，說輕了，這是一種學術錯誤，說重了，是一種對國家性質的顛覆行為（我知道這樣的話在中國是不被允許的，但是，在中國歷史上，但凡是追求真理的人，都是已經做好了受罰的思想準備的，在中國文壇，大家尊我為“90后魯迅”在得到這個殊榮的時候，我就已經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危險性了，我知道，像我《守望者》中的那些文字在大陸是被明文禁止的，這也是我選擇在香港出書的原因。）既然大家廣泛意義上承認這樣的國家性質，為什么在劃分所謂的階層的時候卻分出了那樣的一個結果呢？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隱形的顛覆。誠然，現在社會已經廣泛地接受了盧學義先生的所謂正確的“新階級論”，但是我依然要發出這樣的聲音。我知道，但凡被國人承認了的東西，想改變是十分困難的，但是我覺得新階級論是一種對人民的不重視、對國家的不負責任的理論。作為后起的我是沒有資格評論先賢的，但是，在真理面前是不存在所謂資歷的問題的，真理就是真理，與其他因素無關。而在中國，最大的真理就是基礎的農民和創造的工人，如果有任何否定這兩個階級地位的言論，那就是對真理的挑釁，對人民的不尊重。
自然，第三階層是屬于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的，相對于別人，他們所付出的（包括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是我們很難想象得到的。他們所創造的社會價值也很難用一個標尺來衡量。第三階層的殊榮理應屬于他們。順理地，第四階層為國家企業經管人員，第五階層為私企管理人員，第六階層為專業技術人員，第七階層為辦事人員（至于是那部分的辦事人員，我難以給出詳當的界限，因為在中國，似乎辦事的很多，但哪些是正規的，那些的不合法的，我很難作出區分。）第八階層為個體工商戶，第九階層為商業業務員。還要強調的是，對于城市失業人員，不應該果斷地將其歸結為一個階層，而且是最底層，這樣是分法十分危險。
先生的社會階級論，就其本質而言，我十分反對在新社會做這樣的似乎合理的劃分，誠然，依照個體或者團體所創造的社會價值來劃分是非常合理的，但這樣劃分的結果往往會導致社會新一輪的危機，新一輪的不平等。這種利益一致原則下的劃分是不符合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價值標準的，所以，這必然導致潛在的社會危機，人們應該警醒這看似合理劃分背后的實質性危機。
縱觀中國歷史，有這樣的一批人，“白天”（也即人民看得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借著自己的某個社會身份進行著似乎正義的活動，誠如公益，誠如私訪。而當“黑夜”來臨，公益變成了變相的壓榨，私訪變成了謊言的高檔揮霍。我們現在的人民最缺乏的就是于虛妄中看到希望，于失望中看到希望，于合理中看到不公，于光明中看到新生黑暗的敏銳洞察力。一些看似合理的律文卻在陰暗的角落留下了維護權貴的口實，這也是現實意義上合同的一種真意吧，當我們以為這是一份十分合理、雙贏互利的社會合同時，就須警醒，可能其中的某一個詞就是整個合同最大的玄機。合同如此，現行法律的部分條文也是如此，這就是為什么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不公平審判的原因。同理，先生的這個“新階級論”看似十分合理，但就其實質而言，是十分不合理的，這是一種新形勢的社會不公的階層劃分，是將人民權利隱形剝奪的階層劃分，是不尊重人民創造歷史原則的階層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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