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作家陳映真應擔任作協主席
閻延文 北京作家
據媒體報道，剛剛結束的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主席團第十次會議，聘請臺灣著名作家陳映真為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這是繼去年吸納金庸之后，中國作協聘請的又一位來自港澳臺地區的名譽副主席。
我認為：相對于陳映真先生的文學成就，這個榮譽不是太高，而是來得太遲、也給得太低了。陳映真先生，應該擔任中國作協正主席。可惜早在2006年，陳映真就患了中風。
眾所周知，中國作協榮譽副主席只是一個榮譽頭銜，并沒有處理作協事務的實際權力。任何作家，如果只是戴上一頂名譽副主席的榮譽禮帽，而不能管理作協的具體事務，也就不可能產生任何現實功用。如果說，在巴金、茅盾等文學大師擔任作協主席的時代，由陳映真出任副主席當屬恰當定位；而今天，在當代文學的“大師時代”已經結束，文壇缺乏重量級人物領袖群倫的時候，要想真正促進兩岸統一，有利于中國文學的繁榮發展，陳映真先生就不應只擔任海市蜃樓般的中國作協榮譽副主席，而應該正式擔任中國作協主席。
中國作協發言人陳琦嶸日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承認：像金庸、陳映真等將近10位作協名譽副主席，都只是“虛職”。“他們一般的開會都不會參加，除非是特別重要的文學活動或者是作協代表大會。他們更多承擔的是對外文學交流的象征作用。”(《青年報》8月24日)
可見，即使發展再多的名譽副主席，也只是個“象征作用”。中國作協的“行政化”、“衙門化”、“官僚化”傾向，很難有根本改觀。試想：在這種強烈的時代訴求中，如果中國作協不執行切實的文化體制改革，而只是靠給港臺和海外某些著名作家“發英雄帖”、“加頭銜”、“贈封號”來提高知名度和尋求存在的合理性，對中國文學的大繁榮大發展，能有實質性推動嗎？
因此，我建議不應只給陳映真先生這種遲到的“榮譽”稱號，而應由他正式出任中國作協正主席。其原因有三：
其一，兩岸中國人都越來越堅信，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20世紀大陸新文學同聲相應，是中華民族的文學重鎮。1995年，我寫作高教版《中國現代文學史》“臺灣文學”專題時，就曾為中國文學的這種“兩岸同構”激動不已。那也是大陸高校教材，第一次將臺灣文學納入到中國文學史的主體框架中。創作“臺灣三部曲”十余年來，我通過和臺灣作家的交流，越來越強烈地感到：臺灣當代文學成就斐然，其間涌現的代表性作家燦若星河，而以往由于兩岸阻隔，我們對臺灣文學的重視遠遠不夠。現在，若能由一位臺灣本土出生的著名作家，擔任中國作協正主席，必能給臺灣文學應有的中國定位，把“中國”二字，深深鐫刻在臺灣文學的血脈中。
其次，陳映真先生著作等身，其卓爾不群的文學成就，海內外共睹。我曾參加映真先生的作品研討會，并寫過他的作品評論。讀他的作品，你能感到魯迅先生那種浩然的精神力量。陳映真用文學抒寫理想，解剖社會也解剖自己，其思量力度、社會責任和愛國愛鄉情懷，都是當代作家中極為罕見的。
在文學大師紛紛凋謝的今天，陳映真先生可稱兩岸碩果僅存的大師級作家之一。我相信，若能由這樣一位具有強烈國家民族情懷的現實主義作家擔任中國作協主席，會有助于恢復當代文學的信仰和尊嚴。
第三，由陳映真先生擔任中國作協正主席，才能最有效地促進中國作協“去官僚化”、“去行政化”的文化體制改革。
和中國作協前任主席、文學大師巴金老人相似，陳映真也是一位始終保持民間化身份的“平民”作家。他馳騁文壇半個世紀，卻從未因文學創作而獲取官位、金錢和權力。與可敬的巴金老人一樣，他完全靠稿費生活，為堅守文學信仰，不惜入牢房、丟飯碗，一生甘守清貧。我以為，由這樣一位淡泊名利，不看重主席臺、官帽子，不需要“給級別”、“給待遇”的著名作家擔任主席，才能有望改變中國作協面臨的“衙門化”、“官本位”問題，使作協真正回歸到文學本位，回歸到“為作家服務”的職能中，促進當前正在全國深入開展的文化體制改革。
2010年0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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