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馬列毛主義有著雙重的價值體系。從立場上，她是被壓迫人民的圣經，體現為“黨”性（表跟河蟹們吹的黨性混為一談）；從科學上，她深刻揭示了社會運行的客觀規律，體現為“真”。馬列毛主義是“黨”和“真”的統一。從方法論講，她是先有“真”再有“黨”。這是人類歷史的一次革命。
在此以前，要當皇帝，必先奉天承運。老天爺青睞某人，體現了老天爺的“黨”性，可惜并不“真”，因為沒有老天爺；同樣的，暴民要造反，總是要從河底掏出一石人，然后“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石人支持暴民造反，也體現了“黨”性，可惜依然不“真”，因為它是預先埋好的。
可見在馬列毛主義出現以前，人類中盡管充滿了黨同伐異，但都不知道為什么。這跟自然界沒啥區別：動物們也從來不缺乏“黨”性，老虎是一黨，兔子是一黨，只是老虎不明白它為什么就得吃兔子。馬列毛主義對此的經典表述是：自然規律以自己力量強行在自然界中開辟道路，社會規律以自己力量強行在社會中開辟道路。
被規律蹂躪的人類是非理性的。順便說一下，這里我用的是“理性”的本來含義。這年頭，好詞兒被白巖松的“反對抵制家樂福”，成龍的“要感謝菲律賓警方”給糟蹋了，墮落成“裝孫子”一類了。
“真”和“黨”的高度統一自然是好的。然而，在社會舞臺上活躍著大量的非馬列毛主義的勢力。無產者該怎么看待他們呢？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不見得是容易的問題。
有朋友很隨意的就搬出“統一戰線”的法寶來。可壞就壞在“隨意”上。“統一戰線”不是一個筐啥都能往里裝。最現實的就是你有沒有搞統一戰線的實力。沒這實力恐怕就不是你和別人聯合，而是別人消滅你了。在實力弱小時，還不如旗幟鮮明的表達自己主張更有利。當然，這種觀點涉及到了“實力”，涉及到了“利益”，可能會讓某些追求“純粹”的朋友不舒服。那么不妨換一個說法：統一戰線也得看什么能統一什么不能統一。
對革命的無產者來說，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利益是無法調和的，這意味著“統一”戰線再怎么著也不能給階級對立刷石灰。這點上， 魯迅 先生給我們豎立了光輝的榜樣。先生晚年都在跟周揚這類披著革命外衣的騙子鼓吹的“國防文學”斗爭。
何謂“國防文學”？顧名思義，就是通篇寫打仗。坦白說，這類小說我打小就愛看，沖鋒，廝殺，同歸于盡，多暢快，多悲壯，多蕩氣回腸。這類作品特點是矛盾沖突單一，而且矛盾性質具有相當的“普世價值”。比如打擊侵略者，換了南宋的臣民們看了多半也會熱血沸騰。有趣的是，如今河蟹盛世，居然也有一些朋友寫出相當不錯的“國防文學”來，盡管都是YY如何東征日本西討歐美，但看了就是帶勁。通常相似的土壤結出類似的瓜果，這現代“國防文學”的社會根源有興趣者可以繼續探索。
周揚之流盡管鼓吹“國防文學”，可沒見出過什么好作品，反倒是小資作家張恨水的《虎賁萬歲》流傳至今，還成了反映兩岸資產階級握手言歡一家親的《浴血孤城》電影劇本。可見周揚之流挺無能的，更重要的是他們放著億萬勞工在民族危難關頭的訴求不管，卻跟小資作家搶煽情的飯碗，純屬狗咬耗子多管閑事。
魯迅先生主張發展革命的大眾的文藝。這跟主席不謀而合。主席后來感慨“黨內真懂馬列的不多”，那我斗膽認為，魯迅這個非黨員當屬中國“懂馬列”的少數人之一。“戰爭偉力之根源在于民眾之間”，主席強調的是在人民之中蘊含著無窮的潛力。要勝利，必須把潛力釋放出來。那么潛力是被什么東西壓制呢？反動統治！眾生皆平等，人人生而有靈性，是誰讓國民木訥笨拙的“做好本職工作”，是誰讓國民伸長脖子觀賞同類的人頭落地？反動統治！
正本清源，不反抗反動統治，勝利無從談起。為此，發展革命的大眾的文藝，喚醒最廣大民眾的靈魂，是唯一的選項。而周揚一伙卻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們唯恐大敵當前惹怒了權貴，走上了靠刺激人類小腦腎上腺素把人類變成純粹殺人機器的路。小資作家走這條路沒問題，因為那是小資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張恨水不寫鴛鴦蝴蝶夢改寫“國防文學”，這不是墮落而是進步。反過來，標榜革命的周揚一伙只能是墮落。
有這樣的前科，當“春天”來臨，“四千”老干部集體叫春的時候周揚對毛主席大放厥詞，那就毫不奇怪了。再往后，周揚更是賣力的鼓吹起“人道主義”，連當時的大頭目也看不過眼了，不得不讓其下課，最后抑郁而終。大頭目不見得真生氣，只是覺得周老頭子有點飄飄然了，比他本人思想還解放。事實上，只要背叛了無產階級，接下來的必然是鼓吹階級調和，不如此不能立牌坊，而牌坊上最適合刷的金漆招牌正是“人道主義”。伯恩斯坦干過，考茨基干過，戈爾巴喬夫干過，周揚和大頭目也不是最后一個。“人道主義”的中國版就是“炎黃子孫血濃于水”，該理論廣泛應用到對臺港澳統戰中。秉承周揚“國防文學”絕不得罪權貴的衣缽，河蟹們統戰從來是取悅當地社會賢達，商賈名流，忽視當地工農訴求，最后落得在香港把工農推給“民主派”，在臺灣把工農推給臺獨。
“國防文學”的敘事中，把原本屬于“歷史地理”概念的“炎黃子孫”推廣到政治利益層面。這是其反動的本質。在周揚一伙看來，“血”何止“濃于水”，而且“血”是至高無上的。只要有共同的“血緣”，矛盾就簡化成“我們”和“侵略者”兩極。但是，周揚一伙無從解釋皇族內部的刀光劍影，無從解釋鴉片戰爭時期農民們吃著西瓜觀賞官兵和洋人火炮對射，無從解釋抗戰時期河南農民為什么要繳國軍的械，最后無從解釋抗戰時期中國工人為什么要罷工，學生為什么要游行。而所有這一切無非是不厭其煩的反映出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這個“真”罷了。
周揚曾賣力宣傳過“文藝為政治服務”，并自認為是對主席“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詮釋。主席的指向相當明確，文藝的受眾是工農兵，文藝也應當反映工農兵的訴求，更重要的是要讓工農兵成為文藝創作的主體，讓才子佳人滾蛋。而周揚說了什么？為“政治”服務！“政治”固然談不上善惡，既然共產主義者從不諱言自己的主張，我們也無須像資產階級豢養的文人們那樣虛情假意的高喊“遠離政治”，“純藝術”。可是周揚的觀點依然談不上“科學”，因為正確與否取決于他如何理解“政治”。如果他把政治理解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那是對的。相反理解成某黨某派或者某一特定時期的風向標，那就是實用主義，是反動的。
很遺憾，周揚的歷史表明他確實反動。他鼓吹“國防文學”倒不見得站到國民黨反動派的一邊，而是他把革命當成一種“事務”。他的“政治”就是上級的講話文件，他的“日常事務”就是要貫徹上級的講話文件。可見，周揚墮落從淪為“官僚主義者”開始，心中首先消失的是工農兵這個標桿，取而代之的是他所理解的“政治”！于是王明鼓吹“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周揚就起勁的推行“國防文學”，甚至誰不做“國防文學”，統統是“漢奸文學”。此時，王明的指示就是周揚的“政治”。而王明，跟周揚一樣，不見得站到反動派一邊，他的“政治”也只是當時共產國際一時一地的決議而已。對此，主席曾這樣評價周揚：“他的長處是聽黨的話，黨正確他正確，黨錯誤他錯誤”。
王明，周揚都是一類人，他們把革命當成“行政事務”，成為了不折不扣的“官僚”，這是他們墮落的開始。在官僚眼里，是沒有“階級”的地位的。而作為共產黨人，一旦“階級觀念”被“行政事務”所消解，那么墮落必定加速進行。
不妨推演一下，不外兩條路：一是淪為“愚忠”。因為官僚們的圣旨是決議和文件，不排除他們滋長起對制定決議文件的上級的崇拜之情。如果他們的上級果真偉大，那這類“愚忠”的官僚們對人民來說多半是無害的，甚至有用。但話說回來，真要“愚忠”，還是需要氣節的，因此走這路的官僚不多。
另一條路更符合周揚們的本性。既然喪失了階級立場作為標桿，那就是沒了靈魂，沒了靈魂就是隨風倒。因此，實用主義大多成了周揚們的最終歸宿。可以復現一下50年代周揚在文藝界使勁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心路歷程。這種人，“陽奉陰違”的魄力是肯定沒有的，因為他沒有“立場”。他宣傳，那是因為上頭要宣傳，上頭就是“政治”。這跟張思德，王進喜，焦裕祿，雷鋒等這些有著高尚靈魂的人有著根本區別。有靈魂首先要求有“立場”。所謂“自由之人格，獨立之思想”，那得先回答完社會提出的一系列判斷題。沒“立場”，判斷題就無從回答，官僚們的標準答案就是“上頭”。
最后怎么評價周揚在“春天”里發生的故事呢？此時他似乎很斗膽的提出“人道主義”的主張，一改唯唯諾諾的“官僚”本色。周揚的“春天的故事”受到右派的稱贊，右棍們認為這是洗心革面回頭是岸的典型。果真如此？恐怕在 丁玲 女士看來遠不是這樣。否則她不會說出“我只曉得現在罵我‘左’的人，都是當年打我‘右’的人！”。這只因她說“看到很多人指桑罵槐的罵他（毛），我心里很難受”。在春意盎然之時，說這話確實大煞風景，于是觸怒了“當年打我‘右’的人”-----周揚正是其中的主力。如前所述，周揚這類人是沒“立場”，沒“靈魂”的，他如何判斷丁玲“右”呢，這當然來自于他的上級----古今中外第一完人。只是，到了“春天”，事情又有點變化。周揚的上級換成了那位最熱衷把工農干部打下去，把知識分子扶起來的三號完人。當其時，三號完人下農村能廢了集體經濟，上高原能把農奴主放出來，到西陲能把干部劃成“少數民族”和“漢族”兩類，后者活該滾回內地去，如此有精力有魄力，頗有后來居上之勢。加之周揚在“浩劫”時期沒過幾天舒心日子，就一拍即合。于是在三號完人的指引下，周揚又獲得了丁玲“左”的判斷依據。
實用主義讓周揚選擇了三號完人，放棄階級立場讓周揚選擇了鼓吹超階級的所謂“人道主義”。這就是周揚“洗心革面回頭是岸”的來由，完全是右派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捧殺”，其實大家都明白，周揚到死也是一條狗。我認為，對周揚，就此蓋棺定論吧。
通過介紹周揚的墮落史，相信看官們會對“真”和“黨”的復雜關系有所理解。從“黨”而言，“炎黃子孫”確實該團結一致抵御外敵。可話又說回來，一個人偶爾挨揍，算是意外，倘若老是挨揍，那就不由得分析一下原因，探求一下“真”了。偌大的國家被形形色色的洋人蹂躪了上百年，必有不為人所知的“真”。而這個“真”不被揭示出來，也無對策，斷無靠廝殺能獲勝的可能。更具體的，沒有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作為遠期目標，光靠“消滅狗日”的吆喝，是無法動員民眾的。
周揚們滿足于鼓動民眾作為戰爭機器為了“炎黃子孫”去廝殺，而魯迅卻繼續揭露反動統治的“真”，在這樣的理性之光的普照下，反動派喝兵血，抓壯丁，“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丑態方暴露無遺。人民切實感受到真實的“黑”，心中才燃起對光明的渴望，這是中華民族絕地反擊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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