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金瓶梅》除凈了所寫的一切穢褻的章節，它其偉大的文學意義勝過《水滸》《三國》《西游記》，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社會，這社會到現在，似還不曾成為過去。表現真實的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者，舍這本著作再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說了。
不要怕它是一部淫穢書，本書的重要并不建筑在那些淫穢的描寫上。它是一部很偉大的寫實小說，赤裸裸的毫無忌憚的表現著中國社會的病態（書中淫穢的描寫也是作者對那個腐朽社會的揭露，只是太極端了，不尊重女性），這個充滿罪惡的畸形社會，雖然經過了幾次血潮的洗蕩，至今還是象陳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奄奄一息的掙扎著生存在東方。
于不斷記載著拐，騙，奸，淫，擄，殺的日報上的社會新聞里，誰能嗅不出些《金瓶梅》的氣息來？西門慶手下的游手好閑者，王婆般的牽頭，在大都市里是不是天天可以見到？西門慶般的惡霸土豪，武大郎，花虛子般的被侮辱，應伯爵般的幫閑者，是不是已經絕跡于今日的社會上？那西門慶式的官商家庭，是不是至今到處都還像春草似的滋生蔓延著？《金瓶梅》的社會是并不僵死的，里面描寫的人物們是至今還活躍于人間的，《金瓶梅》的時代是至今還頑強的在生存著，然而這是356年前的著作！到底是中國社會演化太遲鈍？還是作者的描寫，太把這個民族性刻畫的入骨三分，洗滌不去呢？《金瓶梅》是真實反映了明朝末年“市井販售”“逐末營利”商業發展情形和社會風氣日漸穢靡的變化，預示明朝必然滅亡的事實。
全書以西門慶這一人物描寫，揭示了作為資本主義萌芽期新興商人階級和封建勢力結合下的這樣一個實事，前者從經濟上支持后者，取得政治上的特權，成為更殘酷的一種壓迫勢力，后者為了取得某種經濟上的利益，利用前者作為自己的統治工具，于是出現了一種基本上是封建豪紳惡霸官僚但同時又是商人和高利貸者的特殊社會力量（特別是年代的人達）。
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萌芽，而封建經濟還占統治地位的時候，封建統治者除依靠剝削農民，還依靠了經營工商業投機和放高利貸，于是大量錢財流入他們口袋，為其糜爛腐朽的生活提供條件。這樣一個時代，西門慶代表他所屬的那個新興階級，利用政治和經濟的勢力，加緊地剝削著無告的農民，商人階級因為海外和內地貿易的關系，他們手中存有巨額的銀貸，他們一方面利用農民要求銀貸納稅的需要，高價售給農民，一方面又和政府官吏勾結，把商品賣給政府，收回大宗銀貸，如此循環剝削，資本累積的過程，商人階級壯大了，他們日漸成為社會上的新興力量，成為農民階級新的壓迫者。這樣一個時代出現了兩個絕對懸殊的階級，一個是荒淫無恥的專務享樂的上層階級。明神宗幾十年不上朝。深居宮中的糜爛生活正足以象征這個時代，社會上的有閑階級更承風導流，夜以繼日，妓女，小唱，優伶，賭博，酗酒，成為日常生活，另一個是受著十幾重稅賦，流離轉涉，一遭意外，便只能賣兒賣女的下層階級，在農民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轉死溝壑，一條是揭竿而起，這樣一個社會，農民的忍耐終有不能抑制的一天，不用等金兵南下，不到三十年，火山口便爆發了，張獻忠李自成的大起義，正是這個時代的必然發展，這樣的時代才會產生《金瓶梅》這樣不朽的作品。
西門慶一生發跡的歷程，代表了中國社會——古與今的一般流氓或土豪階級發跡歷程，他是這樣一位由破落戶而進展到“專在縣里，管些公事，交道官吏”的人物，他一方面兼并，詐取，搜刮老百姓的錢財，賤價購得絨線，開張絨線鋪，一天也能賣個五十倆銀子，另一方面，他家也成了京中宰相官員的外府，時時應酬，聯絡關系，有了大官僚的保護和照顧，西門慶的生意自然可以打到一般競爭者，而獲得厚利，這是古今來由“破落戶”高升到“劣紳”的潛規則正是：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
小說以西門慶一家為中心，把上至朝廷皇帝宰相，下至市井流氓無賴巧妙地連成一體，用辛辣生動的文筆真實地表現出明代后期腐朽透頂的典型社會環境中的一系列典型人物，這幾乎是當時每一縣都可以見得到一個普遍的社會縮影，客觀上預示了這個社會再也無法繼續維持下去的必然崩潰的命運，小說寫西門慶這個集官僚，惡霸，富商之特點于一身的人物怎樣由巧取豪奪，貪贓枉法而一帆風順地飛黃騰達，青云直上，便不難體察到作者對社會現實所持的批判態度了。
中國城市工商業的發達雖然不是自明朝開始，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卻是晚明時代社會經濟的重要標志，特別是末年隨著紡織，采煤，冶鐵等業的發達，某些地區和某些部門已出現了雇傭勞動和資本占有者的關系，當時大商業市場在全國已有33處，《金瓶梅》書中描寫的就有七八處，商業發展的結果是富人不愿經營土地，紛紛轉向商業投機。以書中西門慶說：放官吏債，開連鎖店，外邊江湖又走鏢船，販官鹽等，勾結官府，逃避稅賦，做買辦，這樣使社會財富集中在新階層身上。這時的中國，國內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邊疆蠻族崛起，已經是危機四伏，但國內長期安定統一，商業，手工業發展，市場擴大，城市經濟呈現畸形繁榮，不僅通都大邑商業資本有了大量積累，就是中小縣城的社會風氣也受這種繁榮影響，地方官吏及上層市民習于淫奢生活，所以國內統治者歌舞升平，國外卻是敵人磨刀霍霍。由于兩千年來的封建社會，統治階級思想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因而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在中華民族性上表現得相當強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得很緩慢，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在中國變成了封建官僚資本占有關系，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在明朝出現后，封建統治者一面壓抑和摧殘民間工商業以及作為新興社會力量的市民階層，一面利用封建統治權自己經營工商業投機，鞏固封建占有關系，這樣的環境才孵化出了集豪紳官吏，商業資本家和高利貸者三位一體，以政治和經濟特權剝削人民的典型人物------西門慶。中國人民面對這種雙重剝削并沒有像西方大革命那樣進行一百多年的暴力革新，而是由無數農民起義的暴力輪回，直到清朝末年被完成工業革命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侵略，變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
可以肯定這部小說的巨大社會意義，在于揭露晚明時期封建統治階級的腐化生活，揭露資本主義必然和封建官僚勾結，沆瀣一氣來統治勞動人民。但這不是作者在這時期具有了明確的階級觀點，而是作者“忠實地描寫現實的關系，打破對于這些關系的性質傳統幻想，引起對于現存秩序的永久性懷疑”（恩格斯）。由于所處歷史局限性，作者也只有通過佛教的因果輪回這種寫作藝術來反抗階級壓迫，這也是和《紅樓夢》一起在思想藝術上的桎梏，他們留給后人去思考去探索。《金瓶梅》《紅樓夢》都是寫的興衰史，都給中華民族提出了千古疑問：人類歷史上，資本和權利就像一對奸夫淫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茍合在一起統治人民幾千年，無論朝代興衰，都是人民被擁有權利和資本的精英階層剝奪和壓迫。毛主席曾經五次推薦干部看這部歷史小說，他晚年對黨對國家對人民未來的憂慮，其道理也是意味深長的，我們的管理者應該以史為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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