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當代文學應有的敘事視角與價值擔當——評李云雷《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

王磊：當代文學應有的敘事視角與價值擔當——評李云雷《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

    文學敘事與現實生活經驗之間的緊密聯系，是文學作品獲得藝術力量的根本保證。如果文學敘事對現實的、普遍的生活經驗熟視無睹，不關注社會大多數群體的日常生活與情感體驗，不表達生活中普遍的審美經驗，那么文學也就喪失了對現實生活的藝術洞察力與批判性。這樣的文學只會變得綿軟無力，成為在純粹的知識與技巧中孤芳自賞的“玩意兒”。而這正是1980年代來以來的文學主流所存在的主要弊病。中國文學一旦脫離了中國的現實生活，自然是無法講述好中國的故事的，特別是在這樣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一個寫滿大故事的時代，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時代。文學如果不愿錯過這場盛宴，成為“缺席”的“在場”，那么它就不能回避這樣的問題：它將怎樣去記述這個時代的大故事？怎樣去呈現無比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與人生個案？怎樣去探究生活在這個大時代的人們的情感與心靈世界？這是時代給文學提出的歷史性課題。我想，李云雷的新著《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正是以此為基本出發點來展開理論探討與批評實踐的。
    “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這一頗具敘事學意味的名字有著特殊的意指。首先，“如何講述”，這不僅意味著敘事視角的選取，也是價值立場的選擇。其次，“中國的故事”突出了“中國經驗”的獨特性。中國的文學講述中國的故事而非外國的故事，這不是很自然的事嗎？然而，3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當代中國的文學更擅長于以自己的故事表達外國（西方）的觀念，且至今樂此不疲，至于如何體現出中國的精神，表達出中國經驗的獨特性，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而在中國社會經濟與文化建設不斷發展的今天，李云雷強調“中國的故事”，這是對建立中國自主的文學與文化價值觀迫切而充滿信心的表達。
     對1980年來以來的主流文學觀及其審美趣味進行反思與批判，是李云雷建構自己的理論與批評的一個重要邏輯起點。1980年代以來，“新啟蒙”帶來的個人主義與西方美學倡導的“審美無功利”觀念共同作用于人心與藝術，在喚醒社會主體“個人意識”的同時，也促使文學急切地回歸“自身”，開啟了“純文學”與 “個人化”寫作的歷程。這一包含社會與意識形態變革意義的轉變，曾經具有不可否認的歷史合理性。然而，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生活急速而深刻的變革，迅即反襯出這種文學觀念的僵化與1980年代以來文學學科體制化的弊端。文學敘事日益脫離現實生活，在抽象人性與價值虛無中失去了對現實的關注與批判性。另一方面，以個人主義為價值支撐的商業文化的介入，也使文學在金錢面前進一步迷失，幾乎喪失了認真“講故事”的熱情與能力。文學不再像它曾經的那樣飽含理想，充滿力量。沒有了價值擔當與社會責任感的文學，宣告了1980年代“文學理想”及其意識形態的破滅。由此，文學界開始了對1980年代的整體性反思，對“純文學”觀念展開了批判。而李云雷對此的見解是切中肯綮的，他認為，1980年來以來的文學偏離了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的傳統，其對西方現代美學標準的遵循與片面理解導致了“一種注重形式、敘述、技巧”的美學趣味，由此出發，現實人生的內容往往遭到忽視；而它所采取的精英化的敘事視角，“使它逐漸遠離了底層，遠離了讀者，在表面的繁榮之后隱藏著嚴重的危機”。在反思1980年代文學的同時，李云雷把1950—1970年代的文學引入比較視野，通過分析文學讀者基礎的變化、作家的分化勾勒出30年來中國文學“從‘大眾化’到‘精英化’，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轉變，并明確強調“1980年代文學的‘繁榮’建筑在社會主義文學的遺產之上”，顯示出可貴的歷史意識與客觀的治學精神。
    如果說李云雷通過《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來“反思1980年代”，糾正偏狹的美學趣味是符合文學理論自身發展的必然邏輯的話。那么對“中國經驗”的特別強調，則顯示出作者開闊的理論視野以及對文學“如何講述中國故事”的根本性思考。文學敘事不能脫離現實生活，文學、美學視野中的中國故事不能脫離“中國經驗”。那么，對于當代中國的文學家而言，什么是“中國經驗”呢？李云雷認為：“在我看來，所謂‘中國經驗’應該是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經驗，也應該是與‘傳統中國’不同的現代中國的發展經驗，它至少應該包括三個部分與一個前提。這三個部分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社會主義文化傳統、改革開放以來的新傳統。而其前提則是中國的基本國情：首先中國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在整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處于邊緣的位置；其次中國在鴉片戰爭以來屢受侵略，瀕臨瓜分或滅亡而終于獨立，至今仍處于‘民族復興’的過程中；而在國內，則是農民占絕大多數的一個人口大國。這一國情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會改變，也是我們討論‘中國經驗’的基礎。” 應當說，李云雷關于“中國經驗”的判斷是正確的。它既從歷史維度把握問題，積極肯定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傳統，又把中國納入到“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全球化與中國性”的基本架構中加以考察，從而形成了對“中國經驗”的基本判斷。在我看來，這一判斷不僅構成了其全部理論與批評實踐的基礎，也應該成為當代中國文學乃至文化建設的認識基礎。
    對中國當代文學來說，上述“中國經驗”的表述是其表現現實生活的基本前提，舍此，文學敘事難以捕捉到介入現實生活的敘事視角，難以有真正體現歷史感和崇高感的價值擔當。“中國經驗”的獨特性源自于中國模式的現代性道路的獨特性。眾所周知，由于中國的現代性是一種“后發的現代性”，中國注定要走一條與眾不同的現代性道路。這一點李云雷也明確指出，“中國從孫中山、魯迅、毛澤東以來，所探索的便是另一條現代化道路，是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堅持中國與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或者說從中國文化自身中開辟出現代化的道路，從而為傳統中國的現代轉型拓展出新的道路，也為未來的世界想象提供新的可能”。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在抗爭中走過漫長的民族復興之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所取得的成就使中國有可能走出一條“超越現代性的現代性道路”，也為“未來的世界想象”提供了新的可能。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文學也曾發揮過重要的歷史作用，而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也因此展現出不同于西方文學現代性的獨特內涵。簡單來說，西方文學現代性更注重人的主體意識與精神的啟蒙，而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則注重文學藝術在民族復興與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所能夠發揮的積極作用。盡管 1980年代以來文學的“新啟蒙”運動試圖使中國文學重走西方文學的現代性道路，但隨著中國被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裹脅的程度日益加深，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階層分化的加劇等種種社會問題，文學對個體生存、個體命運的關懷以及對國家的現實與未來的關注再次成為文學的基本命題，實踐證明，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基本任務仍然處于未完成狀態。因此，當代文學如何接續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傳統，如何重新審視延安文學精神，如何吸納新民主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的精髓，成為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
    “中國經驗”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現實，對“中國經驗”的考察同時也是一種價值判斷，即在全球化的視野中，“中國經驗”意味著中國自覺、自主的核心價值觀的重建。這種價值觀融會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社會主義傳統和改革開放以來的新傳統”，是“既‘中國’又‘現代’的價值觀念體系”。當代文學應當在這一價值觀念體系的形成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在精英化的文學敘事迷戀于對西方價值觀的模仿，商業化的文學敘事不斷推動文學走向歷史與價值虛無主義的當下，怎樣的文學敘事才能真正全面地表述出“中國經驗”的現實性與豐富性、復雜性與獨特性，從而使文學擺脫以往對整體的“人”的描述遮蔽社會階層差異的現狀，真正擔當起社會的價值、歷史的價值與人的價值。
    在李云雷看來，底層文學及底層敘事堪當此任。對底層文學的考察是他這部著作的重要內容，也是其為“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這一問題所預設的答案。自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社會變革的不斷加劇，文學界出現了關注底層人的生活，表現底層人的精神與心靈世界的文學創作。作為較早關注底層文學現象的學者，李云雷對底層文學的研究是持久而深入的。他對底層文學的許多判斷都極富理論見地，如“與其說它（底層文學）更接近于‘左翼傳統’，毋寧說它更接近于現代文學史中‘民主主義’一派的創作”、“底層敘事是一種先鋒”以及關于底層文學與創造當代中國新文學的可能性的判斷等。從他的研究中不難看出，他是將底層文學作為講述中國故事最具普遍性與合理性的敘事視角的。在我看來，無論是從其傳統承繼、審美趣味還是價值立場而言，底層文學都是目前最貼近“中國經驗”的一種文學形式。它成為當代文學一種重要的敘事視角，具有現實合理性與歷史必然性。
    底層文學是左翼文學與人民文學傳統的繼承者，然而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現實又決定了底層文學的內在品質不僅僅是人民文學的繼承。正如李云雷所指出的那樣，底層文學是對20世紀左翼文學與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文學傳統的繼承，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與新的創造。這種繼承與創新使底層文學重建了文學與現實，文學與底層民眾的聯系，為書寫中國經驗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底層文學表達的是一種不同于精英文學的審美趣味，它反對藝術的純粹化、神秘化和精英化，反對在天才式的靈感中去探討美的本質。它的信條是，藝術與美的秘密必須到現實生活中去尋找。因而相對于西方現代美學而言，它代表著一種新的美學觀念與美學準則。這種美學準則在中國“五四”新文學傳統、延安文學傳統以及社會主義文學傳統中始終存在，它表達的是一種生活美學，一種人民美學和新型的大眾美學。在我們構建當代中國藝術的評價標準，形成“新的美學原則”的過程中，這種美學準則應當成為不容忽視的構成因素。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在民族身份認同遭遇危機的時代，底層作為經濟全球化后果的“受難者”，作為“異質文化”的中堅力量，最易反思全球化的普遍價值觀的合理性，激起民族意識的覺醒。因此，底層文學以作為中國主體的底層為考察對象，站在底層的立場上，堅持直面現實、直面人生的寫作，其理論與實踐對于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主體性的建構能夠起到支撐作用。而對于一個國家內部來說，關注底層，關注沉默的大多數，是社會良知的體現。一個健康的、積極的、自信的社會應當坦然面對社會底層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底層文學所體現的價值擔當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既是對當代文學所存在問題的反思，又是關于當代文學未來出路的思考，同時隱含著對建構當代中國自主的文化價值觀的探討。應當說，其理論與批評實踐是頗有建樹的。值得強調的是，這部著作試圖為當代文學尋找一種切入現實生活的路徑。它從“中國經驗”、底層視野出發，希望沿著人民文學與現實主義的傳統開辟一條文學新路，字里行間無不體現出一種理論探索的勇氣與價值擔當的豪情。關注底層、關注農村、關注農民，是當代文學家與理論工作者不可回避的責任。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關于底層敘事的理論建構仍然困難重重，底層文學的研究也依然任重道遠。另一方面，“中國經驗”的復雜性也已然超出了底層文學與底層敘事的視野，當代文學需要從更多的敘事視角出發，才能把握“中國經驗”的全貌，才能更好地講述中國的故事。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