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土和占有是地理與權力的問題。人類歷史的一切都是根植于現實之中的。”“對19世紀的英國和法國公民來說,帝國是個不會使自己難堪的重要文化議題。僅僅是英屬印度與法屬北非就在英法社會的想象、經濟、政治生活及社會中有著不可估量的分量。”對于“帝國主義”,賽義德作了這樣的定義:“在我這里‘帝國主義’一詞指的是統治遙遠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實踐、理論和態度。”賽義德認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不是簡單的積累和獲得的行為,它們都為強烈的意識形態所支持和驅使,帝國主義是一種思維習慣,是主導觀念、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在文化、知識和現代技術領域里的廣泛表現,因此“必須認真地、完整地看待那孕育了帝國的情緒、理論基礎、尤其是想象力的文化。”在解讀文學經典時,賽義德采用“對位閱讀”法將文本中的內容同帝國主義的大背景結合起來,使文本的批評與文本構成的語境有機結合,對文本加以歷史文化的觀照,揭示文本背后的各種權力因素,透視文本的屬性與文化生產的關系。從后殖民主義批評視角,賽義德對狄更斯的小說《董貝父子》以及康拉德的《黑暗的心》進行分析,認為它們無論“從政治和美學的角度來看,都是帝國主義式的。”他多次強調說:“文學時常表明,它以某種方式參與了歐洲在海外的擴張。”對于文學批評,賽義德明確地表達他的觀點:“文學不能與歷史和社會分開。”他認為在解讀現代西方文化時,如果把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的歷史分開,把英國與加勒比海、非洲、印度等的歷史分開,而不是把它們放在一起進行對照研究,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現代西方文化。賽義德的“對位閱讀”和分析,就是要將文學、文化和帝國主義之間的聯系“在更大的帝國背景中顯現出來,使它們得到發展、表述、擴充和批評。”第二章“融合的觀念”是賽義德用濃墨重彩書寫的一章,也是全書最具價值和啟示性的部分。賽義德從文化和政治的批評眼光,分析解讀了狄更斯、簡·奧斯丁、福樓拜、巴爾扎克、康拉德、福斯特、吉卜林、加繆、紀德等數十位作家的作品,并著重分析了簡·奧斯丁的《曼斯菲爾德莊園》、威爾第的歌劇《阿依達》、吉卜林的《吉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吉姆爺》以及加繆有關阿爾及利亞的作品。不同于其他文學批評家,賽義德十分強調政治和社會意識與文學藝術研究的關系,從文化和政治的批評眼光去分析文化文本和社會文本,從文化角度進行文學研究。他發展了一種重要的文化政治批評理論———后殖民文化理論。后殖民文化理論是對殖民主義視角、東方學傳承的機制以及它們的延伸所形成的文本進行的一種多維意識形態批判理論。對于文化,賽義德作了這樣的界定:“文化”包括兩層意思,其一是指相對獨立于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的各種藝術美學實踐;其二是指一個社會的知識和思想精華的蓄積。因而,“文化成為了一個舞臺,各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力量都在這個舞臺上較量。”基于這種“文化”觀,賽義德探討了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與其民族文化之間的必然聯系,而這一直是西方文化和文學批評理論回避的問題。賽義德特別關注作為文化形態的小說,在他看來“小說有著一種包容性很強,準百科全書性的形式。包含在它里面的既有高度有序的情節,也有建立現存的資產階級社會結構和它的權威和權力之上的一整套社會參照體系。”賽義德尤其關注19世紀的英國小說,他指出:“到19世紀40年代,英國小說可以說是英國社會中唯一的美學形式,并獲得了主要表現者的顯著的地位,我們可以認為它也參與了英國的海外帝國。”這里,賽義德的意思不是說“小說”建構了“帝國主義”,而是強調“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文化作品的小說和帝國主義如果缺少一方是不可想象的。”并且,“沒有帝國,就沒有我們所知道的歐洲小說。”“帝國主義與小說相互扶持,閱讀其一時不能不以某種方式涉及另一個。”賽義德通過對“唯一的美學形式”英國小說進行后殖民批評分析,發現往往被大多數批評家所忽視的敘事體作品在歷史和帝國世界中的作用。他認為, 19世紀的歐洲小說不僅是一種強化著現存權力的文化形式,而且還使這一權力得到完善和表達,從根本上來說, 19世紀歐洲小說是一種“鞏固、精練和表現現狀的一種權威的文化形式”。因此,賽義德在分析和闡釋小說作品的時候總是“把它們看做是殖民進程的一個明顯的組成部分。”他認為,文學藝術作為重要的文化形式是后殖民主義話語和霸權意識表述得最露骨的領域,殖民話語與殖民活動,武力征服與文化侵略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系,把殖民話語與殖民活動聯系起來研究是至關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因此,在賽義德的后殖民文學批評解讀中,簡·奧斯丁的《曼斯菲爾德莊園》就是一部“關于一系列空間中的大大小小的遷徙與定居的小說。”賽義德指出,帝國主義和與之相關聯的文化都“肯定地理”,并且肯定“領地控制的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他對《曼斯菲爾德的莊園》中簡·奧斯丁順便提及的一個小地名———安提瓜島,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盡管奧斯丁在小說中對安提瓜島的描寫只是寥寥數語,但在賽義德后殖民批評眼光的透視下,安提瓜島不僅代表著托瑪斯·伯倫特爵士的“海外資產”,而且是“曼斯菲爾德莊園的靜謐、秩序與美麗的自然延伸,曼斯菲爾德莊園作為一個中心,確立了另一個處于邊緣地帶地產的經濟上的輔助作用。”另外,奧斯丁對伯倫特爵士去安提瓜島———這一個體的“海外經驗”盡管只是輕描淡寫,但在賽義德看來卻表明并體現了“帝國本土與海外的關系”。賽義德的“對位閱讀”法,其核心是在文學作品的敘述和批評中設置一種“態度與參照結構”(a 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透過文本的字里行間,賽義德總能發現其中的“文化霸權”,他將文學作品視為文化與霸權之間關系的一部分。
賽義德通過對文學文本的具體探討進行后殖民文學批評的具體實踐,對如何發現、批判文化霸權提供了思路。事實上,他把每一部作品都看做是帝國在海外出現和控制國內的“伴生物”,是對空間擴張和遷移的實際敘述。在賽義德看來,這些精心構造的敘事框架中的作品文本,充斥著關于帝國的統治、控制和利益”等觀念。他認為,文學文本是在一定的文化和歷史語境中生成的,處于一定的時空社會關系之中,必定會受到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制約,因而文本本身具有文化和歷史性。對文本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解讀是賽義德后殖民主義的文化策略,對文本加以歷史文化的透視使文學的研究具有更為廣闊的歷史文化視域。在第三章“抵抗與敵對”中,賽義德論述了20世紀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思想及其表現。他指出:“歐洲、澳洲、非洲、亞洲和南北美洲……認識到自己屬于一個被臣服的民族是反帝民族主義的根本認識。從那種認識出發,就產生了文學、無數的政黨、許多爭取少數民族和婦女權利的斗爭……”“帝國的歷史———在19世紀的部分時間,起義貫穿其中———在印度,在德屬、法屬、比屬和英屬非洲。”抵抗帝國主義運動大部分是在“民族主義”的廣闊背景下進行的,而民族主義的文化視野致命地受到它所利用的殖民者與殖民地的共同歷史的限制,賽義德認為“帝國主義畢竟是一種合作的過程……它是一種教育運動……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歐洲和美國的學校、教會、大學、學會、醫院的記錄中充滿了這種歷史。”他首先討論了福斯特的小說《印度之旅》,指出小說的核心是英國殖民主義者———“發達的身體、發達的頭腦和不發達的心”———與印度之間的交鋒,認為《印度之旅》試圖描寫印度本土的殖民主義和歐洲的反殖民主義的“既并行不悖又勢不兩立”。隨后賽義德討論了“反抗文化的主題”以及文化領域里主要的非殖民化手段:重寫都市經典,恢復社團組織,“重新占有、重新命名領地……隨著而來的是一系列的聲明、發現和明確屬性”,即重新占有文化和自我表現的方法。他接著討論了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詩歌,稱贊葉芝是一個無可爭辯的偉大的民族詩人,并將葉芝歸入“非殖民主義敘事”一類,認為葉芝屬于反對歐洲帝國主義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傳統,對“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國際意義的貢獻。在本章“駛入的航程與反抗的出現”這一節中,賽義德通過對C.L.R.詹姆士的《黑人雅各賓派》、喬治·安東紐斯的《覺醒的阿拉伯》、拉納吉特·古哈的《孟加拉財產規則:永久性解決法案》和S.H.阿拉塔斯的《懶惰的土著之迷:16世紀至20世紀馬來人、菲律賓人和日本人的形象及其在殖民帝國主義中的研究作用》4部著作的分析和討論,著重論述了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知識分子的崛起。前兩部著作的題材是關于“啟蒙與解放的偉大運動”,記述了圣多明各奴隸起義、阿拉伯起義———“人民抵抗運動興起的動人心弦甚至崇高的故事”。賽義德指出,詹姆士的《黑人雅各賓派》超越了它豐富的敘述所表達的廣闊的內容,因為詹姆士注意到了在非洲與加納比地區長期存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抵抗運動,而這“卻從未被殖民主義歷史學家所承認。”詹姆士和安東紐斯的著作提供了“一種寬廣的歷史視角,一種不同的敘述。”古哈和阿拉塔斯的著作屬于“后殖民地的專門性著作”,前者是“一種考古式與解構的書”,旨在說明“如何肢解帝國歷史的編撰”。歐洲是帝國歷史編撰的發源地,最穩固、最長久,也最具權威性。在阿拉塔斯的著作中,“人類冒險的敘述被嘲諷所代替”。古哈和阿拉塔斯的著作都“揭露了伴隨帝國主義各種托詞的丑陋的戰略,它已喪失信譽的、看似高尚并蠱惑人心的進步意識形態。”賽義德指出,“他們書中的語調與含義中明顯的政治或人文緊迫性,與已經成為現代西方學術準則的東西明顯互相對立。”這種“對位、復合和結合”的書寫所具有的意義在于,“他們將帝國主義的歷史首先看做是一個互相依賴的歷史和互相重疊的領域;其次是需要進行知識與政治的選擇。”賽義德認為,他們的書寫對于正在建立中的邊緣地帶的反帝抵抗運動與歐洲和美國對立文學間的文化聯合,是重要的“駛入的航行”———不可輕視的“開創性工作”。在最末一章“免受統治的未來”中,賽義德考察了后殖民主義世界的地緣政治學,并對美國在其中的作用給予了批判性的關注。賽義德專注于諸如海灣戰爭等政治事件,強烈譴責美國在中東及其他地區的政策,譴責美國知識分子沒有反對自己政府的新帝國主義政策。同時,賽義德剖析和探討了以美國為代表的新的帝國主義形式和特征。非殖民地化導致了傳統帝國主義的解體,但并不意味著帝國主義的終結,以美國為代表的新的帝國主義形式正在影響并試圖“主宰”當今世界。賽義德一針見血地指出,“無論美國做什么……都喜歡把它的所作所為解釋為‘對全球的責任’”美國不斷“將自己關于法律與和平的觀念強加于世界。”老牌帝國主義的霸權特點體現在“力量與合法性并存”,一種力量存在于直接的統治中,另一種力量則存在于文化領域,而以美國為代表的新的帝國主義,其顯著特征在于“文化擴張的范圍的突飛猛進。”賽義德指出,美國的傳播媒介空前發達,它擁有國際傳媒的力量并且操控世界上多數國家所依賴的新聞制作和傳播,對世界其他國家進行文化擴張、文化影響以及文化控制,制造“合并與依賴的新機制”,并以此來“臣服與脅迫”弱小民族和文化。同時,帝國主義觀念在“現代傳媒新的文化形式”中得到進一步的“表現”。賽義德指出,“這種表現和生產文化、規范、政治力量和相應的軍事及人文現象的世界體系,具有一種已成為制度的傾向,可以制造出超出實際的國際形象,來引導國際范圍的社會話語和過程。”賽義德抨擊美國媒體的不負責任和歪曲事實,他對老牌帝國主義和美國的強權政治、意識形態以及“西方主義”進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警示我們,美國正力圖把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意識變成全世界的普遍標準。賽義德希望聽到抵抗和對立的聲音,他“表達了促成‘富有創意的新人文研究范式’的愿望,希望以此對抗西方新聞和其他傳媒的歪曲與操縱”④。在《文化與帝國主義》這部著作中,賽義德提出了一種“混成性”的,或者說重疊的、相互依存的文化的、歷史的和文學的觀點,他堅持將高雅文化同英、法、美帝國主義聯系起來。他強調,在文化、帝國主義和被學者忽視的民族身份之間存在著聯系。他采用后殖民批評眼光,以觀照文學文本的新視角———“對位閱讀”進行文本解讀,不僅開啟了運用后殖民理論進行文學批評的思路,而且在標準的學術和歷史分析中增加了文學批評的新維度。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考察了眾多的西方文學經典作品,通過揭示文本分析、作者生活中的政治經濟現實和被殖民國家的歷史之間的聯系,將文化與帝國主義聯系起來。賽義德對于“文化”與“帝國主義”的“共謀”關系的見解,對文本從政治、文化的角度進行研究的文化策略,打破了西方學術界對東西方文化關系的常規認識。賽義德對文的批評與文本構成的語境有機結合,揭示文本背后的各種權力因素,解構殖民文學敘事與文化文本中隱含的政治霸權。賽義德通過透視文本的屬性與文化生產的關系,對文本加以歷史文化的觀照,形成了他獨特的方法論體系。賽義德通過審視西方如何把東方作為一個“他者”來進行文化、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上的影響和控制,考量西方現代文化體制與殖民地東方的歷史關系,重新認識和評價西方現代文化的語境和知識構成,動搖了西方知識體系的生成基礎。從殖民歷史角度對西方現代性進行反思,對整個現代西方文化史進行重寫,也正是賽義德進行后殖民文學批評實踐的重要價值所在。賽義德的“對位閱讀”批評方法不僅為文學批評提供了新的樣式,使文學和文化批評具有了更廣闊的歷史和文化視域,而且它已成為后殖民理論美學分析的經典闡釋模式。
注釋:
①巴特·穆爾-吉爾伯特:《后殖民理論———語境實踐政治》,第15頁,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1年。
②愛德華·賽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前言”,三聯書店,2003年。
③齊亞烏丁·薩達爾:《東方主義》,第107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④瓦萊麗·肯尼迪:《薩義德》,第7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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