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批判浩然的人，都是烏而八鬼之徒（以章明為例）？
李澤厚在《世紀新夢》一書中，收錄了他與劉再復的長篇談話錄，其中談到某些評論家的資質(zhì)，說了如下的一段話，這些話，倒是為當今的陳思和這些所謂的 文學 教授，畫了一個鞭辟入里、繪聲繪色的寫真圖。
其中，劉再復在評價某些“政治掛帥”的文學評論家時，說：這類評論家的“感覺就是政治感覺，至于這部小說中的藝術變化和感情上的豐富之處，他完全感覺不出來，他毫無藝術感覺，卻從事一輩子文學批評，這對于他個人的人生選擇來說，完全是‘誤入歧途’，選錯職業(yè)，對于別人來說，則是‘誤人子弟’，危害作家。”
緊接著，李澤厚也大發(fā)感慨：“沒有藝術感覺的批評和理論，實在不能說是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可以說只是政治討伐。”
劉再復與李澤厚的對評論家的定性，仿佛是為陳思和量身定做的。陳思和在年輕時代，用他自己的話說，就喜歡寫一些讀書評論的東西，從這時候起，他就開始了用一套先驗的政治理論，來套用紛繁的文學現(xiàn)象，正如李澤厚所說的，用“政治討伐”開啟了他的所謂文學評論的起點，后來當了教授之后，這一股來自懵懂少年的遺傳基因，卻已經(jīng)在他的心目中定形、定格，繼續(xù)作用于他的思維與行動，使陳思和的文學評論，仍然是一種以“政治討伐”為基礎的“政治先行”模式的不斷克隆與翻版。
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看，批判浩然的人，實際上是兩種類型，一種是陳思和的這種類型。他們不懂文學，沒有藝術感覺，年輕的時代，就接受了很惡劣的文風，秉承某種政治氣候，打棍子，扣帽子，撂絆子，怎么狠毒怎么出手，后來混上了教授，在掌握了話語權之后，繼續(xù)沿襲了年青時代十分容易養(yǎng)成與成型的文化積淀，依然用概念化的框框條條去套用文藝現(xiàn)象，用一種新型的模式，繼續(xù)去行使年輕時代意猶未盡的打棍子、扣帽子的干活與勾當，并洋洋自得，志在必得，好一副一覽眾山下，唯有打手尊的派頭，那一副豪情萬丈的氣派，大有文革期間姚文元的戰(zhàn)斗檄文才能不相上下，兩相媲美。看看陳思和對文學的歸納，實在可笑與荒唐，拿給中學生去改病句，典型的屬于“歸納不完全”之類，比如它把文學分成“官方與民間”，對近期文學無以定名，又發(fā)明了一個“無名”文學，總之，他在沒有政治指導的前提下，便像是迷途的羔羊，竟然有“無名”、“民間”這類無實質(zhì)內(nèi)容的概念去作為標尺進行分類，就像對空氣進行分類一樣，陳思和把空氣分成“高層空氣”、“底層空氣”，這比咱們古代認為空氣中蘊含著“燃素”更偏離了現(xiàn)實主義的常識性。縱觀陳思和這種人的特點，就是一輩子沒有寫過一篇文學題材的作品，看看陳思和這樣的所謂評論家，基本不涉及到散文、詩歌這類的文學性題材，完全是局限在文革期間幫八股的雜文體裁范疇里。他們沒有藝術感覺，所以，對他們“政治討伐”的評論，就讓我們“阿門”一聲，原諒他們的無知與愚昧吧。
另一種類型，就是章明之流，也寫一點散文，湊一點詩歌，擠一點小說，屬于半調(diào)子作家。他們批判浩然，說浩然的小說拙劣，漏洞百出，描寫失真，一副高人一等的上帝派頭。其實看看他們寫的東西，才發(fā)覺，他們連基本的文字功底都沒有達到，那才整個叫一個拙劣。
這類批評浩然的作家，從我個人的臆度與猜測，完全屬于一種“嫉妒之心。”
其實浩然對章明之流的不健康心態(tài)，已有所察覺，他在《蒼生》的后記中這樣寫道：“我認為有人出于‘文人相輕’的嫉妒和有人不了解我而把我貶斥得面目皆非。”
嫉妒本是人之常情，但你嫉妒歸嫉妒，如果說出來，還要大言不慚地作為怨毒的理由，就顯得你有一點太不厚道了。
看看章明是如何表達對浩然的不加掩飾的嫉妒的。這是章明在《浩然的確是個“奇跡” 》一文中對浩然的近似小學生的責問：
“1974年我軍收復西沙群島，你榮任‘受江青同志親自委托’的兩名‘特使’之一由廣州、海南去西沙時，一路上受到‘國賓’般的接待，你曾經(jīng)遜謝推辭過嗎?我們?nèi)ノ魃趁帮L浪乘艦艇，你坐的是專用直升飛機；我們和戰(zhàn)士們一道住帳篷，你在指揮部里等著官兵們‘匯報’，你不覺得有點兒過分嗎?”
從這一段頗為可笑的責問中，我們可以看到章明對浩然的不滿，主要原因是浩然到西沙是乘了直升飛機，而他自己是“冒風浪乘艦艇”去的，在“行”上低于浩然一等；再看“住”，浩然是在指揮部里，而章明呢，則“住帳篷”，待遇又差一等了。但章明沒有看到，浩然趕的是時間，人家手里還有寫作任務，早去早回，及時了解一線信息，回來后，還要關門謝客，構思情節(jié)，動腦子，爬格子，點滴時間都不能浪費，所以浩然在很短時間內(nèi)，便寫成了表現(xiàn)中國人民保衛(wèi)自己的藍色海疆、低御外來侵略者的愛國主義小說，你章明雖然當時住的差一點，路上顛簸了一點，速度慢了一點，但你回來后，也沒有看到你絞盡腦汁寫出什么歌頌西沙人民保衛(wèi)自己國土的英雄壯舉的作品，能讓你乘著艦艇出海，已經(jīng)對你是寬待了，可以說，就連乘艦艇、住帳篷，都已經(jīng)浪費了國家的國防資源，浪費了勞動人民辛苦繳納的點滴稅收，你居然還在這里為自己的無所作為表示不滿。雖然那個時候沒有像現(xiàn)在倡導“不勞而獲”、“多勞多得、不勞不得”的理念，但你捫心自問，像你這種“不稂不秀”、徒有寫手之名、卻一毛不拔的南 郭 先生有誰敢用你啊？如果西沙之戰(zhàn)之后，把你供奉起來，讓你坐飛機，上指揮部，吃好喝好，你到時候拿不出一個字來，那么，你可以厚顏地不以為恥，但中國文學史將少了一部記載著中國人民首次抒發(fā)我們的海權意識的作品，這樣的責任，估計是章明承擔不了的吧。
所以，任何時代，不管是文革，還是文革后，章明這樣的“重在參與”卻無所作為的所謂文學家，一般人是不敢重用的，因為他沒用，搞不出作品來，他只會說一些風涼話，表達自己的嫉妒之心，此類外強中干、外實內(nèi)空之徒，完全是可以當著空氣一樣予以無視的。
最近，下載了章明出版于1984年的小說《海上特遣隊》，看看這位攻擊浩然的大作家究竟是什么樣的貨色，看完之后，大跌眼鏡，原來這位居高臨下批判浩然的作家，竟然連基本的文學基本功都沒有達到。看了這個小說，想到了奧斯卡獲獎電影《莫扎特》，里面那個一直嫉妒莫扎特卻沒有才華的另一個作曲者，一直生活在痛苦不堪的才不如人的嫉妒漩渦之中，其實完全比照這個電影，看看章明的這部他唯一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究竟是如何地把他的平庸資質(zhì)坦露無遺的。
一、 情節(jié)胡編濫造，近似兒戲。
《海上特遣隊》表現(xiàn)的是五十年代初，南下的解放軍進逼南海中的一座孤島，準備攻下由國民黨殘部占領的島嶼。為了了解敵情，部隊派出特遣隊，上島偵察。
這個構思還是不錯的，使人想到《渡江偵察記》這類同樣類型的作品，而實際上，小說對《渡江偵察記》這類小說情節(jié)的模仿，也是非常明顯的。比如，島上也有一位杜大嬸，作為地下黨配合著部隊的進攻。而更加俗套而雷同的是，特遣隊里的隊長李玉泉，他的失散的姐姐，竟然是島上國民黨副司令的兒媳婦，這與《渡江偵察記》中重逢當年的漁家女是有著相似的“無巧不成書”的構思的，只不過這里章明將重逢放在了姐弟之間，但考究一下，這樣的概率幾乎是微乎其微的。因為小說主人公的家鄉(xiāng)在河北，李玉泉與姐姐失散，是在河北發(fā)生的，但他們相遇，卻在南海上的一坐孤島上，從河北分手，重逢在南海上的一坐小島上，這樣的事件發(fā)生率，是一個什么樣的數(shù)值，懂一點高中數(shù)學的人，都可以算出來的。巴金的小說《團圓》寫的是上海失散，重逢在朝鮮，但巴金這里的朝鮮戰(zhàn)場，畢竟云集了全中國的力量，相逢的幾率是較大的，也有一點合理性，屬于“面”到“點”的碰撞概率，但章明的小說中，完全是“點”到“點”的幾率發(fā)生概率，由此可見，章明是如何生吞活剝已有的文學規(guī)律，大言不慚地抄襲現(xiàn)成的模式化的情節(jié)構思的。
更為奇怪的是，整個小說寫了幾乎接近十次的上島偵察行動，在小說中，偵察幾乎成了一場場做秀，使你死我活的生死斗爭，變成了電玩游戲一般的輕飄飄的游戲交鋒。下面我們列舉小說中匪夷所思的偵察行動：第一次，特遣隊來到敵占島的沙灘上，穿過雷區(qū)，靠近了岸頭，發(fā)現(xiàn)了巨大炸彈，知道島上有一種秘密武器，也是整個小說里最終需要解決的所謂“炸彈陣”，完身而退。第二次，再次上敵島，是另外一地方，竟然能夠聽到放電影的槍炮聲，后來在敵人的眼皮底下，順著敵人的工事，一直來到村子里，與島上的地下黨進行聯(lián)系，了解巨型炸彈的秘密，由于這次分成兩隊，其中一隊上了敵人的當，被陷山上，于是另一隊回身救援，竟然只傷了幾個人，又撤回來了。一個數(shù)人的特遣隊，在上島之后，陷入敵人的重圍，竟然能夠退出來，真是奇談了。第三次，特遣隊又出發(fā)了，這次穿的是美軍制服，目的是偵察重要的港口，戰(zhàn)士們竟然在敵艦的眼皮底下，上了港口，然后爬上了釣魚的筏子，在上面輕松地釣魚，與島上任參謀的地下黨借釣魚之機，取得了聯(lián)系，又譜寫了天方夜譚。第四次，由于發(fā)現(xiàn)敵人在沙灘上試驗新炸彈，于是決定，再次到敵島上，了解炸彈情況，并捉一個俘虜（捉俘如同兒戲，已經(jīng)捉第二個了），但上島之后，發(fā)現(xiàn)敵人防備甚嚴，只好撤回。第五次，這次上島后，由于貿(mào)然露面，中了埋伏，倉促之間，犧牲一人，傷一人，退了回來。第六次，發(fā)現(xiàn)了敵人在港外一個礁石上監(jiān)視特遣隊出動，于是，特遣隊再次出來，佯裝上敵島，半路折回，消滅了礁石上的監(jiān)視哨。第七次，這次特遣隊夜間出動，來到敵島灘上，扮作礁石，與地下黨杜大嬸取得聯(lián)系，但因下雨，未能接頭，只得撤回。第八次，再次在晚上潛伏到敵島灘上，但因為一戰(zhàn)士被水流沖走，只好取消，救回戰(zhàn)士，撤回（茫茫深夜里，竟然可以找到被海流沖走的戰(zhàn)士，而且還是在敵人的嚴密防護之下）。第九次，和上次一樣，也扮成礁石，終于成功地與地下黨杜大嬸取得了聯(lián)系，但被敵營長發(fā)現(xiàn)，竟然與特遣隊隊員，在沙灘上進行了一場武術表演，打敗了敵營長，扛著敵營長，剪破鐵絲網(wǎng)，冒著敵人的炮火，安全而退。第十次，聽說島上的敵司令項家驥準備加害于有投誠意愿的副司令吳雨軒，于是，李玉泉再次率領隊伍，直闖小島，成功解救被扣押的副司令吳雨軒，與失散多年的姐姐相遇，然后帶著吳雨軒來到控制室，引爆了炸彈陣，為大軍進攻敵島掃平道路。
可以說，我軍特遣隊竟然十次，如入無人之境地來到敵島的各個陣地，像電玩游戲中的十個回合一樣，這樣的敵人，比紙老虎都要脆弱，不堪一擊。憑著基本的邏輯常識，都覺得是天方夜譚。這樣的戰(zhàn)爭，真的太游戲化了，不知作者，也算是經(jīng)過戰(zhàn)爭年代的血與火的考驗的，為什么把戰(zhàn)爭想象成如此兒戲一般的存在方式？這十次任務中，可以說大多數(shù)都是一些玩命的冒險之舉，很多情況下，暴露了自己的動機，但敵人卻依然無所防備，并不影響下一次再度順利冒險，其實早知如此，實際上采取最后也就是第十次的直闖敵營的方式，就能大功告成了，何必還需要前面一次次的沒有目的、莫名其妙的脫褲子放屁式的越海偵察呢？這樣的情節(jié)，連通俗小說的基本合理性都沒有達到，與《林海雪原》等小說中的戰(zhàn)爭的嚴酷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在這部小說中，我們還看到，一個被抓壯丁的窮人孩子，竟然因為會做海鮮得到了敵情報處長的信賴，提拔到參謀，然后在很多情況下，幫助偵察兵上島，為了傳送消息，竟然可以通過大聲說話，來告訴偵察兵有埋伏。另外，敵人的一個艇長尹大胡子，也輕易地投身到解放軍這邊，而且還幫助島上的一位老漁民，護送他來到大陸為共軍送情報。而更不可思議的是，副司令的兒子與兒媳，都與地下黨有關系，島上的一半敵人，都與地下黨有著緊密關系，使一場攻島戰(zhàn)爭，變成了一種內(nèi)應外合的簡單的兒戲。
二、 人物概念臉譜，浮于表面。
看看下面一段對一個女人的描寫：
[蘇帶娣原是個大煙館掌柜的老婆，無子無女，丈夫病死了以后（有人說是她和海蛇王一同把她的丈夫擺弄死的），她又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自稱“終身守節(jié)不嫁”，多年來販大煙，當巫神，做媒婆，又是全鎮(zhèn)出名的“破鞋”。她很早就當了海蛇王的姘婦，幫他干了不少壞事，可她做得很隱蔽，從不出頭露面，所以鎮(zhèn)上知道她的底細的人并不多。]
這種對人物的刻劃，完全是一種階級分析法的產(chǎn)物，壞人就是什么都是壞，包圍道德品德。而同樣的女人，我們再看看章明加以深入批判的浩然的《金光大道》中的錢鳳英，就可以看到，浩然是如何寫出女人的層次的。
再看看小說中的對話與臺詞，似乎就是樣板戲那種舞臺腔，看下面一段：
[木殼機帆船與敵艦碰上，“現(xiàn)在唯一的辦法就是迎上和它拼，一場力量懸殊的搏斗是無法避免的了……梁科長一面想著，一面拔出駁殼槍，站在船頭，大聲對戰(zhàn)士們說：
“同志們，敢不敢拼？！”
戰(zhàn)士們情緒激昂地回答：
“拼！堅決消滅敵人！”]
小說里的特遣隊員，千人一面，沒有什么個性，至少我們在《林海雪原》等戰(zhàn)爭小說中還看到人物個性方面的差異，但在章明的小說中，人物都是一個腔調(diào)說話。在這種小說里，還少不了一個當?shù)氐睦洗鬆敚瑤椭婈犚黄鹣麥鐢橙耍@個大爺還少不了有一個可愛的女兒，在小說里穿針引線，蹦蹦跳跳，完全是樣板戲里的角色設定的總和。
三、 語言陳辭濫調(diào)，粗糙乏味。
章明的小說，缺乏浩然作品以鄉(xiāng)土俚語為基調(diào)的親和性，完全是一種典型的書面語，作者引用的一些鄉(xiāng)土俚語，都是一些書面上的語匯，而不是浩然那般直接來自于民間，帶著一種清新、耳目一新的氣息。
有的地方，覺得作者用詞明顯存在著不當之處，如為了說明要抓住機會，機不可失，引用了俚語：“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其實這兩句話，并不是同一個意思，前面說世上是沒有秘密可言的，并不是說墻上有漏洞，可以給人以機會，后面那一句，則說機會是無處不在的。章明的筆下，這兩句不同意思的俚語，被他用到一起來了，證明只要耐心捕捉，機會總會出現(xiàn)的。
再看看作者的景物描寫：
[七月，是南海邊最炎熱也最絢麗多采的季節(jié)。天空顯得更高，海水顯得更藍，海面上的飛魚和在低空盤旋的海鷗也更加白得耀眼。漁訊的旺季來到了，碼頭上堆積著剛剛打上來的紅魚、（魚或）魚、帶魚、鯪魚……像一座座小山似的，新建立的水產(chǎn)站的工作人員正忙碌地過秤、收購，給的價錢比解放前高出四、五倍。漁民群眾家家提高了收入，人人臉上笑逐顏開。荔埔鎮(zhèn)后面的北山坡上，一樹樹荔枝已經(jīng)熟透了，滿樹掛著紅艷艷沉甸甸的果實。婦女和孩子們正忙著摘下一筐筐的荔枝。甘蔗地里，紫皮甘蔗苗一下子竄得一丈多高，碧綠的葉子在灼熱的南風里日夜沙沙作響……]
看看浩然《西沙兒女》對海島生活的描寫，就可以感到誰更有文彩：
[高高的木棉樹，盛開著大朵大朵的鮮花，如火苗，似云霞，明亮耀眼。
密密的香蕉林，穿飛著西沙獨有的小鳥，色彩斑爛，啼聲婉囀。
面盆大的硨磲，榮壺似的馬蹄螺，攤積一片；潔白如玉的石花，陶瓷般的石芝，奇形的刺屯，散放一地。]
在浩然的筆下，提到了更多的南海的動物，顯得更加熟稔南海的風物。可見，指責浩然《西沙兒女》“詩不像詩，小說不像小說，脫離實際，胡編亂造，把木麻黃寫成‘馬尾松’的拙劣不堪之作”的章明，并沒有在他自己創(chuàng)作的小說中，能夠超越浩然一籌。以章明的學養(yǎng)與小說，來看他對浩然的指責，只能說他是張眼說瞎話，除了讓我們看出他的內(nèi)心的“小”字來，實在看不出章明有什么高明之處。
從某種意義上講，《海上特遣隊》可以說是一部帶著幫八股的幼稚可笑的小說，連三類通俗小說都談不上。從小說的高亢的調(diào)門來看，小說的基本框架應該在文革期間已經(jīng)完成，實際上，從章明的創(chuàng)作歷程來看，他在文革期間的確創(chuàng)作過一個名叫“海上偵察隊”的小說，不知這個小說是如何的，但猜測一下，《海上特遣隊》很可能就是文革那個作品的修訂版，但文革的思維方式與情節(jié)結構，已經(jīng)嚴重地左右了章明的行文風格，在1984年的情況下，浩然早已去除了作品中的不合文學性的成份，更深入地介入到人的靈魂深處進行創(chuàng)作，而章明依然死守著那一套陳腐、落后的敘事方式及主題基調(diào)，這必然使得《海上特遣隊》成為一部無人問津的小說。章明見在文學上無所作為，便很熱心地開始了他的狂吠般的叫囂，發(fā)出了一點蜀犬吠日的暮年營生，為此人庸庸碌碌的創(chuàng)作生涯，添上了一個滑稽的句號。
可以說，在中國當代文學界，對浩然展開批判聲浪的，就是陳思和與章明這兩類人，很少聽過真正的寫出作品的作家，對浩然聲嘶力竭地進行批判的，因為浩然的文學潛質(zhì)在哪里，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憑著良心說話，都可以在浩然的嘖嘖稱嘆的文學修為面前心服口服，并從中吸取營養(yǎng)。浩然的傳人，像莫言與王朔都應該視著浩然風格的延續(xù)，因為他們都是將口語加盟到漢語文學中來，給漢語文學帶來了生機與活力。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在評價浩然的時候，預言道：“很難想象浩然不會卷土重來。”而事實上，浩然的文學風格正在深入地影響著當代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而這顯然是陳思和這樣的人不會認識到的，而章明這樣的人，是不想去承認的。好在歷史是不以這兩類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這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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