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已久的話劇《問蒼茫》終于與觀眾見面了。
小說《問蒼茫》被譽為"改革開放背景下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它揭示了金融危機背景下深圳"血汗GDP"的真相，刻畫了政府官員、老板、職業經理人、打工仔等眾生相。用作者曹征路的話說，小說寫的是生活，也是"我所經歷的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和"我體驗到的中國人的精神困境"。
該作品被搬上舞臺無疑是值得關注的。近年來話劇市場表面一派興旺景象，但對當下現實尤其是底層民生的冷漠讓舞臺呈現一派貧弱蒼白氣色。我們本有理由期待《問蒼茫》這一"新現實主義文學"的扛鼎之作能給話劇舞臺帶來沖擊。但看過演出后這個希望幻滅了。
該劇改編對原著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修改。這種修改不僅出于舞臺技術需要，更是編導價值觀的體現。若說小說表達了作者曹征路對資本擴展發展模式的批判，那么話劇改編體現了編導什么樣的價值觀呢？
小說刻畫了兩個特區官僚的形象，一個是幸福村村長兼"幸福開發集團"董事長文念祖。幸福村靠著特區的優惠政策賣地招商成為食利階層集團，文念祖作為該村老大，身上有一種"贏家通吃"的威猛氣派。但是在話劇舞臺上，他的政府官員身份被刻意淡化，以至于很多觀眾看完戲后都誤以為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廣東土財主。小說中另一個小官僚何子鋼是個外來者，為了能成為深圳既得利益群體的一員，他努力往上爬，為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話劇舞臺上這個人物干脆消失了。
政府官僚不能成為批判的對象，于是話劇編導濃墨重彩地推出了原著中的小馬仔馬明陽來充當大反派。小說中的馬明陽確是個毫無廉恥的卑鄙小人，但作者展現了他的農村出身帶給他的痛苦經歷，揭示了一個年輕人如何被特定的社會體制訓練成資本叢林中的野獸。而話劇把馬明陽塑造成先天的惡棍。當社會所造就的人性之惡被形而上地歸結為個人道德缺陷的時候，曹征路筆下對現實社會機制的批判性思考蕩然無存。
相對于馬明陽這個惡棍，小說中另一人物常來臨在劇中不堪其任地扮演了高大全的角色。常來臨原是某國企毛巾廠工會主席，工廠被私有化后在家待崗，寶島電子工人罷工之際他被老板聘為"黨委書記"，實際不過是個保安而已。他人品正直，有舊體制下培養出來的主人翁精神和集體主義意識。但是打老板工意味著他只有一個選擇：要么幫工人說話，要么幫資本家說話。被臺灣女老板的魅力所迷惑，他不由自主成了老板欺騙工人的工具。最終老板撤資棄廠外逃，他則以"涉嫌詐騙"和"煽動工人罷工"的罪名被拘捕。
如此尷尬的角色在舞臺上搖身一變成了道德楷模，待崗兩年的屈辱不見了，歷盡艱辛重新上崗后的誠惶誠恐謹小慎微也不見了。編導濃墨重彩加以鋪敘的，是他赴貴州招工，拒絕為女孩"開處"并揭發馬明陽的丑惡嘴臉；他關心女工成長呵護工人利益，當張毛妹沖進火場挽救公司財產受傷被質疑為"碰瓷"時，他伸張正義，頂著巨大壓力要還張毛妹一個公道；他熱愛工人同樣也熱愛老板，為老板得了白血病的弟弟募集工人獻血，血汗工廠變成了流淌著愛的熱血的和諧樂園......
有了惡棍和救世主，《問蒼茫》的編導便自然而然地延續了八十年代中國話劇的庸俗套路，在舞臺上演繹起一臺善與惡、崇高與卑鄙之間的對決。常、馬之間的較量是天使與惡魔的較量。這是一出宗教感化劇，但它顯然跟現實生活無關。為了加強煽情效果，弱小的張毛妹充當了這場道德較量的砝碼，她沖進火場時的內心動機成為一個糾纏不清的話題，從一個受壓迫者淪為"良心拷問"的對象。最終張毛妹的死，讓導演在舞臺上盡情灑了一次狗血，也昭示著這出戲的編導已經徹底放棄了自己的創作良心。
可見，話劇《問蒼茫》標榜關注底層民生，但底層勞動者形象僅僅充當了編導煽情的工具，并未得到真正關懷。覺悟的打工仔唐源被處理成一個不良青年，他為工友維權的動機只是為了接近柳葉葉，根本不懷好意；主人公柳葉葉的內心掙扎和精神成長則完全遭到忽略。就連小說中令工人身心備受摧殘的流水線作業，也變成了節奏強勁、歌聲喜慶的春晚式大歌舞。曹征路筆下被流水線徹底異化的工人，即使下了班，仍舊"吃飯的時候勺子不由自主地往別人的飯盆里戳"，"連睡覺的時候手都是一抽一抽的"。而在話劇導演"創作靈感"的指揮下，年輕靚麗的演員們歡天喜地地唱著"俺掙到錢了，......俺忙著事呢......"，激昂鏗鏘的"打工打工最光榮"成了遮蔽現實中的壓迫與剝削的虛假陳詞濫調。
話劇《問蒼茫》令人遺憾，同時也不禁生出些思考：主流話劇要想在舞臺上與時俱進地表現當代生活，拋棄老套的思想觀念和表現手法是當務之急。否則，虛假的矛盾沖突和布爾喬亞道德觀是絕難得到觀眾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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