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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之前〉里共產黨一方到最后就剩下一個人；國民黨一方除一人外都健在，但此人的被殺，也可有不同的解釋，死于私仇、內斗，還是共產黨的反間策略的成功。
怎么理解共產黨員的死，他們的情懷、信仰在今天看來已經被劃入不可理解的范疇。想起小時候愛國主義教育中形容共產黨員的四個字——“前赴后繼”。〈為人民服務〉里的死是“前赴后繼”，亦即你的死是被認可，有意義的，更為重要的是，你的生命是在政治的意義上被繼承、被延續的（這和有個自己的孩子，生物學意義上的延續是不同），亦即它成為了對每一個個體的死的克服，這是人民形成的最重要的一環。參與了這個過程，即成為人民的一員。〈黎明之前〉的幾個地下黨，最后只剩下了一個人，可是每個人的生命都在最后的存活者身上獲得復活，獲得勝利。而國民黨則不同，富士康的13連跳更不同，每個都是孤零零的死亡，很難說形成一種集體性的、革命性的力量。
海裔 離線：寫了個觀后感，歡迎大家發表看法。
自從09年看《潛伏》之后，很少有徹夜不眠看電視劇的。這回讓我重蹈覆轍的是《黎明之前》。
喜歡這個片有個人口味的理由，也有思想上的理由。先說個人的：我發現扮演劉新杰的吳秀波和周星馳不僅臉像，氣質上也很像，演那種遭遇很悲慘但命又很硬的人特別合適。自從周星馳不好好當演員之后，這樣的人物就后繼無人了。吳秀波的出現多少讓我覺得有點驚喜。
山寨美劇？
這個片的話劇版很快要在北大百年紀念大講堂上演，但海報看了讓人啞然失笑，說這個片與美劇在哪些方面相似云云。難道中國電視劇的進步就體現在山寨美劇？
《黎明之前》比《潛伏》節奏要更為緊湊，對諜戰工作的技術展示更為精致，幾條諜戰線索同時演進而又相互嵌入，超越了《潛伏》中的“闖關型”的敘事。這是該電視劇的一個很大的賣點。但同時，這里也埋藏了它的弱點——因為過多地注重技術的維度，一些其他的維度就來不及展開，比如說，劉新杰和顧曄佳的感情就顯得單薄（盡管顧曄佳犧牲時劉新杰抱著她痛哭的一幕也非常感人）；譚忠恕與劉新杰之間的關系，也缺乏更深入的挖掘。譚與劉是義兄弟，一起上的黃埔軍校，一起打的日本鬼子，一起被人從抗日戰場上的死人堆里刨出來，在諜戰中，近在咫尺卻又時刻相互猜疑。譚忠于國民黨的建黨理想，對國民黨的現狀不滿，但始終保持著忠誠；他理智上早就能看出劉是共產黨臥底，但從情感上又接受不了，直到最后，他認識到自己對一個腐朽政權的愚忠并沒有意義，認可了劉新杰的選擇。但這個心理轉變，交代得還是有點倉促。在這兩個情感關系的處理上，《黎明之前》原本是可以參考《潛伏》與《人間正道是滄桑》的。我認為這個立體性不夠的弱點恰恰可能是因為《黎明之前》急于模仿一些美劇套路而造成的。
從《士兵突擊》、《潛伏》到《人間正道是滄桑》、《黎明之前》，中國電視劇與美劇相比，優勢并不在技術，而在于它對于重大的歷史與人生問題的介入。技術可以不斷改進，但如果喪失掉自己固有的優勢，那就不值得了。
水手和劉新杰：“犧牲”的兩個面相
水手的形象塑造最令人印象深刻。他幾乎是一個超人，一個完人，一個革命的圣徒，將精密的理性算計和超凡的自我犧牲精神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諜戰片一般都會展現出強大的工具理性，但這種理性并不是常規化的理性，而是面對高度不確定的政治環境時的理性，它的運作需要強大的意志力與犧牲精神的支撐。這也是諜戰片的魅力所在——它將人身上的virtu展現得最為淋漓盡致），連他自己在第八局審訊室的死，都設計得那么令人震撼。在最后兩集中反復出現的水手給劉新杰遺留下的聲音，將全劇的感染力帶向高潮。水手上升為導師，但他不是教父，劉新杰也不是門徒，他們是前仆后繼的接力者。個體生命的有朽性，在革命事業的前后相繼中得到克服。
吳秀波扮演的劉新杰，從總體上說，成功地將一個長年的臥底復雜的內心世界展現出來了——那是一種緊張、恐懼、沮喪、絕望、悲憤、凄涼等等諸多情緒的混合與交替閃現，這其實是“犧牲”在日常生活的經驗層面的體現。水手的“犧牲”，是轟轟烈烈的，如同鳳凰涅磐，光彩奪目；而劉新杰的“犧牲”，卻仿佛是生命在時間中無聲無息的損耗。但這可能正是“犧牲”的兩個同時存在的面相。水手必然經歷過劉新杰所經歷過的一切，而劉新杰也時刻準備著像水手那樣的犧牲。兩個人中缺少任何一個，電視劇所展現的“犧牲”的精神就會不完整。
無論是水手的犧牲，還是劉新杰的犧牲，都是默默的、匿名的犧牲。他們沒有利，也沒有名。只有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才能夠理解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意義。
行動的動機：利益還是信念？
前幾周跟一位老師聊這個片的時候，他認為《黎明之前》的結尾表明的是：利益是比信念更強的粘合劑。譚忠恕、齊佩林、孫大浦三位明明知道劉新杰就是共產黨臥底，但為了反擊黨內政敵，保住第八局，他們寧可栽贓給不是共產黨的李伯涵。這個“利益”與“信念”的兩分，我并不認同。引導三人作出這個決定的動機并不相同：譚局長始終對劉新杰有深厚感情，只是他原來是一個具有強烈政治意志的人，其強大的意志力引導著其理性與情感。在他對黨國的忠誠被水手的犧牲與政敵的步步緊逼擊碎之后，他想的就是搞掉政敵，并給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一個情感上的交代。齊佩林和孫大浦原本只是技術官僚，說不上有什么堅強的政治信念，但敬服作風正派、政治忠誠的譚局長，對劉新杰也有一種混雜著親近與敬畏的感情，而對權力欲極強、同時人緣又極差的李伯涵則是鄙視與仇視。這一幕之所以能發生，從根本上是因為譚局長的政治意志已經垮掉，而反擊政敵的利益算計恰恰與他的情感傾向重合。在這種情況下，齊佩林和孫大浦也樂得順手推舟，替局長開脫劉新杰。
當然，譚局長對國民黨政權的政治信念是垮掉了，但并沒有喪失對國家和民族的熱愛。 這也是他為什么在撤退臺灣之前和劉新杰一起去祭奠水手的原因。他說，國家與民族會記住水手的。這說明，他堅持的還是黃埔的本色，并認可了繼承黃埔精神的這個新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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