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兄，
發來云杉作的《文化自覺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強》一文拜讀了。那個《紅旗文稿》是新創刊的么？出處應是從前的《紅旗》雜志吧。記得80年代后期有回從《紅旗》雜志社門前經過，看見牌子已換成“求是”，心里生出淡淡的感慨：紅旗為宏道，求是乃覓道，執政黨從“金光大道”轉向“摸石頭過河”，這是進了呢還是退了呢？是有自信呢還是沒自信呢？ 這篇文章提出文化的“三自”，的確面對了時代的真問題，并非無的放矢。可惜文風過于隆重盛大了，那種一級警衛二級警衛的架勢，群眾早已習慣繞著走了——你不傳來我肯定無由得見。這沒辦法，共產黨高踞廟堂之上已愈一個甲子，哪兒能像剛從山路野徑沖上天安門的第一代領導人，一身的草葉露水、生香活色呢？
一、
今天看，這幾十年當然是進了。摸石頭過河一路摸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步不可謂小。但說到自信，當時恐怕是沒有吧。不但當時，從大的歷史視野看，中國近代一百多年里，總體上都是沒有自信的。根本原因當然在經濟、軍事之類硬件上。這一點，唯物史觀起碼在宏觀層面上是經得住考驗的。五千年的個體經營、自產自銷被世界資本主義強行兼并，混到給人當學徒，哪來自信？一戰后梁啟超他們看西方滿目瘡痍也曾自雄過幾天，但很快過去，這沒辦法，多古老多仁義都沒用，世界叢林不認這個。雖然自信心沒有，但自強意志有。有了自強意志所提供的推動力，有了不自信所轉化成的靈活性，中國這條大河于是九曲九折，輾轉而東。
中國革命在1949年實現了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啟動了大規模的工業化。這讓近代以來的中國人第一次恢復了部分自信。可惜好景不長。國家主義型社會主義作為后發國家、苦難民族急起直追的捷徑，在發揮“齊心協力辦大事”長處的同時，也迅速暴露了它深幽的弊端。由于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缺席，國家權力聚于一群并最終聚于一人的集權體制，極易阻塞言路，造成實事求是、自我糾錯功能的嚴重缺損，使社會喪失活力，大躍進就是個慘痛的例子。毛也憂心于這種權力僵化腐朽誰也管不了的單一政治結構，但他身陷其中找不到什么好辦法，最后只能以頭號當權派兼任頭號造反派，帶著全國人民在放亂收死的跑道上跑得人仰馬翻，從起點跑回起點。就這樣，一把又是貓又是同花順的好牌，打到最后竟然要負責洗牌。
十年一夢醒來，周圍的冤家宿敵不是正在起飛（臺灣），就是飛起來了（日本）。而我們呢，一手拿著糧票油票，一手拿著傷痕文學，見人矮三分。原來的通天大道不通了，東張西望、悔愧交集之下，自信心又狂瀉到五四時的“拿來”水平。當然了，“拿來”有拿來的自信，徒弟有徒弟的自豪。社會經濟上，對計劃/公有確實心灰意懶，但很快又柳暗花明有了新方向——市場/私有，還找到了新導游。新方向加新導游讓中國的文化精英覺得，行走在中國也真夠走運的：剛離開共產主義金光大道，便又進入“現代文明”主航道；還讓無數沒地位有想法的覺得這下要時來運轉；更讓將轉型為老板的書記們覺得妙不可言，因為他們當年為消滅老板還掛過彩、得過二級解放勛章呢。雖然“長痛”、“短痛”、“闖關”之類說法也多少包含了風險意識，但大多數人從“空想社會主義”者只一扭身，就成了“空想資本主義”者，全都信心滿滿、印堂閃閃的。“壞的市場經濟”，“劣質資本主義”，那是又過了多少年才推出的“理論創新”。
政治權力上，書記們從背誦了多年的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知道，經濟基礎最終決定上層建筑，錢遲早要決定權，當老板的錢多到一定數量級，傳國玉璽只怕要移交給他們了。這種政治轉型上的擔心隨即化作經濟改革上的動力，公有財產被三下五除二或“承包”或“轉制”到了私人兜里甚至名下。那些搖身化作老板的書記，對傳國玉璽的態度幾乎就地起了變化：希望能上午移交過來最好別拖到中午。這些年的私有化改革呼聲以及“民主”化思潮，一部分來歷在此——不過，民主化思潮中也確有相當一部分反映了普通民眾包括中產階級的利益及正當需求，這是需要細心區分的。中等個頭以上的“民”企老板很多都是官府出身，如今他們卻特別熱衷于混在烤白薯、攤煎餅的草“民”中到官府門口聚眾請愿還權于“民”。這也是中國社會身份轉臺上的一道獨特風景了。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與毛時代的艱難跋涉，一左突一右沖，動力雖有別，取徑或有異，總目標卻都是中國文明的現代復興。中國在復興路上走到六十里鋪，居然走出了走路史上的奇跡，錢多得叮叮當當往地下掉，被路邊小兒圍著“中國模式”“中國模式”不停地叫——溫總理謙辭也不行。中國的躍進和西方的危機一起將中國的自信心高高舉起。近代以來，除了1960年代當過兩天世界革命的中心外，中國一直都是在洋教鞭下學習和工作，盡管也反感強迫式填鴨教學，每每逃學曠課，但內心從未真正質疑過師徒之分。只有到了這兩年，中國社會的管理者似乎才開始覺得洋教頭不續聘也罷——雖然公務員還陸續派往哈佛學習管理，但性質跟到九寨溝搞“國情調研”已差不太多。“中國模式”對于相當一部分官僚群體意味著一種從游牧到定居的變化：原來是把這一套政經體制當“如家旅館”，臨時住一夜；現在則是“我愛我家”，哪兒還都不去了。以上先簡單勾勒政治經濟的大走勢，算是背景。以下說說國家（政府）與文化、尤其是與其中最核心部分即社會價值觀的關系。
二、
今年是共產黨建黨90年周年。這個黨當年是靠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起的家，后來南征北戰，筆桿子槍桿子也一直交相輝映。現如今，執掌天下60年自然什么都不缺，但好像就缺文化，缺精氣神。黨員干部們一個個求簽問卦，神虧氣散，人生意義全靠權、錢兩條拐杖撐著，撤一條搖搖晃晃，撤兩條一堆肉泥。眼下這種局面，當然要放在近代以來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在近代大危機中，平等主義、集體主義、利他主義、英雄主義這套價值觀，對于長烽哀角中的四萬萬生命共同體，大概是唯一選擇。只有靠這些才能號召得了人心，動員得了最廣大的力量披荊斬棘，死地求生。那些單看都酷斃得不行、放一塊便對沖得精光的民國“范兒”，救亡圖存的工程要交給他們，真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完工。在英雄大盜神頭鬼臉如過江之鯽的近代，一條小花船就把全國代表都裝下了的區區中共居然能拿下這個大單，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這套為時代所亟需的文化和價值觀，屬它體現得最好，實現得最力。
解放后走趕超路線，需要高積累，高積累需要勒褲腰，勒褲腰需要人民勒領導也勒。因此，特別適應危機環境的平等互助、克己利群的價值觀，到了這個準危機時代依然全負荷運轉，實時提醒并檢查人民尤其是領導人腰圍是否超標——人類社會的特點就是互相盯著比著：你好樣我也好樣，你一含糊我就開溜。那時候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從最上頭的毛澤東（他一上來就把長子勒沒了），到中間的焦裕祿，再到最下面的雷鋒王杰，應該說褲腰都勒得相當有力度，其整體的清廉程度在中國史甚至世界史上并不多見。上行而下效，這套價值觀所轉化成的卡路里居然不輸德芙巧克力、中華鱉精。民族復興路上浩浩蕩蕩的趕路人雖然半饑半飽，卻也日夜兼程，歌聲嘹亮。
當時的官方文化就是主流文化，就是以這套價值觀為核心的革命文化。剛剛解開綁腿、換上中山裝的革命文化熱力四射，抱負不凡，“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意在吸收傳統、融匯外來，最終建立起現代的中國文化形態。就拿焦菊隱先生話劇民族化的努力來說，這種文化自覺早在民國時期就有了，但只有到了新中國才有機會一展宏圖。再如現代京劇《沙家浜》《紅燈記》，藝術上美輪美奐，讓古老的傳統滿樹新華。這些都體現了一個民族被打倒在地又重新站起來大步向前時的精神面貌，就像《贊歌》里胡松華用青春明亮的音色唱的，“像初升的太陽光芒萬丈”，確有“舊邦新命”的氣象。
但革命文化很快就陷入了困境。面對整個神州大地的天安門，畢竟不是守望紅色根據地的寶塔山，革命文化及其克己利群的價值觀本應由“黨”而“國”，成長為氣象更宏闊、內涵更豐富的中華文化，不單要鼓舞現代化的急行軍，也要照料億萬飲食男女的尋常人生和正常欲求。可惜，革命文化沒朝這個方向走多遠，而是隨著集權體制的日益強化，隨著極左政治的愈演愈烈，很快萎縮成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禁欲主義“無菌室文化”。這種文化嚴重偏食，胸襟狹小，表現出病態的自信或狂妄——看誰都是異端邪說，封資修要統統掃蕩。就說“辦個義學為貧寒”的武訓吧，它本與革命文化同屬同一個道義家族，卻硬是被革命文化謾罵羞辱于先，被文化革命掘尸游街于后。一個人混到六親不認的地步，也就快混不下去了。一種文化也是這樣。
因為革命文化及克己利群的價值觀有“精神變物質”的特長并在中國革命最艱苦的歲月里屢建奇功，于是像苦命的毛驢，被無窮無盡地抓差，什么事都指它靠它。其它該靠的老不靠，自然也就退化了。殊不知公而忘私的高昂士氣，說到底，是近代一百年苦難在億萬心靈中沉積成的能源，無論是以桶還是以噸計，總有開采完的一天。但當時人好像不是這樣想，他們以為只要打開《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精神力量就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結果是對革命文化及其價值觀的過度倚賴和強調，造成社會生活中群/己、義/利關系的嚴重失衡，個人的權益被壓抑到極點——文革十年的文藝作品中連談戀愛都取締了。諸如“斗私批修”、“憶苦思甜”、“早請示晚匯報”、“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等等文化創意琳瑯滿目，跟這些年虛頭八腦的金融理財工具似的，很快便喪失了樸素真實的力量。就在革命文化登峰造極之際，溫都爾汗一聲驚雷，泡沫應聲破碎。結局是：歷史的鐘擺像受驚的貓咪，從一個極端飛竄向了另一個極端。
三、
貓咪惶懼的眼神印在從30后到60后——后來又被翻印到70后和80后——好幾代人的眼睛里，是這些人決定了后來的歷史和文化走向。中國的發展道路由計劃轉向市場，其文化價值動力由利群轉為利己。近代以來舍生忘死、扶老攜幼的故事到此講完，狼奔豕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號角從此吹響。起于五四校園街頭的革命文化，經上海亭子間到陜北黃土地，再到人民大會堂，最后在毛主席紀念堂工地的大坑邊走完了它的歷史行程。
與前三十年政經路線高度匹配的革命文化，與后三十年的社會經濟模式，用今天流行的話說就是完全“擰巴”，就好像讓你左手畫圓同時右手畫三角，真能把左右腦都畫梗阻了。革命文化跟這三十年的政治格局倒是相對“糾結”——又匹配又擰巴。糾結的結果就是國家（實際上）放棄了革命文化，但設了個革命文化留守處，掛牌“主旋律”，由些老頭老太太看攤兒。主流文化則騰退給了精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主旋律”雖然弘揚的基本是刪除了文化革命的革命文化，但在新時代的陽光下蒼白得跟沒有似的。當書記、市長帶著全體班子全市人民忙市場化，忙私有化，忙得看錢還看不過來哪兒有功夫看演出，宣傳部長文化廳長拿著雷鋒、張思德又能干什么？有時候革命文化留守處的老頭老太太不問今世何世，對照著墻上發黃的幾要幾不要批評窗外的生猛現實，馬上就被一片口哨聲叱罵聲吞沒——文化劉翔、意識形態羅伯特還拿他們當跨欄做王者飛躍，出足了風頭。
主旋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吭聲還不如不吭聲的狀態，既有其前身革命文化極端到叫人逆反不已的歷史原因，也有官僚群體大面積墮落、好話因找不到好人而淪為空話的現實原因。“偽君子”在八九十年代被公推出來做官僚的形象代言人，實在是理有固然。前三十年的“君子”，你可以說他們是瘋子是傻子但很難說他們是騙子，因為他們讓老百姓勒褲腰的同時自己也勒了。而后三十年的“君子”開公車打警燈，金梭銀梭般往返于國庫和自家保險柜之間，不是“偽君子”是什么？“偽君子”不但在社會經濟上掠奪民眾，還在文化上陷害真君子。因為他們的言行不一，自然容易讓人疑心中國革命的前輩是否也都是差不多的貨色。這些年刨祖墳、砸牌坊的民間史學運動長盛不衰，甚至殃及一般的理想主義、利他主義傳統，歷史上的不少仁人志士也都紛紛遭開棺驗尸——看是不是狐貍變的。本來，在這個社會急劇分化的年代里，以克己利群為基點的革命文化，以革命文化為基調的主旋律文化未必不能補偏救弊，發揮某種平衡的作用，卻因跟貪官惡吏拆不散的血緣聯系而根本無緣進入大眾尤其是青年人的視野——更別提內心了。
四、
在有些方面，毛時代跟政教合一的神權社會確有一比，甚至有過之——這里不包含價值判斷，因為各種社會組織方式各有短長。國家（政府）是前三十年墻上唯一的一顆釘子，社會生活各個部門包括文化，都掛在這顆釘子上。后三十年墻上這根釘子實在承不起那么多東西了，文化掉下來，在知識精英的耳朵上掛了一陣，后來落入市場這條鱷魚的海口。
前三十年的主流文化即革命文化，馬列主義毛澤思想什么的，和那時的國家一樣，也是全能的。它提供的知識論與近代最新社會力量即科學及進化論不但相安無事，甚至還相得益彰，這點強于宗教。它還提供了充沛的價值觀、意義感、甚至終極關懷（如“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當中去”），讓人覺著上下班不僅僅是上下班還是件了不得的事情[1]，這點近乎宗教。總之從心到腦，革命文化都能管。因為啥都管，后來一旦撒手不管，中國人的意義世界便成了李逵李鬼們的天下。本來傳統的儒、釋、道各家以及西方的人道主義、非列寧斯大林版的社會主義等等，都不乏平衡個人主義、羈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豐富內容，但由于幾十年棄置不用，年輕人聽都沒大聽說過，這時就是把太和殿的龍椅讓給它們，它們從伊犁、寧古塔一時半會兒也趕不回來。結果讓張宏堡、李洪志這些小頭銳目之輩捷足先登，差點承包了“以德治國”。三十年里，革命文化的廢墟不但成了主流精英的激情飆車道，也成為形形色色花妖狐魅、大大小小神漢教主的快樂家園。大官大款大腕閃著“拉大差距、提高效率”的警燈呼嘯而來，捆載而去，搶得草民目瞪口呆。小神仙們隨即貼上來一邊揉腿捏背一邊探囊取物——模樣好點的婦人連身子帶票子一樣也剩不下。
主流文化脫離國家那顆釘子未必是件壞事，但后來整個掉進市場嘴里，肯定不是件好事。一個國家的經濟生活不妨市場化，但如果精神生活也市場化，由著財富價值觀通吃獨大，億萬腦瓜跟小賣部似的24小時營業，那樣的日子還是人過的日子么？全國培養教師的最高學府北京師范大學，最近出了位董藩教授，他對自己的研究生下達了不掙夠四千萬別來見我、也別跟人說我教過你們的總動員令。面對網上的批評董教授理直氣壯，說誰批評誰就是偽君子。他說的也不全錯，因為掙大錢、發大財早已成為億萬小賣部的唯一憲法了。財富價值觀既是社會經濟形勢走到某步田地的結果，也是讓社會經濟朝某方向去的推手。由于有推的沒攔的，中國的市場經濟幾步就躍進到了打砸搶資本主義或白溝商品經濟階段，市場經濟氣兒吹似地迅速膨脹為市場社會。從90年代的工農到近幾年的城市中產階級，中國的廣大人口不僅在社會經濟上遭本族精英胡虜倭寇式的洗劫，還在文化上被財富價值觀二次蹂躪，受欺辱者跟著欺辱者欺辱自己：怨爹怨媽怨自己沒出息，自我掌嘴，自釘竹簽，精神勝利法都不如從前好使了。
中國要真是個貴族社會倒也太平了，可惜自戰國以后基本就不是了。既然不是，那么多大的財富差距、多強的財富價值觀就會煽起多猛的財富欲望。彩票、股票、鳳姐、芙蓉姐姐這些底層的致富之路，走通的概率比搶銀行高不了多少。更普遍的是自殺的、郁悶的、瞪著眼睛睡覺的。當海量的社會欲望找不到實現途徑時，無數陳勝吳廣洪秀便像巖漿一樣蹲在火山底部摩拳擦掌，等待沖天的一躍。隨著全球經濟包括中國經濟增勢的放緩，對有限財富的爭奪會愈加酷烈，其人生意義只剩下發財卻又發不了財的廣大“蟻民”“屁民”，會整團整師地編入精英們所擔憂的“刁民”“暴民”隊伍。富士康的十三連跳、頻繁的網絡暴力風潮以及其他數不勝數的不祥之兆，已經把不少人民警察活活累倒在崗位上了。
五、
國家肯定是不想文化裸身，但它從前輩那兒繼承來的是排他性極強的革命文化，而革命文化跟執政黨今生的事業又實在不合，這就讓經濟、文化“兩手都硬”三十年來一直懸為空談。不過平心說，國家一直也在嘗試著援用別家的文化來彌補主旋律的基本無效。例如，為解決政權合法性問題，1980、90之交曾考慮過“新權威主義”。后來為躲避西方普世主義的窮追猛打，國家還默認過民族主義[2]，在享受該主義對“中”字頭捍衛的同時，也不忘控遏其勢，以免壞了接軌、一體化的好事。他如國家主義、保守主義、新儒家等等，國家也都抱不干涉主義、甚至樂觀其成的態度。這些當然還僅局限于政治文化。社會關系領域仍被強者哲學把持，人生的意義體系仍是財富價值觀的一統江山。這方面，宗教這一二十年起了一些平衡作用。宗教雖為“人民的鴉片”，但眼見人民疼得不但打滾還要打人，而主旋律止疼片“同一首歌”之類吃了等于沒吃，國家只好任由“鴉片”流行。黨員信佛信基督者甚眾，黨也一點不嫉妒，跟毛時代真有天壤之別。各門宗教中，屬佛教最濫——有時我都納悶他們弄什么“人間佛教”啊，直接改農貿市場不行么？基督教的商業化程度最低，看著還像宗教。有趣的是，近年也有人主張將毛主席當神佛禮拜。宗教走低本為世界趨勢，在中國卻逆勢上揚，實在耐人尋味。在社會劇變的飄風中，飄絮般的人心太想找個枝頭休憩了。國家如今提供不了這樣的休息室，放手讓宗教去提供，這是現實主義的態度。
在一個健康、和睦、有活力、可持續的社會里，哪種文化沒有它的一席之地？公正地說，在過去三四十年里，精英主義乃至社會達爾文主義確實為中華民族取道資本主義市場的民族復興提供了巨大的文化動力，億萬個體的你追我趕累積成整個共同體的日新日進。但正像毛時代克己利群平等互助的革命文化一樣，它也有自己的盛衰之數，干到如今，把社會干成一堆干柴，確實也該歇歇了。但歇歇而已，并不是說就該取締，因為競爭作為人類文明存在和發展的基石，一時半會兒也不是誰能動得了的。但競爭文化需要得到有效的控制，這是中國社會的燃眉之急，也是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所在。國家在這方面，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去年曾就某女在電視相親節目里叫囂“寧坐寶馬車里哭，也不坐自行車后座上笑”寫過一篇《燈都滅了》：
由億萬勞動者出資、由各級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伙同各色男女流氓操辦的大眾傳媒，都爭先恐后地謳歌財富，肆無忌憚地嘲笑勞動，針扎錐刺著底層民眾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視界。我有回隨便瀏覽了十個電視頻道，發現其中有六個正在弘揚影視明星奢靡無恥的生活。文化的惡之花像黑衣女巫搖蕩在道路兩側，歡送中華復興的列車從階級分化的丘陵地帶直奔社會分裂的大峽谷。
前不久重慶地方電視臺率先向窩藏這類節目的商業運營模式說不，代之以傳統、紅色的內容，這的確有點像當年解放軍唱著軍歌查封八大胡同，一時社會上議論紛紛。重慶市政府封文化發廊的門這并沒錯——政府再不去封門，人民有一天就會起來封政府的門。但封了文化發廊的門之后給人民提供什么樣的文化食糧，這對整個國家體制真都是一個難題。革命文化那兒的《一條大河》肯定是不夠用的，所以重慶方面把屈原、馬丁路德金也都請了來。廣結善緣無疑是對的——毛時代的革命文化之失，就在于不是積極擴編而是反復提純，結果提得什么都不剩。但即使這樣，恐怕也還是不夠。《一條大河》《一條小路》固然是好東西，但都屬過去時，與當代人的生活世界是有隔閡的，而且它只是遺贈而不是創造——創造即便不是人生的大部，起碼也應是一半。可以說，由于這三十年國家沒建設出任何稱得上“文化”的文化來，這讓國家中的有心之人、有志之士包括重慶方面難為無米之炊，只好拿過期食品去替換有毒食品。過期食品一般口感都嫌干硬，再加上政府的權力推廣，這就極易凸出并放大國家機器強制的一面，甚至給人妓院要改成經院的擔憂。這樣的擔憂既包含誤解，也可以理解。
重慶的“唱紅”乃至更具包容性的“唱讀講傳”，反映了國家自身三十年來的根本文化缺陷。但重慶方面在政法和經濟領域所做的兩件事，卻著實有文化轉變上的意義，說明“功夫在詩外”確有道理。一件是向黑社會及其官僚保護傘開刀，規模之大，于世矚目。另一件是民生工程，的確也不大像以往不痛不癢的官樣文章。如前所述，中國三十年發展路線在社會關系上已難以為繼，精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也該退居二線，讓新的文化出來主持工作了。新的文化應是社會主義控股、其他各種文化參股的多元文化體系。這樣一個新的文化體系，為以革命文化為老底子的官方主旋律文化提供了起衰還陽的機會，但能否還陽，要看官方能否做“詩”外的功課，能否滿足一項前提條件：做的要往說的這邊靠靠。
也就是說，曾經在近代大危機中好樣過一次的“核心力量”，需要再像樣一一次。所謂“像樣”，用重慶地方領導要求警方的話就是，“鎮得住壞人，幫得了群眾，管得住自己”，難度系數按說沒多高，既不用拋頭顱也不用勒褲腰。但管不住自己又確實是官僚體制的頑癥，毛主席最后連大黃蜈蚣都用上了也沒攻克了[3]。但正因為困難才是挑戰，才是機遇，就看誰能抓住，誰能力行了。如何行呢？很簡單：一要強化社會管理者的超然角色，二要弱化社會管理者的自身利益。角色不超然您還兼著資本家，那您還怎么管資本家？自身利益不約束而您又攥著國庫的鑰匙，那還真不如資本家呢。重慶剛開始“唱紅”時沒多少人介意——唱還不容易，貪官們這些年貪累了不是都愛唱支老歌解乏么，聽說有的污吏狂嫖濫交時專唱《咱們工人有力量》呢。但后來重慶方面在公檢法內部打掉大批黑社會保護傘，后來又把大批警員從樓里挪到街上給老百姓站崗放哨；再后來還大批開建別處官僚誰都舍不得建的公租房。到這時，“唱紅”這壺茶才算喝出點味道，唱的和干的才開始扭轉那種千萬別碰一塊的局面。當然，重慶的官員最后能多像樣，全國的官員能否也像點樣，都還在未定之天，過分樂觀和一味悲觀都不可取。總之，官僚集團只有向自己的利益開兩刀，才可能像點樣，才有資格領唱新歌，其他人群才愿意加入合唱，新歌才可能家弦戶誦，山鳴谷應，紀念碑浮雕上那相互扶助、苦難同行的群像才會在歌聲中化入蒼茫大地上走向未來的億萬身影。
六、
在目前由精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向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文化價值觀轉型中，國家因位置關鍵、作用不可取代——向自身利益開刀以改形象、變風氣的事非他不辦——理應發揮某種“領唱”的作用。但在未來的多元文化體系中，這“領唱”的角色則應弱化，弱化到每年芳菲四月天黨和國家領導人去天壇給小樹苗澆水的程度。在中國過去的兩千年里，由國家領唱甚至主唱文化的時候（太平天國、毛時代）并不太多，而且按現代世俗社會的邏輯，那也不該是國家干的事。國家將來在這方面的作用，不妨參考一下大觀園王鳳姐和海棠詩社的關系。作為榮府總管的鳳姐做了三件事：第一，拿出五十兩銀子設立文化基金；第二，出任“監社御史”；第三，以“一夜北風緊”領唱或揭幕了大觀園詩歌節。簡單說，國家要做的是提供文化硬件，做好文化的外圍組織管理工作，把錢運到正當的地方，別拿去資助薛蟠薛大爺他們的“女兒悲詩歌狂歡節”。
對于這種半出納、半總務的文化角色，被下屬和學者吹得天花亂墜的各級文化官員也許會認為是對自己的小瞧——特別是他們還珍藏這一些“照到哪里哪里亮”的集體記憶。而事實上，不濫用文化資源看來對他們已經是過高的要求了。可以說，他們掌握著他們并不知道該怎么用、卻愛怎么用就怎么用的巨量文化資源。就說各級政府最熱衷的歌舞晚會吧，一場耗資千萬不算新鮮，論體制功能無非是把財政撥款在年底前勝利地花光——這樣第二年就能撥來更多的錢；論社會效果則是把演藝明星的身價彩彈禮花般炒上夜空，讓遍地的人民痛感腳踏實地是多么的不幸。再說電視傳媒，如今億萬魂靈時刻聽從錢召喚、中國社會在價值觀上危若累卵的局面，那些調戲正氣、羞辱智商、不把高級動物改造成低級動物決不罷休的欄目節目，實在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電視臺廣大職工也有他們的苦衷：我們也不想下三濫，但上面定了產業化大方向，下了收視率、廣告收入硬指標，不下三路，我們不得下崗么？還記得幾年前安徽黃山地方政府跟開發商聯手打造的“金瓶梅”工程，則“監社御史”也做開了“嫁了男人是烏龜”。無論是自己腿上的官方主旋律文化，還是自己眼皮底下的主流市場文化，國家把文化管成這樣，還不需要深刻檢討么？今后少開點動員會、表彰會，多開點研討會、分析會吧。
天安門廣場最近在馬、恩、列、孫、毛之外，又立了孔子像。諸子百家、中外先賢，只要地方夠，我看多多益善，因為這是一個健康多元文化應有的胸襟。不過，在仰望偉人感念偉業的同時，千萬別忽略了身邊的普通人，別忘了人民群眾正日益成為歷史的主人，人民群眾的旗幟終將是人民群眾自己。替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主義，過去和現在都有其合理性，但終將過渡到由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間社會在這三十年間沛然而興，與國家、市場鼎足而三的格局正在形成，這是歷史的進步。從互聯網這個中國最大的公民社會可以看到，普通民眾參與政治、改造社會、塑造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愿望和能力空前高漲。他們中正在生成并釋放出巨大的文化想象力和創造力。如今虎虎有生氣的文化行動十之八九發生在民間，或發生在民間與國家與市場的交界地帶。國家、市場、社會三者其實各有短長，如何在文化領域取長補短，形成良性互動，需要各方在認清大勢的基礎上扎實探討。目前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火星四濺，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緩解，一旦引爆深層社會矛盾，幾十年得之不易的成果有可能付諸東流。國家應該拿出憂患意識，同危機也同自己的弊病搶時間爭速度，積極探討與民間社會的溝通合作之道[4]。相對于政治經濟，文化是一個相對容易合作的領域，何不就從易處做起，說不定能收以易易難的效果呢。
最后再回到“文化自信”上來。中國人過去一百年失落的文化自信，它的重建是一個歷史過程。在拿來—消化—創新的三部曲中，自信心的完全恢復只能在第三部曲中，在現代化基礎設施大體建成、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基本站穩腳跟的時候。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前后三十年的正題和反題，如果順利的話，未來應是走向合題，走向文化自信心完全恢復的三十年。文化自信心的完全恢復必然伴隨著中國五千深厚文化的大規模盤活，即中華文明的現代化重生再造。這會成為世界當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起于地中海、盛于北大西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主導世界五百年之后，差不多耗盡了它的體制和文化能量，已是夕陽在山。中國經濟的崛起正當其時，如能再接再厲完成文化的重建，那么，一個既古老又嶄新，有根本而能包容的中國文化，是可以為人類另辟蹊徑，為歷史別開生面的。我們那本《中國不高興》千言萬語，說的無非是要抓住歷史機遇，為擔起這個人類使命而改造內部、做好準備。
原打算聊個三兩千字，結果啰里啰嗦說了這么多，可見也不是個胸有成竹的角色。思有未周、理有未澈之處也不知凡幾，尚希閣下多多指正。
黃紀蘇
載《文化縱橫》2011年8月號，發表時有所刪節。
[1] 用朝陽區文化館第一任老館長李女士的話說，“早晨六點鐘一推門——革命去了，晚上八點一拉門——革命回來了”。我們學工勞動的一位工人老師傅，手下領導了七八個人，他操的心居然跟毛主席操的心一樣：接班人問題——誰接他當那個班長。
[2] 即房寧先生說的“民間愛國主義”更準確。
[3] 最近讀網，花錢錘方舟子的肖傳國，文革后期中學還沒畢業就被姓“無”的走資派安排當了“工農兵”大學生，可見文革的失敗是在其結束之前。
[4] 公安部與騰訊前數月推出的春運微博就值得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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