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國新文化誕生的道路,應該是革命的?還是改良的?這個問題中國文化一開始以致直到現在還存在兩種認識分歧:
一是認為西方文化的優勢不過是科學技術,而道德文化是中國見長,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認識的非邏輯性、荒謬性顯而易見,但它符合中國傳統專制文化的既得利益,只要中國政治文化沒有根本性的實行民主改革,這種認識始終會占據著文化主導地位。
另一認識是西方的人權文化要比中國的專制文化優越,主張中國文化的民主改革和進步?! ?/p>
中國歷史文化背景的日本,在西方文化入侵的開始,就毅然決然的選擇了后一種文化全新的發展道路,福澤諭吉是這一歷史改革中的日本最優秀的思想家,他的核心思想是沒有個人的獨立就沒有民族的獨立,可以比較,魯迅和他的思想一脈相承,魯迅是從文化批判的反面角度,來相反相成對立統一的說明這個道理。
中國由于非常復雜的文化大國國情,統治者對人權文化改革患得患失,甚至十分畏懼,事實上中國一百多年來每一次有規模的民主運動,或者民主改革,都引發了統治者的政治危機?! ?/p>
辛亥民主革命雖然消滅了皇帝的世襲政治,但是中國文化鋪天蓋地的追求人上人的等級專制思想,卻消滅不掉。清朝滅亡后,袁世凱以及后來一個個大小軍閥趁機填補了中國專制政治的權力真空;皇帝不存在了,但是中國政治專制的文化幽靈仍然四處充斥和游蕩?! ?/p>
我的一系列文章曾集中論述了——中國專制政治是根源于中國文化的物質功利唯上的原始欲望的精神,比如社會崇尚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人的終極價值觀,便是人吃人、人斗人文化的一種競爭精神,它堂而皇之的成為了每個中國人追求人上人主子地位的精神基礎,過去的科舉制以及今天中國的教育制度,無不是在聽從這種壓迫精神的擺布;有高人一等的“領導”(古代稱“大人”)地位,就會對應的有低人一等的奴才地位。這種精神文化不尊重天賦人權,人為的踐踏人的獨立平等精神,把人的生命等同是物質性的“器”,只有高下之分,作不了主子,就甘心做奴才,除此以外沒有選擇,中國政治專制正是依靠這種社會文化心理,為所欲為?! ?/p>
因此只要這種弱肉強食、追求人上人名利精神的文化沒有被根本改造,即使辛亥革命勝利了,中國民主政治也是徒有其名,成為空架子,舊文化勢力很快喬裝打扮,像變戲法一樣,在政治上卷土重來?! ?/p>
1932年,魯迅回顧自己的文學道路,在《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一文中說:一九一八年自他寫小說開始,他對“文學革命”“其實并沒有怎樣的熱情”,因為“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濒斞赋姓J民族主義文學家說“魯迅多疑”,是說對了,不過魯迅認為正是這種懷疑,又使他懷疑起“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濒斞缸园姿麑懳恼履康氖恰皩⑴f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濒斞刚f,這種寫作目的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濒斞杆枷肷嵘×x的追求,在此文字上一覽無遺。
這篇短短的自序概括了魯迅一生的思想追求,這一思想追求,魯迅是從對中國文化革命的懷疑失望,到把揭露批判中國文化的病根作為神圣的使命,而這個病根是落到每個中國人身上,因此魯迅去解剖中國國民性的劣根性,以驚醒每個中國人,收獲“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
因此,中國的魯迅和日本的福澤諭吉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問題上,是殊途同歸的方向一致,都是圍繞國民性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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