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評傳--從王彬彬看“自由主義者”的自私丑惡

王彬彬評傳
2010-08-07 尚黑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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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王彬彬是近年來非常活躍的非常多產的文學批評家，除了出版了數本著作之外，還路陸續續在各種雜志報刊上發表了200多篇論文，這些文章涉及到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等諸多領域，他談當代史，談先秦諸子，談當代文學，談人生價值，談文學批評，還和一些當代著名作家和學者發生過頗有影響的爭論，思想上他自認為屬于“自由主義者”，文章本身風格上又很有個性，所以以其作為碩士學位論文選題，是有一定價值的。
半年多來，在廣泛收集有關資料的基礎上，斷斷續續寫出了這三萬來字，內容呢還算有條例，只是引文多了一些。其實大段大段引錄他人文章點綴成篇，恰是王彬彬的文風，筆者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也不得不如此，倒不是有意地效法王彬彬的做法。
論文寫出后，自己覺得還不夠滿意，有些觀點和結論還不夠確鑿，有些語句顯得情緒化，是我自己能夠覺察的不夠完善的地方，至于其他一些瑕疵，還想請師長友人指出批評，所以不顧此文的淺陋寡識，將其發布，還請諸位不吝賜教，筆者感激不盡。

全文目錄
第一章王彬彬生平與著述概述
第一節充滿恐慌的童年和少年
第二節苦澀勤奮的大學生活和漸趨佳境的學術生涯
第二章王彬彬的思想傾向研究
第一節虛無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第二節黑暗的歷史觀和人性論
第三節王彬彬啟蒙理論的內涵和本質
第三章王彬彬的魯迅研究和當代文學史研究
第一節王彬彬的當代文學研究
第二節王彬彬的魯迅研究和現代文學研究
第三節誰的魯迅？魯迅的真貌到底如何？
結語：王彬彬的學風和文風

第一章王彬彬生平與著述概述
王彬彬無論為人還是為文，都非常坦率，從不屑于隱瞞自己的內心想法和觀點，他的一些朋友對他的形象和為人在書評或者印象記里也多有披露，給了我們探討他的生平和思想的諸多便利。
第一節充滿恐慌的童年和少年
王彬彬，安徽望江縣人。望江縣位于安徽省西南邊緣，長江中下游北岸。東南與東至縣和江西省彭澤縣隔江相望，西依泊湖與宿松縣毗鄰，西北靠大、小香茗山與太湖接壤，東北鄰皖水與石牌區交界。地形是一面負山，三面臨水，素有“水鄉澤國”之稱，所以歷史上水患在這一地區非常嚴重。
王彬彬生于1962年的11月份，按說真的是生于良辰，因為三年自然災害恰巧剛剛過去，就按十月懷胎來算，其母親孕育王彬彬也就在1962年二三月份，和 1959年、1960年和1961年發生的災害關系不大了，可是其朋友還是強調王彬彬生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里，把他塑造成一幅“苦大仇深”的樣子，就不免無中生有的。
雖然王彬彬的生年生月已經告別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可是王彬彬后來還是變成了極右派，也即所謂的“自由主義者”，這就不得不從他的家庭說起了。
王彬彬祖上是當地豪族，用土改以后的話來說，屬于“高成分”了。自然土改時受到了沖擊，可是畢竟不算惡霸，鄉譽還好，而且其祖父當時以詩禮治家，所以劃成了“富農”成分，只是沒收了他家多余的土地分散給鄉村父老耕種。他的父親當時已經二十多歲，在縣城教學，雖然經歷了政權更移和變動，他父親的工作沒有什么變化。王彬彬父母多兒女，所以雖然王彬彬生下來就屬于城市戶口，可是還是經濟拮據。對于土改解放，無論是王彬彬的祖父和父母都沒有微詞，或者說不敢有微詞。特別是他的父親，1952年就展開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一遍遍的要求他父親所屬的文教隊伍人員脫胎換骨重新作人，特別是1957年的大鳴大放，隨之而來的劃右派運動，更使得王彬彬的父親惴惴不安。因為他親眼看到一些同事就因為說了一些放誕無忌的胡話而被劃成了右派，本來家庭成分就較高的王彬彬父親更變得惶惶不安。到了文革歲月，就像王彬彬后來跟王朔爭論時講的，一方面原來依仗著父輩建國時高人一等的干部子弟紛紛淪入平民境遇，可是另一方面也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文教分子和其家庭成員也受到了難免的沖擊。文革里文化部門三番五次的下指令，頒布一批批文學作品“黑名單”，象《紅旗譜》、《紅巖》、《紅日》等都被列入其中。但其實上這些書籍雖然被批判，可是民間照樣流行。不但如此，象《封神演義》、《小八義》、《三俠五義》等封資修的書籍也在流傳，閱讀者頗為不少，畢竟是天高皇帝遠，偏僻的鄉村和一般縣城，誰去管這些事情。可是下破了膽的王彬彬父親還是嚴密監視著好奇而又喜好讀書的兒子，一旦發現兒子閱讀“禁書”，肯定就沒收毀掉，以免連累自己和家人。據王彬彬回憶，有次他在讀著那本借來的《紅旗譜》時，由于讀得太專心，沒看見父親從學校回家進屋，被父親發現了。這位平日溫柔膽小的中年教師大光其火，一把抓過《紅旗譜》，對王彬彬大發雷霆之怒。后來王彬彬講清是借同學的，其父親才還給他，并且警告他不準再讀這類書籍。
這樣嚴苛的閱讀環境和謹小慎微的父母所創造的家庭環境，自然沒什么樂趣，王彬彬家庭屬于商品糧戶口，鄉村里沒有土地，也難以享受當時的一般農家子弟在廣闊田地里游玩徜徉地自由幸福。1957年以后，隨著小社合成大社，初級合作社變成了人民公社，成年男女要求集體上工下工，集體勞動生產，這可得意了那些孩子們，雖然物質生活較之現在苦得多了，可是沒有幼兒園教育，學制也縮短了，小學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從小學到高中，也就短短的九年，而且還允許優秀學生跳級，只要學習優秀，班上的前三名就可以隔過該上的年級跳進再上一級，比如二年級學生可以直接上四年級，只是當時不準提前上學，最低年齡是七歲，所以幼兒玩耍時期特別長。在學時期，上完放學后，也沒那么多的課外作業，放學后回家也沒農活需要幫忙，所以就是捉迷藏、捉螞蚱、抓蟈蟈、然后編個小籠子把蟈蟈放在里面讓它叫喚。夏天來了，孩子們就到村邊淺水河里游泳，當時比較荒唐的是，縣鄉教育部門要求學校注意學生安全，禁止學生沒家長帶著擅自下水，學校和班主任就把這些監督人物交給班長。可是是女班長怎么辦呢，那也照查不誤。所以當時許多女班長把淘氣的男同學堵在河里要其上岸、男同學偏偏更不敢上岸的事情有的是。當時人們心靈的純潔簡直是今天的人們難以理解和相信（所以王彬彬后來講那時的人們非常“愚蠢”，而且是“正派的愚蠢”、“愚蠢的正派”）。
當然，縣城里的王彬彬難以享受這些樂趣，家庭環境和縣城環境很早就造就了他“弱不好弄”的性格。再加之惡劣的地方民俗，使得王彬彬眼里看到什么使人高興欣悅的事件和東西，所以與生俱來的向上的生命力就慢慢演變成憤世嫉俗的心態，這種心態可以說，和韓非子，和魯迅都是相似的，環境的相似會早就相似的性格和人物心態，后來王彬彬對于人性的看法，對于社會面貌，對于歷史和現實的看法，都與此有重要關系。所以說，王彬彬生在縣城，生在一個公辦教師家庭，物質方面免得了與當時鄉村農家子弟同受粗雜糧食飽腹的痛苦，可是對于鄉村農家思想的真相，也就非常隔膜了。等到幾十年后，他與京城大院子弟王朔發生論戰，王朔攻擊他 “王彬彬為了城市戶口和就業，博士生畢業又去拉關系，混進南京軍區”，王彬彬就反唇相譏，講自己雖是從農村走出的，卻自始就是“城市戶口”，并不比王朔低人一等。說實在的，兩人的說法都有不切實際的地方。王彬彬的話容易導致別人的誤會，容易使人理解成他是農家子弟。其實王彬彬本質上不算是農家子弟的。在當時，這種王彬彬自稱是鄉村“國家干部”（教師也在內）家庭的子弟，在當地也往往被視為另類，可是一旦微微露出優越感，馬上就會遭到同學們毫不客氣的嘲弄和譏笑，所以王彬彬的郁悶可想而知。
王彬彬的父親謹小慎微，一直夾著尾巴窩囊至死，而對兒子也管束甚嚴，唯恐他說出作出那些與時代要求領導要求不一致的言行舉止。
正像心理學上經常講到的，兒子往往會變成父親的叛徒，王彬彬在倍受壓抑的家庭環境和鄰里環境繼續成長，叛逆心態，向往言行特別是言語自由可以肆意放言的心態越來越強烈。作為這樣一個高成分家庭，對于提高家族地位的欲望也自然高于一般的工人家庭和農家子弟。而王彬彬弱不好弄的性格，恰恰有助于他憤發讀書向上攀登。當時的中小學學習風氣的確不是很濃，1969年王彬彬剛滿七歲，就上了小學，上到初一時候，國家修改學年和學期體制，將原來學制的依照自然年改成秋季開始新的學年開始，所以王彬彬等于上了二年半的初中，等到1978年，要參加高考時，他已經是在班級里名列前茅了。當時壓縮學制、減輕授課難度，要求教育和生產結合，培養目標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合格的各行各業的勞動者，所以勞動實踐很多，高中課本的《物理》、《生物》和《化學》也改成了《工業基礎知識》和《農業基礎知識》，教師傳授的都是很實用的。《農業基礎知識》講授的修理農機等使得學生畢業后很受鄉村農家的歡迎，一直到1979年，縣城和公社（鄉）一級都辦有高中畢業生到里面就學的“共產主義大學”，培養各級使用人材。當然對這一切，王彬彬不僅不感興趣，而且還有很濃重的抵觸情緒。王彬彬后來稱為了要教化百姓的“啟蒙主義者”，所謂啟蒙也就是自己把自己看作高人一等的“精英”，把百姓和同學看成無知的“群氓”，自己要稱為高人一等的“人上人”，絕對不能做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想法，在父母的鼓勵下，化作了他學習勤奮的強大動力。而當時一般學生還不能認識到時局的變化，對于學習能夠改變人生的重要性缺乏認識。加上王彬彬上中學時北京的“黃帥事件”，對各地教育沖擊頗大，學生對教師對知識減少了神秘感和膜拜感。冬天上課，老師關上教室門上課，就會有個別學生站起來說講課老師“關門辦學”。
時機總是給于有準備的頭腦以好運。王彬彬1978年夏考上了大學，雖然僅僅是洛陽外語學院。雖然僅僅得了200多分，可是考慮到當時普及教育為主，精英教育為輔的教育方針，王彬彬還是幸運的，當時錄取率極低，安徽省一兩個鄉一次高考也僅僅會考上一個大學生。當時不考外語，所以對于小縣城和廣大農村顯得非常公平。
第二節苦澀勤奮的大學生活和漸趨佳境的學術生涯
王彬彬在偏遠縣城較之農家子弟所有的優越感，特別是學習優異而能夠上大學的高人一等的感覺，使他興奮了很短的時間。因為當時城鄉差別很大，城市里的子弟對于農村子弟的輕視和欺負，往往使得農家子弟倍感煩惱。雖然王彬彬來自縣城，來自教師家庭，可是在洛陽學校，他還是遇到了意外的打擊。一口皖南鄉音，一身不入時的外地衣服，較之洛陽這座當時的重工業工廠的工人子弟，他還是落了下風，簡直一點兒人生樂趣都沒有了。同一寢室里不免有當地考進的學生，班上也有洛城本地的弟子。說實在的，當時較之封建時代，社會風俗已經大大改觀，可是洛城這座自從西周初年就成為商朝亡國頑民的聚集地，東漢成為首都，唐朝又成為權力重地的城市，二三千年都是著名的“洛陽惡少”橫行的地方，唐詩里描寫“洛陽惡少”橫行無忌欺壓良善的詩句可謂多矣。解放后，這樣的惡少大大減少了，可是不等于絕跡，一旦條件成熟，特別是洛陽一些本地青少年面對著外地來此就讀的農家子弟或者小縣城子弟時候，他們的優越感就壓抑不住。他們成幫結伙在課下的教室里做些下圍棋等顯示高雅的文娛活動，在寢室里抽煙劃拳做些看似低俗實則標榜自己高人一等的違反學校紀律的舉動。這一切，都將自幼“弱不好弄”，不喜歡娛樂活動的王彬彬排斥在外。本地學生無論人數和營養都遠強于他，加之當時高考沒有年齡限制，有些學生的年齡入學時候就有三十多歲，較之剛剛16周歲，身體還沒有完全發育成熟的王彬彬，站在一起，簡直就不像是一代人，這些“老者”對王彬彬的態度也就兩歧，一些班干部對他關懷有加，一些卻是對他百般侮弄，把他的生活習慣、言行舉止當作笑料來嘲諷。
這一切都慢慢要將王彬彬逼得要象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先生了。王彬彬變得更加性格孤僻，更加憤世嫉俗，也就是從這時起，他開始喜歡上魯迅先生的作品，特別是那些描寫和抨擊社會惡俗流氓的雜文，這對于王彬彬成為現當代文學研究學者后的的研究選題和內容形成，有著莫大的影響。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王彬彬從對個人境遇的不滿，發展到對現實社會的反感，以致于眼里很難看到理想的價值和人生的美好所在。王彬彬發覺不管學校領導和輔導員講得怎么好，報紙雜志上宣傳的如何陽光燦爛，都沒有辦法使自己心里充滿陽光。這種困惑在當時社會上也非常廣泛，當時潘曉一篇“人生的路為什么走得越來越窄”，就是一部分包括王彬彬這樣敏感青年的共同心聲。王彬彬更加向往自由的天地。可是那里光明自由呢？解放前嗎？王彬彬自由所受的學校教育和社會上的宣傳，特別是歷史的真相，都使王彬彬無法否認國民黨治下的社會是十足的“亂世”，即使后來他扯出“自由主義者”的旗幟也對此還加以認可。那么解放后呢？王彬彬也從很不滿意，后來變本加厲發展到全盤抹黑，文革十年不用說了，文革前的十七年也是全無成績，除了個別作家寫景的幾段話。
王彬彬在校學習的是日語專業，當時可以說是緊缺的專業人材。所以1982年7月王彬彬畢業后，被分配到南京軍區政治部工作。作為一個“從農村走出的”青年，按說應該是非常地春風得意了。開始一心追求“自由”的王彬彬，卻感到了更強烈的膩歪，畢竟在政治部無論寫文章還是講話，都不能在校生那般肆言無忌，而且宣傳工作還使得他有了更加強烈的宣傳即是欺騙的想法。所以，1987年前后，一當思想自由化傾向的年頭一來，王彬彬就覺得自己最美好的日子到了， 1987年王彬彬發表了較早的坦率表露自己心聲的文章，直指建國后的四十年是一幫騙子玩弄著一群傻子的歲月。抱著這樣的想法，對于紀律較為嚴格、日常言行寫作都極端違心的軍隊生活，王彬彬可說是一天也不想過，所以他答復王朔的攻擊文章里直率地講：“1978年夏，我參加高考，被部隊院校洛陽外國語學院錄取，成了‘人民軍隊’一員，這真是我做夢也不曾想過的。1982年畢業，被分配到南京軍區，在度日如年中盼望著換個環境。但卻是‘求天天不應，求地地不靈 ’。1985年冬，天上掉下了餡餅，現役軍人可以報考地方院校研究生。我激動地報考了復旦大學。”從這些話里話外，可以明顯地得出一個印象，那就是王彬彬的部隊生涯即使不能說是使他吃盡了苦頭，至少可以說是他在那里很不得意。所以一旦跳出這個地方，肆意放言，脫身成為一名學生，張口合口地攻擊當代社會和國家政權，就顯得很是自然，多年的毒氣終于可以出出了。不過在回應王朔的文章里說自己“被部隊院校洛陽外國語學院錄取，成了‘人民軍隊’一員，這真是我做夢也不曾想過的”，簡直是張著眼睛撒大謊言。當初報志愿是王彬彬自己報的，自己報的志愿實現了，后來有轉回頭說這個志愿根本不是自己曾經想過和盼過的，可信嗎？
可是王彬彬還是又一次遇到了意外的挫折，1986年他進入復旦大學讀碩士，自己以為從此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所以在1988年后就大膽的連續寫文（《當代小說中的創傷報復型人物》、《愚弱者的強權》等）發文抹黑建國后的歷史和社會。沒想到一場虛驚還是使他不斷的喪魂落魄。王彬彬講到當時的情景是： “從1986 年到1992 年，我從碩士讀到博士，復旦大學決定我留校。為了讓部隊開綠燈，我給其時的南京軍區有關領導寫了封信。這位領導卻在我的信上做了將我調入南京軍區創作室的批示。這樣，我就又回到了南京軍區。1999 年，經連續幾年的爭取，我終于轉業到了南京大學。”看看王彬彬從1988年到1999年專業這十一年間所發的各種文章的內容和觀點，王朔指責王彬彬“這是對人民軍隊的玷污，我覺得非常卑鄙。”也不算是完全過分。
南京大學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心，可謂自由主義者匯聚的一個重鎮，王彬彬到那里從事學術（其實更恰當的講，應該是文化）工作，真是如魚得池水，如龍歸大海，從近年來學術雜志上所刊登的這個研究中心的教授們多次關于當代文學的的座談講話來看，全盤否定從建國到文革結束這二十七年的文學創作成就，進而全盤抹殺和抹黑建國后二十七年的的歷史和社會，是他們非常一致的觀點和立場。
近年來文壇上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也可以叫做“新右派”）的論爭越來越激烈。在這場論爭里，曾經有二三頭腦混沌的媒體曾經有一段將王彬彬劃入“新左派”陣營，這令王彬彬非常郁悶，所以不斷地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很快正式成為了“新右派”的急先鋒，而且言辭變得越來越張揚和激烈。如果說，過去王彬彬文章里是按理譏刺類比，全面抹黑建國后大陸在文化、政治、文學各方面的成就，近一二年，他將攻擊的矛頭集中地直接地指向了毛澤東個人。顯示出等待和隱忍了三四十年的王彬彬已經是迫不及待，想要干一番文化政治上的大事業的雄心已經按捺不住，將過去不敢說的話語和觀點，趁著這幾年的春風，要快意地傾吐個干凈了。
王彬彬現在是教授，博導，現當代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年齡仍然尚不滿五十，就在學壇上和文壇上獲得如此大名和成績，自然是春風得意，以當代魯迅字句，以肆言無忌為得意，論文呢刊出了200多篇，論著呢（絕大多是散篇論文集和雜文集）也出了好幾部，涉及的內容頗為廣泛，大致是以魯迅研究為中心，廣及文化、歷史、語言、哲學諸多方面，長的論文洋洋灑灑有十五六頁的，斷的雜文也有一頁半頁的，大致計算一下，從1988年算起，短短二十多年已經有百十萬字，其多產勤奮是很令人感佩的。說到學術論文，曾經有學者質疑他的一些論文寫的淺俗、散漫、冗長，行文情緒化濃重，缺乏學者的理性，而且二三十年如一日，曾無長進，詫異這些文章是是如何發出的。網上一些網友曾經猜疑這和他的博士生導師尊敬的德高望重的潘旭瀾先生有些關系，因為潘先生一直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副會長（常務會長）。可是這種猜疑是不足為信的，還是應當歸因于王彬彬先生的勤奮和執著。
至于王彬彬碩士和博士在學時候的成績，還應該算是挺優秀的。一個即使在河南省至今還不很出名的地方院校畢業的本科生，能夠到復旦大學上了碩士上博士，在 1992年以短短四萬三千五百多字的博士學位論文，就能夠順利地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并且被復旦大學要留校任教，可見其“牛”，真不愧為牛人。以今天的水平來看，這樣的短文，東抄西引，恐怕一經過電子檢索機器，就會被肯定為“學風不端”判其延期畢業，何況從字數上看，也僅僅夠1990年之后各個名校所要求的一篇碩士學位論文（至少三萬字）的樣子，距離博士學位論文至少要達到八萬字以上還差將近一半。何況選題是一篇綜述性的文章，才僅僅寫了八萬字，真不知王彬彬當年在校都忙了些什么。可是不管這么說，王彬彬簡直是空手套白狼，畢竟是博士正式按期畢業，還留校任教，真是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就像在市場上一樣，能夠十元錢買到十元錢的物品，那不能算是本事和才華。能夠拿一元錢買到十元錢的物品那才是本事和才華，這樣的人才算是真人材，所以王彬彬絕對是真人材，絕對真的有才華，有本事。至于王朔講王彬彬如何善于諂媚和巴結，我等寧愿相信，王彬彬很是正直不阿，立身講究人格的自由獨立，又平生時時處處以魯迅先生為楷模和榜樣，所以王朔那些話純粹是污蔑和造謠，“這都哪艮哪的事兒呀，凈是胡扯”！好了，為避免被戴上一定“胡扯”的惡謚，我們還是老老實實地接著展開下文。
第二章王彬彬的思想傾向研究
王彬彬的思想雖然看起來很系統，自從1988年以后，以精英分子自居，以從政治到文化對中國要全盤西化的訴求，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對于當代大陸歷史的全盤抹黑，對于現行政治制度要求全盤變革的要求和張揚，基本上沒有什么變化，可以說是主意很執著，宣揚很賣力，一以貫之，能夠把這種全盤西化的理念如此堅持的確也算難找。問題是讀了他的文章，往往可以發現多有矛盾，這一篇和另一篇發表時間相隔不遠，就前后不一致，不是說主旨不一致，而是指用來作為理論基礎的說法不一致，所以稱其為“思想”還未免有些早，王彬彬而今才僅僅四十七八歲，可謂年富力強，未來到七十歲才退休，還可以再為“全盤西化”努力至少二十多年，相信以他這種執著的性格，其“西化”理論會更加完善，說不定由于王彬彬盼望見到全盤西化的實現的那一天非常迫切，能夠活個三五百年，能夠為自己的“西化”再吶喊三五百年也不知呢。所以我們暫且耐心等待王彬彬理論系統逐步完善，等個三五十年或者三五百年再稱他的說法為“王彬彬思想”也不遲，在此姑且先稱其為“思想傾向”。王彬彬若是有知，且莫怪我等不敬。以下本章分三節展開。
第一節虛無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從1978年到1999年，王彬彬雖然在軍隊里在了二十二年軍籍，可是對他好像沒有什么積極影響。從他的讀書雜記和雜文書評里，透射出非常坦率的虛無主義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世上沒有英雄，沒有正義，沒有值得為之奮斗的舍生忘死的事業和理想。這種虛偽主義的根源，前面在敘述他的生平遭際時候我們曾經涉及到一些，可是到底什么原因是這種思想觀念的根源，我們也不好加以過多的猜測和臆斷，還是看一下他對自己這些觀念的有關論述為宜。
王彬彬評價建國后十七年的文學創作，全無價值，寫的英雄是偽英雄，表現出的崇高思想境界是偽崇高，這些牽涉到他的文學史觀，在此節姑且不加展開論述。王彬彬表達虛無主義觀念比較集中的是他的《所謂事業——兼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與<紅樓夢>做一比較》上下篇。僅從題目看，好像應該是兩篇非常嚴謹的文學批評論文，其實不然。從文章開頭，王彬彬就開始一噓三嘆的大發感慨，大肆抒情，談論對人生的自我感受，講敬業多么的不足稱道，敬業僅僅是出于對個人和家庭溫飽的追求等等，貶低了敬業精神之后，又羅羅嗦嗦大半頁，一直總共談了整整兩頁，才把話題涉及到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然后接著將這部小說的核心歸結為四個字“反對媚俗”，然后就開始借題發揮，闡釋何為“反對媚俗”。王彬彬所理解的媚俗，就是“而所謂對事業的追求，則可被視為人類的一種典型的媚俗”。這看起來好像和昆德拉的小說有關系，其實更多的是王彬彬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全面表達。王彬彬先否定社會上歷史上從沒有神圣的事業，然后進而論道，“人類的所謂的事業心，正是人類生存的一大禍害”，它帶來了仇恨、嫉妒、憎惡、迫害、殺戮、血淚、污穢和骯臟。政治軍事無是無非，經濟科技發展都在制造災難和人類毀滅的墳墓。王彬彬講道：“在塵世中沒有任何東西是具有絕對價值的。”這話自然非常準確，正確得簡直成了廢話。很自然的，還是有些東西包括事業是具有相對價值的。可是接下來王彬彬話鋒一轉，集中于論述人生追求的事業多么沒有價值，包括世人認為的神圣的事業，也都是惡俗不堪的，自以為的救國救民是在禍國殃民，拯救人類其實是在毀滅人類，以致于“自以為是在發表高論，殊不知正是滿嘴廢話胡話套話”（讀到這里，不知讀者會不會想到王彬彬的這篇文章，王彬彬寫到這一段時，會不會想到自己是在干什么）。對于這些話的荒謬，王彬彬本人不是沒有察覺，他還是有一點兒反照能力的，所以下篇結語處還是承認自己“對所謂的事業和事業心說了一些不敬的話”。從這段結語可以看出，王彬彬承認自己是在借題發揮。其實質我們不憚煩贅，再替他總結一下，那就是非常直白地坦露人生觀和價值觀，借以攻擊英雄、事業和神圣的事物，泯滅人間一切的是非善惡，宣揚徹底的虛無主義和市儈主義。王彬彬的單篇文章讀起來很有個性特色，多篇串起來讀，往往自相矛盾。比如他在別的篇章里講道，任何事情如果抽掉了內容和價值判斷，那么強奸犯奸污女子和夫妻恩愛交媾就沒有了區別。可是在這一篇里卻將人類從事的一切活動的價值和意義完全予以否定，不知哪一篇才是王彬彬內心的真話和真實看法。王彬彬在一篇評論當代文學作品的座談會上里，曾非常惡心地斷言，新時期的許多文學作品都是粘著精液和體液書寫的。這話還像一位博導的學術話語嗎？王彬彬數人編錄了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材，在座談自己的教材時，也大言不慚的指責別人的許多教材都是在給廣大大學生灌輸毒液。那么，王彬彬這篇文章散布的人生虛無論、人生的無價值論，是在給廣大學生提供精華和美好的營養呢？還是相反地有意無意地散布張揚消極的思想引導青年走向頹廢和毀滅呢？王彬彬一直以魯迅先生的忠誠衛士自居，每當別人發表了闡釋魯迅先生文章意旨的時候，他往往就嗅覺非常靈敏的品味一番，一旦與自己所理解的不同，就非常奮勇地撲向前去，加以批駁和爭辯。那么魯迅先生平生是如何對待自己的消極情緒，是如何寄希望于青年學生的呢？想必作為魯學研究專家，王彬彬應當比我們更懂得，魯迅總是唯恐自己的消極情緒影響青年，總是鼓勵青年要積極向上，不要與那些自暴自棄者為伍，特別是對于自暴自棄者的話千萬不要信從。對于這些話語，王彬彬該是耳熟能詳的，為何偏偏寫起文章來，就不再顧及自己為人師表的身份，如此借題發揮，抹殺人間一切美好的事物，反對追求事業，甚至對于敬業精神、事業心這些美好的詞語還要大加撻伐，絲毫不管自己的語句會引導不成熟的青年學生走上歧途的可能呢？王彬彬倡導“新啟蒙運動”并且時時處處以啟蒙導師自任，就拿這些消極頹廢的思想觀念啟發學生，祛除學生的“蒙”嗎？毫不客氣地說，如果哪些青年真的信從了王彬彬所啟的蒙，只會走向拋棄事業，拋棄事業心和敬業精神，走向成為社會廢物的下場，不管是在王彬彬極不滿意的中國，還是在他極端向往的歐美西方。這種思想觀念，如果是王彬彬自己內心的真切想法，相對于這位已經年屆不惑的專門學者，只能證明他自身仍舊是一個糊涂蟲或者已經蛻變為一個糊涂蟲。如果這些話語不是王彬彬自己內心的真實觀念，那么問題就變得更嚴重了，甚至會有讀者猜測他是在別有用心的誤導讀者和學生（其實從王彬彬一貫熱心于追名逐利的言行舉動看，后者倒更接近實際）。
第二節黑暗的歷史觀和人性論
先講王彬彬的中國古代歷史觀和諸子觀。按說，王彬彬在洛陽外語學院學習日語，學習優秀，總是在期末考試里成績名列前茅，是個很難得的外語人材。可是由于畢竟不是中文系或者說不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這也給他攻讀文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帶來了一個先天性的缺陷——中文底子的欠缺。不僅他對于中國文學的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很是欠缺，而且對于中國歷史的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也都很欠缺。可是以外語專業考取中文系碩士博士，在中國新時期卻恰恰是考場上最為得意的人們。誰都知道，新時期初期，中文專業的專業性不是很強（一直到目前也沒見強到哪里去），出題往往也就是游國恩的四本文學史教材，朱東潤的六本文選教材，那時候假如能夠考前拜會一下導師，往往不能得到真題（導師還是很有道德修養和職業修養的），考試復習范圍縮小一下還是能夠做到的，假如遇到某位導師愛才心切，那么專業課基本上就毫無后顧之憂了。對于考研來說，從新時期自始就是最為重要的科目，渺渺40分或者50分，對于中文本科生就得拼上一大半學習時間和精力。可是對于外語專業的大學生，他們三四年一直就是這么一本經，所以對于外語考研題簡直是“如湯沃雪”。你也可以跟著絕大多數中文或非外語專業的學生大喊“不公平”，可是教育主管部門卻說這恰恰是為了“公平”，因為他們擔心一旦導師招生權力過大，恐怕會有“黑幕”，對于外地的考生和不善于和導師接觸的考生更不公平。所以歷年來外語專業的本科生參加中文或者歷史等專業的碩士生入學考試，都是中文、歷史專業的學生和一些偏重所錄學生基礎的導師們很頭疼的事情。王彬彬作為外語專業的本科生，自然就異常得意而且入學成就優異了。
講到1985年到1992年間的的碩士博士招生，還有一個背景不能不提到。當時學生運動使得許多在校學生無心向學，許多學生不愿或者由于參與運動無法參加攻讀更高學位的入學考試了，那幾年生源缺乏到什么地步呢。舉兩個例子。1991年，吉林大學和四川社會科學院的一些文科專業，研究生招生的管理人員背著復試試卷來往于全國各地，去到有報考學生初試分數不夠的地方，哪怕是省級市還是縣城，發卷子進行草草的復試，只要成績不是特別不堪，當場就會通知這位考生 “你被錄取了”。將這一段話，主要是闡明王彬彬當時以一位外語專業的本科生考上名校——中國文學批評的學術重鎮復旦大學，能夠上了碩士上博士，大致背景就是這些。
王彬彬1986年入學就讀于復旦大學，當時復旦大學現當代文學教研室個別教師在“自由化”里表現得極為活躍（現在也仍舊很活躍）。重評歷史的風潮越刮越猛，比如全面否定歷代農民起義的積極作用，比如中國封建社會到底是什么性質等等，對于原來蝸居軍隊的王彬彬刺激非常大，他突然發現自己自幼所學習的那些歷史，簡直全是謊話了，自己就像一個傻瓜傻蛋一樣被初中和高中老師把自己的頭腦玩弄了四五年（準確地講是四年半），自己虧大了，惱羞成怒的王彬彬決心要把過去接受的一切全部像垃圾一樣從自己頭腦里扔出去，然后全面接受西方（主要是美國的政治理論、文化理論等等），將它們速食般的裝進自己已經騰空的大腦空間。恰在這時，趙紫陽一幫手下發表了《河殤》等電視啟蒙節目，這些學生象被開了天目一般，像是楊二郎一般，在常人的兩眼中間又有了新的一只看世界的眼睛，《河殤》對于中華傳統文明的徹底絕望，傳統中華文明的罪惡，伴隨著解說員聲情并茂的解說，使得王彬彬心花怒放，情不能已，心想，黃色文明、大陸黃土文明就要徹底完了，我們要主動地拋棄它，我們要迎接燦爛輝煌的藍色文明，要象甩掉瘦弱貧瘠無能的臥床不起的垂死的年老的父母一樣甩掉中華文明，跑著跳著投向新的象心里夢里的父親形象一般那位山姆大叔的懷抱，投向大洋彼岸那位象心里夢里母親形象的自由女神的懷里，汲取她的乳汁，換掉舊日的血液，重塑一個新的自我，開始我們新一代新的人生。
可是，興奮沒有幾年，潮退了，血冷了，趙氏銷聲匿跡了，《河殤》成了被公開批判的材料。但性格執拗的王彬彬從不服輸，他要繼承趙氏的遺志，講“西化”的事業進行到底。所以王彬彬第一個寫作的高潮期就在1988年到1990年間，諸如1988年發表文章4篇，1989年發文8篇，1990年發文9篇。這些文章有些不是在好好的做學術，而是在進行情緒化的發泄。比如“當代小說中的文化心理現象”系列論文九篇，不是在進行學理性的探討作品的思想，而是在借題發揮，是借學術研究之名頭在兜售一些完全不是學術的內容。
即使在探討中國古代文化時，王彬彬的文章也往往顯示出了既缺乏理性思維而又缺乏知識基礎的情景。中國古代歷史在倡導“自由主義”“全盤西化”的王彬彬眼里自然是沒有什么值得總結的精華的，即使先秦諸子，在他筆下也成了落后專制古代社會形成的罪惡的重要根源。老子、莊子作為中華古代文化的重要部分，即使在歐美各國學術界，老子的辯證思維，莊子的別具一格的哲學思辨和文學成就也是被承認的。可是王彬彬卻一筆抹殺，斥責老莊是中國古代流氓階層和中國多流氓的重要成因，這篇奇妙之文即其《‘且趣當生，奚遑死后——當代小說中的文化心理現象之九》，結論是：“楊朱或老莊之學, 無論怎樣‘甚深微妙’,其結果都只能造就流氓。得其精義者, 往往成為大流氓, 為大奸大惡而不失體面；不得其精義者, 則常常成為小流氓, 蠅營狗茍損人利己而不要體面。”以楊朱之學作為中國流氓文化的根源，虧得這位學者想得出，文中主題摘取了一些當代小說里的事例作為論據進行論爭，使人讀了啼笑皆非，不知道大學者王彬彬還懂不懂文學理論的最簡單常識？文學是容許虛構和夸大甚至是允許無中生有的，難道可以摘取《西游記》里佛祖講中華人眾性喜殺伐的話就否定中華民族愛好和平嗎？難道可以拿好萊塢電影的情節來作為直接的真實史料來判定美國盜賊橫行嗎？難道能夠拿電影《2012》來講再過二年就一定是地球末日嗎？不懂得歷史和文學的區分，不顧學術常識，別有用的胡扯一氣的情況在王彬彬的文章里太多了。稍微學習一點兒中國哲學史就能夠明白楊朱張揚的 “為我”哲學，是有特定時代背景的，是為我但絕對不去傷害別人的，是恰恰表白自己不愿為國家服務，不愿為當時的好戰的國君賣命，以致于被孟子怒罵為“無君”，這恰恰是比較合乎王彬彬的人生準則的，他不知道這一切“精義”，竟然認為“楊朱之學”就是“損人利己”，就是“造就流氓”的理論根源，并且有下斷語說，中國現下不講禮貌，風俗敗壞，“這些流氓無賴的行徑, 在諸子百家中, 也是有著堂堂正正的理論根據的。”諸子百家哪一家堂堂正正地主張“流氓無賴的行徑”？王彬彬沒有展開論證（看來連諸子的譯注本書籍都沒有讀過的）。而老子作為為君治國之學，要講其有“愚民”之說還有根據，莊子之學是精神自由之學，要講其有消極頹廢傾向還有根據，現在要讓這些先賢們頭上去頂上王彬彬放上去的屎盆子，我們不得不警告和提醒王彬彬老師，你去放的時候，小心這些先賢們腦袋晃動，你自己端的屎盆子往人家頭上放的時候，放不好傾翻了反而倒你王彬彬一頭一臉，洗刷都是不好洗刷，還會惹得你的碩士和博士生在一旁惡心不止，更會使得王暉對你恥笑，王朔呢那更會嘲笑你“畢竟還是從農村走出的，本色不改，依然如故哦”！里面還有些荒唐無稽的廢話，典型的如“儒、法、道、墨諸家之徒, 其實都可以演變成流氓的”，其實不但是這些學派的門徒“可以”“演變”成“流氓”，連王彬彬本人只要具備內因和外因，也是什么都可以變成的。王彬彬當年從一個小學里天天看著講臺前上方的毛澤東畫像，讀著“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工人階級要領導一切”“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毛主席”等等最簡易的課文，口里唱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從小學一年級，從七八歲變到十四五歲的中學生，再變到“人民軍隊”一員，再變到否定當代中國歷史和文學的學者、吶喊“全盤西化”的“自由主義者”博導，變化不也很大嗎？近年來又直接的嘲弄“神圣”、蔑棄“暴君”，甚至直接嘲弄開國領袖，自己的演變不也實現了，而且變化不也是很大嗎？當然王彬彬還可以變，即使活到三百伍佰，千年萬年，終于也不見得會可見中華文化徹底滅亡的那一天，王彬彬終究要變成一抔糞土，不也是演變嗎？所以說，廢話少說，沒有知識基礎的胡話更要少說。一個外語專業畢業的大學生考上中文博士再上成中文博士，沒人嘲笑你，不過也不算得值得夸耀的事情，如果不是話說亂道，人家誰也不會知道你中文底子那樣差池，做人要低調，再低調，不然猴子撅起尾巴來露出的只會是難看的屁屁。
第三節王彬彬啟蒙理論的內涵和本質
王彬彬的啟蒙理論，自然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一般百姓是愚昧無知的群氓，而自己在知識和智力上是高人一等的非凡人可及的聰明人。在當代中國，誰是群氓呢，當然是工農大眾了；自己聰明在哪些地方呢？自己懂得自由民主這一切的重要性和價值，而一般的工農大眾卻不懂得，不但不懂得，還半睡半醒的生活在黑暗的鐵屋子里面，需要自己的去喚醒他們，使他們變得聰明。以精英自居的理念，作為一種自覺不自覺的意識，可以相信，在王彬彬以優秀的分數考入大學名列高中班級前茅甚至是鳳毛麟角的時候就有了，“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在中國流行幾千年，也不會在1978年就消失。老一輩知識分子這種意識恐怕就更強烈些，比如王彬彬的博士生導師，尊敬的潘旭瀾先生的《太平雜說》，第15頁明確地教導我們：“農民造反的成敗，打下江山后施政的得失，關鍵是對待先進知識者的態度。”所以知識分子是極端重要的，他們關乎造反的成敗，更關乎造反勝利后的政權穩固與否。所以大眾尊重他們是絕對應當的。
百姓到底多么愚昧，需要精英去啟發其心，拔去其蒙呢？王彬彬本人作為學生，平時所能夠接觸到的生活不免是狹窄一些的，即使在故鄉所能夠接觸的也就是縣城里的一小部分人們，還有自己的親戚們，這樣一個小圈子自然談不到對社會現實有多深的切身理解。所以他所熟悉的還是書里的那些東西。王彬彬所讀的書，外語專業（日語專業）類的自然多些，中國現當代的小說也有一些，可是出于對當代文學前二十七年的厭惡，讀的也不是很深入很廣泛，至于當代文學里的散文詩歌戲劇，讀的就更少些。對于國內國外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方面的著作，讀了些，也是既不多也不深入，看其博士論文，非常好的一個選題，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成就和經驗教訓，草草寫了四萬來字就結束了，問題還是出在讀書太少方面。
王彬彬讀書讀得多的還是魯迅全集和一些現當代文學相關的資料，還有就是新時期的一些小說。王彬彬讀書，據他自己說，總是很不能耐煩，常常說自己，讀了一些頁碼就讀不下去了，或者說自己拿出最大的耐心讀完了某某書。看到這種講法，我很詫異，讀小說該是很有樂趣的，怎么會如此呢？這種態度會讀書深入嗎？好在王彬彬善于思考，善于聯想，善于把自己想像成那些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者，以致于不免忘記了時代的變換，空間的更改，在他的眼里，當代中國與民國早期區別不大，百姓和那時的到處可見的阿Q的智力都差不多，自己特別精明，做一件事情都要掂量掂量值不值；可是百姓就很愚昧，他們很傻，傻得像是木頭人，一點兒也不聰明，在領導者的領導下象奴隸一樣賣命出力毫無怨言，一點也沒有王彬彬向往的“個人主義意識”和“自由主義風范”。特別是王彬彬去讀傷痕文學的小說時，自己這方面的感受更濃重些，百姓多么愚昧，需要一個精英去舍身啟蒙他們，拯救他們，就象《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主人公一般。
是誰把百姓搞得如此愚昧呢？王彬彬總結了許多原因，象老莊楊朱不用說了，他們的思想只會造就流氓，流氓很聰明，不算是一般的“愚民”，故且不提。古代來說就是孔孟之道，孔子、孟子宣揚的“忠孝”，此外王彬彬大約沒有涉獵什么古代的圣賢之書，我們就此打住。主要原因還是除在現代和當代，在王彬彬看起來，建國之初，就錯了，獲得勝利建立政權的一方當時就應該主動讓出大權，讓那些飽受西方歐美教育、懂得民主平等（王彬彬很少談及這兩個概念，很可以理解，精英眼里的人民大眾那樣愚昧，還不夠資格享受與自己這般精英平等的權利，不暫時還不配享受民主，需要啟蒙后再說）的“自由主義者”來建立一套全美式的政治體制，這樣中華民族就能夠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與美歐并肩而立了，即使拋棄中國本土傳統文化、改說日語英語都是無所謂的。
使王彬彬最感到遺憾的是，當初建國之初，戰爭勝利者一方的領導人竟然那樣不順王彬彬的設計，竟然不能順應王彬彬事后幾十年所設想的那樣，領導者一個個都效法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功成身退，養老于鄉村，將大權交與“自由主義者”，而是戀棧不去，王彬彬簡直都要氣死了，所以面對華盛頓的畫像，王彬彬敬仰徘徊久之而不忍離去，恨恨于心，歸而吐血。
其實即使在美國建國當初，也不是所有的開國元勛都棄權而退，他們為了自己和屬下辛勤建立的政權的鞏固做了大量的內政外交工作。王彬彬癡心一片，迷了眼睛，茫昧于具體的歷史環境，僅僅從一己理念出發，自然顯得比起當年的“老右派”還要激進。“老右派”在1956年1957年，提出要和中共“輪流坐莊”，搞兩黨制，王彬彬比他們早了七八年，要求建國初交權最應該，真是有“先見之明”啊。
不愿意交權，治理成了什么樣子呢？王彬彬非常不滿意了，在許多論文里雜談里，王彬彬又一次混淆“歷史”和“文學”的界限，不厭其煩的引錄“傷痕文學”里的描寫敘述作為證據，來抨擊當時社會多么糟糕，他的系列論文《當代小說中的文化心理現象》，洋洋灑灑連續撰寫了九篇，一篇篇都筆指現實，我們從這些論文的正標題都可以看出它們的主旨何在：《愚弱者的強權》、《且趣當生，奚遑死后》、《愚昧的正派》、《當代小說中的墨家文化心理》等等，還有《當代小說中的創傷報復型人物，兼談“改革者”形象塑造》、《民以食為天——當代小說中饑餓描寫的文學意義》，都可以看到王彬彬的著眼所在。
具體王彬彬如何看待當代史，我們還是看他自己文里的話語為宜：
《愚弱者的強權》開宗明義先引錄魯迅先生的話語作為引子：“‘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魯迅《忽然想到之五》”然后將沙皇之下的舊俄社會與當代中國相提并論，將當代中國群眾寫成“愚民”，以強調啟蒙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義性：“愚民專制盡管總是打著冠冕堂皇的招牌, 牌但真實的動機卻不過是嫉妒。‘木秀于林風必摧之’，‘人怕出名豬怕壯’,‘一家飽暖千家怨’等等,諸如此類的在愚民專制的社會里流傳不衰的名言, 其實正是專制的愚民們的自供。”其實“木秀于林風必摧之”，那里是愚民能夠聽得懂說得出的話，它原本就是古代精英們自命不凡受了打擊而后的自嘲或者傾訴。
《愚昧的正派》的一文將批判的筆觸伸向“這類人”：
“這類人, 這種愚昧的正派者, 他們持身謹慎, 在為人處世上如果用習俗的眼光去看那簡直無可挑剔。在工作上, 諸如勤勤懇懇、任勞任怨, 認真負責, 吃苦在前, 享樂在后等此類的褒獎加諸他們都并不過份。他們講大節也拘小節，他們奉公守法不謀私利, 他們不屑鉆營也不善心計,不曲意奉承上司，也不處心算計同事，他們做人做得堂堂正正、磊落光明。然而, 他們卻從來沒有自己的思想, 從來不知道什么叫獨立思考。在單位里, 他們絕對相信領導服從領導, 他們只知道辛辛苦苦地工作為此不惜犧牲個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 但卻從不去探究這工作到底有怎樣的意父以及是否真的有意義, 不去想想為這工作所付出的犧牲是否值得。領導說這工作有意義側就堅信這工作有意義, 領導說這工作有多大的意義他們就堅信這工作有多大的意義, 他們常在被愚弄而不自知。”
從這段看，這些人是無可指責的，“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世界上哪有完人，對于這樣的人，王彬彬也要奮筆批判，讓他自己也覺得過分了：“我這一篇談論愚昧的正派者的文章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自己都感到“自相矛盾”，為何還要寫出來呢？王彬彬認為這樣的正派人不僅僅缺少獨立思考的優秀素質，還容易受騙，特別是在當代在“文革”，他們曾經被“專制統治者”“殘酷地愚弄了”：
“中國曾有過幾千年的愚民政治, 統治階級愚民的結果不僅僅是造就了一代代愚民, 更是使中華民族具有了頑強深厚的愚民心理。而愚昧的正派者,永遠是專制統治者所最需要最喜愛的, 是最標準的愚民因而也是最順的順民最良的良民。他們比那種膽小怕事的良民順民更良更順的地方, 在于當有人膽敢冒犯他們所信奉所崇拜的東西時, 他們敢于奮身而起, 誓死捍衛。中國的‘文革’之所以能那樣勢如烈火地鬧騰起來, 之所以有那樣多人以冠冕堂皇的名義干些喪盡天良的‘壯舉’,之所以有那樣多的父子反目夫妻相殘, 原因之一也就是有許多愚昧的正派者被殘酷地愚弄了。這種愚昧的正派者, 還極容易被下屬愚弄以及被一切想愚弄他們以自利的人愚弄。”
從這一段看，這些“愚昧的正派者”簡直是是“愚昧”透頂了，確實應該加以“啟蒙”。不過，還是覺得王彬彬聰明過分，你怎么知道人家這些“愚昧的正派者”沒有思想呢？人家從來都不懂得“獨立思考”呢？他們這些人的品德特征，王彬彬總結為“勤勤懇懇、任勞任怨, 認真負責, 吃苦在前, 享樂在后”，“講大節也拘小節”、“奉公守法不謀私利”、“不屑鉆營也不善心計,不曲意奉承上司”，“不處心算計同事”，“做人做得堂堂正正、磊落光明”、“只知道辛辛苦苦地工作，為此不惜犧牲個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在世俗眼里他們很優秀。王彬彬特意強調“在世俗眼里”幾個字，顯然對他們還要批判指責，自己是以“超凡脫俗”的眼光看待這些人和他們所做的事情了。王彬彬講他們不夠聰明，不懂得在做任何事情完成任何任務之前考慮考慮自己這樣做或者完成了這個任務，為此付出辛勞，甚至“惜犧牲個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自己是否值得。
鑒于王彬彬曾經在人民軍隊里混跡多年，他所見的這般的人肯定更多，一切聽從指揮，隨時準備為國家為人民捐軀，是軍人必備的素質，“烈士不忘喪其元”，沖鋒之時有進無退，哪還容得考慮一下捐軀對于自己本身是否值得？即使在和平崗位上，做為民眾，王彬彬所列舉的也是敬業和事業心的必備內容，而卻受到喜歡“解構理論”和“解構行為”的王彬彬一一解構了！
說白了，王彬彬寫這樣的文章，一是故出新見，嘩眾取寵，以利于發表文章以充數。而是為他的“啟蒙”理念作根據和前提，不把社會上各色民眾都打入“愚昧” “群氓”圈子里或者教室里、甚至是教堂里（這里恐怕是王彬彬更喜歡去的地方，他對中國習俗倍感絕望后，一次座談上直率的將拯救中國民眾靈魂，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乞靈于宗教，言外之意可能還會有自己在那里當上教主，引導大眾的想法），怎么顯得自己宣揚的新型“啟蒙”的重要性呢？
作為一位研究魯迅先生的專家，該不會忘記魯迅先生的名文《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不憚贅繁，姑且引錄一段（王彬彬論文曾經大段大段別人的文章引錄得超過了自己文章篇幅的三分之一，未能免俗，姑且效法之，在此對魯迅大文全抄幾段，再略寫點針對王彬彬啟蒙理論的自我感想）：“從公開的文字上看起來，兩年以前，我們總自夸著‘地大物博’，是事實；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著國聯，也是事實；現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國聯，改為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了——卻也是事實。”
這段話很有針對性，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趙紫陽為政時期，某些人的民族自信力越來越弱，“地大物博”成了不再敢說的舊日黃花，后來呢方勵之之流鬧起事情來，要“改革現政府全盤西化”，鬧了一陣，受了打擊，趙氏下去了，方氏逃出去了，歐美聲討也沒起什么作用。希望“國際組織”也落了空，這都“是事實”（加以注明這三個字是魯迅先生文里的原話，以免王彬彬指責我在剽竊和抄襲）。王彬彬當初的設想全部落了空，“現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國聯，改為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了”，所以面對著滿國滿眼象傻子一般只會埋頭拉車不會獨立思考的民眾、“愚昧的正派人”，竟聽不懂“自由主義精英”對他們的吶喊和呼喚，王彬彬等失望了絕望了，所以不免“求神拜佛”，乞靈于“歐美宗教”，基督教天主教或者東正教，企圖拿歐美宗教來給中國民眾洗腦，目前也看不出有什么大的效果，所以王彬彬不免“懷古傷今了”。
所以說，對自己的國家和文化徹底喪失自信力的，是王彬彬一群“精英人物”，普通百姓沒有力量移民國外，他們還是強力奮斗在自己的廣闊田野上，雖然有怨恨有不平，有痛苦有血淚，但是這些民眾被王彬彬看不起，他們也不愿意聽從王彬彬的引導成為王彬彬一群身后的隨從者，說到底，和王彬彬等“不是一條道上跑的車” （我又不由自主地引錄了紅色經典《紅燈記》，王彬彬自稱見了“紅色經典”，如視仇讎，在此順便引錄一句以便王彬彬這條“牛”見了眼紅，心生沖撞之欲，以便我順勢一閃，看看王彬彬如何再一次“牛頭”撞到南墻，豈不快哉，又給這平淡的日子增加一點兒樂趣，豈不快哉）。所以具有“自信力”的百姓民眾還是頑強堅韌地生存著，奮斗著，敬業者，為了事業甚至“不惜犧牲個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這是王彬彬所崇拜的奸猾之流、市儈主義者永遠不會懂得的，不會理解的。他們有 “自信力”，相信自己的中國會好起來，自己國家的文化比起歐美一點也不遜色，自己的智力比起外國人一點也不缺少什么，不稀罕也不需要王彬彬之流引進國外宗教和“自由”“個人主義理念”來啟發自己，他們象自己的可敬的祖先一樣，其間“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任憑王彬彬如何污蔑他們是“愚民”，是“傻子”，他們還是撐起共和國大廈和養育十三億中國人的民族的堅硬的“脊梁”！
魯迅先生幾十年前就說：“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現在的學術界，魚龍混雜，好多學者其實也就是臉上涂著各種“自欺欺人的脂粉”，什么教授、學者、碩導、博導，培養研究生像是放羊一般，名下的研究生像是老鼠繁殖一般，只見其多，不見其佳，所發的文章掛羊頭賣狗肉，自己本職的學術不去做或者交給門下弟子去做，自己整天寫些胡扯亂道的文章，漫天亂投，蠱惑人心，故出怪論，嘩眾取寵，其實連基本的文學基礎都沒有，還能夠腆著臉面寫得振振有詞。就拿王彬彬文中一段來講，他判定“愚昧的正派人”就是孔子所講的“鄉愿”（不好意思，下面又是一段360個字的引文，王彬彬的妙論，舍之可惜，讀之為快）：
“愚昧的正派者, 很有些象孔子所極為憎惡的‘鄉愿’。孔子認為“鄉愿, 德之賊也”。因為他們雖然好象時時處處都遵循‘德’, 口口聲聲都不離‘德’, 但實則絲毫沒有任何自我修養的志向, 沒有什么自覺的人格追求, 而只自鳴得意于空泛虛假的人格的淺見。他們自以為是德的代表德的化身, 自以為參透了德的奧義理解了德的真諦,實則離德千萬里, 而他們自以為是維護德表現德的言行實則是在亂德, 是在踐踏德。孟子解釋孔子為什么僧惡“鄉愿” 時說, 因為孔子‘惡似而非者。惡莠, 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 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 恐其亂朱也；惡鄉愿, 恐其亂德也。’幾千年來, 許多圣人之德,許多禮義之人, 實在不過是‘亂德’之‘鄉愿’。愚昧的正派者, 某種程度上正象這種‘鄉愿’，是正派之賊, 他們自以為為人正派并以此為榮, 但往往在槽踏正派的名聲。”
這一段奇談怪論，我們且先不管王彬彬讀懂孔子話語原文沒有，僅從王彬彬的解釋來看，就可以看出他的健忘癥所導致的前后文矛盾該有多么嚴重。這里他理解“鄉愿”的德行是“絲毫沒有任何自我修養的志向, 沒有什么自覺的人格追求, 而只自鳴得意于空泛虛假的人格的淺見……愚昧的正派者, 某種程度上正象這種‘鄉愿’，是正派之賊, 他們自以為為人正派并以此為榮, 但往往在槽踏正派的名聲。”而前面他總結的“愚昧的正派者”的德行包括“勤勤懇懇、任勞任怨, 認真負責, 吃苦在前, 享樂在后”，“講大節也拘小節”、“奉公守法不謀私利”、“不屑鉆營也不善心計,不曲意奉承上司”，“不處心算計同事”，“做人做得堂堂正正、磊落光明”、“只知道辛辛苦苦地工作，為此不惜犧牲個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試問這些和“鄉愿”有哪些相似之處？又怎么“槽踏正派的名聲”了？真是前言不搭后語，不講究一點兒說話撰文的邏輯性了。
再者，孔子講的“鄉愿”意思是什么？我們不必引用什么《論語正義》、《論語集釋》來說事兒，這些書對于從來沒有上過中文本科課程后來又一直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王彬彬來說，有些是故意難為他了，這些書名他未必聽說過（說實在的，新時期后現當代文學文學研究生的素質夠爛的，地處首善之區的京師大學堂的某些特級教授、國際顯名學者，一旦出了自己的當代文學圈子，說話寫文章，就錯漏百出，一些普通的叢書序言寫得慘不忍睹，讓那些還不算年老的港臺學者和國外的漢學者讀了序言，已經笑得牙齒都沒了，更別讓人家尊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成績了，丟人丟掉了彼岸歐美，也夠惡心的，王彬彬教授還不算最突出的。）就拿一冊很通俗的常見注譯本，楊伯峻先生的《論語注譯》來看。楊先生翻譯成“沒有真是非的好好先生是足以敗壞道德的小人”。這譯文是很準確的，首先“鄉愿”屬于“小人”，而王彬彬話里的“愚昧的正派者”雖有缺點，還是君子，劃分人群的原則界限就極端錯誤了，屬于是不管是非打擊對象“嚴重擴大化”。其特色有二，一是 “沒有真是非”，而“愚昧的正派者”是有“真是非”的，他們“講大節也拘小節”、“奉公守法不謀私利”。其二是“好好先生”，“愚昧的正派者” “做人做得堂堂正正、磊落光明”，“不屑鉆營也不善心計,不曲意奉承上司”，不屈服于權勢，也不是“好好先生”。
只是讀了這一段，王彬彬所描述的“鄉愿”特色，怎么琢磨都好像是“夫子自道”，諸如“絲毫沒有任何自我修養的志向, 沒有什么自覺的人格追求, 而只自鳴得意于空泛虛假的人格的淺見”，“他們自以為為人正派并以此為榮, 但往往在槽踏正派的名聲”，不知王彬彬寫的時候自己照了一下身邊的鏡子沒有。
第三章王彬彬的魯迅研究和當代文學史研究
第一節王彬彬的當代文學研究
王彬彬一群學者雖然喜歡揶揄那些敬業的學者和民眾，喜歡把自己的筆端伸向中國文化批判和“全盤西化”理論的宣揚，可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畢竟是自己的飯碗所在，所以勉為其難，也得搞出點兒東西。可是又不想閑工夫深入鉆研歷史和哲學，還是必備的文學批判理論，還想享有大名，對得起博導、教授的名頭，光靠在文壇上，在南方報系上發一些驚人怪論，抨擊一下紅色經典和樣板戲，和王朔之類的“流氓”爭吵罵架，指責藍棣、王蒙等人，是難以在文學研究圈里立足，也不面對上課時的碩士生特別是博士生的，特別是自己的研究生弟子，那可不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時候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了，現在的這些學生眼光高遠，對教師很是挑剔，而且網上又有人家外校優秀教師講授課程的視頻，學生隨時都會下載觀看收聽，自己不好好做點學術東西，一旦被弟子們看穿，自己還如何為師做人昂昂立于講臺之上坐于講席之間呢？自己借題發揮的人生無意義，觸目皆空虛，為事業損害自己健康和家庭幸福非常不值得的話語，也不好天天給學生講。何況，作為教師，最大的打擊是被學生看不起，王彬彬一群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怎么好意思做出這等無恥之事？所以雖然滿腹不滿現實，“西化”理想很是渺茫，《論語》、《孟子》、《莊子》甚至《三字經》和《弟子規》都有人在《百家講壇》上講給全國民眾聽了，所以張揚“西化”越來覺得距離自己越遠，學問還是要提上日程。
王彬彬所在研究中心編撰了一套《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2003年正式面世。在出版之際，王彬彬一群效法五四時期的學者名人，很搞了幾場座談，闡述和發揮自己這部“新稿”新在何處，新意何在？這些新意，直接與北方系張鐘、洪子誠等的《當代文學概觀》等書相對抗，對此王彬彬等人直言不諱。后來這些座談記錄發到了學術期刊上，我們也有幸有機會領略一下這部大作的亹亹“新意”。讀了這些座談會上的高妙話語，即使這幾位高人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沒有時間去讀，也可以獲得其中“三昧”了。
上海的《社會科學報》2002年06月06日第A06版刊出的這篇座談，題目是“在文學和歷史之間”，參與的人士是編撰《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的南京大學的三位教授，即董健、丁帆和王彬彬。
座談記錄的題目很富有總結性，“在文學和歷史之間”，就是說，他們是在談論文學，更是在談論歷史，更具體明確地講是在談論“當代的”文學和歷史。
這幾位學者對于政治和歷史還有文學有一個評判的標準，那就是“現代性”，怎么算是現代性呢，看原文就可明白，他們否定民族性，認為人類具有普世價值理論和標尺，這個標尺就是西方國家的一切：
“丁帆：現在許多學者開始在封閉的文化視野內審視反思“現代性”的普遍價值,抹殺西方的參照系,這容易造成狹隘的民族主義。
王彬彬: 在他們看來,現代性有多種可能性,有多種模式,只要探索出一條不同于過去幾千年封建主義的道路,也可以是一種現代性。事實上,根本沒有現代性的多種可能性,它的核心價值就是一個。所以我們一定要給現代性下一個明確的定義。‘現代化’這個詞是誰告訴我們的? 我們什么時候意識到我們要現代化的?是西方把一個現代化擺在我們面前。
董健:應該承認人類有共同的價值。
丁帆:因此我們對現代性的價值內涵要有一個規定,否則什么都可以說是現代性。我對“現代性”的定義是:‘現代性’是褒義詞,而非中性詞。‘現代性’是自中世紀以后資本主義在其人文精神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符合人類發展要求的精神機制。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以人性要求為旨歸的文化走向。”
丁帆的話很明確，現代性的定義就是“自中世紀以后資本主義在其人文精神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符合人類發展要求的精神機制。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以人性要求為旨歸的文化走向。”
這里有幾個關鍵詞，首先是現代性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 需要被排斥在外。第二，也根本沒有什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性”是人類共同價值的體現，是“普世”的。第三，是整套的精神體系，是符合人類發展要求的精神機制。第四，是“唯一的”，王彬彬說得很坦率：“事實上,根本沒有現代性的多種可能性,它的核心價值就是一個。”所以中國只有以資本主義為發展目標，才能夠稱得上“現代性”。不存在中國特色的任何的現代性的東西。三人的話語很直白，也都很專斷。王彬彬有篇反駁亨廷頓的長文，也是駁斥“東方文化” 和“西方文化”大有不同，不可能融合的觀念，王彬彬在那里提出全世界只有一種具有光明前途和未來的文化和理念，那就是西方文化，中國的發展方向只能是向西方靠攏，全面徹底的變成西方那樣的體制才行。其五是現代性的核心內容是“以人性要求為旨歸的文化走向”。不存在什么政治制度的差異，意識形態的不同和斗爭，只要是合乎“人性要求”，就是合乎“現代性”。從其他篇章看來，王彬彬等人講的“人性要求”，首要的就是“個人主義”高于一切，“自由主義”高于一切，消滅任何形式的專制和不民主的事物和理念。
以這個“現代性”作為高標，凡是適合它的歷史階段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壞的；凡是適合它的文學，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沒有價值的。
在王彬彬等人看來，拿他們這個標準來套中國歷史，不僅古代和民國時期是壞的，連建國后也沒有值得稱道的東西，還拿三人的原話為證：
“王彬彬:當一個國家有一個超越于一切之上、神圣不可侵犯、被人們無條件地崇拜的神一般的領袖的時候,就不可能是現代性的。
丁帆:‘大躍進’大煉鋼鐵,幾億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千瘡百孔，甚至幾千萬人的生命都沒有了,怎么會有人把這種極端的反人性說成是現代性呢?”
即使連中國現代歷史上的革命解放運動，他們都覺得需要否定，特別有趣的是這位年齡已經有了一把年紀的董健的奇談高論，不知道是否高于一般的高中生水平：
“董健:我們過去鼓吹的‘革命’,往往是魯迅所說的那種‘阿Q 似的革命黨’的革命,是打倒舊主子我當新主子的革命，而不是為建立公民社會做出努力。‘奴才加主子’的社會,人不會有精神生活；只有公民社會,人才會有精神生活。”
當然的，勞動人民打下江山就要翻身做主人，就要將仇恨人民的那些反對派加以鎮壓加以監督，不準他們亂說亂動，以避免他們揣著變天賬向翻身的民眾反攻倒算，當然不會讓董健這班人在當時享受自由，可以設想，假如董健當初在建國時如此猖狂，一準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交給他所蔑視的缺少“現代性意識”的愚民加以管束；假如他要是在1956年時候這樣猖狂，一定會被揭發批判，劃為右派，關進牛棚，享受“愚民”專政的滋味。他要是在“文革”時期這般猖狂，肆意污蔑中國人民近現代從事的前赴后繼的民主民族革命，肯定會被紅衛兵報以鐵拳，再踏上一只腳，讓它永世不得翻身。
王彬彬在評論當代文學時，認為當時整整二十七年，屬于某些人物對中國民眾的人性進行長期的奴化、扭曲和毒化的階段。也算放出了狠話。[殊不知，就拿建國后人口增長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來看，也可以看出前二十七年中共執政者的治績，連唐朝初年的孔穎達都知道（孔穎達，注釋儒家五經的）“太平則婦人樂有子”，王彬彬本人也正是這種成就之一，怎么就給忘了呢——是之謂“忘本”。]
從王彬彬三人這些話來看，他們根本就不是在談什么學術了，而是在談論意識形態，在顛覆共和國的歷史。立場問題沒有什么可爭論和辯駁的。所以很想就此打住，到底還是打不住，羅羅嗦嗦一大段，讓各位見笑了。
再看他們如何評價建國后的文學，既然是一個“千瘡百孔”的時代，是一個短短幾年里就毀滅幾千萬人的時代，是一個幾十年里把一個人當成神尊崇的時代，不合乎王彬彬等人的“現代性”的定義，當然要一筆抹殺，全部看成沒有價值的了，即使那些描寫英雄受難的《紅巖》，也沒有現代性，里面沒有現代性理念，沒有高于一切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也就沒了價值，至于“紅色經典”“樣板戲”，他們連名字都不承認。董健說道：“‘紅包經典’這樣的概念就非常可疑,經典就是經典,過去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魯迅算什么顏色的經典?”其實紅色經典就是中國現代革命運動里產生的歌頌革命的歌曲，有何難以理解的？這正像王彬彬的博導，死在2006年的潘旭瀾講的那樣，“太平天國”名字都不能成立，哪個國家和他建立外交關系了？（可能會使潘旭瀾先生死在九泉之下還是不能夠瞑目的是，他的話幾乎沒有一個人去聽，世界范圍內的漢學研究者繼續稱洪秀全領導的那次運動為“太平天國”。）
在評論當代文學時，原來連“樸素的農民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個歷史常識性的名詞都分不清的董健，講起話來倒是有了些分寸：
“董健:以往的文學史對十七年文學褒揚有加,認為‘三紅一創’、‘革命樣板戲’等光輝而又豐富,然而用現在的審美視角一看,這些已經遠遠不夠了。”這是在評論文學，很有學理，我也是這樣認為，董先生先得我意，這些作品確實藝術成就方面有些不是很高。
王彬彬歷來是放言妄誕，面對自己人，自然又膽上生膽，所以直接就把十七年的文學作品的價值化為了烏有：“現在文化界出現了某種思想回潮,就是莫名其妙以一種改頭換面的方式重新肯定“十七年文學”。針對這種背景,我們要有一個非常堅定的立場,一個基本的批判思想。”
再錄一段更關緊的：“王彬彬:過去所強調的十七年、文革中許多有相當影響的作品,現在看來一塌糊涂,但是文學史一定要涉及。我的一個理由是,它們參與了當時對中國人精神生活的一種塑造。我對精神生活理解得比較寬泛,它是中性的,是所有的精神性的東西,作為一種被扭曲了的精神生活,被毒化的精神生活,意識形態生活也應該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那個時代的人也有精神生活,不過是一種被扭曲的被異化的精神生活,不是正常的現代社會現代人應有的精神生活。可以說,那個時代的人沒有現代意識的精神生活,因為沒有現代人應享的人的生存空間和基本權利,沒有個人性,沒有主體性,那是被強加而不自知的精神生活。我們把精神生活這個概念作為我們文學史里的核心概念之一,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比如每一章我們都可以把它作為一個核心概念來評價作品,認識到一些作品怎樣曾經參與了對當代五十年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塑造,甚至是一種扭曲的、強加的、奴化的。”
他認為，十七年的作品不但毫無價值，而且還有負面價值，他們當時對讀者起了奴化、毒化的作用，所以一定要批深批透。
這些話語非常有“文革”味道，王彬彬嘴上反對文革，可是言行舉動處處在象文革一樣，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缺乏辯證思維，而且出語惡俗，毫無文雅氣息和風度，就這般人物還想全盤西化，還想當西洋人腳下的垂涎乞憐的叭兒狗，恐怕人家雅致高尚的西洋人不會看上他這等貨色吧，估計到人家腳下，人家一腳就把它踢到爪哇國去了，好好在東南亞海邊洗洗在爬上岸再來咬人也不遲。要說是文革有扭曲的現象的話，那也不能夠完全否定，在十年文革和十七年時期一共生活了十四年的王彬彬，就被生生扭曲和毒化成了一頭披著人皮的瘋牛，以致于見到“紅色”就往上沖撞，扭曲和毒化成了一具狂犬，以致于在中國見到誰都想上前咬一口。完全喪失了人之作為人的理性和辨析是非的邏輯。
丁帆先生看起來沒有參與丁王之間的一唱一和的反華反共的小合唱，他所懷念的是趙氏開辟的“自由化”浪潮被平息的往事，這段往事使他備感痛惜：
“丁帆:‘五四’以來的中國社會基本上處于一個世界性的整體文化格局之中,但后來我們的國門關閉了幾十年,80 年代現代性啟蒙語境剛剛有所恢復,而在中國20 世紀的最后十年里,由于世界各種文化思潮的碰撞,卻又一次出現了對現代性價值的游離和質疑,‘現代性’在20 世紀的中國文化中遭受了太多的阻力。”
這次座談過程中，王彬彬又一次露出說話前后矛盾的破綻，他一會兒認為世上具有“普世價值”和精神理念。一會兒又搬出兩節不知從哪里學舌得來的現成話：“王彬彬:抽掉一個具體的環境來考察人在生活中的很多行為,那么洞房花燭夜同妓院里的行為也沒有什么兩樣。……離開社會背景、離開文化內涵單純注重敘事技術等形式因素,在當前的社會文化語境以及學術氛圍下,可能是一部分學者的有意選擇。”
呵呵，博導水平吧，連嫖妓和進洞房都出來了，在討論當代文學史如此嚴肅的話題過程中，能夠想起這些話頭，很是難得。有人說現在的教授男盜女娼，成了“叫獸”，不該不信了吧。王彬彬平時給那些女碩士女博士上課時，一見女子的如雪脖頸和如花的臉龐，會不會也就“人性要求為旨歸的文化走向”化為生理活動，發散思維，昂然翹然，以致于下課了還因為襠中堅挺而不敢起身呢？
王彬彬的話，也算是話糙理不糙，還是有道理的，可是他就不去想一想，如果他也反對“離開社會背景、離開文化內涵，單純注重敘事技術等形式因素”，去評判文學和歷史，那為什么要去否定十七年，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那不都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合乎歷史規律的發展演變嗎？王彬彬的話往往就是這樣不講前后連貫的邏輯，不顧“矛盾律”，不和他爭辯也罷。
其實十七年里也有讓王彬彬感到完全滿意的一位作家，那就是汪曾祺，他講到，中國當代文學只有一個汪曾祺，“那就夠了”。還有一位是是他認為差強人意的作家，也即孫犁，對孫犁的有保留的肯定，是由于孫犁合乎他自認的優秀作家的標準：“不依附時代，有藝術的個性”，再者，更重要的是孫犁在寫敵我斗爭時很有 “人道主義精神”，對于罪大惡極的人民的仇人還能夠溫情脈脈：
“耐人尋味的, 還有《風云初記》中對俗兒結局的處理。俗兒最終當了漢奸, 引來特務炸開了大堤,致使大水成災。俗兒被抓住后, 憤怒的群眾決定把她扔進河中淹死, 連她的親生父親也認為她死有應得。幾個青年人已經把她扔進水中。但是, 當她被水流沖到岸邊后, 老常阻止了群眾再次把她扔進水中。‘老常是屬于那樣一類人, 他慣于相信那些好人好事, 在他的思想感情里, 人的善良崇高的品質能夠毫無限制地發揮到極致。他記下了古往今來他能夠聽到的、給人類增加光輝并給了人類真實廣闊的生活信心的典范。這些典范事跡完全占據了他的頭腦,以致使他對壞人, 即使是壞到這樣程度的人, 也往往從寬恕的地方去想。他不大相信, 世界上會有這樣的壞人壞事。等到事實證明真的有了, 他又暗暗難過, 難過世界上為什么竟會有這樣的人’。盡管俗兒死有余辜, 但老常還是不忍其被活活淹死。與其說是小說人物老常宅心仁厚, 毋寧說是作者孫犁心有不忍。這樣一種人道主義精神, 在同時期的同類作品中, 不說是絕無僅有, 也是極為罕見的。”
對于孫犁對人物的這樣處理，自然有作家孫犁個人的權力，當然作為讀者也都有贊成或者加以批評的權力。問題是作為研究魯迅的專家王彬彬，處處以當代魯迅自居，難道就沒有讀過魯迅的《論‘費爾潑賴’應當緩行》等文嗎？對于殘害本民族的惡人還講究溫情和寬恕，合乎魯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嗎？其實這又表現出王彬彬又一個立場，你就是對于“民族主義”的厭惡，可是厭惡民族主義，竟然發展到連對罪大惡極的漢奸的寬恕都歌頌為“人道主義”的地步，我們不禁要問，王彬彬，你還是中國人嗎？！
而那些反映真正的中國民主民族革命斗爭的“紅色經典”，王彬彬要么一概無見，要么大加貶低，說“《紅旗譜》：每一頁都是虛假和拙劣的”，說十七年的小說 “除了個別作品描寫景色的小段文字還有意義，其他都沒有價值”，說當代小說都是“偽現實主義”（《小說的世俗描寫與超越意蘊說中的文化心理現象之一》）。
即使對于“新時期”的小說也很不滿意，除了謾罵這些小說多是“蘸著精液和唾液寫的”外，埋怨“傷痕文學”暴露當代前段二十七年的黑暗痛苦還不夠深不夠真（《人面不知何處去》）。還活著的幾個當代小說家最使他滿意的是余華，因為“余華確乎把人生看得太破太透了”（《余華的瘋言瘋語》）。反對長篇小說創作和評選里的“史詩情結”（《史詩情結的異議》），將茅盾文學獎的舉行嘲笑為“蘿卜開會”（《“群英薈萃”還是“蘿卜開會”——漫說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嘲諷目前的中國作家們耍奸弄滑，“過于聰明”（《過于聰明的中國作家》、《再談過于聰明的中國作家及其他》），在他眼里整個文壇就是個追名逐利的“名利場” （《在文學的名利場上——漫說批評》），贊賞韓寒對當前文壇和茅盾文學獎的臭罵（《這一座文壇，這一樁富貴》），將當代文壇人物看成是隨時準備劫掠朝廷生辰綱的強盜土匪。
甚至連遠在港臺的作家金庸也逃脫不了他的口誅筆伐，因為金庸的創作不合乎他的啟蒙原則，為了捍衛“五四精神”，他要挺身批判金庸（《批評金庸，對五四精神的捍衛》）
第二節 王彬彬的魯迅研究和現代文學研究
王彬彬這位自許為魯迅忠誠衛士的學者，按說是魯迅研究專家了，二十多年來發表的研究魯迅的書籍有《魯迅晚年情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年5 月出版），文章十七八篇，論文目錄如下：
《許廣平在改寫魯迅中的作用與苦衷》、《魯迅年譜增訂本亟待再次修訂》、《新左派與魯迅的中國》、《野草修辭藝術細說》、《不成問題的問題——魯迅與胡適比較中的問題之一》、《多少話，欲說還休——關于魯迅的顧忌》、《關于胡與魯之比較的讀書研究計劃》、《何謂思想家》、《胡適、魯迅與陳德征》、《開放、敏銳而又切實的問題意識——讀<多維視野中的魯迅>》（書評）、《另幾種褻瀆》、《魯迅筆下的無賴兒郎——也談魯迅對流氓文化的批判》、《魯迅的臨終情懷》、《魯迅的腦袋和自由主義的帽子》、《魯迅對鶴見祐輔<思想、山水、人物>的翻譯》、《魯迅晚年的‘姑活’心態》、《魯迅與中國托派的恩怨》、《偏頗的評析——論王曉明先生研究魯迅小說創作心理障礙時的心理障礙》、《在魯迅止步的地方——關于魯迅和魯迅研究的幾點想法》。
有的是恐怕王彬彬現在讀了也會覺得臉紅的垃圾，如《關于胡與魯之比較的讀書研究計劃》和《在魯迅止步的地方——關于魯迅和魯迅研究的幾點想法》，有的撰寫是出于非毛的意圖，如《許廣平在改寫魯迅中的作用與苦衷》。剩下的有的是書評，有的是史實考據，有好幾篇是從《魯迅晚年情懷》里的摘出。好的也有，但有些就不免雞零狗碎，連題目也是不通的，例如《魯迅與中國托派的恩怨》，中國托派對魯迅先生何嘗有恩，不過是要論證當年以魯迅名義發表的斥責托派的那封公開信是出于馮雪峰的“劫持”“綁架”，不是魯迅本意罷了。
第三節 誰的魯迅？魯迅的真貌到底如何？
王彬彬是新右派里面頗為活躍的人物，因為立場不同，所以和新左派展開了一些論爭，爭論不出來勝負——因為立場問題沒什么可爭論的，王彬彬右派理念已經堅持了至少二十二年根深蒂固，怎么會因為言語而改變立場呢？新左派也不會因為王彬彬對新中國、對十七年的污蔑而去接受王彬彬“全盤西化”的理論。所以王彬彬惱羞成怒，先是按耐不住怒火，就指責新左派王暉博士論文《反抗絕望》抄襲，結果兩派人物紛紛參戰，王彬彬也不在顧及過去一些當代文學批評界在自己成長時期的提攜之恩，直面罵謾罵支持王暉的那些老人家“無恥”。可是得意了沒有多少天，王彬彬的同學把他的博士論文《還顧所來徑》，也加以掃描發到了網上，這下王彬彬可是丟了大人嘍，一篇南京大學文學院的博士學位論文，竟然帶上封面、目錄、參考書目只有90頁，打字機打的，每頁算成滿頁也只有640個字，全文的正文也就七十頁，計算一下也就四萬三千字。稀稀拉拉東摘西引七十頁，竟然是博士學位論文，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王彬彬該是消停幾天了吧。
不過，還是再看看他此前發的一篇和王暉所在的新左派論爭的《‘新左派’ 與魯迅的中國》，文章里把魯迅先生描述成了蒲松齡《墻頭記》里后半段的張老漢，大乖二乖兩個兒子搶著往家里拉，生怕張老漢不把自己當兒子。其實，也就像王彬彬所總結的，魯迅一直是個還是紅色招牌， “1942年, 延安的整風運動開始后, 蕭三撰文宣稱‘假如魯迅今天還在, 他無疑是我們整風運動中的一員健將。’1966年,‘文革’開始后, 郭沫若撰文宣稱‘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 他是會多么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 沖鋒陷陣, 同我們一起, 在毛主席的領導下, 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 攀上前人所沒有攀過的高峰’。而今天的‘新左派’以為, 假如魯迅還活著, 一定會與他們站在一起, 痛詆‘全球化’、怒斥‘跨國資本’、懷念計劃經濟、謳歌‘文革’中的‘公正’、‘平等’……對魯迅的劫持、綁架, 原本也是有傳統的。”為什么“歷代革命者”要去“劫持、綁架”魯迅呢？且按下不表，再看自許為看守魯迅的魯門保安，嚴防他人綁架魯迅的王彬彬又怎么說： “魯迅的第三個中國, 當然是理想的中國, 是由‘沙聚之邦’轉化而來的‘人國’。這‘人國’ 的具體圖景, 魯迅并沒有描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這就是最廣大的中國人都由‘沙’而變作了‘立’于天地間的‘人’, 都不再是任何一種意義上的‘奴隸’, 也不再有任何一種意義上的奴性。如果‘新左派’認為‘文革十年’和‘文革’前的十七年, 比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更接近于魯迅所憧憬的‘人國’, 那人們除了‘無語’, 就難以有別的表示了。”
無論在延安或是在解放后的大陸，魯迅都是革命的招牌或者說是旗幟，王彬彬說這是一種“劫持”“綁架”，可是如此名人，為何國民黨反對派治下的1927到1949年22年間不去拿魯迅當自己的旗幟和招牌呢？為何在1949年后的臺灣，蔣匪幫不把魯迅當作自己的旗幟和招牌，反而還要百般禁止人們閱讀魯迅的作品呢？王彬彬想不清楚了吧，我給點出吧，那就是在什么情況下，魯迅是屬于“革命” 的，屬于“紅色革命”的，哪怕王彬彬之流看得再刺眼看得牛性高漲，看得牛眼圓睜，看得瘋牛癥發作，看得痛不欲生，頭撞南墻，魯迅先生都是屬于革命的，他會不會“痛詆‘全球化’、怒斥‘跨國資本’、懷念計劃經濟、謳歌‘文革’中的‘公正’、‘平等’”，魯迅去世了幾十年，我們不去假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魯迅先生要是活到現在，一定會對王彬彬這樣的西方資產階級的乏走狗很不客氣的，對王彬彬這樣的蔑視自己祖宗的中華民族的不肖子孫深加蔑視，發揚“永不饒恕”的“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到底，不會溫情脈脈的。即使王彬彬再次再次將胡適那樣的“自由主義者”相提并論甚至說二人沒有本質區別，魯迅也不會軟下自己的硬骨頭向資本家向吃人的剝削階級屈服，特別是現在，他也一定會拿起那支犀利的筆作刀槍，與人吃人的形象和人物，包括那些為資本家張目的經濟學界、法律學界、政治學界的當然也包括文學研究界里的走狗們戰斗到底，絕對不會屈服。
魯迅是屬于紅色的，屬于人民的，再次提醒一下王彬彬，你拿魯迅說事，錯了，認錯爹了，胡適才是你爺，奧巴馬才是你爹，趕快放下舉錯的旗幟和招牌，前往美國去舔舔奧總統腳上的灰塵，認祖歸宗吧。
王彬彬除了以研究魯迅和當代文學之外，學術方面還涉及到現代文學。這方面的論文選題，也很有新右派或者說“啟蒙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的特色。敘述就是選擇，選擇就是立場。所以從王彬彬的選題上，也可以看出他別有用的所在。一是考證歷史，證明某些歷史功績與毛澤東無關，如《八一宣言、新啟蒙運動與左翼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被忽視的1935年——兼說王明與八一宣言》，論證“八一宣言”乃王明一伙秉承蘇聯旨意，加以宣布，而蘇聯當時也飽懷私心，欲以中國為鄰壑阻擋日本對蘇聯的進攻。《從瞿景白之死看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權力斗爭》、《從瞿秋白到韋君宜——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瞿秋白不得不走、不得不留與不得不死》、《瞿秋白的名譽》、《兩個瞿秋白與一部<子夜>——從一個角度看文學與政治的歧途》，注重揭露現代黨史上的隱私，把瞿秋白之死說成是博古一伙宗派斗爭故意安排的結果。而且還把陳獨秀和瞿秋白并列說事，撰寫了《陳獨秀最后一次入獄》等文，論證瞿秋白和陳獨秀二人晚年，均對此前從事的革命工作多有后悔之意。
對于這些新的歷史學界專業學者早就有翔實考證的事情，以道聽途說的史料，加以翻案，肆意污蔑當事人博古、陳獨秀和瞿秋白，所以文章發出不久，就有黨史學者撰文加以辯駁，很是當然的了。江西省瑞金市委黨史辦原副主任曹春榮先生撰文《瞿秋白究竟是怎樣離滬、留贛和犧牲的——由王彬彬的一篇奇文引出的話題》（探索與爭鳴），其中的要點有三：“瞿秋白離滬赴贛，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是中共中央對他的一種保護。秋白久有此意，欣然以赴。”“瞿秋白被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同樣是革命的需要，是黨的需要。秋白不辱使命，功不可沒。”“瞿秋白英勇就義，不是博古中央或博古‘借刀殺人’，而是日本帝國主義‘借刀殺人’。秋白死得其所，永垂不朽。”較之王彬彬在所讀資料不多就多加臆測推論的文章，更有根據些。
非毛非共之類的文章，近年來王彬彬與北方的李銳南北應和，頗為賣力，簡直是寫得上癮了。有的文章還是使用文人擅長的暗刺旁擊之法，使人產生聯想，如《為袁世凱可惜》，言袁世凱的愚蠢在于非要揭出皇帝的名號，假如不稱皇帝而卻擁有皇帝之專制大權、無上威勢，豈不更佳？有的是以諷刺他人來調侃領袖，如《郭沫若 ——毛澤東詩詞解說者的尷尬》；有的則是赤膊上陣，深文周納，直接抨擊已故領袖的缺失了，如《文藝戰線——兼談文藝用語的軍事化問題》，文風很是惡劣，短短一篇四千字的文章，里面三分之一都是大段大段抄的別人的文章。名義上是講文學語言，實際上是存心抹黑毛澤東。本來作為一個從戰爭里站起來的共和國，使用軍事語言是整個民族的長時期里的語言習慣，絕不是哪個領袖個人的作用，可是王彬彬偏說是毛澤東造成的，文末又引錄李銳一大段文章，拉來大旗作為虎皮增加自己文章的批判力度：“李銳老人對毛澤東年后的‘狹隘的經驗主義和實用的教條主義’有精彩的分析：‘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中, 將戰爭經驗套用于和平建設的論斷隨處可見。在發動大躍進的南寧會議上, 毛講過這樣的話：‘難道搞經濟比打仗還難？’可是,大躍進時真是太自由了。‘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先提出有諧音之趣的口號‘以鋼為綱’,接著又輔以‘以糧為綱’,直到出現許多軍事術語及其作法, 如‘元帥升帳’，‘鋼鐵、煤炭、根食三大元帥’、‘兩個先行官’——電力和鐵道、‘一馬當先’、‘集中兵力打殲滅戰’以及‘大兵團作戰’、‘挑燈夜戰’之類。”
讀了王彬彬引的這段妙文，我不禁想到，李銳老人真是老得有些癡呆了，這都哪兒跟哪兒呀，“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怎么會和軍事扯上聯系？綱是網上的大繩，說成是漁民用語還靠點邊兒。這些軍事名詞耳熟能詳，曾經是人民軍隊后盾的百姓當然喜聞樂見，即使李銳和王彬彬再反對，哪怕見了這些詞都心驚膽戰，民眾也不會顧及這些“新右”的感受的。
王彬彬還有一文，即《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鐘山》2003年第2期)，該文在第二年就遭到了駁斥，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湛江海洋大學文法學院教授廖宗麟撰文《不能這樣來研究毛澤東——讀王彬彬<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的困惑》（《湛江海洋大學學報》2004 年第5期）其要點是：“王彬彬教授在所著《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一文中,避而不談馬克思主義信仰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想和革命實踐對毛澤東的影響,卻奢談中國古代小說在政治、文化、軍事、經濟等多方面對毛澤東產生的影響,以至說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重大行動都是受中國古代小說的影響的結果,在客觀上起到貶低毛澤東、貶低毛澤東思想、貶低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偉大功績的作用。”
這段內容摘要還是很客氣很委婉的，結合自從1988年以來王彬彬文章言論的一貫表現，哪里僅僅是“客觀上起到貶低毛澤東、貶低毛澤東思想、貶低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偉大功績的作用”，其實上明明白白就是有系統的主觀故意的行動，以貶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指責這個政黨缺乏“現代性”，還長時間阻礙中國進入 “現代化社會”的進程，要求改變政治體制，復制資本主義的包括文化意識的一切，瓦解現行政權，實行兩黨制，全面清除中華傳統文化。這些話語和意圖，不是別人的誣陷，而是王彬彬已經多次加以表白，不需加以推理就能夠在他文章里處處見到。
王彬彬和李銳的配合，共同非共非毛，還有一段佳話，王彬彬撰寫《許廣平在改寫魯迅中的作用與苦衷》(《文藝爭鳴》2001 年第1 期)，有一段是這樣的：“魯迅在1949 年后的思想權威的地位,本就是由毛澤東“欽定”的,或者說,本就是毛澤東把魯迅“提攜”到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的。既然曾經把馬克思奉若神明的毛澤東終于連馬克思也容不下了,那他要把魯迅打下去,就更容易了。毛澤東研究專家李銳在一篇懷念劉少奇的文章中說:‘廬山會議最后一次大會上,劉的總結講話中大談個人崇拜的重要……10 月1 日見到報紙頭版并列兩主席大幅照片,心中自然涌出:對少奇這并非好兆頭……因此,‘文化大革命’開始,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頭號當權派’劉少奇,我就毫不奇怪了。’”就憑常理來講，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羽，李銳又不是毛澤東肚子里的蛔蟲，怎么會知道1959年毛澤東內心怎么想的？這樣的想法，以毛的智慧恐怕不會傾吐給一個短時間小秘書李銳吧？王彬彬不加思辨，一見非毛之文上筆就引，恐怕有點兒蒼蠅見血的謚號吧？政治事業和社會生活一樣，都是人做的，都會有個人之間的矛盾斗爭，同是“新右派”重要人物的王彬彬和葛紅兵也一樣喜歡狗咬狗嗎？政治人物的爭權奪位，關乎路線選擇為大，當然這樣的選擇和爭辯會含有個人利害，但不會僅僅是個人利害的關系吧？李銳和王彬彬將當年博古與瞿秋白之爭、毛澤東和劉少奇之爭全部都看成是僅僅個人相斗，不免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王彬彬這篇文章后來形成“文摘”，又重刊于《當代作家評論》（2001 年第2 期），全部抄在這里，一方面效仿一下王彬彬，一方面也予以存錄，已被他日核查之用：““許廣平對人們了解、認識、研究魯迅, 卻絕非只有正面意義, 也有很明顯的負面作用。為了保住魯迅‘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思想權威的地位,許廣平不僅僅極力改寫魯迅與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關系。胡風‘落水’后, 激烈批判胡風, 甚至稱胡風為‘匪徒’, 說胡風一貫與魯迅對立；馮雪峰‘落水’后, 激烈批判馮雪峰, 說馮雪峰當初就令魯迅厭惡。胡、馮二人與魯迅關系親密, 許廣平這樣說, 無非是在‘劃清’魯迅與他們的‘界限’, 不至于因為他們的‘落水’而對魯迅產生不良影響。周揚、夏衍, 歷史上與魯迅不睦, 當他們在臺上時, 許廣平盡量回避和淡化魯迅與他們的矛盾, 極力強調魯迅與他們融洽的一面。‘左聯’時期, 直接代表黨的,畢竟是周、夏等人, 而所謂魯迅是‘黨的一名小兵’, 當然也就直接是周、夏等人的‘一名小兵’。周、夏‘落水’后, 許廣平則憤怒地指責他們對魯迅的不敬, 甚至說魯迅的死, 是周揚等人‘迫害’所致。而既然魯迅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評價, 那周、夏等人對魯迅的‘迫害’, 就是一貫反對毛主席的表現了。”（427個字）

結語：略說王彬彬的學風文風和人生理念的缺失
寫到這里突然發現已經三萬三千多字了，夠一篇碩士學位論文了，那就草草收筆吧。
略說王彬彬的學風和文風，好的地方且不講了，需要改進的地方大致有五個方面：一是不務正業，胡寫亂畫。二是文章往往這里抄一段那里抄一段粘貼成文，自己有見解的話很貧乏。三是前后矛盾，沒有邏輯。四是淺學寡識，嘩眾取寵。五是醉心名譽而又懶散成性。最簡捷的辦法就是把自己需要研究的對象說得毫無價值，就可以免除精心閱讀的辛勞了，王彬彬此招用得很經常也很奇妙。
因此上搞學術研究，評論人家的作品或論文，動不動就說讀了幾頁就讀不下去了，或者耐著性子讀了一篇文章，等等，看了這些表白，直讓人犯嘀咕，當他的學生特別是碩士博士肯定要倒大霉了。
說到人生理念的缺失，略舉一例。王彬彬由于對于中華文化優秀部分缺少了解，所以不要說孔子“仁”的精義他不很理解，孟子的“義”他簡直是毫不知曉，所以什么民族大義，什么節孝忠烈也都被他漠視了，比如《當代文藝中的‘階級情’與‘骨肉情’》，他的立意在于解構中國革命里宣傳的階級感情超越親情的觀念，這種觀念在革命時代是有其合理性的的，即使在孟子那里也有“義”的理論的支持，“君輕民重”，民眾可以造昏君暴君的反，甚至可以殺掉暴君，孟子說這不算是以下犯上，是屬于“誅獨夫”。可是王彬彬卻認為：“《傷痕》和《奶奶的星星》都對‘階級情’徹底摧毀‘骨肉情’進行了反思。母親‘叛徒’問題本是冤案,這是《傷痕》反思的前提。一個冤案竟然使得骨肉成為路人,竟然使得母女一別便再未能相見。奶奶在‘舊社會’才真是受苦受難,這是《奶奶的星星》反思的前提。在 ‘舊社會’受苦受難的奶奶,在‘新社會’卻因為‘地主’罪名而使‘我’對她的感情發生變化。這樣的反思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但今天看來,卻嫌不夠。即便母親真是叛徒、真是時代的政治之敵,女兒就應該與其徹底決裂嗎? 即便奶奶在‘舊社會’真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孫兒就有理由疏遠她、憎惡她嗎? 不管母親和奶奶具有怎樣的政治身份,母親永遠是母親、奶奶永遠是奶奶———這是良知,也是常識。”小說作者和王彬彬對于斗爭過火，斗爭擴大化的反思，都是無可爭議的。問題是“真理往前再邁一步就是謬誤”。即使是“母親真是叛徒、真是時代的政治之敵,女兒就應該與其徹底決裂嗎”？問得沒了“良知”和“常識”。兄弟父母當了漢奸、叛徒，當然要和他（她）斷絕關系，即使做不到大義滅親，總還不會是“不管母親和奶奶具有怎樣的政治身份,母親永遠是母親、奶奶永遠是奶奶”吧。可見王彬彬對于“人吃人的”歷史和現實閉了眼，還要求人們只認“親情”不顧“大義”，孔孟的仁義都被他扔棄了。



后記
本文從選題到擬出草稿，得到了洛陽外語學院一些教師和分散在各地的王彬彬的同學的幫助，他們的一些口述資料，給本文增加了翔實的內容。
本文只是一個初稿，參考文獻的出處尚待另日注明。敬請讀者不吝賜教，以便再加修改和補充。
2010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