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導作家的“人民意識”，堅持文學藝術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理念，在當今觀念紛紜、思想多元的社會環境中，顯得特別重要。當前文藝思潮多元雜糅，惟其對文學“人民性”的淡漠，令人棖觸獨深。由于對“人民性”在理論闡釋上的聲音微弱，影響于創作實踐也顯而易見。貼近現實、深入社會民心之作，顯得鳳毛麟角，能引起社會轟動者更是淡若秋水微波。咎其原因，或曰受網絡沖擊，或曰社會人群生活節奏加快無暇讀書，這些說法，或許不無道理，但我以為，主要原因尚不在此，而在于文學本身。無論社會形態如何變化，無論生活習慣如何不同，人們的精神追求任何時候都不會消失。作為精神載體的文學，應當是與現在時的人們的思想情感相通的。相通則昌，相悖則衰。文學失去了讀者，文學遠離了民間，文學變成了圈子以內的自導自演、自舞自唱，由此失去民眾的眷顧，自在情理之中。
當今文壇，不難看到創作情態的恣肆與文學作品的繽紛多姿，卻鮮見發自真性情、出自大憂患的警世之音!莫說如《水滸傳》《紅樓夢》《人間喜劇》那種經典的文心建構已如霧中遠峰，遙不可見;即如《子夜》《李家莊的變遷》等那樣貼近時代、反映社會民生、為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也幾近式微。追求玄遠而以象牙之塔為尊者有之，假借挖掘人性而躲避崇高者有之，惟扎根于民眾的心中、想人民所想、見民眾所見，從而寫出反映人民的實在思想感情之作不多。此者，難道不值得文學界思考嗎?
文學需要敘寫民眾的思想感情，反映人民的利益訴求，這不僅是文藝創作的要義，也是時代的召喚。胡錦濤總書記在全國第八次作代會、第九次文代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認清時代和人民賦予的神圣使命，創作生產更多無愧于人民的優秀作品。”總書記的講話，給我們的啟示應當是：要時刻在心里想著人民，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人民”二字。心里沒有人民的作家藝術家，絕對不可能成為像魯迅、高爾基、契訶夫、巴爾扎克那樣的文學大師!我以為當代作家應當自覺地履行三句話：為時代見證，為歷史鉤沉，為人民代言。而為人民代言是最為重要的。有了人民才有歷史，有了人民才有國家，有了人民才有一切。也就是毛澤東同志說的：人民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其實，無論思想家、政治家、文學藝術家，都是人民的兒子，忘記了人民，就等于背叛。在許多的文藝理論著作中，經常提到“人民性”一詞，不是沒有道理的。比如寫帝王將相的作品，如果不是以人民的立場來反映帝王將相，而是站在帝王將相的立場來寫，那就會成為一個問題。有一個時期，人們熱衷于大寫、大譽曾國藩，有關曾國藩的小說、傳記、言論，傳譽于社會，充斥于文林，甚至在全社會流傳著一句口頭禪：“做官要讀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巖”。這句話其實是違背時代潮流的，甚至是反人民的。為什么這樣說呢?范文瀾先生在其《中國近代史》中指出，曾國藩是一個儒學造詣很深的地主官僚，同時又是一個屠殺人民的劊子手。他用自己練養的軍隊，又借洋兵洋炮之威，來殘酷鎮壓太平天國，殘忍地殺害了幾十萬來自于平民百姓的太平軍，換來他“中興名臣”、“曾文正公”的美謚。可以說，他是效忠于清朝廷的，但不能說他效忠于人民。相反，他是為了自己的高官厚祿，背叛了人民的!而胡雪巖呢?很簡單，他是一個由官府撐腰牟取暴利窮奢極欲的資本家，是一個官商勾結的典型。這樣的人值得我們今天學習嗎?作家藝術家不能被一些虛假的、旁門左道的思想觀念影響了自己的思維，要堅定不移地以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思想之本，來指導自己的文藝創作，才能真正建立起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創作觀。
確立正確的文化理想，堅定文藝創作的自信與自覺，將社會使命與歷史責任真正化為創作的動力，至關重要。這樣的動力，需要有思想與信仰的支撐，需要有建立在愛祖國愛人民的思想之上的憂患意識。古往今來，凡是偉大的作家，同時也是思想家。思想家應當有義務、有責任來關心國家，關心人民。心懷國家前途，關心人類命運，應是作家藝術家最高尚的思想境界。
必須明確，使命和責任是與名利觀念不相容的。作家藝術家應當耐住寂寞，不能“一切向錢看”。“一切向錢看”的文藝家不可能成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必須看到，在市場經濟與社會生活多元化的發展潮流中，利欲的膨脹、理想的淡化、人生價值的迷惘，不時困惑著某些人的頭腦。因此，談使命感，談責任感，談文藝創作的自信，是不能避開這個問題的。倡導獨立思考精神，切忌“隨風起舞”，堅定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方可避免歧路亡羊之失。
心里想著人民，非指一定要寫工人農民的題材，而是要將人民的思想感情訴諸筆端。為人生前行伴吟，為社會呼喚光明，應當成為作家最高的信念和光榮職責。正如列寧所說：“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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