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陰謀文藝”與詩意書寫之間
周 航
1974年初，中國與南越在南海西沙打了一場小規模的海戰。不久，軍旅詩人張永枚與作家浩然授命共赴西沙，分別寫出詩報告《西沙之戰》與詩體小說《西沙兒女》。對這兩部作品，后來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有記錄，只是毀過于譽。特別是文革文學史上所特指“只有八個樣板戲和一個作家”的浩然，由于他在文革時期的特殊地位，《西沙兒女》遭受的貶斥最多，基本上認定它是一部“圖解式的作品”，甚者則定性它為“陰謀文藝”。就它的創作背景來看，客觀說確是觀念先行的應景之作，其中也確有可能存在著更復雜具體的權力斗爭的背景因素。但在今天看來，如果我們只是出于政治厭惡感而將之予以完全否定的話，似乎也有唯政治論的嫌疑。
列舉一下迄今比較權威的文學史中對于《西沙兒女》的評價：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一部權威的文學史是這樣說的：“一九七四年，作者還趕寫了適應江青一伙政治需要的中篇小說《西沙兒女》，其內容的空洞和藝術的貧乏，那就更不待說了。”（《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25頁）黃修己說《西沙兒女》是“編造神話，說中國與南越海軍西沙之戰勝利的‘力量的源泉’，來自江青”。（《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下卷，1998年8月第1版，第26頁）洪子誠的文學史中說：“浩然在這期間，還寫有中越在南海發生沖突的事件的中篇小說《西沙兒女》——一部典型的圖解性的作品”。（《中國當代文學史》，2007年6月第二版，第176頁）綜合以上觀點，較為一致的看法是：一、小說是寫中越（南越政權）海戰的；二、作品是為政治需要、特別是“為江青而寫”的；三、藝術上乏善可陳；四、這是一部中篇小說。幾乎沒有人對這些說法提出質疑，即使后來有人提出異議，聲音也是過于弱小，與這些權威的文學史教材來對抗，而無法有效地發出聲音。
如果我們先繞開這些定性，把作品重度一遍，浩然的這部小說果真是如此不堪嗎？當我從圖書館里搜出近四十年前的原著，拂去厚厚的灰塵，靜心讀過之后，感覺結論未必是上述這樣簡單。
我這里無意作一篇簡單的翻案文章，因為一般性的翻案文章也并無太大意思，不過重讀原著，我認為上述“歷史定論”有簡單和并不公正之處。第一、“寫中越海戰”之說只是部分正確，并不能概括《西沙兒女》的全貌，因為小說所寫的故事長度和所涉及的歷史更長，也更復雜——盡管其中多為人為的虛構，但作為那時期典型的“國家敘事”，這類文學創作無法不為國家利益服務；第二、雖然小說確有可能是在當時的文藝界官員、甚至是江青的授意之下寫的，但在今天如果我們以這樣一個因由而完全否定作品，似乎也是另一種“因人廢文”，一棒子打死的做法未必可取。那些年與政治或特殊的政治人物有瓜葛的文學作品其實并不在少數；第三、假如在政治上“基本否定”《西沙兒女》的話，它所具有的“文學性”——特別是在文革時期藝術創作普遍粗糙和公式化概念化的背景下，是否還有可討論的價值？在藝術上還有無可取之處？這一點似乎也需要存疑。因為無論是小說的技法還是語言，都有鮮明的特色，是文革期間公開出版文藝作品中的一個“另類”；第四、最簡單的一點是，《西沙兒女》并非是文學史中眾口一詞所說的“中篇小說”，而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長篇詩體小說。
在我看來，小說的敘事在“革命美學”的體現形式上是有創造的。這個問題應該歷史地去看，既然我們現在可以容忍其它的革命文學作為特殊敘事形式的合法性，甚至有不少新左式的批評家對于“國家民族敘事”的重要性還予以高度推崇，那么《西沙兒女》當然不是屬于某個錯誤的或妖魔化的政治人物的作品，而是這一譜系中合法的一員，應該放在這個革命敘事的家族譜系中予以分析。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他在革命美學的創造上就是比較特殊和意義的。相比那些在60年代及以前出現的長篇小說，《西沙兒女》的文筆可謂顯得清新和成熟，具有浪漫和柔美、甚至華麗的特征。這種革命美學的特有屬性可以從高爾基的《海燕》開始，在兩部關于西沙海戰的文學作品中，寫作者明顯借助了這種革命美學的修辭術。《西沙兒女》開篇就定下了這樣的基調：
大海茫茫，黑夜沉沉。
這個大海呀，是海南島南邊的南海。
海上滾著狂風。
狂風掀著巨浪。
巨浪攜卷著暴雨。
暴雨搖撼著“天涯海角”的小港灣。
港灣里飄泊著幾條破破爛爛的小漁船。
很日益讓人聯想到高爾基散文詩《海燕》里的：“在蒼茫的大海上，狂風卷集著烏云。在烏云和大海之間，海燕象黑色的閃電，在高傲地飛翔。”無論是張永枚，還是浩然，在文革那個革命浪漫主義盛行的年代，寫出這種風格的作品，都是不足為怪的。張永枚的長詩的確僅為中越海戰而寫，但是浩然的小說卻并不僅僅寫這次海戰，《西沙兒女》的故事是從抗戰時期開始講起的，一直寫到七十年代，浩然除了以浪漫的格調描寫美麗的“海南之南”外，更寫了幾代人為了保衛國家領土而作的不屈的抗爭。而且這事放在今天就大了，中國在南海的領土和海洋權益正處于被蠶食的危險境地，國家在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但仍然面臨著各種壓力和危機，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浩然對于南海的敘述，可謂是革命文學與民族國家敘事中少見的、能夠喚起我們的海洋權益與海洋疆域意識的作品，是值得重新予以認識和討論的。在這點上，文學史對于這部小說的定評可謂是犯了舍本求末的錯誤，只是先入為主地忽視了它的內容與藝術風格。
當然，關于《西沙兒女》本身也需要分析和區別對待。上部《正氣篇》改定于1974年5月，6月出版，有11萬4千字；《奇志篇》改定于當年8月，12月出版，21萬字。《正氣篇》寫抗日戰爭時期的國仇家恨；《奇志篇》分為上、下卷，上卷寫建國初期共和國新人的成長及“西沙兒女”與殘余反動勢力的斗爭，下卷才是寫中越西沙海戰。小說的結構是相當龐大的，而且即便是要在政治上挑刺，也只是在《奇志篇》中可以找蛛絲馬跡，而在上部《正氣篇》中，根本看不到什么“陰謀文藝”的痕跡，不但關于西沙歷史與風光的描寫非常迷人，而且在追溯此地作為國家神圣領土的屬性與傳統方面還可謂值得大講特講。
還有一點也不能不指出，需要更正的是《西沙兒女》并非一部中篇小說——兩部中任何一部都不是一個中篇的結構和篇幅，而是內容連貫長達30多萬字的一部作品統一的長篇小說。從內容來看，《西沙兒女》也絕不只是一部寫“中越海戰”的小說，它的史詩性追求是不容忽視的——成功與否當然可以討論，但至少他是目前中國唯一的一部寫西沙歷史歸屬的長篇小說。誠然，小說的政治意味過于濃厚，特別是《奇志篇》中穿插了一些毛主席語錄，存在許多當時流行政治話語的硬性圖解。但考慮到特殊年代的文學體式生成的背景因素，不能因為這一點而進行完全否定這部作品。至少在《正氣篇》中就沒有過多明顯圖解政治的東西，與好多“紅色經典”小說比較起來，它的文學性甚至是更為明顯的，不但其語言風格更為秀麗華美，而且也很見作家的藝術個性。
單純從文體上看，無論是《正氣篇》還是《奇志篇》，浩然的寫作肯定是一次有意識的文學風格變化的嘗試。這在70年代中期至為貧乏的情形下，可以看出他作為一個被寄寓厚望的主流作家嘗試突破的一種努力。在寫過《艷陽天》、《金光大道》一類最能代表文革文學風格的大部頭小說之后，浩然在革命美學的創造上已可謂日臻成熟，換一種方式和思路也許會別有一番天地，事實也的確如此，雖然前者曾享有無可匹敵的風光，但《西沙兒女》卻以其清新、浪漫和華麗為革命文藝的創作開辟了另一蹊徑。這是小說引起了轟動和巨大反響的一個原因。雖然小說中不時刻意凸出和彰顯（尤其是下部）政治話語，但全篇的散文詩式的詩體語言與修辭，確乎可以在一點程度上彌補甚至拂去政治話語本身的枯澀教條，令人獲得久違的文學享受。
在當代主流的革命作家中，浩然的作品是一個特例，也是一個范例，關于他的評價是一個奇觀：當時所享受的地位與后世的定評之間的差距可以說是最大的，以至于浩然本人在晚年也沒有從心理上轉過這個彎來。1994年他的《金光大道》再版他發表的一番言談惹怒了學界和批評界，便是一個標志。然而，浩然的復雜性就在于，在他所供職的北京文聯他還享有比較不錯的聲譽，有相當不錯的人緣，在他逝世之后甚至有不少的悼念文章發表，這就與他在80年代遭到的否定與批判形成了一種對照式的景觀。因此我們對于《西沙兒女》的認識，似乎也應該有一個“人格意義上的整體觀”，一個既從歷史語境出發、同時又比較超越于歷史語境的視點，在盡量“平等”的意義上評價他，因為作為一個曾經置身于政治斗爭漩渦的寫作者而言，能夠做到用“文學性的過剩”來彌補“政治性的不足”，也已經是相當艱難的行為了。
從藝術或文學性的角度看，《西沙兒女》確實迥異于浩然其他的小說。浩然其他的小說以充滿文革特征的語氣與行文風格，有時甚至以上百萬字的篇幅來寫十來天的“火熱”生活，而《西沙兒女》兩部合起來三十多萬字，所容納的歷史卻有幾十年。當然不能以這種方式來對比浩然兩類作品的優劣，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盡管這部作品寫作的時間較短，但它比之《金光大道》一類作品，其文學價值應該略高。其對于當時國內國際重大事件的處理能力，以及時效性上，也顯出了某種自覺的優勢。尤其是當這種政治敏感性已超出了一般性的意識形態，具有了某種國家或民族利益的敏感的時候，我們對它的認識就不能僅僅停留于一般性的政治觀點，還要實事求是地予以分析。
單純分析作品的“文學性”，具體到本文中也許有做“翻案文章”之嫌，但即便是從“恒定的文學性”而不是“特定時期的文學性”的角度看，《西沙兒女》也不是無客觀之處的粗糙與粗鄙之作，傳統文學的修辭、來自蘇聯的革命文學的一套隱喻與象征系統，在這部作品中可以說獲得了新的運用。讓我們看一下《正氣篇》中的一段文字：
薄云遮月，夜色朦朧。
棚外昆蟲嘶鳴，應和著海濤的喧嘩聲。
棚里燈光閃動，映照著程亮那張沉思的面孔。
兩個孩子都睡著了，睡得很香甜。
每個孩子枕邊都放著一顆亮晶晶的貝殼：白色的底子，黃色和褐色的斑點，背上有三道鮮紅鮮紅的長線。
再如《奇志篇》中的一段：
大海，鼓動起銀亮的碧波。
波浪，催開了梨花千萬朵。
藍天，飛跑著柔軟的白云。
云影，又輕輕地輕輕地把海浪和船帆拭抹……
這樣如詩行般優美的文字在整個《西沙兒女》中占了極大的篇幅，比比皆是，不勝枚舉。如果把那些為數不多的政治話語與附會到江青頭上的一節拋開一邊，我們恐怕不會以一個簡單化的思維定勢全盤否定它。
如果還要試圖尋找小說中值得稱道之處的話，除了詩性的營造，還有口語化敘述風格的凸顯。作為一個來自北京的作家，能短期內使用大量的南方方言和口語來進行創作，可見浩然語言的天賦與他作出的巨大努力。他將通俗易懂而又詩性的語言同當地的民間俗語相結合，展現了美麗西沙的自然風光與生活風俗，這些凡讀過小說的人想必都難以忘懷那種頗具異域情調的風光。金銀島上的驚險的抗日斗爭故事，阿寶與阿亮在金銀島上兩小無猜的童年記憶，那沙灘，貝殼，還有依依風動的椰樹林，一不小心就在沙灘上挖出古董來的驚喜……這一切都以極其“文學”的趣味出現在作品中。美麗的南海西沙及其歷史，浩然用美麗的散文詩形式來描繪，這也似乎是洽如其分的一次歷史性的匯合。
至于阿寶與阿亮的愛情描寫，這也是革命文學中比較罕見和有一定難度的安排。在《正氣篇》中這種感情被很自然的處理為天倫式的漁家生活，兩小無猜的童年經歷，而在《奇志篇》中它如何發展與延伸，便成為一個具有相當難度的“革命主題”。難怪有讀者讀到了《西沙兒女》中的“兒”與“女”的愛情故事內涵，稱這部作品隱含了浩然的另一種情趣與寄托。讀者自然有不同的讀法，姑且不作深究。但這些因素的存在，其實已大大沖淡了作品中可能存在的政治意味，使之在另一個意義上突出了它的文學性。
從以上大致的閱讀分析來看，我似乎可以斗膽得出如下結論：浩然在文革中的大量作品縱然有諸多不足，但就《西沙兒女》來看，確有值得我們另眼相看之處。至少對于其作為一個“革命政治中的文學奇觀”要好好予以研究，大量的文學史著述中也應該改寫對它過于簡單和不夠客觀的評價。
此外，假如我再提升一下調門，還可以延伸到“現代國家民族敘事”的高度，如果從這樣一個角度，《西沙兒女》至少要作為一個“特殊的歷史文本”來對待。因為到目前為止，也只有這部作品反映了中國南海西沙幾代人的成長史，以及為了保衛國家領土完整統一以及海洋權益的抗爭史。它從抗日戰爭之前一直寫到文革后期的中越海戰，其在當時所激發的愛國主義熱情，以及對于海洋領土的認同意識，可能是不可低估的，在一般人的思維中關于西沙和南海的領土意識的自覺，大概與這部小說有密切的關系。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民族和大陸國家，中國人海洋意識的自覺在事實上是比較淡漠的，否則也不會有今日中國的南海困局。如同黃谷柳創作的《蝦球傳》一樣，實際上，浩然的《西沙兒女》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某個區域填補了一個空白，這不能不說是他的一個功績。這不是簡單地在為浩然的小說翻案，而是說我們不能忽視這個事實的存在。另外，整部作品中體現出來的樸素的民族主義和英雄主義，無論放到哪個時代，都應該是一個正面的價值。
（原載《長城》文學雜志2011年第三期）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