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卡納《第二世界》引述一位朋友的話：“一個人的真知灼見，來自于他的閱讀、獨處、思考和旅行。”這實際上也就說出了獲得知識的兩種途徑：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亦即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也。平生最喜游山玩水，只是因工作等種種原因的疊加，一年所行走的方圓不出百里。好在精神之旅可以神游四海，閱讀就是旅行，旅行就是閱讀。而閱讀又不只在書本上，也在電視中、廣播里。就這樣，我也算出過國、留過洋、上過天、入過地，好不快哉也么哥！這不，再看《水滸》，讓我夢游了一回大宋的天空。
天空很大，大地卻很小。空中俯瞰，整個大宋蜷縮成一團。秦擴南北，猶若伸開了腿腳；漢張東西，恰似展開了手臂。而宋，收拳抱腿，弓背屈腰；南宋更是可憐——歷史上版圖最小的封建王朝。只是，西子湖畔，暖風微醺，夜夜笙歌艷舞，直把杭州作汴州。收回一點點土地，就母雞下蛋般地嚷叫起來，覺得很了不起。丟掉的更大的從來不提。而顯得并不一般的是齊魯大地，云氣氤氳，多感慨悲歌之士。梁山八百里水泊，英雄豪杰聚義，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好漢歌響遏云霄。我祖籍山東，雖從未去過，一直向往之。從小就是在英雄們的故事中長大，我堅信，我身上有著齊魯大地的因子，血管里流淌著齊魯大地的血液。
小時候看《水滸》是通過小人書。那是80年代的事兒，那時看小人書是一種流行。都是些經典名著的改編，圖文并茂，很有價值，時至今日我還珍藏一些，很感激那些改編者。我就是這樣，不但看了《水滸》，還有《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鏡花緣》、《隋唐演義》、《封神演義》……當然，不是很完整。張海迪——被譽為當代的保爾，也是那時看小人書知道的。看得入迷，上課常被老師抓個正著。老師以為不務正業，今日想來，卻大有裨益。等看原著的時候，已是90年代，進入大學后，看書的機會就更加多了。小人書之外，收音機有時有評書，記不得是誰播講；后有了電視，上面有時也放映，不是整部書，是人物專題，比如武松，也不記得什么臺。整部書拍成電視連續劇該是97年，這次是十年后的再次重拍，去年已有電視臺播過了，網絡有過40多集。不知怎么，這次重播還說是首播。但不管怎地，且看下去，隨著情節的發展，或喜或悲。
不知何時，中國人開始了看不起自己。歷史一片黑暗，不見半點光明。這個不如人，那個不如人，最后黃皮膚黑眼睛黑頭發也是劣等的標志。黃皮膚黑眼睛沒法移植克隆了，黑頭發染成了黃色紅色綠色白色。仿佛頭發一染，搖身就變成了外國人，高貴起來。倒是外國的研究結果，跌破了我們的眼睛。大宋如此蜷縮，疆域面積如此之小，卻不料是經濟文化最繁榮的朝代。
據西方學者考證，直至宋朝，中國的GDP總量還是高居世界之首，人均GDP達2280美元，整個宋朝占世界的GDP的65%，還有80%的說法。而中國今天的GDP不過第二。大宋也堪稱是“世界科技第一強國”，被馬克思譽為“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項偉大發明” ——“火藥、羅盤針、印刷術——是宋朝時發明或是開始得到廣泛使用的。法國雅克·巴羅認為：“正值宋朝時期的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韓毓海執筆《人間正道》：按照日本京都史學派的奠基人宮崎市定的研究，中國的“唐宋之變”，是人類由古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最為重要的標志，也揭開了現代人類社會的第一次大轉變和大轉型的序幕（第二次和第三次大轉型分別為西方的崛起和社會主義的興起）。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進入現代的國家，中國由中古向現代的轉化，發生在公元10世紀的唐宋之間，這就是所謂的“唐宋之變”。
但是仍叫人高興不起來。“道理”夠硬，“蛋糕”夠大，何以一味地割地賠款，納貢稱臣呢？“澶淵之盟”規定，宋方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與西夏議和，元昊向宋稱臣，宋仍是送給西夏歲幣。大宋王朝，名副其實的大“送”王朝，一副“負責任大國”的和平形象。
對外奴顏屈膝，而對內則我主隆恩浩蕩，高高在上了。把一個個英雄好漢逼上了梁山。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被毛主席歸結為四個字“造反有理”，“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一生酷愛讀《水滸》的毛主席如是說，《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革命戰爭年代，毛主席隨身就攜帶著《水滸》這一本書，從中汲取養料與智慧，也因此受到“海歸派”的污蔑與攻擊。
魯智深、武松和李逵是最讓喜歡的人物，毛主席對他們有著極高的評價。在長征途中，說紅九軍副軍長許世友武藝，“都趕上景陽岡那個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軍一一五師政委聶榮臻開辟晉察冀邊區時，稱贊他是“新的魯智深”；建國后，又稱李達是哲學界的“黑旋風李逵”。 40年代初期，毛澤東在延安曾說過：“梁山的好漢，都是些不甘受壓榨，敢于反抗的英雄。”1949年6月30日，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的大會上，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演講中提出：“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1959年8月2日，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毛澤東詼諧地說：“李逵是我們路線的人，李逵、武松、魯智深，這三個人我看可進共產黨，沒人推薦，我來介紹。”
金圣嘆腰斬《水滸》怕是有一定道理，全書的精華也正在梁山聚義之前；之后，“無可奈何花落去”，透露出一股暮氣。無論看書還是看電視，這一部分我百看不厭，書向前翻，電視去網絡找視頻。為什么我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他們愛得深沉。或曰：你喜歡革命嗎？喜歡造反嗎？我說：不，我更熱愛和平。俗話說，好漢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最后受苦受難的總是老百姓，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的現狀，大家都是看見了的。但不是以土地換和平以金錢換和平以妥協換和平以屈辱換和平，林沖那么能忍耐，都忍耐不住了。
悲劇的始作俑者，是宋江，這個后來的老大。毛主席對早期干革命時期的宋江是肯定的：《水滸》中的三打祝家莊，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這人有頭腦，辦事謹慎，前兩次是試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們干革命，就得學宋江，要謹慎。對后期投降派宋江，毛主席說：后期宋江不行，搞修正主義，讓人招安了。文革中，毛主席又說，《水滸》好就好在投降。看來，當年批宋江不是沒有道理。
《人間正道》對宋江這個基層小吏給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宋江這種人，由于沒有正常收入，又沒有升遷的希望，當然要通過包攬訴訟大發橫財，他那個“及時雨”的稱號，也就是靠著“仗義疏財”獲得的，而宋江盡管并不是柴進那種天潢貴胄，可他倒是比柴大官人還出手大方，宋江錢從何來呢？--比如他給晁蓋通風報信，讓晁蓋趕緊逃跑，后者馬上就讓劉唐拿一百兩黃金酬謝他，可見，宋江已經到了不必索賄，而是有人感激涕零給他送黃金、稱他為“及時雨”的地步，這個人代表了胥吏階級的最高境界。《人間正道》是以宋江為例說明了國家能力的問題，進而回答了“中國為什么落伍”這個國內外思想理論界爭論的重大課題。
就這樣，于沙發的一角，再看《水滸》，我夢游一回大宋的天空。不過，心仍系在當下中國這塊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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