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人人愛上張愛玲的時代，如果你想切實討論社會主義文學當中蘊含的歷史豐富性，就立刻會有人說你是在為官方文學做倀。這在今天是很正常的，群眾有情緒總要發(fā)泄，也不管是不是發(fā)對地方。~不過這種一刀切、打棍子的做法雖然貌似很文革，但一般都還是善意的，因為都是希望中國文學能好起來。
只是什么是“好”？“好”這個詞太抽象了。比如宅男萌女們會覺得：郭敬明小說就是好！就是好！再比如，在1980年以來的泛人道主義和泛人性論視野下，夏志清們順理成章把張愛玲沈從文捧上天，而左翼文學當然就不好，甚至很多人希望左翼文學最好從來沒有存在過。
我小時候就覺得《讀者文摘》最好，給了我享用不盡的“人性”，那時誰去看浩然、趙樹理啊。在今天，很多人已經是言必稱張愛玲了，就和當年言必稱主席語錄一樣。比如今年第四期《書城》雜志，我統(tǒng)計了一下，一期雜志竟然有三篇長文都引用張愛玲的話~
不過，任何人只要有一天開始不愿意只宅在家里、宅在白領寫字樓里或者宅在給定的光鮮溫情書本里，這些“人性”就不夠用了。
人道主義在1980年代承擔了積極的政治功能，可是在今天已經淪為平庸的飯碗。當下文學中太多憋出來的人性，太多張口就來的悲天憫人，太多吹出來的深邃靈魂快要把氣球吹爆了。沒有別樣的生活，沒有歷史材料細節(jié)的積累，沒有對當代政治問題的有效切入，就只有“人性”。就像無數(shù)雞湯作家已經給了我們太多太多大同小異的情感隱私一樣，夠了~
我覺得，喬治.奧威爾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和《巴黎倫敦落魄記》這種紀實文學不僅不比《1984》遜色，更是比無數(shù)人性的、靈魂的、純審美的文學有意思得多。哪怕是1930年代紅軍在兵荒馬亂時辦的那么兩期《紅軍日報》，上面那些泰山崩于前而依然生動樂觀的論戰(zhàn)文章都讓我感到歷史溫度和深度。
看程永新《一個人的文學史》，里面寫1990年代先鋒派作家們聲稱自己的理想就是“做一個著作等身的作家”。做一個著作等身的作家，做一個家具盈樓的木匠……他們的理想不過如此，即使與他們看不上眼的王蒙也不能比。在王蒙看來，人生重要的首先是投入“少共”那火熱的救國救民的政治生活，然后才是文學。文學是第二步的東西，正是在富有意義的生活之上綻放的花朵。若論歷史豐富性，我以為《王蒙自傳》對我的價值都要超過格非的《人面桃花》了。當然，格非的語言典雅，隱喻精巧，構思奇巧，我也得感謝先鋒作家們確實給了我另一種神奇眼界，但是然后呢？
當然，當然，沈從文和張愛玲的文學都很好，我也曾經在某些方面被他們深深感動過。不過是不是非要如張愛玲那般講講蒼涼的“人性”才是好文學？反過來想，如果在1930年代那樣一個全民族的危機時刻，如果中國大地上竟然遍地都只有張愛玲與胡蘭成式的作家，那是不是更荒誕更可怕？
說點鮮活材料：最近參加一個研究生課程，討論伊格爾頓的《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在座多位研究生覺得伊格爾頓對社會憂心重重，擔心他這樣批判會不會把文學本質給搞丟了。我當時就覺得暈，怎么各位都跟上海老娘舅一樣，紛紛操心起伊格爾頓的情緒狀態(tài)，操心所謂文學本質。他們自己平時也是對現(xiàn)實憂心忡忡的，可是一回到文學上來，馬上就開始自我純化了，就要求最純最純的文學本質了。就好像存在一個一成不變的文學本質，看不到伊格爾頓的批判恰恰會豐富和建構文學本質。就好像一介入政治，文學就不是文學了。殊不知，把文學、政治、經濟、哲學、歷史甚至生活割裂開來原本就是形而上學的做法，也是現(xiàn)代學術專業(yè)化分工的一個無奈結果。在達芬奇、歌德身上，或者在馬克思和奧威爾這樣的巨匠身上，文學與政治恰恰是一體的。不僅是“純文學”觀念，還有當代所謂“純學術”觀念，以我可能武斷的眼光來看，完全可以類比《山楂樹之戀》的廣告詞：我們要史上最純最純最純最純的愛情！
在這次討論課上，由于理論討論無法深入，干脆討論一個感性話題：趙樹理或者沈從文或者張愛玲，誰更吸引你？
答案我們都能想到：絕大部分喜歡沈和張，而覺得趙的不好看。比如覺得沈的語言好，覺得趙的文章太光明，也有覺得趙的故事講得好。這都是很誠實的想法。沈和張確實給了當下這樣的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反過來也塑造了我們這種“主體”，就好比郭敬明也給了高中生主體們所需要的“美”同時塑造了他們的品性。當時我說我過去也是不愛看趙樹理的，但是在閱讀三農問題文章之后，在跟著學者和志愿者上山下鄉(xiāng)進工廠腳踏實地之后，愛看趙樹理了，覺得趙樹理寫得真生動。立刻有同學質問我說：那你這是抱著對三農問題的關心才看趙樹理，你這是不是把文學當工具？你這是不是功利的態(tài)度？我的回答是：1、如果我僅僅要關心三農問題，那為什么不直接去看溫鐵軍、賀雪峰、秦暉的三農問題學術論文就完了呢？為什么要看文學呢？因為文學敘述包含著其他作品表達不出來的豐富微妙的東西，而且也會表達出趙樹理那種與張愛玲們不一樣的“人”的關懷。要找文學的獨特性，就可以在這種類比中找，而不是抽象地守護貞操。2、趙樹理時代的文學存在方式和今天都市文學也不一樣。我們今天人與人之間缺少直接交往，通過文字想像生活。一個人，坐在自己的私室里，對著書本或者電腦展開閱讀和想像，索要日常生活的撫慰和溫馨，這是今天的方式。而趙樹理創(chuàng)作文學首先是想如同說書一樣在田間地頭直接說給農民們聽的，要激起互動的，那種趣味是現(xiàn)在的我們不能理解的，也是王德威那種所謂“有情的歷史”所不能理解的。曾經在鄉(xiāng)下幫孩子們編過小劇本，演出一場很“土”的戲。那段體驗給我的意義不是布爾喬亞文學能給的，那是另一種“有情”的記憶（當然，當然，我的話可能會觸動經歷過文革時期上山下鄉(xiāng)的老前輩們一些傷痛回憶，但我說的是另一個問題）。
無庸諱言，左翼文學的實踐在很多方面是失敗的，但是也并非鐵板一塊，其中復雜性依然值得分析。而且左翼文學實踐所要回應的問題都沒有過去，不是一句他們缺少文學性就可以打發(fā)了。就是失敗本身昭示的意義我們也沒有好好去總結，更多的是人云亦云打棍子。當下主流的文學史敘述直接把1980以降的文學看作接續(xù)民國時期文學，想要繞開社會主義時期文學，卻無法繞開那些問題。
無論左和右的大政治家們，解讀文學都要比死守著所謂純文學性、純人性的文學專業(yè)的人的解讀有意思，比如左的托洛茨基談同路人文學，右的波斯納談奧威爾與赫胥黎的文學。這是為什么？
廖兄文章其實也在回應這個問題，認為應該拋開抽象的標準之爭，這個很有意思。文學性與人性都不是固定僵化的東西而是歷史化的（當黑格爾強調歷史化的時候也從來沒有非此即彼地走向取消穩(wěn)定性本體的虛無主義），在我看，恰恰是積極意義上的政治活動開啟了豐富的人性。開啟人性也并不是最終目的，人性不是拿來展示的，也不是只要有了文學培養(yǎng)出的“豐富人性”我們的生活就會美好（這一點即便是“被純文學”的村上春樹也在《海邊的卡夫卡》里明確反對過）。沒有出色的政治想象力和政治擔當，就難有“好”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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