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人渡人”的人生

“人渡人”的人生

——懷念遠去的父親母親

老　田

　　人生就是“人渡人”，這是我母親對于人生的看法。這個看法不是她的首創，而是在老家一帶故老相傳的一種概括。這個說法把人生歲月比作是要趟過一條河流：每一個人在最開始的時候要接受別人的幫助，后來則有責任幫助別人，大家相互攙扶著、幫助著完成這一段旅程。這是一種過程敘事，沒有意義評價，似乎只是一種冷冰冰的描述和一個貼切的比喻，沒有任何高調和為偉業獻身的情懷。對于人生，許多古圣先賢、名家巨匠都發表過精彩的看法，我漸漸都忘記了，只有這一句話始終回響在我的心頭。我想偉人和圣賢對于人生的看法，也許格外受到特定時間和特定人群對于時勢的感受，特別是表達出各種不同的對駕馭時勢的熱望，而我母親轉述的看法，反而是蕓蕓眾生在億萬斯年的勞作生涯中間提煉出來的，在一個平凡年代的平常人生存狀態中間，更容易得到印證。

　　中國已經無可逆轉地走入工業化時代，這是一個“千年未有之變局”，個人主義似乎在高揚。但是個人在今天的社會中間控制自己命運的能力卻比任何世代都趨于下降。我自己也是這個過程中間的一員，兩種截然相反的感受我都強烈地接收到了。我越來越不明了未來的世界會怎么樣，我也不知道我父母親的人生觀是不是永遠地被人們所忘卻。我的父親于十八年前離開了我們，我的母親離去也已經好幾個月了，但是這個“人渡人”的看法在我的心里卻格外鮮明起來。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原本思緒是有意識思考別的問題，結果被這個意念給打斷了，強行回到這里了，于是我再次動手來寫下心里的想法。

　　“人渡人”的人生觀，也許與我們家幾代人的艱難生存經驗有關系，在最近的一百年中間，幾乎是所有的中國人都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變革，我們家也是這樣。我家的傳奇故事，在長輩的口述里，是以高祖父為起點的，據說高祖父身高力壯，人稱“大曉服子”（意思就是塊頭很大），雙手能放“千把斤力”，在陳姓大地主家里“賣功夫”，當了“大板鋤”（雇工的頭頭）。地主家的“二板鋤”只能出“七八百斤力”，心里很嫉妒他，在一次老地主出殯的時候暗害他，高祖父受了內傷嘔血死去。傳奇故事中間，往往摻入了故事講述者自己的視野和眼界，不斷被重復講述的故事，會折射一代代故事講述者自己的人生愿望，故事就這樣成為集體創作的成果。我想，從一個為生存而出賣勞動力過活的人眼里，“力大無窮”顯然是一個確鑿無疑的優越條件，對于高祖父的大塊頭和大力氣，是否經過了長輩們的放大，我已經無法確知。

　　近代中國農村由于地少人多，因此土地價格貴而勞動力價格賤，地租高居不下而勞動工資很低。黃宗智教授依據華北平原的情況做出的分析是，一個農業雇工的工資是無法養活一家人的，通常情況下是不會有家的，我祖父定下的是童養媳，可能就是窮人的應對措施。我知道的情況是，高祖父死后，高祖母無法生存而“下塘”——改嫁去張家，留下祖父兄弟二人。祖父以做木匠活為生，祖母是童養媳；二祖父則靠為地主“打長年”過活，最后是在民國二十七八年的時候，投軍走了，從此沒有再回來過。大約是抗戰期間老家接到他的死訊，說是在“湖南宛南縣”留有后人。后來學習中國近代史，知道二祖父參軍的大背景是日本進攻武漢的前夕，我老家那個縣處在從安徽到武漢的長江邊上，那時國軍在日軍進攻面前節節敗退，沿途吸收新兵。這樣看二祖父參加的肯定是國民黨軍隊，死時可能是在湘西某地，考慮到他有能力成家還留有后人，可能已經是國軍的一個下級小軍官，歸屬于陳誠統轄的第六戰區系列。但是，小時候長輩提到二祖父，則必定一口咬定“是參加了紅軍”，這不可能是真實的，長征之后紅軍就不再可能在老家附近公開招兵了，抗戰期間也已經沒有共產黨軍隊在湖南了。

　　高祖母改嫁之后，在張家也生下另外一個男丁，在父輩的口述中間，這算是我的三祖父了。二祖父參加了國軍死于戰場，三祖父那時年齡小，后來在本地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老百姓稱為“四老爺”，后來死于刑場，為漢奸偽保長熊黃所殺。近代中華民族的艱難生存環境，明確地反應到我的祖父一輩身上，人均土地少，窮人在個體層面上獲取生存資料的欠缺，并非唯一的限制；在民族總體層面的生存危機，以及面對危機的反抗，其代價十分巨大，兩個方面都共同影響了我祖父那一輩兄弟們的生存機會。祖父三兄弟中間，只有他一個人是壽終正寢的，他病危時我還小，父親引著我去他的床前探視，他故世后，我拿著青竹棍以“長房長孫”的身份，跟著很多人一起送他的靈柩上祖墳山安葬。

　　祖父和祖母感情不好，年輕時通常是遠赴他鄉做手藝，不常在家。父親這一輩有兄弟三人，還有兩位姑姑，生存非常艱難，缺衣少食是免不了的，在我聽故事得來的片斷記憶里，記得母親對我說起過父親小時候“晚飯只有一個芋頭”、“一把別人給的炒黃豆”。母親認為這樣的困境主要是祖父“不顧家”，外面的收入沒有全部拿回來。祖母只得想盡一切辦法來維持艱難的生涯，把父親他們拉扯大，后來祖母操勞過度早早去世了，我出生時她就已經離開了人間。今天的社會學研究中說，窮人總是費心維持一個親友圈子，在里頭取得維持生存的資源和幫助，但是窮人的親友圈子也是很稀薄和無力的。祖母是小腳，不能下地，整天在家里紡線織布到深夜；每年秋冬天的時候，祖母就去高祖母改嫁的張家，幫助他們紡線織布，然后得點年貨回來。

　　可能是1940年代的某一年，祖父在外頭待不住了，終于不得不回來了。事情的起因是這一年格外旱，祖父做木匠活的“市處”所在地旱情尤重，許多人生存不下去了，要聯合起來“吃大戶”。祖父恰好就落腳在那個大戶家里，那些貧民提前通知了我的祖父，說晚上要過來，叫祖父最好是回避一下。祖父晚上就回住家收拾東西預備外出，主人家就問怎么回事，我祖父不善撒謊，就一五一十說了。大戶家的主人就說，你平時住在我家里，怎么有難了就走開？這不好，要求我祖父留下，然后殺雞打酒，祖父“駁不開面子”，晚上就拿著大棒子幫助對付貧民，晚上吃大戶的人群過來之后，被我祖父連續傷了數人就退走了，大家都知道是我祖父干的，走的時候留下話來：“老田(祖父當時已經被人稱為老田)，我們知道是你，他們家沒有這樣的‘耙子手’（意即力氣大、下手狠），你以后不得好死。” 那個大戶也知道危險，就墊付了祖父的全部工錢，連夜雇船送祖父過江，此后就再也沒有回去過。我母親講述到這里的時候，總是要加上評論，說祖父應該居間說“和”，讓大戶借些糧食給窮人度荒，而且尤其不應該拿著大棒子打傷人，這樣大家都結了仇不好。革命也好，階級也好，都化解在母親自己的人生經驗和評判標準之中了。我總因此懷疑有些把宣傳和輿論說成是多么了不得的高調，怎么做人才妥當，不是宣傳文章說了算的，至少在我母親那種數以億計的平凡人那里是不成立的。

　　祖父回家之后，生存的艱難依然日盛一日。迫不得已，開辟了一口小水塘蓄水，再開辟一小塊水田出來種稻子。后來，因為水塘地勢較高，滲水影響別人的房基，只得重新回填，棄置不用。這個時候，父親兄弟都慢慢地長大了，也開始學做木匠手藝為生。

　　國家大的政治形勢的根本變化已經在望了，國民黨政權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對于這一點，地主比貧農更注意，他們更主動采取了適應措施。本地大地主陳驄安（就是我高祖父為他家父輩干活的那一家地主），開始大量拋售土地，我祖父覺得好機會來了，他利用從“牙齒縫”里面省下來的錢，找中人去說合買地，陳驄安比我祖父在政治上更敏銳，在心理上也特別善于把握，他假裝不相信我祖父有錢的樣子，假裝不太熱心交易的樣子，對我祖父使出激將法，我祖父顧不上談價錢，就從一口裝糧食的大缸背后拿出錢來給他看。事情當然成交了。直到1970年代我開始記事的時候起，我祖父仍然對我重復過當年這一幕，在我祖父的心目中間，有幾畝水田，是生存的根基，國家大勢和其它的種種問題，與這個壓倒一切的愿望相比，都處于次要地位，不值得考慮。我至今清晰地記得祖父對我講述買田經過時的表情，充滿著欣慰感，也許還有幾分自豪感。后來學習黨史和近代史，知道祖父買田的錢，積攢得很慢，但是那幾年的通貨貶值速度卻很快，他所說的“兩大捆錢”，并沒有多少實際購買力，地主的種種做作，實際上是唯恐不能成交，并非刻意計較代價多少。但是對于一個長期在生存道路上艱難跋涉的人來說，除了足以支持生存的田地之外，沒有其它東西好考慮了。

　　因為買進了幾畝水田，在土改的時候，我們家的成分就成了中農，而不是高祖父時期的純雇農地位。根據土改政策，只有貧農和雇農可以參加分“勝利果實”，中農就只有象征性的參與機會了。我父親作為代表出席鄉里面的分果實大會，分給一個“破茶壺”，一個“破夜壺”。我父親說，他在散會的路上，假裝摔倒，左手拿的破茶壺摔破了，右手拿的夜壺也是粉碎，農會干部親眼目睹了他的行為，氣得臉色鐵青。我父親很誠懇地解釋說，確實是不小心摔了，不是故意的。

　　土改之后，中國產生了歷史上空前多的小農業生產單位，幾乎一大半農戶都缺少農具，我父親和祖父是木匠，恰好可以大顯身手。一般來說，老家那邊做木工活都是按天算工錢的，這個時候的供求關系嚴重失衡，特別有利于供應方，連計算工錢的方式都變成有利于木匠的“計件工資”了。我父親說到土改后木匠的興旺時期，他講他和祖父一起每天都要趕夜工，但是人家請干活的還是排得滿滿的，每一天可以裝多少具犁耙耖子，每天可以得到多少斤稻谷作為工錢，他談到這個時期總是眉飛色舞。確實，父親從小時候開始，甚至從高祖父開始的生存艱難，就此一勞永逸地結束了。我父親對于未來的信心，對于好生活的樂觀，都體現在分果實大會上對于“果實”的不在乎當中。他確實沒有要跟農會沖突或者藐視新政權的意思，但是他對于未來人生的樂觀態度，也是他完全不想掩飾的：那一點點果實算得了什么？

　　合作化運動之后，農村生產單位穩定在生產隊的規模上很多年，由于農具使用效率的提高，很多農具變得過剩了，甚至閑置起來了。我記得小時候就看到很多龍骨水車，被高高地掛在生產隊倉庫的房梁上，據說從集體化之后，全生產隊常年使用的水車只要三五部就夠了，多出來閑置的水車倒有七八部。第二次農具需求的暴漲，是在分田到戶之后，由于集體農業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新一輩木匠已經不會做龍骨水車了，所以我的父親又格外繁忙起來。

　　在生產隊時代，我父親仍然做木工，但是收入的工錢不再自己支配，而是從“主家”結算工錢，然后交到生產隊財會手里，由記工員給記十分工分。因為我們家小孩多，父親如果在家鄉附近做手藝活的話，每天的工價一塊二都得上交給生產隊，所以我父親總是選擇去比較遠的地方做。主要是在長江邊上一個比較富庶的地區，那里每天的工價是一塊五，這樣在上交生產隊之后，還能留下點。我小的時候，父親很少在家，如果父親回家來就跟過節日一樣，必定有些好吃的帶回來。

　　那個時候，農村有時候搞“割資本主義尾巴”，最徹底的一次是1975年那一次，后來查閱柳隨年等人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簡明教程》，這一年九月鄧小平貫徹“農業要整頓”的政策，派出了上百萬人的工作隊下鄉。我們大隊把所有的木匠、泥瓦匠和裁縫等手藝人集中起來辦學習班，要求交待問題。據說這個運動在我們大隊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我父親交待了每天工價高三毛錢的“老問題”，歷年累加下來合計有近三百元錢需要補交給生產隊，在上面派的工作隊走了之后，大小隊干部決定這一部分工錢也照常給記上工分，算是一個補償措施。因為這些錢并沒有變成存款，而是用于歷年的生活支出了，這樣，這一部分需要補交的錢就成為對生產隊的負債，我們家在年底就成為“超支戶”了。

　　在父親和生產隊的交換中間，每天工錢交上去一塊二，所記十分工的分紅數量，歷年平均在四五毛左右，返還的比例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但是我們家兄弟姐妹七個，小的時候還都不是勞動力，生產隊仍然給我們每人分一份口糧。等到我們兄弟上學的時候，每個月的口糧就不再扣除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工分糧”了，而是按照固定標準分給我們，每月約四十斤稻谷或者其它折算為同等數量的雜糧；柴草等家庭做飯用的燃料，通常都是按照人口平均分。我上小學的費用是每學期五毛，這是書本費，如果有多余的話，學期末的時候，老師會一分不少退還給我們。上初中的費用是每學期三塊，高中每學期五塊，這個費用里頭就有一部分是學費了。我記得小時候有兩三次生病的經歷，那時大隊有赤腳醫生，母親托人帶一個口信過去，赤腳醫生就背著藥箱上門來，感冒什么的每次都要打青霉素，在屁股上作肌肉注射，每天一次，大約看一次病醫生要上三次門打針，總共收費是五分錢；我記得幾次生病醫生都用青霉素，注射的時候又疼又酸脹，滋味很不好受，長大之后姐姐們轉述我打針時對醫生的態度很不好，見了醫生就打甚至破口大罵，但是這些我一點都不記得了。由于有這些福利措施，父親似乎沒有明顯地表露出來對生產隊的不滿，我的記憶里面沒有父親說過吃虧的話。父親還很注意主動為生產隊做點貢獻，那個時候燃料還比較缺，我父親做手藝活的地方有一項主要的副業是燒窯，要用到煤，他們要在長江南岸的小煤礦買煤，我記得父親曾經好幾年都不怕麻煩，來回奔走幾十里地，兩頭聯系，幫助生產隊買些煤回來，生產隊再分給大家。

　　在生產隊里頭的生活方式，與傳統時代有很大的不同，沒有很多的自由，沒有很多的貨幣收入，似乎需要花錢的地方也不很多，生活也還過得下去。至少我母親在講述祖父、父親的生存狀況時，我是有那種遙遠和不可觸摸的明確感覺。在我的印象里面，很難想象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巨大差別，也想象不出來有沒有田地對個人生活有什么影響。我最重要的經驗是：小伙伴們之間的穿和吃的差別，說不上有多么顯著。從前靠個人和家庭支撐個人生存和未來的比重似乎在下降，干部或者政府對于個人安排的影響大大增加了，我家里的生活似乎有一半是父親在撐著，另外一半是生產隊在集體地支撐著。“人渡人”的主體，有了新的構成。 

　　父親識字有限，小時候讀過《三字經》之類的，到晚年還能背誦，母親則完全不識字,他們對于社會人生的看法非常穩定，幾乎不受外界風向變動的影響。母親雖然是個富農的女兒，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她兄弟姊妹五人中間，外祖父只讓二舅一個人上了學，解放后在外縣工作。母親對于新中國看法的明確改變，似乎只有兩個重大因素起作用，一個是她常說“現在天下太平，又不用跑反，又沒有土匪”。在1970年代的中晚期的時候，她也明顯地對未來樂觀起來，認為我們的未來生活會比他們那一代人好得多，她不只一次對我說過：“毛主席他老人家洪福齊天，現在又不發大水，又不怕天旱。”那個時候，老家的田地開始受益于白蓮河水庫，每年春耕和雙搶季節，渠道水都準時過來。新社會新國家的宣傳，對于他們的影響，照我看十分有限，母親對于毛澤東的看法，明顯是按照鄉下“說書人”對古代“盛世明君”的模式來理解的。母親觀察社會人生的參照系，明顯與我們家幾代人的生存經驗一致：國家的安定和生存資料生產條件的穩定，這是她最看重的內容，都來自于身邊的變化和她本人對變化的理解。后來我只要讀到什么人說大躍進時期“農民頭腦發熱”的文章，就在心里給予無比的鄙視。知識分子有閱讀能力甚至有跟風的風氣，這是他們的生存方式甚至是利益實現方式，農民不具備這樣的環境條件，他們有著完全不同于知識分子的利益實現方式和看問題的方法。

　　我家里還沒有還清對生產隊的“超支”，就很快分田了，父親照例不在家，我作為代表去參與分田的抓鬮。我們生產隊是丘陵地帶，田塊一般不大，基本上不需要在現有田塊中間進行分割，只有幾塊比較大的水田，先行協商由幾個人口大戶自愿報名，我們家人口比較多，就是一個大戶，所以可以參與先協商。因為我還只是一個高中生，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很少，不算具有完全公民權，說話的效力較低；二來我對于田塊不太熟悉，對其中的“潛在利益”判斷不清楚，所以態度也不堅決，開始的協商階段我的選擇就沒有被采納，我也沒有堅持。最后抓鬮的結果是，我們家的田塊空前分散，以后干活的時候特別是雙搶季節就格外不方便。因為我自己一直讀書，分田后的困難和額外的勞累，都是我的姐姐和父親他們承擔了。

　　我也曾經跟著父親去過他做木匠活的地方，那個時候已經是改革開放時期了，父親早年的老朋友們說起了父親當年在那里受歡迎的程度。那時做一天木工活除了要給工錢之外，還要給一包香煙，因為當時的煙要憑票供應，很多人家排隊等著父親去他們家做木工活，積攢香煙竟然“把煙都放霉了”，原因在于父親每一天干活的數量，要多出其他木工師傅很大一截子。父親的朋友們總說我父親的運氣不好，在他年輕的時候有希望“發財”但是個人發不了財，年紀大了社會就變了，這個似乎有點“馮唐易老”的味道，但是父親自己沒有這么說過。我是直到這個時候，才知道父親為了補貼家用，為了每天三毛錢的額外收入，所付出的辛勞和汗水有多少。父母就是以這樣的艱難努力，支撐我們兄弟姐妹成人，正是在父親母親的艱難支撐下，我在不知不覺中走完了人生旅程最開始的一段。

　　改革開放了，社會呈現給個人的機會似乎多起來了，我考上了武漢的大學，但是我們把握自己命運的能力卻與日俱降，城市的人際關系我很不熟悉，工業生產中間的內外部關系我很不善于駕馭。實際上已經到了該我來出力氣“撐渡船”的時候了，我卻一無所知，我滿心里只有對于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帶給父親母親的盡是些不好的消息，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要分擔他們肩上的壓力。記得有一年暑假回家，跟父親閑談的時候，父親談到種田的辛勞，甚至說起對我未來選擇的建議說：“如果沒有人愿意去深圳，你可以去。”那個時候去深圳工作很熱，如果有這樣的正式分配機會，肯定是輪不到我的，我僅僅從“信息真假”的角度來看待他的建議，認為他的經驗都局限于農村和過去，對于城市比我更陌生而不予重視。世界的不確定性在增加，給人們生存的壓力在加大，這些都被我忽略了，并在無意之間轉移到父親母親那里去了。如果在鄉下，我的年紀已經很大了，成家立業還沒有個譜，這也成為父母的心事了，我對此仍然很遲鈍。小時候的玩伴和同學們都逐步結婚生子了，我假期回家的時候，有個堂嫂對我說起父親在村子里吃喜酒時的表現：你父親老是羨慕別人家的媳婦、別人家的孫子。我未能很好地理解父母，我對于人生到了什么階段應該干什么很漠然。我那時全力以赴去面對紛繁復雜的城市世界，從未想著要從古老的智慧中間汲取營養。在那個古老并且經過千錘百煉的人生觀中間，人到了什么階段應該干什么是有確定標準的，我未能像堂嫂那樣很好地把握我父親的心事。

　　父親意外地故世了，我的弟弟們還要讀書，在內地工作的工資數量我是清楚的，所以我只能去深圳了，只有那里的工資相對高些，能夠應付最迫切的需要。我至今清晰地記得畢業后我去深圳求職的經歷，幾乎每一份招聘廣告都要求“工作經驗”。但是我從農村長大，幾乎沒有見過工廠，我的全部經驗和知識都是關于種田和讀書的，我有能力也不推辭承擔艱苦的勞動，但我卻缺乏把勞動變成看得見的效益的種種關系網絡和建設關系網絡的經驗。有個時期我對于自己的競爭劣勢甚至進而對“經驗”這個詞匯有著無比的憎恨。社會不管我個人的感受，我還得努力去適應。也許我算不上那種很聰明很乖巧的人，我在城市里的適應過程不是那么一帆風順，也許跌跌撞撞的人生歷程所取得的感性認識更深刻鮮明些，所以我對于城鄉工農差別的印記反而有了更深刻的感受，所以我看問題總是充滿了這樣的經驗主義視野和城鄉工農對比的問題意識。再后來，我的生活壓力減輕了，我選擇有更多空閑的工作方式，于是就有時間參加網絡論戰，寫的文章多了，就做了個人網頁，由于深刻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這個局限和特點，我后來把自己的網頁命名為“鄉巴佬看世界”。這個時期，我仍然沒有清醒地意識到，那是父母的人生觀影響和故事輸灌在起作用，我在網文中間對于所謂的專家和大師的鄙薄，不是我在知識上超過了他們，而是他們的高妙認識，嚴重背離了以我父母為代表的大眾的人生體驗，少數大師們的妙手文章曾經那樣吸引著我去揣摩贊嘆，這個時候在我眼里忽然變得低于人數最龐大群體的人生感悟了，所以我篤定是大師們在“瞎說”。

　　我和父親的人生軌跡很不相同，我所處的時代也很不一樣了，但我對社會人生的看法，這些年來出現嚴重的“倒退”。我記得我在大學里讀書的時候，最自信，對于國家民族和個人的未來，自認為看得很透徹。隨著我進入工作崗位，隨著我適應城市和工業社會的能力略有增加，我自信日漸消解。近些年來我的經濟狀況似乎在好轉，至少是衣食住行方面不再是優先要努力解決的目標，我對于未來的看法卻日漸模糊起來，甚至日益悲觀起來了。今年春天我的老母親又離開人世了，這半年多的時間里，我更頻繁地想起那個“人渡人”的人生觀，我的兒子今年十歲了，我對于他的未來也越發擔憂了。我不止一次產生了強烈的愿望，要把這個感受寫出來，幾個月前，我夜宿山東一座山里的賓館里，午夜夢回不能成寐，我曾經寫了一篇，后來電腦出故障損失掉了，這是同一個題目下的第二次重寫。

　　孔夫子說“三年無改于其父之道是謂孝矣”，回想起我這許多年來的思考理路，我很慚愧，在我父親剛剛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正是我對于未來看法最為明晰和自信的時候，父親的人生觀和教誨，我當時認定是過時了。在我父親離開這個世界接近二十年的時候，他的某些認識我才逐步領會到，從此我才與父親的心靈多了一份相通之處，我不知道自己是有了進步還是退步了。愿以此紀念我的父親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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