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澹然
讀曹征路的小說，總有一種隱隱的疼痛感，由百結千愁而峰回路轉，最后是蕩氣回腸的掩卷長思。無論是訴說下崗工人悲壯抗爭的《那兒》《霓虹》，還是描繪資本主義圖景的《問蒼茫》，都是這樣。這次的又是，寫的是被遮蔽了30多年文革歷史，可給人的刺痛感卻像是昨天的，今天的，或許是明天的。細細想來，其中奧妙并不復雜，就是反抗二字。作者的功夫在于，無論寫什么，他都能讓讀者置身于歷史現場，真切地感受到當事人的一呼一吸，在流動中在情景中把握到那個特定的時代，并由此觸摸到歷史褶皺下面的秘密。扎實的生活細節，周密的歷史邏輯，堅固的藝術構造，復調的和聲重唱，這樣的審美過程與當下娛樂化的文壇主流敘事趣味格格不入。似乎他也是在有意制造這樣的效果。或許《民主課》在大陸目前還難于公開出版，但我相信它一定是中國當代小說走向成熟的一塊重要界碑。文學倘若無用，那么它自身定然是要消亡了。
筆者是70年代出生的，腦中早有了一整套的關于文革的觀念模式，浩劫，動亂，經濟崩潰，民不聊生，一個經典的形象就是穿軍裝的女紅衛兵動不動拿皮帶抽人。然而真是這樣的嗎？我的父母親當年都參加過紅衛兵，他們沒打過人也沒挨過打。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更是老實巴交，讓下鄉就下鄉，叫下崗就下崗，受了欺負只能唉聲嘆氣，得一點照顧就會感恩不盡，怎么看著都不像那個經典形象。讀了《民主課》，這些觀念才統統顛覆了，他們不是傻瓜更不是妖魔，他們有青春有理想，有是非有立場，有熱血有抱負，只不過他們的人生理念和我們不一樣。感謝曹征路，他還原了歷史的本質真實，帶我們回到了那個激情的歷史現場，讓我們看到了那些不無幼稚不無荒唐卻充滿真誠善良的普通人的成長，體驗到了那個時代特有的氣息，和中國老百姓生生不息的迭遭鎮壓的平等要求。
波德萊爾的《惡之花》是頹廢年代的小資藝術，被認為是現代主義的肇始之作。可在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民主課》卻與《惡之花》有著隱秘的精神聯系。這不僅因為它們都是反抗的批判的，也不因為它們都是激情的犀利的，而是因為文革在今日中國被認為是惡。那么，就惡論惡，也不失為一個角度。在小說中，肖明因為右派父親在批斗時的一次敷衍，被學校打成了小右派，雖然參加了造反，自己解放自己獲得了自尊，內心卻始終鄙視著這么個懦弱的父親。然而“父親是女兒前世的情人”，屈辱的陰影始終伴隨著她的成長，當了解到父親的冤屈和不乏偉大的獻身精神后，她義無反顧地去為父親討回尊嚴，而且采用的方式又是那個時代特有的激烈張揚。如此看來，肖明便是文革中的惡之花了。惡之花在特殊年代里的怒放，比之身處陰冷巴黎的波德萊爾懷念華沙雪花的溫暖，其實是有著同等價值的美麗的。曹征路是用這種極端的審美路徑帶領我們重新審視了文革，在大疑之后獲得了大快。他是怎么做到的？人性之美是怎么在革命中實現的？粗淺的看法，他是在三個層面上做到了“還原”：
首先是還原了歷史真相。穿軍裝的女紅衛兵，飛舞的皮鞭；被冤屈的領導干部，有口莫辯的知識分子；被強奸的女知青，地痞流氓造反派……這樣的文革形象已經反復營造了30年，而文革的核心矛盾和真實過程卻被輕輕地遮掩了。這是真實的文化大革命嗎？這樣的宣傳能真正接受教訓嗎？且不說打人抄家破四舊紅五類等等荒唐事不是文革的主要內容，就是在時間上也牛頭不對馬嘴。即使在文革初期，打人者也是受到譴責的。能夠參與抄家破四舊的至少是被信任的人，受壓制受侮辱的肯定不敢隨便打人，這是最簡單的邏輯。作者展示的這個具體過程，是符合生活常識歷史邏輯的。小說中的肖明為什么造反？因為她首先被打成了小右派。為了求生存求真理，她才成了造反派。紅衛兵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在群眾起來造反之前，她想參加紅衛兵還不夠資格呢。而到了1968年，中學生已經開始上山下鄉，大學生已經開始分配工作，“十年浩劫”與他們有多少關系？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材料證明，當時在北京，隨便打人的宣揚血統論的，正是“聯動”“西糾”這些以高干子弟為主體的貴族紅衛兵組織，與普通百姓沒有關系。把臟水潑在底層青年身上，是不公正的。這些貴族后來不但沒有受到懲罰，而且很快進入軍隊當了兵，今天還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在今天究竟是什么人害怕文革？什么人忌諱追究“走資本主義道路”？已經用不著分辨了。
文革的主要矛頭是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無論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的表述，還是在中國大地上的運動實際，都是明白無誤的核心內容。在中共上層是蘇美爭霸這個國際大背景下的黨內兩條道路之爭，歷史恩怨之爭；在下層是在歷次運動中被壓抑者的反抗，是長期積累的干群矛盾的總爆發。這些核心矛盾才構成了長達數年的文革，導致了派性和武斗。離開這些內容去聲討文革，把枝節當成主流，把個別說成一般，把局部換成整體，把現象當作本質，其動機恰恰是掩蓋權貴精英們不干凈的歷史，要把今天已經搶到手的“發展成果鞏固下來”。可是我們何曾看到過描寫這些歷史內容的“真話”？可憐的文人們仍糾纏在個人的些小不幸里，跟在后面撫摸傷痕，還自以為有“思想”。曹征路是以巨大的現實主義勇氣挑開了這段歷史的瘡疤，所以說它是“惡之花”。
其次是，他還原了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本真面目。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是以“告別革命躲避崇高”為榮尚的，在創作方法上是以借鑒模仿現代主義藝術為先鋒的，希圖以這樣的姿態獲得西方世界的承認。這里且不論此潮流中的成敗得失，有多少合理性，僅從閱讀效果的角度來討論現實主義的《民主課》。我們知道，現代主義藝術關注的是事物的形態和色彩，它斥諸于人的感觀，故而更適合表現個人內心體驗。而現實主義藝術關注的是事物的結構和機理，它斥諸于人的理性，故而更適合于表現宏大的整體經驗。簡單的說，現代主義是寫感覺的，現實主義是寫認知的，二者完成得好都能達到各自的高度。試想一下，肖明的故事如果用現代主義手法表現會怎么樣？我們一定會看到更多的傷痛，眼淚，冷漠和孤獨，它是混沌的錯亂的不可思議的，惟獨不是清晰可辨的，看不到造成傷害的真正原因，看不到背后的運行機制。于是我們只能簡單地把傷痛歸罪于革命暴力，歸罪于個人品質，嘆息命乖運舛，讓人一撅同情之淚。然而這樣的敘事30年來我們看到的還少嗎？看得多了，就看得懷疑起來。因為任何時代都有個人不幸，任何個人不幸都是大同小異。曹征路的貢獻就在于，他不再重視個人品質的作用，而是把矛盾雙方還原為各自的社會角色。這樣，悲劇的產生就不再僅僅是性格所然，而是規律所然了。這才是現實主義的真義。
事實上，感覺到的東西并不一定能認識，只有認識到的東西才能真確地感覺到它。每一個不幸的個體都蘊涵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只有把個人放到更大的時空中我們才能清楚地看見她。反過來也一樣，個人只有站在更大的時空中也才能認識自己，從而產生個人的歷史主體性。這樣的民主課是在實踐中完成的，肖明“了解了一座城市就了解了整個中國”（參加了造反才接觸了中國社會），“理解了農民才理解了革命”（下鄉當了農民才懂得了革命的痛苦），由此才獲得真知灼見，走上理性的反抗道路。這是個順理成章的藝術邏輯，不得不做，只能這么做。我們只有看到了這個跨度很大的藝術全過程，我們才有理由相信，這個女孩子確實長大了，而且惡之花也確實應該怒放。
伴隨著這個過程，作者并非平鋪直敘，而是打開了另一扇門，讓我們領略了解放軍支左的來龍去脈。這絕不是可有可無的風景，而是肖明故事必不可少的背景和鋪墊。姜政委、葉參謀、“我”，都是優秀的軍人，但也都留下了各自的傷痛。他們渴望立功，勇于犧牲，大公無私，但也都有著各自的性格弱點。他們也有困惑和軟弱，盲從和迷信，狂熱和傲慢，他們也是那個時代特有的精神標本。這些人物和肖明一起，共同演繹了那個特殊年代的激情。這正是真現實主義文學的另一大優點，不掩飾不回避，直面生活矛盾的方方面面。任何小說都是虛構的產物，任何虛構都免不了要剪裁生活，只有真現實主義才能面對真的人生。上世紀80年代以來現實主義藝術之所以遭到很多作家的摒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現實主義被改寫了，用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框框屏蔽了現實主義的真義，如同今天用所謂的現代主義遮蔽現實生活一樣，使之成為粉飾太平回避矛盾歌功頌德的代名詞。這二者背后有著相同的思想邏輯。而曹征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還原了它，重新張揚起文學精神的風帆。
第三，他還原了藝術精神的高貴。在當下主流文壇已經娛樂化商品化的今天，我們見到了太多的小聰明小機巧，見到了太多的聲光電，而屬于藝術本原性的真情實感卻越來越少。輕佻的浮夸的奢靡的文風正在腐蝕著我們的精神生活。究其原因，并不是生活缺少真的善的美的事物，而是在向西方靠攏的同時我們丟掉了自己的魂魄。曹征路的小說有不少人關注，但有趣的故事、深刻的人物、爆炸性的話題似乎不是他的真正追求。從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更像是一個精神世界的拾荒者，總在一片又一片的荊棘中摸索，在尋找在打撈。別人去過的地界他是不會湊過去的，別人追逐的潮流他是不會看一眼的，也恰恰是這種近乎病態的堅守，使他的藝術高貴起來，讓人們看到一個孤獨的挑戰風車的戰士。
《民主課》里，自始至終回蕩著一個追問：什么是大寫的人，怎樣才能做一個大寫的人？為此作者讓小說的主人公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考驗和磨難，比較了各種各樣的人生。自尊自強，奮斗不息，究竟是為了什么？是換一批人來當老爺？如果不能“回去”，不能為人民服務，那革命的意義何在？改革的價值何在？這些問題直指延續了數千年的官僚主義文化價值觀，指向了不合理的精英政治。但直到最后他都沒有給出一個解決的方案，只是各說各的話，也許完美的答案根本就不存在。作者設計了一個頗有意味的場面，“我”和姜政委告別時在辯論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語錄，認為每一段語錄都可以用另一段語錄來反駁，最后感覺是上了一堂民主課，“黑板上寫著：自己教育自己”。這既可以理解為關于文化大革命的隱喻（毛澤東晚年的一次大膽試驗，方法就是大民主），也可以理解為關于人生的疑問。這一筆深刻有力，令人回味無窮。在肖明看來，那些把時代的大疑大難扛在肩上的人才是真英雄，她認為那就是大寫的人。而作者似乎并不完全認同，英雄畢竟很少，大寫的人應該很多，所以小說中的英雄大多晚景凄涼，個人不幸。這也許是個“天問”，是個關乎社會進步也關乎人類幸福的永遠說不清楚的世紀之問。藝術的魅力，作者的深刻，正是這樣不動聲色地感染了我們。
還可以印證這一點的，是關于肖明的愛情描寫。她愛上了，愛得不能自己，可她又必須逃避；她要做一個無產階級戰士，可又無法擺脫小資產階級的身份；她要求有尊嚴的愛，可現實中她又洗刷不掉屈辱感；她有壓抑不住的愛欲，可又不得不在靈與肉之間選擇，連寫日記都不得不用曲折的春秋筆法。這些糾纏和矛盾是那個時代特有的精神印記，看似幼稚的行為實際刀刀見血，是作者忠實于生活服從于藝術的見證。直到調查父親死因的時候，在關于父親的想象里，隱藏在內心深處的對浪漫愛情的渴望才噴薄而出，女兒與父親才心靈相通，高度重合了。然而作者還沒有止步，他讓這段愛情的纏綿一直保持到肖明的老年。至此，落英繽紛鐘鼓齊鳴滿堂生彩，惡與善，愛與忠，個人與歷史，愛情與革命，欲望與哲思，在更高的理性層面實現了統一。在這里，作者用心之深，對藝術追求的高標，已經化作了一段華彩的樂章。
如同任何美玉都有瑕疵，我讀《民主課》的不滿足主要落在最后一章的三封信里。作者是以回憶錄、日記、信件的形式構筑全篇的，也許這樣的限制敘事方式可以獲得真確，但卻失去了完整和自然。三封信里過多的補敘和議論，總是顯得有些生硬直白。但如果采用全知敘述的方式是不是會好一些呢？那必然又帶來編造的質疑，流失了可信度。孰優孰劣，頗費周折。總之，藝無止境，境在高格。作為晚輩和學生，姑妄言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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