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金陵十三釵》，頗有些感觸……
不想寫，滿世界的影評，又何必添些口舌呢？本來，就好像很多看過的好電影一樣，看的時候，感動一陣，過后，心里似乎還有些戚戚，然后大約在接下來的一兩個鐘頭中，那些微微的感動，消散在滿大街的喧囂和五光十色中，然后照舊我俗人日子。
可是，偶然間瞥上一句影評：“其實美國佬只是打醬油的”。打醬油一詞，莫名引發一肚子話，竟然想寫幾句了。
一、看客
4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博文，題為《我愿做一名看客》。所謂看客，其實就是前面所指打醬油的。打醬油是今天的流行，這里用一個帶著舊味的語詞，其實是中了魯迅的毒，無法擺脫他給我們下的定義。
一個人要被政府砍頭示眾，我們在 “秋天的后半夜”來到丁字街口“簇成一個半圓”，去看一看。我們的中間偶爾有人抹一把眼淚，還有的人可能會鼓掌喝彩。這樣，通過對于我們未曾經歷的事情的觀察，我們或多或少以某種想象的方式來體驗了另一種人生。
在戰士的眼中，這類看客，未免過于麻木。年青時候，我也頗有也受到類似的想法，很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到而今近不惑的年齡，終究漸漸明白，原來自己就是被當年的我所哀所怒的某一個。
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在歷史中做一名看客是一種宿命。即使那天我沒有去丁字街口，后來也會耳聞一個殺頭故事。怎么辦？沉默，直至爆發——，其實我只能將它作為談資，與人聊聊而已。就如同多少年后的今天，我在中國中部的某個城市里，在一部名叫《金陵十三釵》的電影也當上一回看客，然后與其他眾看客聊聊而已。——換言之，我們所看到的那些事中的那些人，本來又何嘗不是看客呢？殯葬師米勒是一個看客，陳喬治是一個看客，女學生也只是一些看客，至于金陵十四釵，尤其是了。
既然當上看客，便看看罷。我們所看的，其實就是人世間生生死死罷了。看一個人殺頭，就叫我感同身受，萬念俱灰，活著沒有意思？還是激憤無比，滿腔冤屈，乃至沖上街頭，與整個體制作戰？
你能怎么樣？
我得承認，我很害怕魯迅的文字，他逼視著你，帶著嘲諷的眼光，把你心底里的那點小九九翻出來，卻連一句批評的話也不講，讓我這種大俗人特別感到難受。我希望，能夠擁有做一名看客的權利。天地如此高明，時間如此遼廓，我生于其間，如浮萍微埃，在電火光中。活著，看看，然后完了，這是一種怎樣的逍遙……
可惜的是，有時做不到。
二、某個時刻
所謂權利，是太平時期的某種可能，而到了某個時刻，這種可能如此渺茫，以致成為一種奢侈的反諷。一直以來，我們最怕面對某個時刻，在這一節點上，所謂權利，終于褪去修辭色彩，成為一種殘酷的事實。
看客的權利，也許從來只是看客們的一廂情愿，因為某個時刻，總會在你不情愿的時候，不期而至。
在某個時刻，會有人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會有人凌辱你的妻女，會有人闖進你的家，搜括你的錢財。其實，你壓根就不是看客，你就是戲中的一分子。種種令人發指的暴行，可能會指著你。指著你，哪怕女人很美，哪怕歌聲很動聽，哪怕世界如此莊嚴。
在某個時刻，你終于發覺，你并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看著人間世紛紛擾擾，只仿佛世界與你無關——事實是，世界與你如此息息相關，你被壓迫得難以呼息。甚至，你還發覺，最致命的問題是，你在某個時刻，你還可以選擇，你必須選擇。選擇如此重負，如此讓你糾結，如此重要——你終于發現，天地真是非常靜穆，淋漓鮮血，就這樣慘淡著，在過去和未來的某個時刻。
義，還是利？生，還是死？如何選擇，這是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我在某個時刻的選擇，我肯定做過，但我不記得了。我猜想，我一定是像平常人那樣舉動。當然，這只是猜想，也有可能，我會作惡，但也不是沒有舍生取義的可能。不管怎么說，我真的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或者我將要做什么。一直以來，我在快樂地活著，至少試圖是快樂地活著。我會遺忘某個時刻，我不相信某個時刻。我不愿意回首，不期望它到來，總想拿小概率事件來忽略他的存在或者到來，以幸福的需求與心理的自我安慰來埋沒它。
但是，這個故事來了，他狠狠地刺痛我，提醒我：某個時刻，它存在著。
三、救贖
突然想起電影中的那個約翰神父來了。有人說，他本來只是一個小混混，而面對屠殺與強奸，終于實現了自身的救贖。
救贖？救贖什么？
為什么救贖，因為我們有罪。我們罪在哪里？難道因為幾千年前的亞當與夏娃的偷吃禁果——原罪？或者因為現時的罪：做一名看客。
唔，我直說吧。我不相信：我平時的混混有什么錯的，我現在想方設法為自己過上一個好一點的日子，有什么不好。我不懂原罪，也不知道現在有什么罪，如果沒有犯法。救贖什么的，對不起，我敬謝不敏了。
我寧愿做一個混混，也不愿意要什么救贖。我知道在某個時刻，我必須選擇：我希望某個時刻來臨時，我做了對的選擇。是，就是對的。但是，我不愿意我所做的選擇被人用“救贖”或者“墮落”之類的字眼來描述。
我并不欠你什么，上帝。其他人也一樣。
種種殘酷的暴行，就是人制造的。面對它們，我們必須自己做點什么。在《金陵十三釵》中，就有人去做了，做了正確的事。
四、人性
這種做為，有人歸結為人性。
比如：“張藝謀在電影中，用人性光彩取代了原著的女性主義，更普適、更通俗，是本片于藝術層面有所建樹之余，奠定商業成功的一步好棋。”
比如：“中國人是有人性的，東洋人是沒有人性的，在中國人性的感召下，西洋人發掘出了自己的人性。”
……
滿天的影評，有個字眼在其中穿梭，一遍又一遍在網絡上橫飛，這個字眼叫“人性”。幾乎將把人性吹噓為多么好的一個東西。
身為一個人，不敢說懂得人性。但我知道，舍生取義固然是我們的人性，但站在其對立面的殘暴也同樣來自于人。高尚是人性，邪惡也就是人性。因為革命而犧牲是一種人性，與那些害怕革命而發國難財的，又何嘗不是人性呢？曾經有一些人，口口聲聲以個人的私欲作為人性的天然基石，然后謂革命為虛妄。——這種口吻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不少知識分子的嘴中流行，至今仍然有人拿來懷疑崇高，拒絕奉獻。其邏輯，是不值得批評的。舉世如此，卻也不必過于憤懣。倒是斯言斯行，也可以算是人性的一種，增加我們對于人性的認識。
從小混混變成英雄，固然是人性的表現，而攻下南京后強奸女性的日本兵，又何嘗沒有人性呢？那些口口聲聲人性，然后借所謂人道主義來權衡作品的言辭，我以為，若不是掩耳盜鈴，便是人類無意的自我捧高，是不敢直面慘淡人生與人類本質的反思。
人性可以說明一切問題，其實什么問題也沒有說清。要說出事物的本質，只有深入事物的社會本質，回歸到階級。正如1943年毛主席在劉少奇給續范亭信上的批語中所指出的，人“只是社會的動物，人分成階級后，只是階級的人”。當一個帝國主義入侵一個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時，這些底層的階級——他們本來只是一些看客——終于切身體會到某個時刻的深入到靈魂的苦難。
因為在某個時刻，有錢的人早已離開，有權的人棄城不顧，而底層階級卻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人性”——它被或隱或顯地為階級所修辭——所必須的選擇。在政治與歷史的舞臺劇上，這些原本的看客不再可能，必須選擇。在這一刻：他們不再是賣笑愛慕虛榮的妓女，不再是萬里淘金的美國佬，或者某個思念故鄉的日本兵。
階級——人類社會中最深層最基本的結構性力量——如此有力地凸顯出來，卻又如此被當代的人無視而過。
五、多元主義
2011年12月20日 ，一個叫Mike Hale的人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金陵十三釵》要遠遠弱于陸川的《南京南京》，因為后者承擔了各種觀點（armed with points of view）。
我無意在此評價兩部電影的高下，但這一評論所蘊含的看法讓我深感憂慮。Point加以復數，顯然，是作者覺得好電影應該有多種視點。在他看來，一種多元的觀點要遠遠好于一元或者不那么多元的看法了。恩，我想起一個概念：多元主義。
多元主義不管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都有其突出的體現。比如羅伯特·達爾對多頭政治的鼓吹，阿馬蒂亞·森在多元身份上的論述，以及以解構主義為號召的文化多元主義的呼吁和實踐。多元主義確實具備一種直覺的更為親和的感染力，記得自己翻譯森的書時，一時間還是頗為之動容的。
但是，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談抽象的多元，當種種多元一落到實地，我們就必須選擇。就南京大屠殺而言，我們可以捫心自問：我們能夠接受一種關于屠城中的日本兵人性的多元嗎？是不是因為多元觀點就意味著superior呢？什么才是多元的底線？
別人怎么想，我不得而知。作為一個普通不過的看客，當無法抱著閑情與無聊來看戲的時候，這已經是被擠壓到極點的時候。在某個時刻，誰也不是看客。你要么是站在祖國一邊，要么是祖國的對立面。沒有中間，沒有貌似正確地批判，類似于而今一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所扮演的立場。沒有，從來就沒有。更無所謂多元。
沒有多元，只有正確與否。而正確與否，就一點：是否站在祖國，站在一個被壓迫的民族中，站在被壓迫階級的立場上說話。
六、愛國
不能不提到愛國。
但是，并沒有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愛國。更何況有一些人打著愛國的幌子而做著發國難財的夢，更何況一幫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在普世價值的名頭下肆意糟踐愛國精神。 2011年12月13日 ，在《金陵十三釵》上映的前幾天，有個上海的教授就在《南方都市報》上給《金陵十三釵》打上了一個標記：“情色愛國主義”。有人不允許妓女愛國，這其中意味深長。
階級，還是階級。有人不允許一個受損害的階級愛國，或者說不能像他們那樣愛國。因為這樣的愛國，當然不夠他們那般彬彬有禮，那般溫良謙恭讓。更何況，妓女——這種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生存，被資產階級定義同時又被資產階級所唾棄的社會構造物——當然是不配愛國的。愛國若與之沾邊，又何能夠得上他們所謂的愛國呢？
階級，還是階級。
底層階級，從來只是政治中的看客，不曾有力量登上政治舞臺。只能在生存的罅隙中，圍觀統治階級的殺人與鮮血，圍觀公共知識分子扮演著牛虻的嗡嗡作響。工人沒有祖國，他們也無所謂愛國。平時間，若想愛國，也要聽從統治階級的指揮與公共知識分子的評判，否則，是無法為世界所接受的。
只有在某個時刻來臨，底層階級才發現，國家的真切含義。有錢的人可以移民，有權的人往往率先離城，他們還可以發國難財，或者道義在手。而作為底層，這個最需要國家保護的群體，卻只有做出最艱難的選擇——甚至連選擇也沒有。
說到底，沒有抽象的愛國，只有階級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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