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讓子彈飛》---辛亥革命的尷尬

《讓子彈飛》：辛亥革命的尷尬

在《讓子彈飛》中，當冒充縣長的“麻匪”張牧之/張麻子一行人，騎著白馬來到鵝城城門的時候，鵝城的商民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湯師爺”掏出了委任狀大聲宣讀：“茲委任馬邦德為鵝城縣長……”

看到這里，我感覺好像缺了點什么？對，至少應該和前任縣長有一個交接儀式，無論前任縣長是升遷、是調離還是被免職，他都應該在場，但他卻始終沒有露面，這意味著在張牧之/張麻子到來之前，鵝城是處于無政府狀態，由惡霸黃四郎在實際上統治著。后來的情節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前面的四任縣長都被黃四郎豢養的假張麻子在路上給殺掉了，“鵝城兇險”，從此沒有人再敢來當縣長。

湯師爺拿出的委任狀上落款的日期是民國8年，也就是1919年。這一年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為什么會爆發？就是因為梁啟超從歐洲發回了一封電報，通報了在巴黎和會上，西方列強決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交給日本的消息，第二天報紙上的大字標題是“山東亡矣”，激起了北京愛國學生的憤怒并走上街頭。當其時也，中國盡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遭受的卻是戰敗國的待遇。民國政府派出的代表雖然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但卻不能阻擋日本強行把山東劃入自己的勢力范圍。

這就是辛亥革命勝利8年后的中國：對內，民國政府無法建立起一個基本的法律秩序，連最起碼的安全保障都不能向自己的國民提供；對外，則無力維護最基本的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辛亥革命趕走連一個皇帝，換來的卻是軍閥混戰和無數土皇帝的野蠻統治，難怪連孫中山自己都會感到失望，嘆息“共和肇始以來，一無所成”了。

辛亥革命為什么會陷入如此尷尬的境地？

這些年來，國內的自由派/新右派朋友給出了自己的結論：辛亥革命本身就是多余的，要是能夠在慈禧太后、光緒皇帝、袁世凱、隆裕太后、溥儀、攝政王等人的領導下繼續搞憲政該多好啊！袁偉時教授有言：我們要完成光緒皇帝、宣統皇帝的未竟事業！這樣的志向令人發噱。在自由派/新右派的朋友們看來，革命似乎是他們的應召女郎，可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但在我看來，革命卻如同季節的輪換一樣，如果她要降臨，那就誰都攔不住——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你都不能拒絕冬天的到來，當然也不能阻擋春天的腳步。

辛亥革命的尷尬在于它的不徹底，而并非不應該來——這是筆者和自由派/新右派朋友的最大區別。比如冬天來了，它應該是漫天飛雪，凍死蒼蠅和細菌，但結果卻是一個溫吞吞的暖冬，反而造成了疾病叢生，這才是問題。

先說什么是革命。革命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鏟除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的特征就在于它占有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并還在繼續攫取更多的資源。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和擴張，使得社會中的多數人口沒有足夠的資源來確保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打個比方說：相對于一個社會，既得利益集團就相當于人身體上的腫瘤，不動手術切除，則全身的養分都會被其吸走，人就只能衰竭而亡。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這些年來不斷被中國自由派/新右派朋友所詆毀，但他們卻沒有看到一點：農民革命縱有千般不是，但有一點卻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它摧毀了既得利益集團，使得社會能夠繼續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說農民革命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是毫不過分的，中國古代所以能夠創造出燦爛的文明，中華民族能夠綿延至今，農民革命厥功至偉。同樣道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是偉大的，也在于它有效地抑制了利益集團的生長，為中國未來的發展預留了廣闊的空間。

那么，辛亥前后盤踞在中國的利益集團主要有那些呢？頭號利益集團當然是西方列強，他們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利用各種不平等條約乃至赤裸裸的武裝侵略，掠奪中國人民的血汗和資源，比如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居然要中國賠償四萬萬兩白銀，每個中國人賠一兩；次一號的利益集團就是軍閥，他們依附于帝國主義，通常用苛捐雜稅加暴力掠奪以及走私的方式汲取資源，如同《讓子彈飛》中湯師爺中的一句臺詞：他們把稅都預征到2010年了；再小一號的利益集團就是黃四郎之類的惡霸，以及農村的土豪劣紳。他們依附于軍閥（比如，黃四郎就是“劉都統”的一條腿），魚肉鄉里，無惡不作。

辛亥革命如果想成為一場真正的革命的話，那就應該把自己的目標定位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但辛亥革命卻不去觸動這三大利益集團的利益，革命的領袖們為自己選擇了一個象征性的目標——清廷！

當然，清廷是應該被打倒的，因為清廷曾經是一個最大的利益集團，但到了二十世紀初的時候，這個利益集團其實已經被其他利益集團給蝕空了。對外，它完全墮落成了列強在中國利益的代理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對內，它也蛻變成了軍閥利益的代理人，比如清廷每年要給袁世凱的北洋軍提供大筆軍費，但卻根本指揮不動它。清廷宣布退位的時候，民國開出的清室優待條例，不過每年400萬元——400萬元，就是清廷這個利益集團當時的價格，只夠給慈禧太后辦一次喪事。

所以，推翻清廷僅僅是革命的序幕或者說是前奏曲，宣統皇帝退位，意味著革命才剛剛開始，但是辛亥革命的領袖們卻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了驚人的幼稚。孫中山在應袁世凱的邀請北上時，曾不無天真地表示：現在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均已實現，今后主要是解決民生問題了。他似乎全然沒有意識到，民族主義如果不體現在打倒列強，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民權主義如果不體現為打倒軍閥和惡霸，是根本就無從談起的。

正因為如此，所以取代清廷的民國政府，就不能不同樣成為列強、軍閥和惡霸的代理人，或者奴婢——民國還沒有成功，就已經失敗了。現在國內的自由派/新右派朋友一提起宋教仁就忍不住珠淚漣漣，頓足捶胸，哀痛由于他的被暗殺，使中國失去了實現憲政民主的機會，但這完全是倒因為果，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因為憲政民主的失敗，所以宋教仁才會被暗殺。在當時的情況下，宋教仁不死也不可能有什么作為，他的選擇是有限的：要么成為列強、軍閥和惡霸的傀儡，“跪著掙錢”，要么被殺、被逐，不可能有別的結局。

辛亥革命之所以會陷入到如此尷尬的境地，就在于革命者找不到革命的依靠力量，反而把應該被鏟除的革命對象——既得利益集團暨列強和軍閥，作為依靠力量。比如孫中山在就任臨時大總統后，曾經和日本商議，“擬將滿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以袁世凱為頭子的北洋軍閥，也應該是革命的目標，但卻被革命派看成是推翻清廷的決定性力量，為此不惜把革命成果拱手相讓。辛亥革命之必然失敗的命運，從一開始就是被注定了的，因為不可能存在這樣一場革命，其目標是錯誤的，結果卻取得了成功。

如何收拾辛亥革命留下的爛攤子？自由派/新右派朋友雖然極力對《讓子彈飛》做一個有利于自己的解讀，但卻無法回避一個最基本、最簡單的事實，即姜文給出了一個反自由主義的答案：暴力革命！顯然，在鵝城，黃四郎統治下的秩序是不能被接受的，但如何改變這里的局面？指望縣長顯然不行，他們都是買了官來掙錢的，還只能在黃四郎面前“跪著掙錢”，給每個老百姓發一張選票行不行呢？也不行，選舉的唯一結果就是把黃四郎選成名正言順的縣長，或者選出來的縣長不合黃四郎的意而被假張麻子干掉——因此，“槍在手，跟我走，殺四郎，搶碉樓”就成了唯一合理的選擇。

列寧說，革命是人民群眾盛大的節日。《讓子彈飛》用一場嘉年華式的狂歡淋漓盡致地渲染了革命給鵝城民眾帶來的快樂！但革命之后怎么辦？姜文沒有給出自己的答案，他讓張麻子迷茫地騎著白馬，奔向不可知的遠方。我想，這大概是自由主義話語強勢威迫下，姜文的無奈選擇吧？他不可能在鵝城建立蘇維埃政權。但姜文也在影片留下了自己的暗示：鵝城的人民如果不能繼續革命，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那么在短暫的狂歡之后，他們將面臨一場大屠殺——黃四郎曾經對手下人透露：“再過三天，劉旅長的部隊就要到了”。

辛亥革命沒有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但這沒有關系，革命的閘門一旦被打開，就很難再被人關上。就在張麻子黯然離開鵝城8年后，即1926年，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為目標的轟轟烈烈第一次國內大革命開始了，這場革命雖然由于蔣介石的出賣而歸于失敗，然而革命已經不可能被阻擋，1949年，新中國終于在革命的洪流中誕生，帝國主義、軍閥、以及黃四郎式的惡霸被一掃而光，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現在，自由派/新右派朋友特別喜歡引用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世界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同意這句話，但什么是大勢？他們指的是“西式民主”，但在筆者看來，真正的“大勢”是“人民要革命”，任何人想要阻擋革命的洪流，哪怕他有固若金湯的碉樓，或者狡兔三窟，預選替身，都不能不像黃四郎那樣落得個粉身碎骨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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