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爾一日

伊斯坦布爾一日

王炎

一、
閱讀歐洲古典文學，會與君士坦丁堡不期而遇，古羅馬君士坦丁大帝以本名命名這個城市，欲在東方重建羅馬。想象中它總帶些東方情調的基督文化之都，拜占庭、十字軍、東方快車，遼遠而神秘。在當今的世界地圖上，它已更名伊斯坦布爾，土耳其共和國讓首都恢復了奧斯曼時代的阿拉伯稱謂——即“城市”，里面有橫跨歐亞大陸的大橋，氣勢恢宏。多年來悠然神往，無奈隔岸觀火，如今終于如愿成行。雖說眼見為實，但多年的旅行經驗告訴我，親歷往往不如遙念美好，而此行卻在意料之外。
從北京直飛伊斯坦布爾，只有午夜航班。所以子夜趕奔機場，在飛機上困撐幾個小時，第二天清晨5點半就到了土耳其。這么早下飛機很尷尬，街上空無一人，從機場到旅店一路睡眼惺忪，無精打采望著車窗外古街陋巷倏然掠過。遠看舊房老屋鱗次櫛比，把這座城市塞得滿滿的。出租車駛入狹仄的胡同，吃力爬上近70度的陡坡，然后沖下店鋪林立的小巷，身體感覺失重，還沒睡醒就坐上了“過山車”。伊斯坦布爾有1300萬人口，與北京不相上下，而土耳其全國才不過6千多萬人。
到了旅館，瞌睡連天的前臺服務生面露難色，時間太早了，客房還沒有準備出來。只好先暫存行李，到餐廳吃早餐等待。但還太早，早餐還未擺上桌來，好在有咖啡提神，消磨一下時光。別看酒店不大，餐廳卻很排場。寬敞明亮的用餐空間，進深很長，三面的半玻璃墻，窗明幾凈，可俯瞰伊斯坦布爾全城。餐桌邊的窗戶敞開著，溫潤的空氣吹進來，是古東方的早晨的甜凈與春意。餐廳里已有一位早起的客人，靠在一扇窗邊，擺弄著一架碩大的照相機，粗壯的變焦鏡頭伸出窗外老長，像門小炮架在三腳架上。快門每隔一兩分鐘自動啟合，掃描著明媚相涵的水光山色。她是位四十多歲的美國女攝影師，高大碩健，特意早早起來，要把古城的時光流駛印刻在膠片上。天空是清澈的淡藍，射在雪白桌布上的晨曦一寸寸移動著，映襯藍色清真寺穹頂的光影色調，幽微變幻。一只白鴿從破敗的基督堂尖頂上一躍而起，飛入如洗的碧空，掠過蘇丹的皇宮，俯向喧鬧的大巴扎市場，斜刺沖向索菲亞大教堂，漸漸地，消失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煙波浩淼之中。瞬間，古代、近代、當代時空交錯，希臘拜占庭的教堂與奧斯曼帝國的清真寺，遮隱在同一片白云的陰影之下。大巴扎市場販夫走卒的叫賣聲，與18世紀法國作家夏多布里昂筆下的君士坦丁堡別無二致。遠處高音喇叭傳來婉轉悠揚的《古蘭經》的吟誦，你仿佛被時間機器帶回了歐亞大帝國的頹敗古都。而下面的CBD商業區，后現代辦公大樓，光鮮陸離的玻璃門廊下匆匆出入的時髦男女。樓層拐角掛耳麥、戴墨鏡的“黑衣人”，手持對講機，職業地為客人登記答疑，低調且明察秋毫，提醒你，伊斯坦布爾也是個歐化的國際都市。
早餐已經上桌，品著本地香茗，我發現土耳其人不用熱水沏茶，而文火烹煮，茶味極濃，須兌半杯白水，才有茶香。早起的客人三三兩兩來到餐廳，人人臉上露出驚異神色，大概被外面寓目的景色所感染，或為城市詩畫般的風韻心折。僅憑一張餐桌便可將古城春色盡收眼底，可謂秀色可餐。良辰美景讓不相識的過客忘掉拘束，不經意搭訕起來，海闊天空，意猶未盡。千里相會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似有一份緣分，鄉魂旅思，剛出行已有淡淡的鄉愁了。

二、

云淡風輕近午天，一個上午快要荒廢掉了，這么懶在餐廳里，大好時光要從指縫間溜掉了。忙到前臺詢問還能否趕得及市內一日游，于是隨個旅游團，走馬觀花，也算到此一游吧。最后一站是多爾馬巴赫切宮( Dolmabahce Palace)，已時近黃昏。這里也叫“新皇宮”，曾為奧斯曼帝國站罷最后一班崗，便恭送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壽終正寢。它富麗堂皇、窮極奢靡得讓人炫目。于1842年破土興建，占地11.2公頃，耗去國庫35噸黃金，僅天花板上的鍍金就用掉14噸。風格上，多爾馬巴赫切宮模仿凡爾賽宮和圣彼得堡的冬宮，與四百年風雨飄搖的“老皇宮”——托普卡帕宮（Topkapi Palace）風格迥異。老皇宮保持奧斯曼—拜占庭風格，古木蕭疏、莊嚴持重。新皇宮突出“全盤西化”的成就，將巴洛克、洛可可與帝國風范融于一身。宮內帷幕簾榻、威儀雍容。維多利亞女王贈送蘇丹的4.5噸重大水晶吊燈，從文藝復興穹頂壁畫的中央垂掛下來，讓大舞廳溢彩流光，珍寶器用更充庭溢目。
隨導游迂回曲折，穿過內宮一個個房間。他指點著蘇丹的鋪張奢華，講述著帝國的滄桑變幻。導游停下來，手指大殿窗外一片蔚藍色海面：這便是博斯普魯斯海峽歐洲一側，1918年11月13日，協約國艦隊從金角灣（Golden Horn）駛入伊斯坦布爾，一艘艘炮艦排起16海里的長隊，隊尾甩到這扇窗戶下。此情此景讓末代蘇丹默罕默德六世潸然淚下，癱軟在寶座上，曾叱咤歐亞大陸600年的廣袤帝國就這樣崩潰了。我身邊有位英國游客一路話特多，與他同行的是位年齡稍長的女友，沉默寡言，好像不贊成她的男友。這位英國紳士自來熟，告訴我他是作曲的，在網上兜售流行歌曲和輕音樂，趁女友不在，還偷偷講了一段與中國姑娘的艷遇。他這時對導游評論道：末代蘇丹可是一位進步明君，愛好和平，儒雅細膩，理性寬容，在歷代蘇丹中，開明者非他莫屬。導游一下沉下臉來，不客氣地回答說：我們土耳其人可不這么看，默罕默德六世是民族敗類，國家的叛徒。早在1922年，大國民議會就以勾結英國叛國罪起訴他，這個人代表民族的恥辱！英國人一臉不悅，小聲叨咕著：這個導游無知，一個頑固的民族主義者。

三、

兩位拌嘴讓我好奇，為搞清緣由，我翻看了些土耳其史料，雖涉足不深，倒發現土耳其近代史與中國現代演進相映成趣。比如，奧斯曼帝國雖在15世紀吞并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根除了長達1500年的羅馬帝國殘余，但到18世紀，就與清王朝一樣出現敗象。西方列強蠶食它幅員遼闊的帝國版圖，使其漸漸失去在埃及、摩洛哥、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巴爾干、波斯的大片領土，財力、軍力消耗殆盡。至19世紀下半葉，奧斯曼被世人戲稱為“歐洲病夫”，晚清則被嘲為“亞洲病夫”，兩個“病夫”天各一方，卻似神交已久。蘇丹的幕僚與大清朝臣一樣玩“以夷制夷”的把戲，利用英、法、意、俄、希臘等國各懷心腹、分贓不均，使它們相互掣肘、彼此消耗，土耳其帝國竟也苦苦撐到1922年才土崩瓦解，比清朝覆滅還晚11年，算技高一籌吧。蘇丹也搞洋務運動，且比清朝早20多年。先有蘇丹馬赫默德二世改革，后有1839年阿卜杜爾•麥吉德蘇丹的 “坦齊馬特”（Tanzimat）改革。同清朝一樣向西歐派遣留學生、創辦外文編譯局、建立現代世俗學校、引進科學技術和啟蒙思想，聘請外國顧問訓練“新軍”。結果也難逃滿清洋務的劫數，改革發軔于衰弊之際，但綱維不振，國運衰微，欲籍洋務治亂興衰，談何容易，弊政已日久年深了。
受西洋熏陶的土耳其少壯派回國效力，他們漸漸羽翼豐滿，成為帝國軍隊的中堅。進步軍官效仿意大利燒炭黨人，組建“青年奧斯曼黨”，搞憲政救國。數年后，他們政變奪權，迫使蘇丹妥協，屈就立憲制下的傀儡君主。20世紀初，帝國命運掌控在后組建的“青年土耳其”黨人手中。這個黨又分裂為兩派，一是親英的“自由派”，醉心于英國自由民主政治，希望帝國實現名副其實的憲政，產生自由的公民社會。另一派是親德的“民族派”，欣賞普魯士軍隊的鐵血尚武，推崇德皇專制下的科技與工業進步，欲富國強兵，復興突厥人的強大帝國。清末民初，中國憲政變革也曾討論仿英還是隨德，可知亞洲大陸兩端所見略同。青年土耳其黨兩派爭論不休，相互傾軋，在“一戰”山雨欲來之際，為加入德國主導的“同盟國”，還是英法主導的“協議國”爭執不下。蘇丹是個傀儡，首鼠兩端，既討好英國，希望結成盟友，又巴結德國，懇求永結秦晉。而英、德、法、俄都看不起“歐洲病夫”，無人響應。奧斯曼帝國已衰羸頹廢之極，早無勃興發奮之力，一心只想“傍大款”，想借強國之力，提攜自己。終被人玩于股掌，忍辱蒙羞，最后糊里糊涂地被拖入戰爭。
英國人最急功近利，利用土耳其人求和心切兜售軍火。原本巴西向英國船塢訂造一艘戰列艦，卻中途退貨。英國想起了蘇丹的諂媚，便巧言令色，將訂單轉售給奧斯曼，還搭售一艘無畏型戰列艦。蘇丹忙不迭地送上全部定金，簽訂1914年7月交船。期限一到，蘇丹派高級代表團赴英接船，付清尾款，籌備國內盛大的閱艦典禮。此時，英國人意識到與德開戰在所難免，是用戰船之際，便無故拖延交貨。果然，8月1日英國對德宣戰，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下令征用應屬于奧斯曼的兩艘戰列艦。蘇丹的接船代表目瞪口呆，而帝國政府仍忍氣吞聲，只考慮平息國內的怨氣，懇求英國退款，希望息事寧人。丘吉爾這才拿出購船合同，土國代表發現合同條款規定：如大英帝國參戰，可隨時征用兩船，不必賠償任何損失。顯然，寡廉鮮恥的談判軍官吃了回扣，據說有幾個貪官攜贓款到紐約做了逍遙寓公。
 親英的自由派無地自容，沒想到在一心向往的大英帝國眼里，奧斯曼帝國的價值不及兩條戰列艦。這讓親德的民族派占了上風，外交天平一下傾向了德國。德國正與協約國開戰，需要土耳其人扼住達達尼爾海峽，便趁虛而入，賣給奧斯曼兩艘巡洋艦，連人帶船一并交貨，挽回了帝國的面子。昏庸的蘇丹欣喜若狂，讓隨船到來的德國水兵換上土耳其軍裝，編入奧斯曼海軍，還任命德國船長為帝國海軍司令。稍有常識便想得到，德軍官兵身在“土”營心在“德”，只聽德皇的調遣。德國要求奧斯曼參戰，而親德與親英兩派還相持不下，蘇丹左右搖擺。德皇索性密令由德國船長充任的奧斯曼海軍司令出擊黑海，炮轟俄國港口和要塞，迫使協約國對土宣戰。蘇丹像旁觀者一樣，眼巴巴看著自己的艦隊四處出擊，無計可施，帝國就被挾持加入“一戰”，最終慘敗。整個過程看似釁起他族，實事在蕭墻，都說弱國無外交，可一個民族的靈魂握在他人手上，更加悲慘。末代蘇丹與協約國訂城下之盟——《色佛爾條約》（Treaty of Sèvres），“一戰”下來讓奧斯曼丟了五分之四的領土，其歐洲部分幾乎被意大利和希臘瓜分殆盡，漢志和亞美尼亞獨立，伊拉克與巴勒斯坦由英國托管，敘利亞和黎巴嫩被法國托管，失去了幾乎所有海岸線，軍隊編制不得超過5萬人，且經濟在西方的監控之下運行。如此苛刻、羞辱性的條約，徹底終結了一個帝國，甚至也沒給未來土耳其留下回旋余地。
在亞洲大陸的另一端，中國知識界對土耳其之變很關注。在1912年，《東方雜志》刊發了玄覽的文章《青年支那黨與青年土耳其黨之比較論》，1917年，該雜志主編杜亞泉又撰文《外交曝言》，告誡國人須以青年土耳其黨為鑒，：“設我國政黨，不揣時勢，效土耳其青年黨之行為，致演成巴爾干分裂之局勢，則瓜分之禍，即在目前” 我們今天視土耳其為偏邦小國，不放在心上。可民國初年，奧斯曼老大帝國虛名尚存，兩國又國運相似，便惺惺相惜起來。北洋政府在“一戰”中沒像蘇丹那樣站錯隊，還得了個戰勝國的頭銜，出席巴黎和會，本想收回戰敗德國在膠東半島的特權，不想德國權益被轉手給了日本，戰勝國竟受胯下之辱。中國代表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北京學生鬧起來，“五四運動”爆發了。 在小亞細亞，土耳其國命將亡之際，也出現戲劇性變故。一位曾在加里波利抗英的民族英雄振臂一呼，號召國人拒絕《色佛爾條約》，志士仁人聞風景從，推翻了喪權辱國的蘇丹政府，把協約國占領軍趕出國門，在昔日帝國腹地建起土耳其人的民族國家，這位亂世英豪便是穆斯塔法•凱末爾。

四、

 五月的伊斯坦布爾，春物尚余，夏景初麗。多爾馬巴赫切宮花園里，碩大的黃玫瑰沈馥香濃，芳艷動人。皇宮一墻臨海，開了扇大門，是進皇宮的水路，想必為朝臣駕船面君而設。現由一名土耳其國民軍把守，一看便知他是從儀仗隊精挑細選的，意氣軒昂，挺胸抬頭，紋絲不動，在水天一色的背景里，像幅剪影，與皇宮的瓊樓玉宇相映襯，真可入畫，煙景清朗。導游領我們穿過一間間豪華居室，如入迷宮，最后進到一陳設簡單的小房間。他手指墻上掛鐘，時間停在9點05分，深情地講解道，國父凱末爾于1938年11月10日9：05分病逝于此，時鐘從此停在悲慟的一刻。凱末爾病重時，政府讓他從安卡拉搬到伊斯坦布爾新皇宮療養，在這里度過他生命的最后時光。多爾馬巴赫切宮對土耳其人有特殊意義，人們來此憑吊偉人，仰國父立國之蔭澤。伊茲密爾的一條高速路邊，我曾看到半山上有一尊巨大的國父石雕，頗似樂山大佛，可想凱末爾在土耳其人心中尚未走下神壇，這種民族情結要放在20世紀初的世界史語境里才能理解。
 “一戰”后奧斯曼梁折棟焚，舉目皆非。凱末爾在安納托利亞發動民族革命，勢孤力薄，雖艱苦鏖戰，仍被協約國和蘇丹圍堵，光景絕望。他唯一能找到的盟友只有蘇聯，沙俄原本在協約國一方參戰，但中途爆發了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列寧決定退出協約國，與英法反目成仇。新生的蘇維埃向外輸出革命，在世界范圍與西方抗衡。1921年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廣泛接觸，后來向孫中山提供資金、軍火和軍事顧問，協助籌建黃埔軍校，訓練國民革命軍，支援北伐，削弱西方在華勢力。出于相似動機，蘇聯也支持凱末爾，給他提供大量軍火、現金和軍援，幫他與英、法、希臘、亞美尼亞多線作戰。蘇聯強有力的外援，讓凱末爾在希土戰爭中節節勝利，1923年他迫使協約國廢止屈辱的《色佛爾條約》，重新訂立《洛桑和約》，土耳其人保住了最基本的生存空間——安納托利亞范圍內的主權與領土，奪回了海峽區，罷黜末代蘇丹，建立了現代共和國。土耳其今日版圖，便是凱末爾革命的戰果。

五、

中國共產黨人曾關注凱末爾的成敗。1922年，第一份共產黨機關報《向導周報》刊發主編蔡和森的文章《祝土耳其國民黨的勝利》，蔡評論說：“世界上最被國際帝國主義壓迫的老大國家莫如土耳其與中國。” 兩國都曾是幅員遼闊、雄踞世界的大帝國，現卻皆淪為任人宰割的“病夫”，從土耳其的興衰可觀中國之未來。他稱贊凱末爾是“最偉大最有革命精神的”， 他的勝利“不獨挽回土耳其和近東幾千萬被壓迫回教民族的命運，而且給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以最好的模范與印象。所以歷史上最可祝賀的勝利，除蘇維埃俄羅斯的誕生外，要算是這一回了！” 蔡文的目的要勸說國民黨聯俄聯共，于是自問自答：土耳其已從重病中霍然而愈，前途一派光明，“然則遠東被壓迫的民族應當作何感想呢？尤其是與土耳其國民黨處同一地位的中國國民黨應當作何感想呢？” 蔡給出濟世良方：蘇聯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最可靠的救星，必須與蘇聯結盟，才是被壓迫民族實現民族解放勝利的必由之路。他疾呼：“四萬萬被壓迫的同胞呀，…. 快快起來促起我們革命的政黨統率我們與蘇維埃俄羅斯的聯合，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壓迫呀！！！” 高君宇也在該報撰文《土耳其國民軍勝利的國際價值》，稱土耳其的勝利不是回教打敗基督教的勝利，也不是黃種人打敗白種人的勝利，更不是亞洲人打敗歐洲人的勝利，而是被壓迫民族反抗歐洲帝國主義的勝利，它將促成工人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聯合。 蔡、高兩人依照20年代初共產國際撮合國共合作的路線，把土耳其之變視做中國反帝、反軍閥革命的理想道路，誤以為在小亞細亞發生了另一場蘇維埃革命，樂觀地期待凱末爾“將革命進行到底”，中國步其后塵。然而，土耳其走向共和之路卻讓他們始料未及。
 建國之初，土耳其的確以俄為師，推行計劃經濟，搞高度集權的國家主義。但凱末爾從來不認同蘇俄政治意識形態，相反他積極反共，最終導致與蘇聯交惡。對西方的態度上，凱末爾堅信千年的伊斯蘭傳統不能救國，必須走西化道路，只有實行現代化與世俗化，才能讓土耳其擺脫蒙昧，走向文明。但他不因此向英、法、希臘低頭，相反與西方國家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是凱末爾時代的國策。凱末爾曾為青年土耳其黨人，信仰自由、民主的啟蒙理念，但也認同鐵腕與強力，奉行現實的民族主義，奉國家利益為圭臬。他以專制推行西化，以暴力實施政教分離。多少世紀的傳統積習，被他一下子鏟除。奧斯曼的禮儀、服飾和風俗均被取締，民眾改著西裝，婦女除去面紗，公元歷取代伊斯蘭歷法，拉丁字母替換土語中的阿拉伯字母，連學校教授阿拉伯和波斯語也明令禁止。如此過激的政策無法以和平手段推行，政府就不惜殘酷手段。土政府為實現歐洲式的單一民族國家，與希臘、亞美尼亞和保加利亞等鄰國粗暴地交換人口，血腥驅逐、屠殺少數民族，給現代土耳其政治留下深刻的隱患。凱末爾鐵血冷面之下也有柔情，他以國家元首之尊深入鄉間、村社開辦社會講堂，手把手交農民識字，為婦女爭取權利，廢除多妻和休妻制，賦予婦女參政、議政權。從立國到辭世僅短短十多年，這位強人讓土耳其脫胎換骨，從衰弊的封建帝國，改造成現代資本主義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人對土耳其興味索然了，而國民黨人又對凱末爾艷羨不已。1928年1月，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偕孫科、伍朝樞等赴土耳其，做為期兩周的訪問，詳細考察軍事、政治、財政、教育諸方面，頓覺喜遇知音。特別對土耳其“黨政合一”、“黨指揮槍”的政策，胡推崇備至。出訪前，他曾撰文《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國軍人》，指出中土國情相似，國民黨的北伐與土耳其民族革命殊途同歸。到土耳其后，胡更視凱末爾為“完美領袖”，認為土國政治已臻完美。訪問期間國內傳來北伐勝利的喜訊，胡在途中致電南京政府，提議結束軍政之時、開始訓政之際，實施“訓政大綱”。其內容頗有現學現賣之嫌，他把土耳其共和人民黨的“一個政黨、一個民族、一個領袖”原則，包裝成“以黨統一、以黨訓政、以黨治國”的方針，恰中蔣介石下懷。同年10月，國民黨中常委通過《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宣布中華民國由“軍政”轉入“訓政”，實行“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統治，奠定一黨獨大的架構。胡漢民回國后到處宣講土耳其經驗，渲染凱末爾完成建國大業，便深居簡出，大權交由內閣總理代行，暗示蔣應效法土國父功成身退，由他掌權，全不顧蔣介石正年富力強、野心勃勃，不比凱末爾重病纏身，風燭殘年。胡只落得軟禁湯山的下場。

六、

 回眸80年前，民國時代的世界參照系不僅有英、法、美、日、俄等強國，也有土耳其這樣絕地逢生的欠發國家。與向發達國家虛心求教的態度不同，那時國人談及土耳其時，似有心契魂交、視遠如近的情感，這是我們今天體會不到的。知識界提醒民國政客，土耳其式的政黨政治會誤國。早期共產黨人則把反帝、聯俄、團結世界被壓迫民族的世界圖景，投射到小亞細亞這片古老土地上，希望它為世界革命樹立一桿大旗。國民黨人把它視為新興國家建立威權式國家主義的理想型，土耳其因此給民族獨立運動樹立了榜樣。而今日國人，對這個第三世界國家不太關注，西亞一個普通的穆斯林國家，它能否加入歐盟，倒是對歐洲文明包容性的考驗。其實，這些體認所反映的不是對象的真實，而是主體自身欲望的表達，愛德華•賽義德描述的西方人對東方的想象，我們早耳熟能詳，也可用之反觀自身，一切文化主體對他者的想象不都有“東方主義”之嫌嗎？
 夕陽落入博斯普魯斯海峽淡淡的薄霧后面，日光殘影映紅了一彎新月邊薄薄的云。我步伐疲憊走出多爾馬巴赫切宮，拐入一座清真寺歇腳。按規矩脫下鞋子，穿回廊入內殿，寺內冷冷清清，有三、四位西裝領帶打赤腳的男子在殿中央禮拜，拇指頂在耳垂下，雙掌開合著，念念有詞。一位四十多歲面龐消瘦的阿訇在唱經，音調婉轉悠長。不巧電話打進來，阿訇適時收聲，悄悄繞入回廊，抱著手機說起悄悄話來。殿內靜默下來，肅穆、安謐。我心靜似水，現代與傳統在這里交匯、寬容了，沒有像別處常發生的沖突、躁動與不安。在伊斯坦布爾走馬觀花，也許沒了解多少內情，或還平添不少誤解。我很難把眼前的一切與20世紀初叱咤風云的歷史聯系起來，更難想象國人曾對這里如此深的期許與憧憬，凱末爾對我們是否還有意義？
被貼了標簽的“凱末爾主義”，卻難用左或右、西化或傳統、民主或專制、世俗或宗教等概念歸類，拿“主義”去套現實本來就捉襟見肘、詞不達意，何況凱末爾是個克里斯瑪式的人物，亂世梟雄，不會照著理論、觀念或類型創生一個國家。他書寫的歷史是革命性的，在斷瓦頹垣上打造出一個新國家的主體，改寫了一個民族的歷史意識，在以往的歷史經驗中打開了新的可能，也留給史學家豐富的研究素材，但外人不易模仿或學習，甚至后來者也難繼承。他選定的接班人沒有走他的路線，凱末爾身后土耳其政治動蕩起來，漸漸失去了國家自主性。“二戰”后投入美國懷抱，參加了朝鮮戰爭，并與中國軍隊兵戎相見，曾有一個精銳旅被志愿軍片刻消滅，轟動世界，史稱為“金化慘案”。時光荏苒，滄海桑田，亞洲大陸上天各一邊的兩個古老國家，現代進程曾戲劇性地交集，又淡然擦肩而過，形同陌路，記憶失落在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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