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題材影視的新跡象及其社會歷史背景

說明：本文作于2008年9月，原為慶祝“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而作。當時先后投了三家刊物，開頭都接受了（有的甚至已經印出了清樣），然而就在正式發表前，編輯忽然打電話過來說：你說的其實是對的，但我們還是不敢發表，怕丟飯碗，很抱歉！由此，我了解到了這個社會的某一真實面。無奈，只好將此文章束之高閣。一晃幾年過去，差不多忘記了。然而，最近網絡上又傳出經典歌劇《白毛女》重新排演，主要執筆人和第一代喜兒的扮演者攜手“顛覆“老傳統的消息。我不了解內情，也未看過此新版，不作評論。但因此引子而想起了這篇舊文，似乎還沒有過時，于是檢出來發表，以供群眾參考。　　

                                                  作者      　　

                                               　2011-11-21　

              革命題材影視的新跡象及其社會歷史背景　　

　潘老師　　

摘  要：當前中國，以革命（含抗日）為題材或與革命題材有關的相當部分影視產品，呈現出一些新的跡象：對階級敵人（或民族敵人）的顯性或隱性歌頌，對我方的顯性或隱性貶斥；革命斗爭主人公身份的變化；革命者的匪氣化或鄙陋化。很多人從受西方傳入的大眾文化影響的橫向視角去考察這種現象，其實，更重要的視角應該是中國革命發展史的縱向視角。革命題材影視出現的新跡象有著從文革到“改革”的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　　

關鍵詞：革命題材影視  新跡象 社會歷史背景  　　

我們仔細觀察當前中國的銀幕熒屏，會發現以革命（含抗日）為題材或與革命題材有關的相當部分影視產品，呈現出一些新的跡象：　　

 其一，對階級敵人（或民族敵人）的顯性或隱性歌頌，對我方的顯性或隱性貶斥。比較露骨的是《色·戒》，稍微隱晦的是《集結號》，間中帶有嫌疑的是《亮劍》。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把中國人民大眾與階級敵人、民族敵人的正邪、善惡斗爭偷換為理念、信仰或人性差別的斗爭，淡化階級利益或民族利益的沖突和道德的色彩。這就為人民公敵涂上了一層“人性化”（實際是獸性化）的外衣，掩蓋了其反人民反文明的獸性本質。而曾經作為正義力量出現的革命戰士與人民大眾，也就同時被或明或暗地推向了反面形象。　　

其二，革命斗爭主人公身份的變化。最少在1980年代初以前，我們看到的革命電影、戲劇的主人公形象基本上都是普通人民群眾。在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影視藝術如果不去表現勞動人民的革命、工作和生活，那么它還能表現什么呢？然而在跨入21世紀之后，我們發現革命影視中勞動人民的革命斗爭、勞動創造和日常生活基本上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豪門大族的公子小姐、老爺太太的革命形象和革命行為（有的增加了不少具有豪門大族特色的男女情恨元素）。我們可以略為舉例：《大宅門》、《闖關東》、《仁者無敵》、《食人魚事件》；連革命色彩比較純粹的《最后的子彈》也不免嫌疑。這給人一種歷史錯覺，仿佛漫長的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就是這些出身于豪門大族的英雄，是這些富人解放了貧困的勞動人民。　　

其三，革命者的匪氣化或鄙陋化。在某類影視產品中，出身于社會底層的以革命者形象出現的主人公，其行為往往十分囂張，其語言往往十分粗魯，其形象往往極具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實際上是匪氣化）。仿佛來自社會底層的造反者天然地就缺乏教養和文明。較明顯的例子是《亮劍》、《狼毒花》、《林海雪原》。這類革命者的形象可以給觀眾以一種力量感，卻難以使人感受到老電影中人民子弟兵的溫暖。　　

為什么以前給人以非常嚴肅、莊重印象的革命影視，會在當前發生這種奇怪的變化呢？研究清楚這個問題對認識當代中國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很多人從受西方傳入的大眾文化影響的橫向視角去考察，其實，更重要的視角應該是中國革命發展史的縱向視角。我們不要淡忘了中國當代文化史上的一個關鍵詞：文革。作為中國現當代史從革命轉向“改革”的中間環節，文革的文化地位十分特殊。要分析“改革開放”時期出現的迥異于過去年代的文化現象，不可能不分析文革與“改革”的因果聯系。　　

今天，回首漫長的中國革命史，應該承認，盡管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鋼鐵打成的革命戰士，但總體上看中國革命隊伍并沒有做到完全純粹，其中隱藏著大量投機革命者。在武裝革命勝利后，這些投機革命者一旦掌握權力，有可能走向人民群眾的對立面，成為新的反革命者。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風云激蕩，促使權力集團和社會力量及時分化，把真革命者和投機革命者的內心勘察得清清楚楚。真革命者經受了考驗，走向繼續革命；而投機革命者意識到自身與人民群眾的距離，害怕群眾運動的沖擊，為了確保自身的特殊利益，而果斷地轉向了同人民群眾對立的政治操作。　　

中國走進了“改革開放”時期。經濟基礎發生了逆轉：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瓦解，私人占有迅猛形成，暴富階層出現；上層建筑發生逆轉：官商集團和精英文人壟斷了政治權、經濟權、話語權，人民大眾尤其是底層民眾被徹底排斥在主流生活之外；社會精神環境發生逆轉：革命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公平正義、平等自由、人民至上等社會核心價值被摧毀，弱肉強食的獸性原則、掠人利己的處世方式、行尸走肉的生存態度、高人一等的權貴意識控制了社會氛圍。在“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旗幟的指引下，特殊利益集團在搶占國家財富和人民財富的過程中迅速形成，這就是以臭名昭著的官學商鐵三角為主體的所謂新社會階層。　　

地痞流氓在“闊”起來后，往往會花大錢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很文明。新社會階層在崛起之后，如何對自己進行文化打扮呢？除了花大力氣在主流媒體上以各種“文藝”形式歌頌自己“創業”成果的輝煌和肯定自己“創業”過程的合法性之外，新社會階層必須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自己如何處理同中國革命的關系？　　

一部分新社會階層成員充分意識到自己同中國革命的敵對關系，他們干脆公開大罵中國革命或隱秘地貶損中國革命，完成了從投機革命者到反革命的歷程。嘲諷抗日烈士、美化漢奸的電影《色·戒》能在中國大陸通過審查、隆重上映并得到主流媒體的一片叫好，表面上頌揚中國軍人鐵血意志而實際上瓦解革命軍隊崇高道義的《集結號》能在中央電視臺反復播出并得到高度肯定，說明新社會階層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十分雄厚。嚴酷的民族利益、階級利益斗爭問題和人間正邪、善惡斗爭問題，被赤裸裸地與輕飄飄地偷換為人性問題、血緣問題和信仰問題。　　

另一部分新社會階層成員則由于歷史淵源或社會壓力，不忍或不敢割斷自己同中國革命的聯系，而采用了“折衷”的辦法，要把自己當前的特權與中國革命“和諧”起來。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本來是人民群眾，但在當前中國人民群眾已經被主流媒體稱為“弱勢群體”。正如特權階層搶奪人民革命和人民建設的物質成果而成為“強勢群體”一樣，特權階層也妄圖搶奪人民革命和人民建設的精神成果而成為“精神貴族”。于是我們看到，當前革命影視中的革命主體力量由人民大眾被悄悄偷換成了豪門大族。這類影視，有的是新社會階層有意為之，有的則是社會文化大勢影響下制作者們不自覺的制作，無意中幫新社會階層作了辯護。在中國革命史上，出身于豪門大族的革命者大有人在，以影視藝術的形式歌頌他們完全是應該的。但如果這類影視成為社會主流并掩蓋了真正的革命主體，或者被非正義力量利用，我們就要提高警惕，深入分析其社會基礎。　　

人民大眾，在文革電影中曾經被認為是社會歷史的主人，并在一定程度上當作“高大全”的形象加以藝術表現；而在當前，人民大眾已經成為新社會階層眼中“不明真相”的愚民或有造反傾向的刁民。高貴者與卑賤者的對立重新形成。高貴者在野蠻地搶奪了人民財富之后，為自己披上了文明的外衣，而他們的潛在威脅——不管是過去的底層革命者還是現在的底層“鬧事”者——盡管他們的道德品格非常高尚，精神境界非常開闊，都被本能地視為野蠻人、非理性的人。從精英媒體再三教導利益受損的底層百姓要保持理性這一點就可以充分看出來。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中，革命影視的創作者們很難避免不把更多的底層革命者寫出“匪氣”，以迎合主流社會文化潛意識的需要。　　

我對這類影視（反革命影視除外）的態度是矛盾的。每當看到這些革命者英勇、崇高的斗爭形象，例如《仁者無敵》中的皮德貴、《食人魚事件》中的賈思謀，我深為之感動。但冷靜下來想一想，又擔心這類影視多了，會誤導年輕人對中國革命的本來面目的看法。不管我們的擔心如何，有一點是必須明白的，那就是這類影視產品的出現，是建國幾十年來各種社會力量博弈的結果，是中國革命史在當前中國的延續。　　

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各種社會意識形態、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斗爭顯得分外激烈。讓我們略為盤點一下近兩年來中國發生的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及其背后的政治、經濟背景事件，以為本文提供更為直觀更為豐富的背景知識：2007年1月中旬，全國人大高官聲稱要確保《物權法》通過，而同一時段，反映二三十年代農民大革命而又具有明顯現實針對性的電視連續劇《星火》首播；《物權法》既是新社會階層對自己的一紙心理安慰，也是對無產者一無所有的嘲笑；《星火》既是廣大農民對自己的星點鼓舞，也使新社會階層感到恐懼；這兩件對抗性的文化事件同時出現，具足對當前中國社會的象征意義。跟著頗具青春勵志作用、激勵青少年胸懷家國健康成長的電視連續劇《恰同學少年》和《士兵突擊》逐漸紅遍中國，而隨后侮辱中國烈士、解構革命道義的《色·戒》和《集結號》豪華登場，引爆無數眼球；與此相聯系，官方大力推舉《恰同學少年》的核心價值建設作用的同時，民間卻爆出了解放軍洛陽烈士陵園被官商勢力破壞的消息。獲得主流社會褒揚的電視連續劇《金婚》和《戈壁母親》仍在貶損文革，央視春節文藝晚會唱響的《紅太陽照邊疆》中歌頌毛澤東的歌詞被篡改，而以烏有之鄉網站和人民網強國論壇為代表的新左翼文化力量對反革命反毛澤東的勢力發起了猛烈的反攻。新社會階層的著名喉舌《南方都市報》和鳳凰衛視一直攻擊著走集體主義道路富裕起來的南街村，但它們自身新自由主義的自私性似乎決定了它們根本不愿去扶起改革開放的象征——貧困的小崗村。為挽救作為傳統文化精華的京劇的衰敗命運，教育部不得不推廣誕生于文革新文化中的革命樣板戲，而宋祖英等大牌明星們“小學增設繁體字教育”的全國政協提案以及其他學者名流們“廢除簡化字”的叫囂，卻頗給人以別有用心地走文化、政治回頭路的印象。還有17大、兩會、臺獨、疆獨、藏獨、北京奧運等問題，引發出中國社會種種深層次的矛盾，促使我們認識到：不正本清源地解決中國革命的本來面目問題，回避或扭曲中國革命問題，就不可能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20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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