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 旗 更 高 擎
—— 深 切 懷 念 魏 巍 同 志
北京市文聯干部錢小惠
（文章略有刪節）
敬愛的魏巍同志逝世不覺三周年了。
三年來，我時時想念他，多次在夢中見到他，他還是那樣熱情、正直、善良。往事像夢幻般一幕幕出現在眼前，使我刻骨銘心、永誌不忘。
我是1952年初第一次見到他的，當時在華北文聯工作，一天去一個小禮堂聽魏巍同志報告，只見臺上站著一個身材魁梧的軍人，面色紅潤、聲音洪亮，感到非常親切。他談到1951年12月隨馮雪峰同志率領的中國青年作家代表團訪問蘇聯，在莫斯科，與荒煤、胡可同志去訪問《恐懼與無畏》的作者、著名作家別克，當談到對別克六次采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寫成的幾十萬字手稿在火車上丟失時，全場都不禁善意地笑了。最后，作者又頑強地去了第七次，終于將書寫了出來。
次年3月，我去長辛店機車車輛修理工廠體驗生活。12月底，聽說魏巍同志10月25日也來廠，在機車車間兼任黨支部副書記，就請黨委秘書邊竹軒同志領去介紹認識。在昏暗的辦公室里高興地見了面。他為人十分熱情，談到為了寫抗美援朝的小說，其中牽涉到工人，便到廠里來體驗生活，先去看了首鋼，來此后，經副廠長黃英夫熱心挽留，決定在此生活一段時期。
他脫下軍裝，換上藍制服，和工人一樣在食堂里排隊買飯、聊天。
我們都住在工廠招待所里，有時也一起去廠門口小攤上吃早點，去飯館吃飯。
12月，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走在時間的前面》，歌頌了東北工人王崇倫同志提前完成1956年生產任務的先進事跡。
次年1月7日，他在日記中寫到：“晨，小惠來，送其兄一本遺作與我，他的哥哥是二十二歲時犧牲的。”“晚上，看小惠整的二七材料，感情沖動，想與之合作，馬上往他屋里跑了兩次，后來他回來。我與他講了，他也贊成，又聊到十一時始散。我們準備，一月份準備，二月份動筆，三月份完成。是否有些主觀啊？”
接著，我們又訪問了不少老工人。
這期間，他寫了一個短篇《老煙筒》，刻畫了一個半工半農的老工人。發表后，引起了爭議。后來，李富春同志肯定了這篇小說，認為寫出了第一代工人的特點。
那時，廠里工人叫“老王”、“老李”，往往親切地稱“王頭”、“李頭”。一次，一個工人叫他“魏頭”，他高興極了，認為人們已把他當成了知心朋友。
1954年4月，他結束了廠里的生活。他為工人階級的忘我犧牲精神受到深深地感動，表示要以此為生活的一個根據地。此后并曾多次來過這里。
他利用暑假，還讓兩個女兒來廠里與工人住在一起，勞動鍛煉。
為寫抗美援朝小說，他又下鄉參觀了耿長鎖等五個合作社。
后來，他和我又去參觀了鞍鋼，為近代化的大企業而驚嘆。
1955年2月21日，魏巍同志來廠，共同修改描寫“二七”罷工的小說。
不久，我們一起去看望了吳運鐸同志。
1956年，我們完成了電影小說《紅色的風暴》。
7月17日，他來信說：“我愉快地通知您，我們的《風暴》已經在前天晚上拿給周揚同志了。周揚問了一些我們創作的情形，他認為這個題材很重要，而且答應在開會期間抽時間看完，看來他的樣子是很高興的。他還說要打印一下，讓各方面的人（例如搞黨史的人）看看，把它搞得好些。”
后來又來信說：“在一個十分鐘的會議間隙里，周揚同志同我談了對《風暴》的印象。他認為作品是好的，有熱情，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勇敢、團結、友愛和他們的革命氣概。讀者對二鳳一家的遭遇會很同情。他說時代背景還寫得不夠，（如吳佩孚利用革命力量）。曹錕一般化，可不要。中夏和大釗發生關系，僅表現了黨的關系，沒有必要。他說，中夏開始講話太幼稚了些。中夏可再換一個名字，免得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他還說，武漢的一些情況是否可寫一些。因時間短，談得很潦草。”“我聽賴若愚同志講，周已向他推薦了這作品，并要請他看一看。”“這作品在會議結束前，周已轉給陳荒煤了。荒煤處尚無消息來。我今日已寫了信催。你有空也可直接寫信催，免得他們拖，因現在大伙都忙。”
8月30日來信說：“陳荒煤的信來了，轉給你看。”
陳荒煤同志信說：“你們的劇本，周揚同志交來后，為了爭取時間，即先交創作所打印。最近因忙于肅反，未能將劇本印出來，我已催過。一打印完畢，我就先看，并發中宣部、總政文化部、總工會一些負責同志提意見。我保證一拿到劇本就看，并且盡早和你們面談。”“打印好，即寄你們數份，你們先送雜志發表是可以的。”“謝謝你們對電影事業的關懷與支持！”
10月28日來信說：“來信收到，關于《風暴》，我今日再度催促荒煤同志，以便爭取首先能聽到若愚同志和中宣部研究黨史同志的意見。”“《解放軍文藝》大約十二月號起就要發表（十一月十二日即發稿），盼你能于最近將校對好文稿寄來，因這里的一份，宋之的同志帶到外地去了。”
12月3日，他來家中未遇，留條：“不用說，我知道您，你在為我們共同的兒子在不疲倦的忙碌著，而且一定是頗有進展的。——這還用說嗎？老弟，你是多么忠心耿耿的同志呀。你的赤誠，將使她發出奪目的光彩！”
這一年，《紅色的風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受到全國總工會領導的好評。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書中“北方吹來十月的風”歌詞，是魏巍同志創作的，后竟被人誤作當年革命民謠引用，可見藝術水平足以“以假亂真”。
在采訪中，由于李立三同志介紹，認識了鄧中夏烈士的夫人夏明同志。此后，她給中宣部寫報告，將我們暫時調出來，幫她寫《鄧中夏傳》。
1961年5月4日，我們隨夏明同志去武漢、南京、上海、廣州等地，先后訪問了郭沫若、茅盾、李立三、陶鑄、史良、陳望道、李達等一百多人。
次年夏天，魏巍同志和我去青島部隊招待所開始創作，他同時著手抗美援朝的小說《東方》。
一天，與魏巍同志從招待所出來，路邊一個孩子伸著手沖著他大喊“嗨！……紅臉漢子！”我們不覺啞然失笑。他的確是個熱心腸的漢子，連小孩都一眼就看出來了。
《鄧中夏傳》初稿完成后，因文化大革命，暫時擱置。后經夏明同志給鄧小平同志寫信，1981年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3年初夏，父親阿英請郭沫若同志給他題了詩：“縱有寒流天外來，不教冰雪結奇胎。東風吹遍人間后，紫萬紅千次第開。一九六三年初夏書東風吟一首為魏巍同志 郭沫若”。
他很喜歡這詩的內容，認為很與現實結合。
十年動亂中，我受到了沖擊。1968年底，8341部隊進廠后，我進了學習班，得到解放。聽說他也受到沖擊，解放后，現在太原鋼廠支左，便含著熱淚去了信。不久，收到他熱情的來信：
“當我一看到你的字跡，心頭就熱乎乎的，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讓我高舉雙手，熱烈地迎接你的解放！
千萬千萬不可有委屈的情緒，
千萬千萬不可有些許的感傷。”
“愿你為無產階級事業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這是我衷心的期望。”
“話很多，很多，一時難以說完。再次返京時，我一定先去看你，好好地傾吐一番。
緊緊握手！
代問作英、小胖子、榮蓉好。
魏巍
1969、5、11禮拜天下午”
附詩：
榴花經雷雨，
采色更鮮明；
我今經雷雨，
心比榴花紅。
豈止無怨意，
益感風雨情，
他日戰火里，
紅旗更高擎。
看了這封信和詩，我心里久久地不平靜，受到極大地鼓舞和慰藉。
1986年3月，他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詩《我是一個工人》，表達了作為工人階級一員的豪情。
次年2月7日，工廠舉行彭真同志題字、王震同志參加奠基的二七紀念館落成典禮，他高興地來參加了，并與市領導、廠領導及二七老工人合影留念。
不久，我們將先父阿英的一萬兩千余冊藏書捐獻給家鄉，蕪湖市圖書館建立了《阿英藏書陳列室》，他寫了墨寶“文星溢彩”。
多年來，我一般每年正月初四去八大處北京軍區宿舍向他拜年，因客少，便于交談。時常遇到一些人也來看望。他經常接到讀者來信，有什么困難，他總是熱心、慷慨地從思想上、經濟上給予幫助。
1990年是他七十壽辰，為表達衷心的謝意，我將先父的遺物：“千秋萬歲”瓦當送他祝賀。
酷夏，他受邀和廠里一些原領導人去南戴河工廠療養所休假，他關心地召開了工人座談會，在9月7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南戴河紀事》，對工人也能到海邊療養，十分贊揚。
1994年初，我去看他，他看了我寫的《鐵面人》、《好老頭》、《刺兒劉》等，認為現在很少人寫工人，寫得這么真實，是從生活中來，不是想的。寫出了人物性格。勉勵我今后要加強文學性，更形象化、典型化，有的情節可放大、突出，有的可刪減、略去。并說研究生活的時候，要有最大的老實；結構作品的時候，要有最大的“不老實”。將來可以從真人真事中跳出來，寫大部頭作品，反映出這個時代。
這些年，他瀝盡心血先后創作了《東方》、《地球的紅飄帶》、《火鳳凰》三部具有時代意義的長篇小說。《東方》獲得第一屆茅盾文學獎。他說他幾乎沒有假日。為寫長征，他不辭辛苦，走遍了當年紅軍經過的路途，不幸扭傷了腿。
他還帶領一個小組，幫助聶帥完成了《聶榮臻回憶錄》。
次年秋天，我們去中宣部多功能廳，參加中國作協向參加抗日戰爭老作家敬贈紀念牌儀式，80余名老作家獲得了紀念牌。
1997年2月4日，我們去廠參加建廠百年的聚會，拿到《百年滄桑》影集，看了廠史電視片。這是他最后一次來廠。
7月中旬，他因心血管阻塞，幾乎不能行動，住進了301醫院。這時，他患糖尿病已21年。不久，我去看了他，談了些近況。原海軍政委李耀文同志也來談了一會。
2000年，北京石油地質學校55屆全體學員送給他賀聯：
敬賀良師魏老八秩華誕
戰士可愛傳天下
三部壯曲鼎日月
5月，我參加中國作協舉辦的“魏巍同志創作歷程及《魏巍文集》研討會”，每人獲贈一套文集。到會同志對魏巍同志幾十年來深入生活，勤奮創作，給予了高度評價。
6月29日，他從遙遠的郊外，特地趕來人民大會堂，參加了隆重的阿英同志誕辰百年紀念會。
10月23日，《人民日報》登載了他寫的《輝煌的紀念碑——抗美援朝五十周年感懷》。深情地回憶、贊揚了那戰斗的歲月、牢不可破的中朝友誼。
晚年，他除了寫懷念毛澤東、鄧穎超、王震、丁玲等的文章外，還寫了《話說毛澤東》、《這條線劃得好》等不少觀點鮮明、筆鋒犀利的政論性文章，他是一位真正的、無所畏懼的無產階級戰士。
2007年2月下旬，聽說他住了院，我去301醫院看望，得知他三次心跳過緩，將要安裝起搏器。由于戰爭年代，配眼鏡不易，不管拿到什么眼鏡就戴，形成高度近視，現在看電視都困難。
次年6月2日，接到他老戰友羅擇同志的電話，說他患了肝癌，真似晴天一聲霹靂。
接著，我們一起去看望，他的病已經很沉重。交談中，他念念不忘、操心的仍是國家的大事。
他送給我新出版的充滿革命戰斗激情的《新語絲》、《四行日記》。
次月27日，天氣悶熱，沒有一絲風，我和老伴懷著不安的心情前往探視，走進病房，見他躺在床上，臉色白里泛紅，有些黑斑，正和羅擇、鄭伯農、徐非光同志關切地談論風云變幻的國際國內大事。他始終關注的仍然是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命運。
病房寬敞、明亮，但空氣是沉悶、凝重的。
沒想到這竟是我們最后的一次見面。
8月24日，北京奧運會閉幕的這天，黨的忠誠兒子、杰出的無產階級戰士魏巍同志停止了呼吸，享年88歲。
雷電轟鳴、大海翻騰、山川哭泣……遺體告別那天，來八寶山送行的群眾有數千人，都自發地從四面八方趕來，許多人與他素不相識。大家懷著沉痛的心情，送他上路遠行。
熱愛人民的人，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的……
二Ｏ一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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