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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崇高，重拾樂觀——觀《地道戰》有感
在這個時代，崇高不再是一個流行的詞匯，我們可以容忍范跑跑卻不可以寬容郭跳跳，一個人如果自稱要做一個崇高的人，就要冒著被視為傻子的危險；一個人如果公開地說自己只想做一個不好不壞的人，就會博得誠實的令名。而在人類文明的命運一再受到技術理性泛化的挑戰，各種悲觀主義的現代性批判思潮層出不窮的時候，這種對人類前途的懷疑也伴著消極意識滲透到我們呼吸的空氣中，所以樂觀主義也就成了愚蠢的代名詞。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里，《地道戰》這部電影也就必定和所有的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象征一樣，蒙受巨大的非議。人們用庸俗化后的“理性”亦即功利眼光看待一切，人們無法以今天的人類精神面貌去設想電影中形象的革命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的來源，他們看到的銀幕形象已預先由他們的小市民意識蒙上了一層意識形態色彩，卻反過來指責這些作品意識形態屬性過于鮮明。他們既然可以認為，喜兒就應該嫁給黃世仁——其實并不奇怪，他們的肥皂劇中的白馬王子形象不過就是手拿一朵玫瑰的黃世仁，自然也就認為，高玉寶一類的人物假大空。因為他們用自己生活中的經驗去認識電影表現的時代和環境下的人物風貌，自然無法使這種認識超出這些經驗，所有的人物的內涵都被他們的心網過濾了，他們戴著墨鏡所以看什么都是黑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以被今天的瑣碎生活所糾纏不清的庸人們的眼光來看，這些人物形象倒確乎是有些“空”的。
薩蘇在他的博文中轉引日本老兵桑島節郎所著的回憶錄，說：一位八路軍俘虜在跟隨日軍行進到一座村莊旁的枯井邊上時，“他突然轉向我，站定開了口：‘這場戰爭，最后勝利一定屬于中國。看不到祖國的勝利就要死了，真遺憾啊。’他鎮定地說完這句話，猛然間高呼一聲‘中國共產黨萬歲！’沖了出去，縱身跳進路邊的一口水井，投井自殺了。”這位無名烈士不正是像《地道戰》中的民兵隊長高玉寶一樣的崇高而樂觀嗎？他愿意為了信仰犧牲生命，而直到犧牲之時還堅信斗爭的必勝無疑，這樣的事例還不足以證明崇高和樂觀在當年的廣泛存在嗎？孔慶東先生曾詰問過那些說《雷鋒日記》中雷鋒自我形象過于崇高的人：難道日記中非得自甘墮落才行嗎？這日記到底該怎么寫？其實這些先生們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們奉為典范的就是蔣中正的日記，還據此研究出蔣先生實際上從來熱愛民族，憂國憂民，試問，我白天被人打了耳光，晚上記在日記里會讓打我的人疼么？這不過是升級版的精神勝利法而已！
從地道戰的全片中，處處洋溢著的是這種革命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的精氣神兒。這些農民，樸實的農民是站起來主宰自己命運的一群，可絕不似現在這些長嘆人生無常的詩人們。他們難道不是在面對敵人的瘋狂進犯嗎？電影中對日軍早期在掃蕩中的趾高氣昂難道沒有正面的刻畫嗎？電影中難道沒有反映在來勢洶洶的日寇面前缺少經驗的群眾受到了嚴重的損失嗎？關于所謂把敵人都講成是弱智的指控，實在是吹毛求疵。這部電影本來是一部軍事教學片，講的就是怎樣創造性地運用戰術，如果不相應地展示敵人情況的變化下我方的升級應對措施，又怎么能起到教學的效果呢？難道結果是我軍大勝就是丑化敵人了嗎？這大勝的取得，電影中不是已然明晰的交代是主力部隊地方部隊民兵三結合，形成數十倍于敵的兵力優勢后才取得的嗎？這樣一場來龍去脈如此清晰的勝利，又何假之有?是指我軍的傷亡太小？但地道戰中傷亡為零斃傷數十的戰例俯拾皆是，這又有何怪焉？
這部電影不僅反映了抗戰年代冀中平原人民的精神風貌，也反映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民的精神面貌。這兩種可貴的精神絲毫也沒有流失。這從那豪邁準確，又風趣幽默的解說詞中就能看得出來。“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贏得了戰爭”,多么氣勢磅礴的一句宣言！這是作為戰勝者的自豪感的流露和隨時進一步加強自己的自勉。“水是寶貴的，應該讓它流回原處。”充分的體現了人民在自己的國土上的主人翁意識，因為水是我們自己的財富，所以我們決不會浪費它！用尼采的話說，中國人在那個時代已經按照主人道德樹立起了自己的道德標準和話語體系。最集中的體現是那首永恒的經典歌曲：地道戰。武裝起來的莊稼漢，那在手里的絕不僅僅是一桿殺人的武器而已，這是他們自我的覺醒，是他們的鋤頭，權杖和尊嚴。
讓我們重拾對崇高和樂觀的敬重吧！這就是《地道戰》一片給我們的深刻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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