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到7月，有三件事發生。第一：弟弟定于2000年1月12日，農歷臘月初六結婚，與鄰村一個閨女。我們家家境窘迫，在南太行鄉村，不算窮得揭不開鍋，也只是基本溫飽。弟弟結婚日期定后，母親還在生我在甘肅談對象的氣（她的愿望很簡單：我在外面上班，在家鄉找一個有點勢力的人家的女兒，一可以相互有個照應，壯大門庭；二是覺得本地人可靠，我不至于被騙），自從我到上海上學的第一學期開始，就不跟我說話。
弟弟婚前三天，一個鄰居打來電話說，聚平要過事兒了（方言，專指結婚），你也不回來看看？我心里又高興，又沮喪。高興的是，弟弟終于結婚了，父母親可以了卻一樁心愿。我們家只有我和弟弟兩個小子，與我同齡的，相當一部分當了兩個孩子的爹，最不濟的，也都把媳婦娶回了自己家。在鄉村，父母一生使命似乎只有三件大事，一是給孩子們蓋房子；二是把兒媳婦娶回家；三是安安穩穩地把老的（父母）打發走（養老送終）。弟弟有了媳婦，這對于一個貧寒家庭來說，是天大的福音。
可這也意味著，作為老大，又有一份工作，替父母減輕負擔理所當然，要是一分錢不拿，鄉人背地恥笑不說，父母親會很傷心。放下電話，又給未婚妻打電話，她說她現在也找不到錢，岳母有些錢，但從一開始就反對我和她戀愛。第二天一大早，買了一盒當時這里最高檔的金沙香煙，到財會室，紅著臉向一位韓姓會計說明原因。他說，最多只能預支三個月的工資。三個月才五千多一點，家里缺口很大，這錢根本就是杯水車薪。我又訴苦央求，韓姓會計答應先借給我七個月的工資。
未婚妻帶錢回去，坐硬座。為省錢，未婚妻擔負了“鄉間婚禮大廚師”的職責，一個人，手忙腳亂地炒了上百人吃的菜肴。第三天“叫四意”，弟媳被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吃喝一頓領回了娘家。這事情就算從頭到尾的結束了。未婚妻回來給我說了情況。我覺得欣慰，一方面，那些錢畢竟為父母減輕了一點負擔，我雖然沒回去，但未婚妻可代表，且做得不錯，從前堅決反對我和她談對象的長輩們也都夸未婚妻懂事兒，能干，是個持家的好媳婦。
可隨著而來的問題是，財務室逐月將我工資扣除，我能拿到的，僅僅一百四十幾塊錢。作為一個被物質圍困、且要不斷消耗的人來說，這點錢，連一個月的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只好早上不吃，中午到飯堂買最便宜的果腹，米飯不要錢，每次多打點，留到下午吃。
物質羞辱的不僅僅是肉體，還有尊嚴。在飯堂多打米飯時，手哆嗦，背后好像有無數眼睛，小刀削蘋果皮一樣的密集和凌厲。后來，我干脆買方便面，吃到最后，聞到方便面的味兒就張口干嘔。六月，未婚妻開始接濟我，但這種羞愧，似乎比挨餓、被嘲笑更為凌厲。有幾次，跑到圍墻外的沙棗樹林里，狠狠打自己耳光。某一日，我偶爾翻到帕斯的詩歌《石與花之間》：“我們像石頭一樣的迎來天光／／一片空蕩，只有光／一片空蕩，只有光對著光。”——我想到，在物質的逼迫中，人的尊嚴是無可保留的，哪怕是仁慈的施舍與純到極限的愛意，也是個人尊嚴的一種損失。
2000年和它之前一年，到處都是進入新世紀的聲音，連我的公文當中，開頭和最后也要加上這么一個詞匯或修飾語。與此同時，兩個更壞的消息從老家傳來。第一，弟弟被人毆打致傷。鄰居父子三個趁弟弟不注意，沖上去拳打腳踢，當即起不了身。報案后，派出所民警厲聲說，這種光天化日下的惡劣行為，我們要嚴肅處理。弟弟住進鄉衛生院，新婚的弟媳一直陪著，母親也在。出事的第二天，表弟打來電話。我全身血涌，如火爆燃，對著全辦公室的同事大吼，完全失去理智。再半月，母親電話說，派出所又變了，說主要責任在咱這邊兒，對方沒啥錯。弟媳說，咱娘跑了一個星期了，來回步行二十里，從家到派出所，再從派出所回家，嘴都磨薄了……唉，人家那兒不理，沒辦法。
我查了當地派出所電話，質問一位副所長，他聽我態度強硬，也大聲說你愛咋著就咋著吧，看你小子能翻天！我猛地把話筒摜在電話機上，硬塑料片兒碎了一地。晚上，趴在未婚妻懷里大哭，鼻涕眼淚糊了她的衣服。再半月，母親說，處理了，但不公。都怪咱家人沒本事。弟媳說，聚平輕微腦震蕩（到現在記憶力仍舊極差），人家只給了咱家二百塊錢，算是醫療費。還說，遲早也要拿回去！
至今，每一想起這件事，我就全身顫抖。一方面是悲憤，自小被鄉村那種論人多少決定“光榮與恥辱”的暴力現象所震懾。時過不久，為了爭個理由或者能奪回一點面子“尊嚴”，鄰居站在門前辱罵，母親也用辱罵回敬。7月8日，母親與本家的一個大伯狹路相逢，她罵，人家一腳把她踹倒，又狠狠踢了幾腳。她一個人在雜草上趴了大半晌，才爬起回家。
好漢不吃眼前虧，這是最基本的趨利避害原則，有著近五十年鄉村生存經驗的母親竟然不知道設身處地保護自己。……母親說，你要是個當官的……我不知說什么好。——暴力的根源究竟在哪里？鄉村的利益爭奪……即使勝利者，其所得也極其可憐。但在他們看來，不管有沒有理，只要自己占了便宜，沒啥損失，就算是“厲害”。鄉人的評判標準也是如此，不同情弱者，反而自覺地甚至媚態十足地向強悍的無理者靠攏。
我想：一個人，一家人，連最基本的生存尊嚴都難以捍衛，那么，它的悲哀就具有了穿透人心的力量；而當人們自覺地去混淆基本的是非標準之后，這種悲哀就具備了某種意義上的遼闊性。弱肉強食、優勝劣汰法則無處不在，它不僅嵌入了人類歷史進程，而且還馬力十足地開進人心甚至靈魂。這一年秋天，我在一本叫《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會》的書中讀到這樣一段話：“人的本性中被賦予了自私與非自私兩種沖動。個人是沖動的生命能力所聚集的中心，這些生命能量在一開始時就有機地聯系著其他生命能量，但是，這些能量也謹慎地保存著自己的存在。在人性中每一種類型的能量，都力圖永久地保存自己，并力圖按照自己獨特的方式來實現自己。”這種保存與實現，其實就是人性的原動力，所有的是非善惡都不絕對成立，只是人將它們有意識地固化起來，形成了一些無形的標準，且常常在這些標準線上，由著自己的喜好與現實利益需求打秋千。 母親和弟弟到我所在的巴丹吉林沙漠來了。來的原因，一是我和未婚妻定于2000年8月1日結婚，大兒子結婚，家里不來人，情理上說不過去。二是先前給弟弟結婚的錢，還有后來那兩起關系到家庭尊嚴的“事件”，從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母親對我決心在異地戀愛結婚的反對力度。當晚，母親又說起家事，我對她說，我為什么不在老家找對象結婚的原因，一個是沒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閨女給我當媳婦，再一個，就是我厭倦甚至痛恨那些人！
母親說：生在那兒了，有啥法兒唉。我說樹挪死，人挪活。母親又唉了一聲，我只能沉默。婚后，妻子開玩笑說，人家婆婆給兒媳婦買項鏈戒指，給錢給物，娘一個子兒都沒給，還把我們的結婚禮錢拿走了。的確，母親返回老家那天，我去送她，在酒泉車站，我從結婚時收的一千四百元禮金中拿出一張二十元，剩下的塞進母親手里。她看了看，說，你不花了，都給俺？我說我還有。其實，我就那二十元錢了，剛好夠買返回單位的長途班車票。
我想，再苦也不能苦母親。——妻子還年輕，也有一份工作。再過一個月，我的工資就恢復原額了，盡管還要還自己結婚借的錢，但錢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了。這并不能說明我有多無私，只是覺得虧欠家里太多，父母都是用體力和汗水維持生計的人，如不勞作，一分錢也不會主動產生。
這一年十月，我再次拿到全額工資，買了一臺聯想千禧電腦，奔二的處理器，十五時的屏，60G的硬盤，我很滿足，至少寫東西不用先手寫，再拿到單位微機上敲了。又一段時間，我想再買一臺激光打印機。去酒泉，到電腦專賣店轉了幾次，始終下不了決心。幾個月后，妻子辭掉工作。我在單位文化活動中心二樓的一個空房間里，把兩張木板床拼在一起，就算是一個家了。買了電飯鍋、電炒鍋，從單位飯堂要了幾袋米面，就開始了夫妻生活。
年底，借錢還債。借的最多的，是一位安徽籍的同事，他和妻子都在單位上班，經濟寬裕一些。可不湊巧，他調往西安。岳母說，小姨媽借了我家的錢，也該還了。我和妻子騎自行車，到她所在的小鎮上。小姨媽給了一些。傍晚，大雪。第二天要上班，我和妻子騎著自行車原路返回。寒風吹疼骨頭。妻子把最厚的手套給我，幾次停下，把我手放在她的手心搓。快到家時，倆人站在雪地，使勁兒擁抱，雪花不失時機，將我們壘成了一對雪人。
2001年4月，單位新一輪的干部調整，我主動申請到一個下屬單位工作。之所以決心離開這個單位，是與我關系親密的直接領導被迫調動崗位。一次飯局，我說，你要走，我就走。人不可食言。——在單位，有四五十個同鄉。我覺得自己還算是一個遺傳了“燕趙古風”的人，血性尚存，頗重義氣，不在乎錢財，不愛小便宜。
新單位在沙漠深處，緊靠著一片早已嚴重衰退的梭梭樹林。周遭是戈壁，向南有美麗的沙丘，絲毫不比敦煌鳴沙山遜色。對我個人，沙漠美景則有一種司空見慣的意味。當一個人為物質所困時，身邊的美通常是視而不見的。因為離家遠，一周回去一次，有時兩周才能回去一次。妻子一個人生活。所幸的是，一位早年來到的同鄉換新房，把只有兩間、兩家共用一個廚房的舊房子“過渡”給我。我把那些家具搬來，收拾完畢，環壁四顧，平生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覺。初冬，妻子懷孕，嘔吐得厲害，有時候昏沉得幾天不吃飯。
懷孕第四個月后，妻子和其他幾個孕婦晚飯后散步。有時叫我陪她，我不去，或找理由推掉。我也想去，可就是不愿見那些人（尤其是在單位混得好、做事張狂的，還有部分領導）。在這個集體，我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最卑微的人，除非特別熟悉了，才可能主動表露出自己的某些性格和思想主張。
6月1日，預產期，早上肚子疼，到醫院，B超，醫生說胎位不正，這里做不了。轉到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醫院。檢查，醫生說，胎位不正，矯正不過來的話，只能剖腹產。妻子說，這樣也好。6月3日下午，醫生叫我好好想想，然后在手術單上簽字。我看到其中有十五條之多的不測，心騰騰跳，不敢簽。倒是妻子使勁拉著我的手說，沒事兒，簽吧。我又看了看岳母。她說，女人就是生孩子的，沒事兒。我偷偷刺了她一眼，把“楊獻平”三字落在紙上。攥著妻子的手，她也攥著我的手，四只眼睛釘子一樣盯了好久。
上手術車，我推妻子，她仰臉看我。眼淚呼呼，落在她臉上。妻子抬起手掌，摸了摸我的臉說，沒事兒，一會兒就能見到我們的寶寶了。——從病房到手術室，我覺得那是最急迫的路，也是最沉重的路。手術室外，我和岳母坐在長凳上。岳母神態自如，我一會站起，一會坐下，趴在玻璃上看。我想象那刀子在妻子小腹上切開的樣子；想那些血；想子宮內里，那個孩子。還想，妻子會不會大出血，甚至……醫生會不會不小心，把別的地方割破了？或者把紗布、小刀什么的忘在妻子的身體里面？
二小時二十分鐘，護士抱著一個嬰兒出來了，我只看到他已經張開了的黑眼睛，黑黑的眼仁，從我臉上滑過的感覺似乎很熟悉。岳母說去看看，跟在護士后面。我不去。在手術室門外，眼睛貼著玻璃看。再半個小時，妻子出來了，我推門沖了過去。護士笑笑，把推車讓給我。——妻子臉色蒼白，像一張白紙。看到我，微微拉了一下嘴角笑笑。我也笑了。到病房，往床上抬的時候，驀然看到妻子異于常時的私處，撲哧笑了一聲。
我的笑絕不源于此，而是發自內心的一種欣慰或者說高興。后來，妻子鄭重其事地問我：剖腹產時在我和兒子之間，要是只有一個活，你選擇誰。我說，當然是你。她說為什么，我說，你是離我最近的人，我們在一起多年，從里到外都熟悉，都親愛。兒子是陌生者，盡管他與我們連著骨肉……
回到家，兒子的哭，使我感到了一種骨血流傳的意味，而此時外面的世界正突飛猛進。我隱約覺察到，這個時代已經褪盡了理想主義的油彩，逐漸剝掉了脆弱的敬畏、溫良和矜持。某次公差，晚上住在酒泉的祁連賓館。深夜，電話響起，女聲傳來，說出的話令我激越而又震驚。——若是在北京或蘭州，我深信不疑，可在這座邊遠城市……我想我可能是在沙漠封閉得太久了，而沙漠之外的時代已經到了讓人無法確信此事何事、此地為何的地步。
臨近春節，乘飛機到北京，從南苑到西客站，兒子趴在窗上看，人、樓宇和車輛，薄霧之中，華燈如晝。第二天，帶他去動物園后，我去西單圖書大廈。買了喜歡的書后，在長安街的一張長凳子上坐了一會兒。——不是累了，是內心的一個理由。一個朋友說，她那年來的時候，從西單圖書城出來，就坐在其中的一條長凳子上等她同來的朋友。那一次，她給我寄來了《遐思錄》、《六大師》等書籍。我只是想坐在那里，體驗一下她當時的心情，還有她早已消散的體溫。
從北京到邢臺，一路上的鄉村和城市被煙霧籠罩。下車，我聞到一股干油漬與灰土混合的濃郁味道。火車站廣場上，小風挾帶著各色塑料袋飛，油塵濃郁。妻子說，比沙塵暴還嗆人。兒子連聲咳嗽。京廣公路，車輛如水。乘班車一直到冀南平原與太行山區交界的丘陵地帶，拉煤運鐵的卡車在坑洼的柏油路上揚起如云灰塵，路邊的枯樹、巖石和房屋上落著數寸厚的白黑色灰塵。
夜里，母親念叨的還是從前的屈辱生活經歷，以及鄰里之間的相互傷害。有時津津有味，有時嘆息出聲。兒子和侄女兒跟著電視播放的戲曲節目，咿咿呀呀舞著枕巾。夜深了，我和妻子才抱著孩子到多年前父母為我修好的房子里睡。當年那些給我準備的娶媳婦用的家具還在，因為沒有生活的煙熏火燎，基本嶄新。夜風在東西兩邊的山嶺上不停翻動茅草，梟鳴如箭。
大姨媽小姨媽經常來，坐在院子里，說附近村子的事兒。1．鄰村一戶人，花了六萬塊錢，給大兒子娶回來一個媳婦，可就是不和兒子同床。回娘家，三個月不見人影兒。婆婆去叫，說不在家。當年春天，大兒子在煤礦下窯時不慎觸電，l米79的個子，焦成了一截兒黑轱轆。2．附近幾個村里，每年都有人在煤礦鐵礦死去，老婆再婚，孫子（女）跟著爺爺奶奶過。以前和和氣氣一家人，現在兒媳和公婆鬧得如仇人，見面就廝打。3．某人，包鐵礦發了財，光小汽車就買了兩輛。去年，死了一個人，還凈賺五十萬。4．-個堂姐和一個退伍軍人結婚不到兩年，就跟一個醫生私奔了，至今神鬼不見。5鄉長的二兒子，我初中最好的同學因癌癥去世。鄉長也因經濟問題被免職，賦閑在家，只剩下一個孫子，又要了別人家的一個女兒。6．信基督的人越來越多了，其中一戶人家，把自己家改成教堂，每周聚會三次。
閑暇，去看親戚，到舅舅家，脫口問：俺舅舅呢？說完，忽然想起，兩個舅舅都不在了。到大姨家，姨夫、大表哥也都死了。在其他村里，說那個誰怎么不見了？說前年人土了。我驚詫莫名，想起那些人當年的情景，忍不住唏噓。站在高坡上，俯瞰村莊，新式水泥房、樓房鶴立雞群，不少人家門前停著摩托車、轎車和卡車。飯店里經常爆滿，劃拳行令的聲音從油煙滾滾的窗戶里跑出來，熏得一些扛著柴禾、滿身灰土的人不停搖頭嘆息。
2005年夏天，我們一家再次回到南太行老家，原因有三個。一是想回去多和父母親人住一段時間；二是厭倦了在沙漠日復一日且有些壓抑的生活，離開一段時間，緩解一下情緒。三是我遭遇了一場意外的愛情。——那位從北京寄書給我的人，我覺得了她獨有的可愛、孤獨和悲憫。漫長的兩年，也是轟轟烈烈的兩年。這一年秋天，以她喝藥自殺開端，在我、她和妻子三人之間爆發了一場刻骨銘心的風暴，持久而深遠。 這顯然得益于信息時代——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我們的“愛情”也是經由這一“途徑”從無到有，漸漸熱烈的。在單位，我是第一批申請入網者之一，到2006年，網絡被勒令關閉。我覺得，當人被數字化全方位籠罩之后，緊接著就是被控制。我突發奇想：愛情甚至生殖活動都有可能被數字化實施，……無論是文字還是圖像，以前地理與地理、人與人之間遙遠的陌生感被光纖傳輸變成了觸手可摸。
至于網絡文學及其他影響深遠的，通過網絡而形成強效態勢的“事件”，我可能自始至終都不算是真正的參與者，但一直關注。比如郭敬明抄襲（對“郭迷”的盲目行為自感焦慮）、孫志剛案、余秋雨幾次大的“門”（傾向于肖夏林一方）、趙麗華的“梨花體”（曾在《文學報》發表看法）等等。
2006年，我先后換了幾部手機，2009年，換成3G，但單位是明令限制所屬人員開通這項業務的。在沙漠，普及性的科技成果基本派不上用場。
與此雷同，有一些同事步上大小不一的領導崗位。而我，卻沒有哪個領導愿意把我放在某一帶領人的位置。關鍵是，我在日常中暴露出的桀驁不馴、事事疑問和按自己意愿解決問題等等“痼癖”，顯然是他們不放心我的主要原因，怕一些下屬會跟著我的某些思路或思想跑。于此，我自己都可以列舉：1.剛來這個單位幾個月，就對著全辦公室的同事和直接領導頂牛，他大聲，我也大聲。2．有一次在辦公室，直接和領導拍桌子，2007年還有過幾次。前者純粹為自己：母親病了，我要回去，剛拿工資，錢少了不夠，就想向單位借點。領導搪塞。我氣急，說你他媽的老婆生病花公款，我借點給娘治病就不行？他惱怒，我也氣急。后者是為了屬下切身利益，對不“以人為本”的領導發雷霆之怒。3．撰寫的公文多體現自我主張，領導講話也是，而且還經常帶有鼓動甚至是煽動性質。4．給同事講課、談話，愿意從他們的“實際”出發，用自己的方式去引發某種思想轉變，而不是用宏觀理論一以貫之。5．對下無威信，不論是新來的還是老同志，甚至是外單位的和誤人者，都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缺乏“雷厲風行之作風”、“秋風掃落葉之氣勢”。
2007年初，我被委以撰寫單位歷史陳列館布展提綱的“重任”。查閱各種資料，看到一些至今叫人心感溫暖的人事。這些東西，現在已經消失了。如多年前一直推行或者盛行的“逢年過節，有家室的須請單身者到家里吃飯，但嚴禁酗酒”的土規矩。我剛來時，這種習慣還蔚然成風。現在，大都移師飯店。通常是：有一定職務的，門庭若市；沒有職務的，門板堆灰。我剛成家時，盡管人不敷出，但每年春節和常時，經常叫同事們來家里吃飯，喝酒說笑。
這一變化的原因，一是人際關系進一步隱秘，而不是淡遠；是進一步功利，而不是表面上若無其事。心智的豐富實際上是對本性乃至人性的某種篡改和壓制，或者說是我們自己萎縮了。
在不斷的查閱與證實當中，我發現，那些發黃的、沉寂下來的東西，更多凸顯了某些特定人群在某個時代背景下的意志力和精神因素。——上班路上，經常遇到一位退休的老前輩，七十多歲，身體健壯，嗓門奇大。說起當年，不停拍胸脯說：那家伙，沒啥干不成的，咱有的是力量……拼死也值得！再去他家采訪時，我買了一些東西，同事說這沒法報銷。我說，自己掏錢又如何？老人家了，不該嗎？——任何一個人都需要尊重。特別是離開工作崗位的老前輩，他們的對與錯、光榮與恥辱都與我們沒了太大的關系，但他們還是一個人，從人的角度去看問題，似乎比外在的那些職務、榮譽更逼真一些。
2008年初，我在老家城市買了房子。8月，帶著妻兒去了一次額濟納。回路上，弟弟來電話，不說話，只是哭。我腦袋嗡地炸開了。——2007年9月某天，弟弟突然來電話，也是這樣子。那一次，是大姨媽一家八口人車禍，表姐和她十三歲的兒子當場死亡，大姨媽腦部重傷，其他幾個表侄子、侄女均受重傷。這次，弟弟打電話來，也是先哭。——果不其然，弟弟說，爹病了，好像是胃癌。放下電話，我哭，腦子里急速浮現出終年佝僂著腰、瘦弱但始終在田地干活，甚至還被母親逼著去給別人蓋房子掙錢的父親形象。
妻子當即收拾東西，買機票，我和兒子去送她。8月24日，妻子電話說，你趕緊飛機來！我當晚到醫院，父親已經搶救過來了，躺在病床上，看到我，說了聲，獻平回來了。
我握著他的手，不停摩挲。以前，我可能不會。我低頭，眼淚往下流。妻子在我背上捏了一下。我知道，她不想讓父親覺察到什么。我想，這個時常翻了半天糞不洗手就端碗吃飯、沒有一會兒閑坐下來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得了這么一種絕癥呢？等病情穩定，再檢查，確鑿無疑。妻子連續三天沒睡，給父親洗臉、洗腳，還擦身子。我和弟弟輪流在走廊上打個盹。父親說要回家。醫生說，不能手術，在這兒也是天天輸液，家里還方便。回到家第三天，我和妻子陪著父親去了一次摩天嶺，他說，他二十幾年前來過，去山西，還有放羊的時候。現在不一樣了，都成旅游區了，想不到。那一天，他很開心，回來輸液，還吃了不少東西。
病情穩定下來，我和妻子返回巴丹吉林沙漠。十一前，母親和弟弟說父親狀態每況愈下，“十一”，妻子帶著兒子，守在父親身邊。兒子背著書包，和弟弟的大女兒一起去村小學上學。妻子給父親做飯、輸液。十一月，我出差，借故回去待了二十多天。每天坐在他身邊，有時候說話，有時候干坐著。我看著他消瘦的臉，想：這個人怎么會這樣呢？他是我們家最能干的人，給人放羊、蓋房子，會做木匠活兒，無師自通地吹口琴，編荊條花籃子，也算是個木訥的能人。 父親精神一直很好，我摸摸他胸脯小腹，沒有找到腫瘤。我想，這是不是檢查錯了？動議再去石家莊或北京看看，父親說花錢呢！我說不怕，錢這東西算啥呢？你兒子有。妻子說，只要能手術，賣掉房子都行！父親說他一坐起來就暈，要不然的話，俺還真想去看看北京天安門到底是個啥樣兒呢。
春節，我再回去，父親依舊，只是輸液越來越難了，扎胳膊不行，到腳上，最后，妻子無能為力。請了幾個醫生，我說別人給你兩塊五，我一次給你十塊！春節后，父親干結了幾個月的腸道也通了，母親戴塑料手套摳。我幾次要下手，被母親推到一邊——我覺得了一種仁慈和不棄。
正月十五，父親吃飯多了，鄉里人說，這是恁爹在吃“回頭飯”呢！我說爹會慢慢好起來的。他也很懂得我心思，精神一天比一天好。兒子要開學，我們決定先回去。
3月8日，弟弟哭著說，哥快回來吧，咱爹不行了啊。我電話請假，妻子找票販子買票，打車直奔酒泉。10日凌晨四點到家，爹已經去世了，一只眼睛沒閉，清澈地看我。小姨媽說，恁爹等你哎，開始以為他糊涂了，叫你弟弟故意從門外進來，說是你，恁爹看了看，說，不是獻平，是聚平。
下葬前一天，靈棚搭在村子麥場上，歌舞團叫囂，我跪在干草上，憤怒莫名。晚上大雨，洗滌靈魂。——我狠狠地哭過三次，一次是在家里，他的尸身前，第二次在下雨麥場上，第三次是送他人土路上。其他時候，哭不出來。小姨媽說，要使勁哭，給人看。我十分生氣。說，這是俺爹，我愛他不愛他，孝順不孝順，是我們父子之間的事。妗子幫小姨媽說，咱這兒講究這個，哭得聲音越大，別人越說你好。
父親的死，我覺得了人生的空茫，生命的脆弱性原本是一個朦朧的概念，而現在，卻像刀子一般刺進心臟。——人生所依不過肉體，夢想、憂愁、悲憤、快樂，都不過肉體的衍生物。我發現，自己那些高邈的想法非常幼稚可笑。這時代的一切都經不起推敲。那些浮在面上的、喧囂和橫行在媒體上的，虛假居多，泡沫和流星居多。有人崇拜這個明星，那個政要。我說我誰也不崇拜，我只信任自己，還有自己的心靈和肉體。 就個人而言，2000到2009年，經濟貧困到稍微寬裕，從家人的屈辱開始，到父親抱憾長逝。其中的個人之于龐大的社會，個體性的挫折、疼痛、幸福和夢想，都像是那些蹲在偏遠山地中的巖石。所有的消磨、存留、逃逸、不安、快樂、堅守都顯得無足輕重。時間是最大的受益者，在我內心，不斷增加悲傷與懷念的份額，也不斷地割下我生命的某些部分。這種增減，與歷史本質是相同的，是一種交替，一種更新。
所幸，在這十年當中，親近的人之外，我還記住了諸多好聽且有人間溫度的名字，他們與我毫無干系，但暗中使我受益，他們和我無一面之緣，但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尊敬和信任。
可我也沮喪發現，所有的變革、災難、創新、推進、藍圖和夢想，除了容身的集體及普及型的科技成果，乃至并不恒定的意識形態，和我——這一個平民的關系實在是微乎其微。“非典”期間，鐘南山的實際作為讓我看到了某種隱匿的強大精神力量，一個人重要的不是承擔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正義、良知應當成為不論任何時代的“底線”。這個人是我在這個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印象最為深刻的“公眾人物”之一
在連續幾次大的洪澇災害當中，我覺得了一種冥冥之中的不公，沙漠的干涸與南方的飽脹，大自然自身的調節與平衡能力衰敗不堪。人在地球，其實是一種自我戕伐與崩潰的過程。2008年春的“南方冰雪”，我惦記一些朋友，尤其是在廣東某地的打工者，可我只是深刻記得他們的名字，并無聯系方式。每次捐款，我都要在規定的數額內再加三分之一。如同后來的汶川地震（民族主義再次高漲及公民意識崛起），捐款時，我是流著眼淚的，胸腔鼓動，恨不得掏空所有積蓄。兒子回到家里，要妻子給他五張紅色的鈔票。時過不久，我忽然想到：那些錢真的到了受災者手中了嗎？如果不是，這種善是不是會促使另一種惡的誕生甚或加重它們的力度？
在2009年至今的日子，我關注的大事件似乎只有重慶“打黑”和偶發的礦難。雖常年蝸居沙漠，但隱約覺得，黑惡勢力的潛伏和囂張似乎不唯重慶，這些制度之外的暴力存在，引發的不僅是常人的恐懼，還對良善之心及公正之義形成了強大的摧毀。
所有的災難都不是憑空而來的，死亡與悲哀都有出處。
可是，我感到無能無力。我只是一個平民，在當前或今后一段時期，我面臨的是房貸、舉家回鄉之后的工作和生活，還擔負了捍衛老家一面坡的所有權不被瓜分、兒子有一個比較好的成長環境等“重任”……我不以為在意個體生存境況、基于個人的現實及心靈夢想、缺乏全局意識或者某種面上的光榮激情等等是狹隘的。可是我處在這樣的一個位置，所有的發現、體驗、認知、夢想、向往，都不是我能決定的，我只能安于平民這個最“適合”于我的角色。
就在我即將結束這篇文章的時候，網購的書籍也到了，打開索倫·克爾凱郭爾《非此即彼》，驀然翻到一頁，看到這樣的一段話，覺得與自己多年以來的心境與實際經驗極其吻合：“我努力地抗爭，卻是白費力氣。我的腿滑倒了。我的生活仍然是一種詩性的生活。還有什么更不幸的呢？我的命運早已注定。當命運突然向我展示，我為了反抗所做的每件事都成為現在的生活的一部分時，命運在嘲笑我。我把希望能夠描繪得栩栩如生，以致每個懷有希望的人都會認可；然而它只是希望，因為當我描繪希望時，我都在想到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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