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富“三棲”流氓大亨張賢亮

暴富“三棲”流氓大亨張賢亮　　

善于造假并精于造假、暴名并暴富于造假、靠長期造假而最后集官商學為一體的張賢亮，祖籍江蘇盱眙，而1936年12月生于南京官僚資本家家庭，20世紀50年代初進入高中讀書，在1954年6月的高三臨畢業前，因數理化和英文等幾門課程全部都不及格，還未來得及拿到畢業證書就因犯偷竊行為被開除出校。隨后從北京轉到寧夏任文化教員，1956年在寧夏省委干部文化學校任語文教員，1958年因壞分子問題被勞改三年，1961年勞改期滿釋放后在寧夏國營農場改任農場職工，1965年因涉要暴力推翻共產黨領導的“反革命集團”案，被銀川人民法院反革命分子判管制三年（管制身份仍為國營農場職工，實行同工同酬并發工資和計算工齡）。1979年9月“平反并恢復名譽”，并重新開始自我“訴說”式的創作。張賢亮1980年調至寧夏《朔方》文學雜志社任編輯，同年進入中國作家協會，1981年開始專業“文學”創造，其主要代表作品是以“右派”自居并作為主人公，內容都是以“知識分子”為“迫害”對象，以男人癡迷變態而展開兩性關系而展開的系列小說，其所謂的短篇小說有《靈與肉》、《邢老漢和狗的故事》、《肖爾布拉克》、《初吻》等；中篇的所謂小說有《河的子孫》、《龍種》、《土牢情話》、《無法蘇醒》、《早安朋友》、《浪漫的黑炮》、《綠化樹》等 ；所謂長篇小說《男人的風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我的菩提樹》，以及長篇文學性政論隨筆《小說中國》；散文集有《飛越歐羅巴》、《邊緣小品》、《小說編余》、《追求智慧》等，其所謂的作品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資本主義國家推銷擴散。　　

張賢亮是開創中國“新時期”流氓文學的主要先鋒代表人物之一，由于其作品天生的流氓性和投機性，從而多次獲得各級權貴及區域性的文藝獎，三次獲得“國家級”小說獎，多次獲得“全國性”文學刊物獎，其個人獲得銀川市頒發的“旅游城市建設先進個人”稱號及“希望工程特殊貢獻獎”，2004年被文化部推選為“中國文化產業十大杰出人物”之一，為寧夏自治區“有特殊貢獻的知識分子”，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張賢亮更由于為打造資本主義復辟和為封資修上升為統治階級有功，同此而榮升為“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中國文聯委員，并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七、八、九、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其《靈與肉》(《牧馬人》)、《龍 種》、《浪漫的黑炮》(《黑炮事件》)、《男人風格》、《老人與狗》、《肖爾布拉克》、《河的子孫》、《臨街的窗》以及《我們是世界》等“小說”被改編成電影。1992年在任寧夏文聯主席兼寧夏作協主席的任上，積極響應“南巡講話”而“下海創辦經濟實體”——華夏西部影視（影視拍攝基地），由于各級大鱷的鼎力推崇，被易中天捧為“捉刀寫世界，仗劍走江湖”，被余秋雨吹為“文化氣場”，被孫家正贊揚為“真好玩！”，鎮北堡西部影城由此變成了集觀光、娛樂、休閑于一體的所謂AAAA級景區，同時還被中國旅游協會及媒體評選為“中國最佳旅游景區”、“中國最受歡迎的旅游目的地”，張賢亮也變成了中國大名鼎鼎的當代流氓大亨——寧夏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董事長）。　　

一 善于鉆營政治的爬桿流氓張賢亮　　

在什么領域都搞去無產階級“政治化”，又什么領域都被資產階級“政治化”了的年代，政治領域的東西被故意地文學化，而文學領域的東西卻又被故意地政治化。在這個特殊的妖風大作時代，張賢亮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表演有著特別的典型意義，這就像其公開宣稱的：“我的全部小說都是政治小說”，表明了其無不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其所謂的作品主要內容，前期是描述新中國天然高貴的封資修化人物和“右派”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又如何實現反抗和抗爭。從1986年以后，特別是他那些用第一人稱寫的小說，其主人公其實就是張賢亮自己，其內容則是他對“家仇”和“己恨”的宣泄，具有鮮明的個人家史性、現實政治的針對性和對社會主義的影射性，在政治立場、政治傾向上形成了堅決與共產黨對著干貫穿了始終，與其被光榮披上“共產黨員”“領導干部”的身份，有著特別鮮明的時代特征特性，所闡發的觀點與共產黨的宗旨針鋒相對，并打造了根本的對立性，這也恰恰反映出了中國在特定歷史時期所表現的特殊社會現象。　　

1、精心打造子虛烏有的“右派分子”身份　　

政治上流氓性的張賢亮，首先表現在“改革開放”開始時，因為“右派分子”在社會中十分走俏，不僅可以將一切真正的“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一筆勾銷，而且可以搖身一變成為了“時代英雄”和正義的化身，更可以通過“右派”的行為與身份獲得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加官進爵的千載難逢的機遇。在封資修化勢力當道而“右派勢力”猖獗的大背景下，張賢亮便開動腦筋，充分發揮起自身的聰明才智，于是便積極干起了假借歷史的營生，大造特撰子虛烏有的文學現實，起當成了右派分子的先鋒，由此搖搖直上摘取了“傷痕作家”的頭銜，并再運用“我這個右派分子”手中已經獲得的話語強權，轉眼之間便專心致志地以極右的角色，創造性地升到了大官、出夠了大名、發到了大財。也正是由于張賢亮具備了典型的政治流氓性的特色素質，所以，大官始終在坐，大名始終在出，大財始終在發，話語始終在創新著權威和霸權。　　

張賢亮編造的“我這個右派分子”的謊言，在其掌控的話語霸權中隨處都可以看到，其2008年初發表的《中國文人的另一種思路——謹以此文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中，是這樣說的：“1956年可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形勢最好的一年，毛澤東用詩人的語言表述了中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據內部傳達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的精神，已開放到了準備出版《蔣介石選集》的地步，可見社會的自由度。那時真正是人人心中舒暢，生活蒸蒸日上，如俗話“芝麻開花節節高”。雖然我因出身‘官僚資產階級’又是‘關管斗殺子女’，在1954年高中即將畢業時受到不公正對待（見拙著小說《青春期》），不得不攜老母弱妹隨北京貧民遷移到黃河岸邊務農，而也正是在1956年，我卻被中共甘肅省委干部文化學校錄用為語文教員，似乎家庭出身已不再是求學求職的一大障礙了。總之，我的確感受到了‘新時代的來臨’，于是我以全部的真誠唱出了這首《大風歌》。可是轉眼到1957年我卻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首先發難的是《人民日報》。《人民日報》在當時看來如同‘圣旨’，這決定了我以后長達22年的勞改生涯。”“我在馬克思《資本論》的注釋中讀到，‘一個人不能以同一個罪行判處兩次’，可是那是資產階級法律，無產階級法律好像不是這樣，不但可以將人的同一罪行判處兩次，還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處中將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我的罪名從‘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臨近春節時，被一輛吉普車從南梁農場又押回西湖農場勞動改造。其實，對這樣的判處我還是很慶幸的。因為1958年在西湖農場第一次勞改三年，至1961年釋放到南梁農場就業以后，我仍是以一個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農工一起勞動的。像一只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覓食一樣，時時刻刻的提心吊膽可想而知。”“直到1978年底，我還在銀川市附近的南梁農場勞動。職業是‘農業工人’，而身份卻很復雜，頭上戴著好幾頂‘帽子’。為什么說‘好幾頂’呢？頭上戴著幾頂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嗎？難道我是傻瓜或腦袋麻木？當然不是。但那時我確實不清楚。現在我們就來算一算：一頂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頂是‘反革命分子’帽子，這兩頂帽子是“實”的。‘實’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進個人檔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張賢亮這個證據確鑿，且自始至終都是名符其實的“極右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但其所謂的因《大風歌》被劃成右派分子之事，又確實是一個能夠開天大玩笑的造謠之說，至今為止也沒有任何單位、任何人能拿得出這類有說服力的任何文件憑證，能夠證明其曾經被正式劃為所謂“右派”的真憑實據。其不厭其煩地說的《大風歌》，在網絡十分發達的網絡時代，卻找不到也看不到《大風歌》的任何內容和蹤跡，這就說明了所謂的“大風歌”是否是真正地存在過，還是本身就是純粹的子虛烏有杜撰？那歷史的真實只有天知道和鬼知道。而張賢亮真正被判的原因恰恰是在1958年因為“壞分子”勞改3年，1961年勞改期滿被釋放。歷史僅僅能證明的就是像張賢亮這類善長于“玩”把文學故意去政治化，把政治精心文學化的老手，“只是玩，至今仍然是玩”，經過張賢亮這個高級忽悠專家這么一“玩”，子虛烏有的歷史真實就創新出來了，由此就“玩”出了政治地位——爬上“共產黨”大官的位置，玩出了文化高端新角色——獲取著名作家大名，玩出了社會地位——高貴頭銜滿天飛，玩出了新領域——打造出個人暴名暴富的新天地，玩出了歷史動力——讓中國發展車輪實現時空倒轉，玩出了世界價值——重塑封資修人文天下。這正像其自身所說的：“你在臺下可以盡情放縱，恣意辱罵，像現在你在迪廳里一樣，你越瘋狂越被人贊賞，如果來點K粉更好。好！K粉不久就來了！”這種“盡情放縱，恣意辱罵”的趙高式表演，迎合高高在上大權、大貴和大鱷、大腕人物的需求，所以也就獲得了“越瘋狂越被人贊賞”的超級效果，張賢亮本人由此不僅被請進了黨內，而且請上了可以頤指氣使文化決定權的領導崗位，變成了名實利大豐收的“著名作家”。　　

而張賢亮通過文學政治的造假達到升官、出名和發財的事，盡管有許多掌握實際情況的人提出了諸多疑問，但由于這些所造出來的假，恰恰是某些人物及路線最需要的東西，所以不僅能夠堂皇地刊載于重要刊物上，而且能夠極大地得到流行并暢銷成時髦信條。這是因為掌控著文化和新聞大權的人物與媒體，一方面是采取默認或鼓勵的態度，另一方面更是有心有意地加以肯定和推介。張賢亮這個本身是子虛烏有的“我這個右派分子”，卻從來也沒有那一個組織和單位認定或劃過其為“右派分子”，更不可能出現什么因為右派分子而勞改22年的歷史真實，的的確確是通過精心的造假和自封而來的。雖然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假冒偽劣“右派”真貨，30多年來卻沒有任何一個組織、部門提出批評或加以揭露，相反地卻是盡量地提供一切條件和便利，讓其憑著假冒的“右派分子”并由此而“勞改22年”的藝術，狐假虎威地縱馳于黨內外并活躍于國內外。由此也就有了30多年自始至終地一味地加以贊揚，并附和張賢亮說謊造假的社會真實，幫助張賢亮之流搞假冒偽劣，諸如文學園地、文化陣營、新華網、央視《藝術人生》等等，都在給張賢亮復制著童話式的大話人生。這不僅暴露出了其為撈好處而善長于造謠說謊的政治流氓本性，也恰恰證明了所謂的“撥亂反正”之后的歷史，是把牛鬼蛇神放出來造假并禍亂中國的歷史。　　

張賢亮這種造謠撞騙能夠大獲成功的秘訣是什么呢？說白了，就是封資修人物，需要組建一支牛鬼蛇神的先鋒隊伍，標樹一批右派分子長期遭受迫害的典型代表，由此來把社會上牛鬼蛇神作為正義的化身而翻案，為右派分子的徹底翻身解放建立合法性，從而高高地興著“解放思想”的耀眼旗幟，從各個領域猖狂地向社會主義進攻。而張賢亮編造自己是“右派”的所謂藝術真實，具體地迎合了當時政治市場所迫切的需求典型，所以這種“假”也就順理成章地爬桿成了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社會領域權貴所需求的“真”。善于通過造假而達到鉆營和爬桿的張賢亮，充分領會權貴大人物的意圖，便順應“歷史潮流”拍著胸脯說：“我是很敢講話的”，“只要給我一個平臺，我就滔滔不絕，大聲疾呼”，要“改造共產黨”、“剎住毛澤東熱”、“私有制萬歲”。張賢亮造假的所作所為及其得道升天，這不是極個別的事情，而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現實，這些人早已成為了“改革開放”社會的正面的典型和鮮亮的旗幟。可以說，張賢亮在中國社會創造假話謊言、假冒偽劣、坑蒙詐騙的狂潮中，為“屢禁不止”和愈演愈烈，不僅打造了總根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立下了不可磨滅的汗馬功勞。而當今大話、假話、童話、套話能夠在中國的橫行霸道，首先就是從張賢亮之類編造假話假歷史成功并暢通無阻肇始的。由于這類造假思想文化人得到了所謂的社會正果，從而也就為牛鬼蛇神的橫行開辟了新天地，為社會道德品質墮落和權貴腐敗創造了優厚條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像張賢亮這類靠造假說謊成功的人物，也就理所當然地極力地搞解放思想、搞亂社會思想、搞標榜改革開放輝煌成果開創了劃時代的環境，而這種造假毒風的泛濫與盛行，使中國從天空到地下、從思想到物質，無不充斥著張氏假冒偽劣成功的內核和精神軟件。　　

2、極力為資本主義“平反與呼喚”爭當急先鋒　　

靈魂深處確切地極右且立場極端反動的張賢亮，其本身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反科學社會主義、反共產黨根本宗旨、反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完全是一貫性的并貫穿于言行內核始終的，但其發作的時間、地點及其發作的程度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恰恰是根據當時的時空氣候變化而不斷調整決定的。張賢亮雖然后來被封資修大人物請進了共產黨內，并安插到了管文學和文化生死大官的要害崗位，但其反馬列毛主義并崇尚封資修思想精神，反科學社會主義制度而崇拜資本主義制度，反共產主義政黨目標而極力主張私有制的萬能，反無產階級專政而力推封資修專政等等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并沒有什么絲毫的和根本性的變化，只不過是獲得盡情表演的更大范圍的舞臺和市場，并由此變成了中國共產黨內封資修化勢力的高級干將，用來作為不斷反對馬列主義、反科學社會主義主義的一顆重要旗子，變成了公開反對共產黨奮斗目標、反無產階級專政話語霸權的一頭瘋牛狂馬，變成了不斷推行資本主義、實現封資修專政的御用高音喇叭。　　

當某些人物已經完全鎖定要全力發展封資修并堅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而這時候的張賢亮已經由于自身政治上投機鉆營的本性使然，靠“因為我緊跟鄧xx”，“擁護xx同志的‘二次革命’”而博得了“免死牌”，由此一方面在1983年獲得了可觀的政治資本即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另一方面是在文藝界鉆進了社會政治的高位，在1984年12月的中國作協“四大”中由一個普通會員，變成了中國作協主席團成員并被請進了領導班子聲名大噪；再一方面是中國當時的“大氣候”有利于封資修的自由馳騁，當局同意并決定了“兩個不提”——不提反精神污染和不提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由此更獲得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大干快上的政治條件。在“中國共產黨”這個特殊的政治時空歷史時代，以及高層人物造就需要為封資修和資本主義重新“正名”的氣候條件下，張賢亮看準了當時某些人物和路線需要的政治文化大火候，腰桿自然就十分硬起來，底氣也十分地粗起來，順勢爬桿的水平和能耐也就充分地表現了出來。張賢亮于1986年8月23日便在中國作協的《文藝報》上，發表了《社會改革與文學繁榮——與溫元凱書》的公開信，明確地說要“給資本主義‘平反’”，提出了“資本主義不可逾越”論，“資本主義，作為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種社會形態，它是不可逾越的。……種種強加于資本主義頭上的‘誣蔑不實之詞’，現在是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大力給予平反的了，給資本主義‘平反’，將會使我們更好地解決我國當前政治、經濟、法制改革中的種種實際問題。”“我們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面前并沒有成功的樣板，而什么是現代資本主義，我們面前卻聳立著現成的參照物。”“我們要給資本主義‘平反’，要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自己國家的社會——政治體制。”“真正貫徹‘百家爭鳴’，就必須允許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言人有公開的發言權。”“資產階級思想一旦不再成為一種罪名，人民內部和馬克思主義者內部的最后一道心理柵欄方能徹底消除。”說不要空談什么“進行思想觀念的深層‘爆破’，中華民族才能前進”的大道理，而應學習“美國人是先干起來再說或邊干邊說”，且要立即破除“已經成了中國國民性構成要素之一，一直流傳到現在”的“清談”之風等等。　　

1997年張賢亮在《小說中國》中，又一次系統地為丑化社會主義而美化資本主義鳴鑼開道，其言論是在全盤否定建國以后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要“為資本主義‘平反’”，再從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全方位地呼喚資本主義橫行。張賢亮在否定新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的實踐中，曾有這樣表述的：“所有的干部工人，即我們現在稱作‘工薪階層’的工資，一直保持在一個極低的水平。在這很弱的支付能力之內，再將人的衣、食、住、行各個方面的必需品的供應數量限制在最低限度，就形成對人的行為與思想最嚴厲的鉗制，根本不另需別的什么法律條文來約束了。”“在這樣的數字化生存中，他們哪還有精力和心思關注各種票證數字之外的事?怎么能再去‘關心國家大事’?這種數字化生存很自然地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成為過自己小日子的專家，而不可能對世界和中國政治有理智的分辨能力。‘國家大事’只能由領導者去操辦，領導者指向哪里人們也只能走向哪里。人的全部腦力花在肉體需要上的時候，精神的需要只能由領導者來飼養了：‘你說什么我就聽什么!’”“從無可挽回的人口問題到還可改革的經濟體制各個方面，我們都錯得不能再錯。”“解放后，對人民群眾一系列美好的許諾全部落空”。在竭力美化資本主義的妙文是：“在我看來，西方已經進步得非常神速了，國民素質已‘鳥槍換炮今非昔比’，有大幅度改變和提高了，他們幾乎人人能作別國國民的楷模。”“就在以賭出名的拉斯維加斯，也是一片歌舞升平的祥和氣氛。誰都知道那里是黑社會‘教父’的天下，可是秩序井然，仿佛人人都是紳士淑女，賭得起輸得起，輸了一笑置之，再不用說其它地方了：人人文明得要命，個人禮貌得要死，時常令我自慚形穢。”　　

張賢亮在極力丑化新中國社會主義和美化資本主義的前提下，其竭力呼喚資本主義復辟也就順理成章地迭疊出了：“現在，不論是從發展經濟的策略出發或從意識形態的理論上考慮，都到了逐步‘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時期。……將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在價值形式上‘化’歸勞動者個人所有。”“在這方面不要害怕流失一部分國有資產，應大膽地、有計劃地將國有資產‘流失’到企業內部職工的手中”。“‘重建’后的‘個人所有制’決不會持久。不久‘客觀經濟規律會促使分散在個人手中的所有權最終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兩極分化，重新形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將是必然結局’。”這種現象“難以避免，然而卻是值得歡迎的，……企業內部部分股權證按正當方式逐漸轉移到某人手中，正表明某人在這個企業中算個‘能人’。”“除了發展生產力之外，要想遏制住‘兩極分化’，只有再次回到‘窮過渡’的‘共產主義’。”“我們應該將9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據新的航測還不止此數)及土地上的森林和自然資源與土地下的礦藏資源、水資源、水域及領海水域及水域下的所有動植物、礦物資源都包括在‘國有資產’以內。……比起這么龐大的財富，今天地面上大大小小充其量十余萬家陷入困境的國有企業算個什么?哪怕我們把這一點地面上的舉步維艱的國有企業全部賣掉(遺憾的是沒有那么多錢來買，國際聯合財團也無力)，將得到的資金嚴嚴實實地把現有的大自然賦予我國的所有資產管好用好……以國家為代表的公有資產永遠占優勢，國家財政會越來越富，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性質可說是‘永不變質。’”“我們常常是該抓緊沒抓緊，該放手的不放手。”“‘私有制’，在社會處處存在‘私人’，人人皆有‘私有’的情況下，也不會再是一個‘補充’”。“咒語必須有另一個法力更強的咒語來破除，在現代社會，法力最強的咒語莫過于：‘私有制萬歲!’”“我們還面臨著資本積累過程，這個過程有一定的殘酷性。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而且應該盡量減少其殘酷性，卻絕對做不到讓工人群眾都高高興興地在生產力還不允許的情況下繼續享受‘不當利益’”。“工人享有的特殊優越的地位當然屬于改革的范圍。” “大多數資產者恰恰是最維護將他們孵化出的政治條件的。至少在最近十幾年中，還談不到他們有獨樹一幟‘自立為王’的可能。他們只會用各種方式在執政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通過代理人發出他們的聲音，提出他們的要求。而這種現象在任何一種政體中只要不采取用非法手段如‘賄選’都是正常的，共產黨也不是活動在真空中的政黨。”　　

天生就患有“愛資病”并發達于“愛資”張賢亮的眼里，在推翻資本主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中國，得出的結論必然只會是一團漆黑、更無是處，不可能有什么成績和成就，要說有什么成就和成績，也就只有資本主義得到復辟的“舊的社會形態逐漸解體，新的生活條件逐漸成熟”和“社會大轉型”的時代。在張賢亮的心里和筆下的資本主義國度，特別是作為大本營的美國，天然就被描繪為“君子國”、人間天堂與極樂世界，而受壓迫受剝削的廣大勞動者和第三世界人民，以及國內自身日益惡化的社會基礎設施和普遍的城鄉衰敗現象，貪婪成性和荒淫無度的統治階級，日益加深的種族和貧困問題，廣泛的社會犯罪和暴力行為，視覺媒體大規模地傳播道德敗壞的世風，日益彌漫的精神空虛無聊，大規模毒品文化的流行，社會上絕望情緒的滋生等等，卻被故意地貪污和升華成了自由精神。張賢亮丑化社會主義和美化資本主義得出的邏輯，就是只有徹底妖妖魔化和拋棄社會主義，需要發展和復辟的只有資本主義，而且只要是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事物，在張賢亮眼里也都必然要變成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其為蘇聯的劇變和解體歡呼雀躍并說：“蘇聯共產黨和東歐各國的共產黨推行社會體制改革，而改革到最后卻喪失了他們自己的領導權。看起來他們好像是自找苦吃，一旦他們推行的改革畢竟初步創造了一個較為開放的政治架構，在政治改革基本渡過了難關后，不僅使進一步的經濟改革有了更為良好的社會條件，也使共產黨自身在一個人民可以公開表達政見的大環境中，又有可能重新上臺執政，……那已經不是某些同志觀念中的原來的共產黨，而是順應社會發展進程積極修正、調整和自我改造后的共產黨了。”但蘇聯的解體，使國內生產總值減少約50%，物價上漲六千多倍，貧富兩極分化、貪污賄賂盛行，居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平均壽命縮短了6至7歲，社會風氣敗壞、治安狀況惡劣等社會等等問題，也天然地成為了蘇聯人民享有的歷史進步，轉換成了勞動大眾享受正義改革“輝煌”成果的事業了。　　

張賢亮說的“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把我和‘資本主義補課論’等等列為‘自由化思潮’的代表。”“沒有經過資本主義設計發展這一歷史階段”，資本主義“不可逾越”，用現代資本主義作“現成的參照物”，要補“資本主義補課論”之類等等，并且聲稱：“從當時批判我的文章看，認為學習參照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是可以允許的，‘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體制、司法制度’就不行，更不允許‘要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自己國家的社會——政治結構’了，這種意識仍然是清末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本。”這些除了說明其是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對舊中國正向資本主義進行神化的肯定，要實現“情有獨鐘”的全盤西化外，還能說明真正的意圖會是些什么呢?這那里有一絲一毫的共產黨的黨員的影子，身上還有那一個細胞屬于共產黨員的成份呢？正因為所謂的新時期處在反共產黨和反社會主義吃香的大環境下，所以剝開張賢亮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充分的流氓性投機性表現后，剩下的恰恰是一具鱷魚式的枯髏。當然鱷魚式的枯髏經過畫皮包裝后變成的現代高科技僵尸，與時俱進的創新吃人和壓迫人的水平還是被大大地強化了，諸如在反駁對其批評時，還特別地有所發明和創造，把批評人稱作為“流氓無產階級自由化”，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以共產黨員的高官和靈魂工程師的身份，把人們的思想推引到發展和維護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　　

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幾十年，雖然在意識形態指導上仍然稱作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政治方面仍然宣稱是共產黨在執政，推行的國體仍然被稱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但在實踐中各種鼓吹“改革開放”主張的論調，各種催生封資修產生的措施，各種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各種形式造就的貧富兩極分化，各種為“私有制萬歲”的辯護及其推行，這些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牛皮大論，不僅是鋪天蓋地地變成了主體，甚至達到了罄竹也難書的地步。在這其中，由于張賢亮言語行動和所作所為獲得了某些人的青睞，且領取了尚方寶劍，并經過自己精心創作和包裝成“嗅到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風”，為形式多樣的剝削吃人理念的鼓吹、強推和流行立下了汗馬功勞，所以也就迅速地被推崇并榮升到了“精神貴族”的行列，成為了壓迫勞動大眾的政治性文化有效大鱷。故而也就有了張賢亮到臺灣，在與所謂流亡海外的“民運詩人”對話中，其向“詩人”表白：“我非常尊重你，更喜歡你的詩。”并說“你有你的選擇，我有我的選擇，你認為只有在體制外才能促使中國進步，我卻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在體制內逐步地促使中國進步。”其要使“中國進步”和要在“體制內”發揮作用的深層意味，就是張氏“入黨是為了改造共產黨”，并在“體制內”、“改造共產黨和消滅共產黨”，全盤地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條件，循序漸進地榮升為大資產階級的進程中，盡性地用“共產黨員”的身份說封資修的話，用社會主義的道來運行資本主義的高速列車，用無產階級專政之力來強施封資修專政，在盡情地享受高官厚祿的同時，放手放膽地剝奪勞動大眾身上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財富。在中國在封資修主導下創立的“改開搞”運動中，把一批批張賢亮式的符合封資修需要條件的代理人，用八抬大轎抬進黨內、軍隊內、政權內、文化內、經濟內，確實是讓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先天骨髓和血液里，先天就大量繁殖著“愛資”的癡狂者，十分過癮地撈足了油水，賺足了奴役壓迫別人的資本，過足了強奸勞動大眾精神文化的自由自在生活，真可謂得其所哉！這些既是張賢亮為什么要充當和爭當政治流氓先鋒的真正目的，也是時時能夠敲著得勝鼓性情歡呼雀躍，更是可以階段性地向主子邀功討賞的關鍵所在。　　

3、大肆攻擊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時代　　

杰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領袖毛澤東主席逝世。封資修化人物經過招降納叛和結黨營私，以“改革開放”為契機，有步驟地邁開了改變黨的政治性質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步伐，摧毀著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的基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源泉，確立了私有化的方向和奮斗目標，不斷地采取政策措施來殘酷地壓榨農民和工人階級，瘋狂掠奪全民和集體所有的資產，想盡一切方法把人民的財富不斷竊為己有。經過封資修30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以及封資修地下和資本主義的公開復辟，把中國改造成了野心家升官發財的市場樂園，把社會主義演變成了官僚、買辦集團暴富的天堂。在這個實施“改革開放”和改變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性質的過程中，已經被高級權貴請進共產黨并變成高官的張賢亮，人雖然拖入到了中國共產黨內，但其立場、觀點和方法卻永遠是封資修的底子，同時張賢亮更充分認識和領悟到要實現自己個人美好的天堂，就充分運用封資修人物要打造政治上復辟資本主義的市場，制造出最有利于國盜們搶劫勞動大眾財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自由大市場。社會整體也被推進了適合徹底否定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性質，適合徹底摧毀科學社會主義實踐的先進性質，適合最終實現封資修集團和個人野心利益最大化的陷阱。于是張賢亮為積極配合高層的運動方向，十分賣力地為實施封資修“洗腦”和“文化專制”服務，喪心病狂地干起了與勞動大眾為敵，全盤丑化、污蔑和否定毛澤東時代及社會主義社會的罪惡勾當。　　

張賢亮無論在國際講壇上還是在國內的政治市場上，無論是在國人面前還是在外國人面前，都公開宣稱其過去30年來“沒有說真話，光說假話。”特別是1989年1月“八九風波”前夕，張賢亮拋出了所謂“趁允許人們說真話的時刻來寫小說”的《習慣死亡》，旗幟鮮明地宣揚“告別革命”論，明確提出：“不正常的社會進程造成了眾多命運的不正常”，而要改變這“眾多命運的不正常”，就必須使社會進程恢復到正常的狀態，“讓時光倒退到什么時候重新開始?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抑或一九一一年還是更早一點?索性倒退到戊戌變法時讓我們中國人再干一遍。”這就明白無誤地表明了其認定了要重走康、梁的封建改良主義道路，這不僅要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革命斗爭歷史的必然，而且連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推翻了幾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也被全面否定。其表明的“告別革命”就是要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革命”，關鍵又在強調只有是少數的精英，特別是“善良的皇帝”才能統治中國。《習慣死亡》的主人公是1957年右派的自己，編纂手法采取“我”“你”“他”混用，自由聯想地時空顛倒錯亂，其表現的“他”所以要墮落會墮落，是因為“你要努力掙脫30多年(1957－1988年)來給你施加的影響和教育，但你無力，只能用墮落來表示你的抗議。”并且說“主人公經歷的大框架，的確和我相同”，“別誤會了我的痛苦”，文中的主人公的傾向就是張賢亮的真實寫照。文中充斥著極端的謾罵毛澤東主席和詆毀馬克思列寧主義語言，詛咒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和民主政權，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諸如污罵毛澤東是靠《笑話大全》進行決策的玩笑家，像某些人“熟悉男女間調情一樣”，“熟悉挑動群眾斗群眾”，“常常做出些莫名其妙的事”，“我記得我曾愛過我的母親，但是我的導師卻告誡我‘不應該’愛她，按階級分析法她屬于官僚階級……茫然四顧，只見他說我應該愛他，他是普天之下的救星……由此我的愛就一敗涂地，如同患了陽痿癥，在任何可愛的東西面前都不能勃起。”……如此等等，俯首皆拾。　　

在封資修人物打造的雞犬升天的環境里，張賢亮盡情地抒發著胸中的“家仇己恨”。1991年4月5日，其在寧夏作協召開的“小說創作研討會”上，因會上有人談起毛主席是一個偉大的詩人時，張賢亮公然說：“……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但他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秦始皇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六國……”張賢亮在寧夏作協召開的“小說創作研討會”上發言后，有很長一段較長時間內是保持沉默，沒有公開發表作品。但隨著美國對中國發動“人權攻勢”浪潮的升溫，國內封資修思潮的再度狂起，張賢亮又獲得了更為廣闊的表演市場，陸續撰作和發表了《煩惱就是智慧》上下部(在出版單行本時更名為《我的菩提樹》)，這個所謂的作品是以其在“勞改”時的所謂“日記”為內容，采用“注釋性創作”的表現形式，編造了一場場階級立場鮮明的“人間地獄”故事，目標就是攻擊中國的勞動大眾當家作主和“人權狀況”，攻擊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攻擊共產黨和人民領袖毛澤東。雖然這些所謂的文學藝術的真實完全是子虛烏有，但卻反復并一味地灌輸其在“勞改農場”里表演流氓的陳芝麻爛谷子老調。可就是這類流氓拉出來的大便，卻受到西方敵對勢力的高調重視與贊賞，被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英國《文學評論》1994年4月號發表題為《在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活地獄中》的配合文章，攻擊中國的“人權狀況”。文章說：“這是一部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的羞辱的書。它是中國知識分子默認他們自己的恥辱和受壓迫的一個記錄。”“勞改營實際上沒有內外，1960年(以后許多年)，在中國，人人都判勞改。”惡毒地誣蔑中國是一個毫無人權的大監獄。這就是《我的菩提樹》在客觀上迎合了西方敵對勢力的政治需要所產生的惡劣影響。《文學家與企業家》報曾報道過張賢亮在出訪外國之機會，在歸途中特轉道英國專門安排《我的菩提樹》一書的翻譯、出版等事宜，緊接著1995年張賢亮在中國作協主辦的《中國作家》第5期上推出了中篇小說《無法蘇醒》。編者說這部小說“藝術上的荒誕卻表現了現實的真諦”，張以流行的荒誕表現手法并通過主人公趙鷲(“照舊”的諧音)，所做的一場噩夢來影射改革開放的現實，誣蔑當時社會已經“極‘左’回潮”了，中國又回到了“文革”時期，一切又都“照舊”，無法蘇醒了。對于這種惡意的攻擊，敵對勢力特意地發出一片喝彩之聲，香港反共刊物《爭鳴》的題為《改革回頭路的死亡信號》一文“導言”曾這樣寫道：“張賢亮的新作《無法蘇醒》，是他創作的一大飛躍。他探索出人們靈魂深處根深蒂固的極‘左’觀念，讓人們看到只要有適當的政治氣侯，‘左’就會興風作浪，‘改革不可逆轉’只不過是神話而已。”對于張賢亮的作品，為何如此受到境外敵對勢力和反共報刊的青睞和吹捧，難道還不值得善良和正直的人們，尤其是每個共產黨人還看不出張氏的歷史真面目嗎？　　

《無法蘇醒》出版兩年后的1997年，張賢亮的另一本20萬字的政論專著《小說中國》出版了，這部書完全是按照張賢亮自身固有的政治理念和設想，明確具體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觀點和主張，是系統靈魂深處的公開化和具體化，雖然全部是些奇談怪論，但卻具有著時代的針對性、鮮明性和階級性，這就是公開地提出了要“改造共產黨”理念與學說：“在歷史的新時期，當務之急是改造中國共產黨。”“在市場經濟逐漸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不再是代表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政治組織，而是應該代表包括資產者在內的社會各個階層和各種利益集團的議會式組織，將所謂的‘黨內斗爭’，轉化為‘調解、綜合、歸納各種不同意見’的黨內民主，從而徹底實現政治民主”。這部所謂的政論專著能夠在號稱是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公開出籠，說明了什么呢？這就全盤地說明了這個執政黨的變質高層所特有的階級性質。在張賢亮的這本書中，不僅從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全方位地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社會主義，極力地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公然吶喊，而且強調說：不但工人階級要在現代企業家的統治下老老實實地干活，而且還要“革”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命”了，即“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而且應該盡量減少其殘酷性，卻絕對做不到讓工人群眾都高高興興地在生產力還不允許的情況下，繼續享受‘不當利益’”，“工人享有的特殊優越的地位當然屬于改革的范圍”。這就明明白白地道出了張賢亮自身，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工人階級從奴隸的社會地位變為主人的不正當性，以及所產生的創造性勞動的應得報酬是一種“不當利益”，即工人享受到的利益超過其所做出的勞動貢獻的價值，而這些不正當的“特殊優越”的不應當得到的“不當利益”，不能再繼續享受下去了，應該通過“改革”徹底地革除掉。從張賢亮的這部書中所持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看，這完全可以得出張賢亮早已公開地站在工人階級的對立面，顯示出了一付殺氣騰騰的架式，張開的是一張要吃人的血盆大口，揮舞的是一把要全面殺向窮人的巨大屠刀，目標就是要徹底否定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根本運動方向，否定的是工農勞動大眾階級的勞動價值，殺向的是工人和勞動群眾的眼前利益與未來的根本利益。在《小說中國》的書中，還圍繞“私有制萬歲”這一主題，提出一整套具體的實施方案和要重點解決的問題，進一步地重申了為資本主義“平反”和資本主義“不可逾越”的老調，進而從理論上和根本上深化否定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原理，從而達到“徹底清算那段歷史”——對在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指導下的實踐進行清算；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如何具體解決“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問題，說關鍵在于通過“呼喚‘精神貴族’”來“改造共產黨”的性質，使中國共產黨全面地變成全盤私有化的先鋒黨。這個《小說中國》的公開出版，不僅是一批高層已經全盤封資修化所謂的“共產黨員”，向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發出的公開挑戰書，也是這伙人為什么要鉆進共產黨內的政治綱領的具體說明書，以及其所代表的階級性質、執政所要實現的真正目的所在。　　

張賢亮在中說：“我也慚愧地跟著笑。‘叛徒’說我的疑問是他一輩子聽見的最可笑的話，他將來一定要傳給子孫后代，不能讓這樣可笑的事輕易埋沒；‘特務’說難怪要把我反復改造，因為我充分印證了‘高貴者最愚蠢’這句至理名言；老‘地主分子’笑得差點斷了氣，在草鋪上咳得死去活來；‘反革命分子’非說我是裝傻充愣，不過夸我表演得很逼真，‘笑一笑十年少’，謝謝我使他能多活十年；‘二桿子’又把吐沫飛濺到我臉上，但因為我讓他和他老婆過了一次‘夫妻生活’所以極力維護我，說他相信確實是我無知不是我裝傻，還舉出他們村里過去有個秀才活到三十多歲也不懂得‘夫妻生活’來證明‘讀書無用論’”。接下來牛鬼蛇神們便討論起我看到的那些帶血的物件。亂七八糟雜亂無章，什么軟性材料都有，有經驗的人士認為這對他們來說倒是件新鮮事。據他們說，一般婦女都用布縫制成一條專用的帶子常備著，“身子來了”就在帶子上墊上草紙夾在陰部，他們還誨人不倦地用火柴棍在泥地上給我勾畫了幅草圖，讓我明白哪根布繩跟我們男人的褲帶一樣縛在腰上，帶子又怎樣與腰上的布繩相連，草紙墊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樣使用等等，等于給我上了一堂婦科知識課。我一邊聽一邊覺得女人的生活比起男人來既復雜又麻煩，怎能讓婦女跟男人一樣勞動？但他們說新社會的勞動婦女有權每月享受一次叫‘例假’的三天假期，這就是對勞動婦女的照顧。我點點頭說這還算是人道主義。而他們又說勞動婦女雖然享受到‘例假權’卻喪失了起碼的講究衛生的權利，因為‘抓革命’抓得社會上連草紙也供應不上了，如今只有上山下鄉的女‘知青’回城探親能帶些草紙來，農場農村的普通婦女只好手頭有什么就用什么。那醫用繃帶肯定是醫務室的小王小李撂下的，除了她們，別的女人哪有那樣方便？”　　

“說到這里，‘走資派’忽然皺起眉頭說應該揭發檢舉，這是一種嚴重的假公濟私行為。醫用繃帶屬于國家財產，怎能讓個人隨便拿去墊月經帶？小王小李從護士學校畢業分配到農場，當年是他批準轉正的，現在卻一個個參加了‘造反派’，可恨可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歡快的氣氛一眨眼就變得非常氣憤而嚴肅，牛鬼蛇神一個個咬牙切齒，用當時的話說是‘露出了他們的真面目’，果然不僅是老虎而且還活著。原來任農場政治處主任的‘叛徒’深思地說要好好研究研究，從這里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突破口’。那間廁所是‘革干’和‘頭頭’們專用的，如果發現他們的家屬用印有‘最高指示’或偉大領袖照片的報紙當草紙，就是非常嚴重的政治事件，可以與‘惡毒攻擊偉大領袖’聯系起來，當時為這事被槍斃判刑的男男女女可不少。這個創意很快得到號稱為‘叛特反資’的牛鬼蛇神們的響應，個個都贊揚此計大妙大妙！”“可是誰去發現用印有領袖頭像或‘最高指示’的報刊書籍當月經紙的‘惡攻’罪行呢？當然只有我才有這個機會。于是‘叛特反資’們一齊動員我去‘收集材料’，說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文革’是一場深刻的‘政治斗爭’，我作為一個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應該積極投身到這場運動中來將功贖罪，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作出應有的貢獻。我遲疑地問這種事情是不是太下流？‘叛特反資’一致說‘政治斗爭’就要這樣不擇手段，你沒看見他們把我們整得遍體鱗傷？這說明他們執行的是‘形左實右的反動路線’，我們和他們之間已經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必須下定決心排除萬難把‘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奪回來。他們東一嘴西一嘴七嘴八舌說了許多，我一時也不能領會得很深刻。總而言之這個任務非常光榮，接受它就是接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走資派’還許愿說等他們將失去的權力奪回來以后，要把我當作‘人民內部矛盾’看待”。　　

“一個難題解決了又來了個更大的難題。我不參與他們的‘政治斗爭’就是不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不忠于‘無產階級專政’，而參與政治斗爭的第一個光榮任務竟然是去檢查月經紙！我不知道帶血的報紙是什么東西還可以接受，知道了它的來龍去脈真有點不堪入目。但原政治處主任即‘叛徒’用深沉的炯炯目光盯住我說，這可是對一個右派分子的政治考驗，不要看那些‘造反派’現在張牙舞爪，對你還假惺惺地表示信任，但他們是‘兔子尾巴長不了’，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最后勝利，大好河山仍然會回到無產階級革命干部手里，孰去孰從，希望我三思。”“關我的派出所位于北京最繁華的區域，兩進華麗的四合院原先是清代一品大員的官邪。這應該是集中體現中國城市文明的地方，可是在偌大的院子里派出所只撥出一間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平房，關進四十多名男女。四十多名男女嫌犯都往一個馬口鐵桶里排泄大小便，滿了后才讓值班的嫌犯提出去倒進后院的廁所。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派出所是因為房屋緊張還是有意如此安排來作踐人的尊嚴，或是要在男女差別的觀念上來一場‘徹底革命’，以便加快實現偉大領袖發出的‘男女都一樣’的號召。幸虧牛鬼蛇神們給我上過一堂婦女衛生常識課，不然的話我看到女嫌疑人當我面換月經紙肯定會大驚小怪。女嫌疑人在這里哪顧得上羞恥，要么將前面對著眾人，要么將后面對著眾人，而前后兩面都是女性最隱秘的部位，只好索性大大方方地徹底公開。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多名嫌犯中有七八個十四五歲未成年的孩子，每當女嫌犯大小便時這些孩子們都從始至終觀賞到底，現在想來他們的青春期肯定會受到嚴重影響。”“我想盡快結束這一段落。我與一些不喜歡揭露‘文革’的人士一樣，不喜歡暴露那些丟中華民族的臉卻又不應由中華民族集體負責的事。但我想我還有權利寫自己。簡潔地說我在臭烘烘的牢房待了五天，沒有人來提審也沒有人來問你是誰。每天早晨男人看女人解手女人看男人解手以后，由一個女‘工宣隊’指揮嫌犯們合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女‘工宣隊’嚴厲地規定大家都必須看她指揮而她卻沒有起碼的音樂常識，大陸她在指揮合唱中深深享受到指揮人的樂趣，她指揮錯了總責怪男女嫌疑人唱錯了，不時地用指揮棒敲打人頭，人頭仿佛成了她的打擊樂器，弄得人人都緊緊張張地抱著腦袋眼睛盯住她唱。男男女女關在一起同在一個桶大小便的牢房里卻從早到晚歌聲不斷，讓不知情的外人聽見還以為這群男女在歡快地干什么風流韻事。”　　

“我是母親的災星而母親是我的救星，她老人家總是出現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我母親每天提著飯盒給我送兩餐飯。我吃著紅色的高粱米飯加幾條青菜和幾絲榨菜，她就在窗外安詳地等著，仍與那天我被開除時一樣。那幾條青萊和幾絲榨菜在紅色的高粱米飯上每一餐都擺放得符合歐陸西餐的拼盤規格。這時她仍保持著西方上層社會的禮節，即使對兒子也不盯著看我吃飯，目光鎮靜地看著在派出所進進出出的各色人等，那君臨一切的氣度嚴然她是這舊官邪的女主人。”“她（母親）從一個貴婦人淪落為在街頭靠手工編織毛衣糊口的老太婆，仍始終保持著高雅的風度。我想，只有受過舊社會高等教育的婦女才經得住人生的反復折磨。她雖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卻是一個文化的載體，即使變成化石也令人敬仰；她好像是一座貴族文明雕塑出的塑像，專門留給后人瞻仰那過去的永不復返的時光，并且時間越往后越會放射出古典的光澤而日久彌新。她老人家和我剛在一起過了三天愉快的天倫之樂我就被“小腳偵緝隊”抓去。我以為“小腳偵緝隊”這個詞語應列為中國“文革”詞典中重要的條目之一，那是無孔不入的專制統治下的一個范例。一群大字不識的“居委會”老婦少婦居然在堂堂的首都有權抓任何她們認為可疑的人，而那時可疑的人又源源不斷抓不勝抓，迫使她們像會說話的警犬似的白天黑夜興致勃勃地挨家挨戶搜查。抓住后就交給派出所，派出所既是她們的總部又負責收集她們的捕獲物。而堂堂首都的派出所竟然將被抓來的男男女女可疑者不分青紅皂白地關押在一起，首創了世界監獄史上男女混合關監的紀錄。”　　

由于毛澤東時代挖斷了精英們發家暴富的道路，把無產者們整體地提升到社會的高位上，并削去封資修精英們對一切社會權力的壟斷權，使之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還是文化上、社會上，都充滿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性安排，把封資修化精英們利益最大化壓縮到了狹小的空間，造就了沒有封資修“個人心情舒暢”的社會場境，這就埋下了為封資修特別是精英們日后刻骨的瘋狂反撲的歷史伏筆。當毛澤東逝世后，全盤西化的人物要達到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意圖，就是通過精心施放和豢養諸如張賢亮之類的走狗來大肆宣揚、傳播和開道的，特別是通過各個領域培植和安插了大大小小的封資修化人物，在分配給的“自留地”，以及承包的“責任山”中苦心經營，一步一步地朝著封資修共同的天堂目標而奮斗。而安插到各行各業的諸如張賢亮這類典型的封資修化人物施展才華的能耐，就是充分地領會魁首的意圖，把首領的主張變成什么小說，什么理論、什么政策、什么規劃之類的東西，共同表達和經營的都是封資修化的精英們取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變的是共產主義政黨奮斗目標的性質，要轉軌的是科學社會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方向，推銷的是由無產階級專政向封資修專政的變更。像張賢亮這些被榮升到高位的所謂社會精英們，在創建資本主義復辟和封資修天堂的共同進程中，既十分賣力地抒發了百般對無產階級勞動大眾當家做主和杰出領袖的刻骨仇視，又從主子那里領取到了杰出政治家、高級專家學者、著名作家的貴冠，國際名人等之類的高貴封號，更收獲到了萬貫家財及美女如云的天然性服務，由于鉆進了政治流氓的通道并爬上高級政客的寶位，由此理所當然地過上“領地”內頤指氣使般的皇帝生活。雖然像張賢亮這類政治文化流氓，干盡的是完全不顧自身的人格和喪盡天良的丑事，干盡的是巴結著帝國主義和國際資本主義主子的能事，發揮盡的是用出賣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換取個人與小集團利益的水平，但由于都是善長于耍流氓的政治文化專家級人才，把才華及聰明才智全部用到了制造假冒偽劣和坑蒙拐騙上，因而得到了某些人物的賞識，由一個社會的沉渣包裝并蒙族榮升成了所謂的“著名作家”、“著名企業家”，這不得不讓身為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人和勞動大眾們深思。　　

二 極力鼓噪淫亂文化的標桿流氓張賢亮　　

在任何歷史階段的社會里，任何值得稱道和有價值的文學精神及其思想潮流，都是通過對特定意義上現實的“展示”或“控訴”，來達到對未來某種特定意義的“企盼”或“展望”。而這種所謂的文學精神，又主要地通過“意識形態”的形式表現出來，從而達到對某種特定意識和精神的批評、批判、攻擊、反對，擬或者對某種特定思想和精神的宣傳、贊揚、推銷、兜售。這種道德藝術化的修辭方式的展示，總是以特有的二元對立邏輯的終極形式不表現，即由“個人”與“家庭”的矛盾發展到“地方—國家”“民族—階級”與“家庭-個人”的矛盾發展，最終演化到更為抽象的人的“精神”與“肉身”的矛盾發展。這種“意識形態”敘述，文學在將主人公言語行為表現出來的過程中，一種是安排或表現“主人公在經歷身體苦難”的進程中，讓主人公得到必然的思想性的正義性凈化或精神性升華，這其中也就會在特定意義上回避和排斥了身體原始的獸性欲望；一種是安排或表現“主人公在經歷身體苦難”的進程中，促使讓主人公必然地張揚思想性的獸性化或更向粗野的占有精神境界發展，當然這也就會在特定意義上回避和排斥了必要的社會人性與精神意識性的升華。在中國所謂的“新的歷史時期”文學精神和思潮張揚進程中，其背后充滿了群體無意識的浮躁和個體自由的垂涎三尺，其癥候是一方面推動并縱容對“文革”的集體主義，采取強制簡單“一刀切式”的譴責與清除，故意磨滅“文革”本身所張揚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來解除思想社會性束縛的深刻精神內涵；另一方面是推行盲目沖動的不加思索的個體渴望與自由承接，將“文革”與“個體自由”、“現代化”有意識地設置成一組二元對立的關系，把對“文革”的全盤否定賦予了是實現“個體自由”、“現代化”的唯一途徑，把“文革”定為“蒙昧”、“混亂”、“反人性”的代名詞，而把“新時期”的個體揮發自信地封為“新啟蒙”、“恢復秩序”、“人性張揚”等等。在這個變幻莫測的歷史進程中，張賢亮就變成了一個個體自由揮發典型中的典型、先鋒中的先鋒，這就在政治上制造“思想解放”、“改革開放”與“遠離文革”的宏大敘事，為催生封建專制與自由資本主義媾和及孕育怪胎，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在所謂的“人性張揚”、“放大的個人”場域中，“非常人性”成為了文化和文學的主旋律，人的欲望本能和獸性沖動變成了人性的全部，異性之間的相互勾引、調教、交配變成了人類唯一的愛情方式。　　

1、直接傳銷青春期就是發情期　　

在現實社會中的男女之間發生圖騰式境況，以及由男女之間構建的各種情感變化與愛恨糾葛，的的確確是各個大歷史時代都客觀存在和時時在發生著的事實，但又是一種特殊的說不清、道不明、理還亂的特殊關系。這種社會現實中男女之間性的特殊關系和本能需要，既是人類不斷繁衍和延續的根本條件，也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文化組成部分。作為來源于生活、反映現實生活，作為反映人的思想和行為、表現社會生活場景的文學文藝作品，涉及到男女情感及其產生的復雜關系，應該說是自然的、必要的，甚至完全可以說是不可缺少的和必須涉獵的重要內容。但各個歷史朝代和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是由不同歷史朝代和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所建構，其男女之間衍化出來的各色人等關系，必竟只是社會組成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而不是社會生活唯一存在的源泉，更不可能把社會生活的全部替代。作為通過典型人物敘說及事物情節安排來反映現實的文學與文藝作品，特別是專門寫作文學與文藝作品而深化出來的“作家”，如何地以什么方式來表現和反映社會現實中的男女關系，及其由此要解構出什么樣的情節內幕；如何地把男女之間關系發生的細節描寫和反映到什么程度，及其讓細節刻畫到什么程度；如何地通過男女之間的情節表現和張揚什么思想，及其讓虛擬的事實來宣揚什么、贊美什么、批判什么、反對什么，這正是“作家”構思及其所寫作品所必然達到目的精神的本質內核。　　

翻開張賢亮制造出來的作品，無論上政論性的還是文學性的，無論是寫實的還是杜撰造假的，無論是隱秘性的還是張揚性的，無論批判的還是渴望的，其作品所表現和描繪出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其涉獵到的男女關系內容，都充斥著個體自身對異性的垂涎三尺式的催情和煽情，張揚的精神基本上都是個體自身獸性化的占有，渴望的都是個體自身的本能沖動化的催情；其引導性的描述完全可以說是像一個配種站里的調教師一樣，不斷地反復演示著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以及男女場域之間，如何地實現相互勾引，如何地實現相互調情，如何地最終實現欲望交配。作為張氏二十世紀末的“封箱”之作的《青春期》，登載于大型文學刊物《收獲》1999年第6期，在文本前有一段值得玩味的所謂“前言”：“《收獲》在一九八五年發表了我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當時在中國文壇曾引起很大爭論，至今已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發行。據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參考消息》報道，那部小說又被香港《亞洲周刊》邀請的海內外知名學者評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之一。十四年后的今天已是二十世紀末，作為一名作家，我想我應該寫出一部小說表達我的世紀末情懷。我個人認為這部新小說比《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有所提高，至少不比它遜色，所以才敢再次投寄給《收獲》的編輯請教，并感謝巴金老人的關懷和小林的督促。”張氏的這個“前言”鮮明地表達出了，20多年來在巴老太爺的調教和提供《收獲》場，而獲得的高高在上和傲僈之勢，抒發出了作者對因為“性”的描寫而產生在文壇上就熱烈的爭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十四年后卻被香港《亞洲周刊》評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之一，《青春期》的被推出，理所當然地是一件頗為值得張氏欣喜而自豪的事!《青春期》這部“小說”究竟表達了張氏怎樣的“世紀末情懷”呢？　　

《青春期》一開始就有這么一段精彩的闡述：“從生理學角度上說，‘青春期’原來是每個人生理發育的必經階段，是一個純自然現象。在這個階段，每個人除了身體上種種生理變化，在心理上的主要標志好像是開始對異性產生愛慕、愛情或性欲望，用我這個曾長期跟牲口打交道的人的話說，就是‘發情’!”好家伙，一言以蔽之，“青春期”就是“發情”。在張氏此定義下，其作品里便創新出了眾多的對男女之間純情動物般的“發情”的描寫。據張氏說自己最初的“發情”發生在五、六歲時，與小同伴玩“貓捉老鼠”之際。少男少女共處于一個櫥柜里，在黑暗中兩個肉體揉搓成一個肉團。異性的肉體使他“感到軀體內好像添加了更多的血和肉，某個部位立即涌動和膨脹”。“現在我才知道人的一生多么無奈，那肉體那皮膚的承載者當然是位女性，一個比我大好幾歲的小女孩，是我一個應該叫她‘姐姐’的鄰居，……櫥柜里的‘儀式’對我非常重要，在于我現在自以為是平生第一次與異性的交流——我被異性撫摸和撫摸了異性，從而使我初次‘發情’。……現在，每天人睡以前再鉆進櫥柜里去溫習一遍，幾乎成了我的功課。”于是，主人公感嘆道：“我認為一切有意識、有預謀、有熱身過程的行為和語言，即人們通常所說的‘戀愛’，全然沒有什么樂趣，有趣的只不過是‘發情’。”這樣，人與動物還有什么區別呢?張賢亮卻寫道：“現在，每天入睡以前再鉆進櫥柜里去溫習一遍，幾乎成了我的功課。”接下去便是牲口化的自己十三歲時的“發情”。事情發生在課堂上。坐在主人公前排的一位少女耳后有一塊光澤的皮膚，據張說那是“隱藏在烏黑的發根中依稀可見又難見的白皙的皮膚”，于是這“耳后、脖項、衣領構成的三角區”便成了主人公天天積極地去上學的根本動力，上課時不是為了向老師學習知識而是為了等候“她”，萬一“三角區”請假缺席，“牲口”就沒有了精神寄托便要神智恍惚，以致四十五分鐘下來竟不知道上的是什么課。悄悄地跟蹤“她”當然更不在話下，作品中還有這樣的話：“是她，教會我從后面去欣賞女性以至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她使我對《背影》這篇課文理解得比一般同學深刻。”不知道讀者看到這里會有何種感想?朱自清如地下有知，一定會怒斥張賢亮的謬托，從而實現“牲口”自己的借題發揮、借尸還魂!朱自清的《背影》深情地寫出了他對歷盡艱辛的父親的愛，寫出了誠摯的父子之情，這同熱衷于偷窺少女的流氣能夠混為一談嗎?不可思議的是張氏還不吝筆墨地記述主人公和他的文藝界朋友們一起去“尋根”，也就是去尋找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他祖父仿蘇州園林的式樣建造的一所頗有名氣的大花園，他就出生在這花園的一個院落里。更特別的是就此機會去尋找的舊夢是幾十年前那位有著“黑三角”的女性，這類東西實在無以名狀，只能名之曰“肉麻當有趣”!　　

張賢亮在《青春期》里寫農場的技術員如何當著“牲口”自己的面做愛，作品里不厭其煩、津津樂道地用大量的諸如，“交配”、“睡覺”、“性交”、“困覺”、“云雨”、“行房”、“授精”、“交媾”、“事畢”、“夫妻生活”等充盈于作品中，在寫“牲口”自己在火車上邂逅一位美婦人，于是立即想人非非：“她的笑靨使我的‘青春期’突然爆發，我又一次覺得那股氣在我體內涌動并使某個部位膨脹壯大，破天荒地我想要與女人也就是她過‘夫妻生活’，不論‘夫妻生活’如何乏味我也要永遠與她每日每夜不停地過‘夫妻生活’!”欲望機器和“牲口”自己的表白，不得不讓人們掩卷長嘆：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這當然還不是故事的高潮。高潮是寫生產組長“麻雀”的老婆，寫她的“肉感”和“性感”和“牲口”自己的獸性勃發：“今天我一看到她便有性欲望，下腹部位好像有一股帶血的氣在發脹，在滾動，在向外噴，我這時才體會到牲口‘發情’是什么感受。”接著便是“牲口”自己與“她”的幽會和“交配”，據張說由此領略了什么叫“欲死欲仙”。但也許是因為“牲口”自己的性功能障礙，“夫妻生活”只過了半截，“她”說了句：“哥哥喲，你的心先怯了!”真是石破天驚，“牲口”自己由此大徹大悟，贊嘆道：“‘心先怯了’連‘夫妻生活’都只能過半截，還能做成功什么大事?我在你身上的失敗從此激起我開辟前途的勇氣；你的話成了我的座右銘，在我以后的生活中總是不斷提醒我：‘怯’，是人生道路上的最大障礙!”“牲口”自己與別人老婆的通奸媾和，在“牲口”的嘴里和意識里卻變成了是過“夫妻生活”，那世界上的女人都完全變成了“牲口”的“妻子”，那國家的婚姻制度和社會道德還有存在的必要嗎？“牲口”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座右銘居然來自“發情”和“交配”，還有人味道嗎?張賢亮這種“牲口”自己的這種流氣，當然不是自今日始，其寫于1986年的小說《早安!朋友》，就充斥著刻意渲染中學生早戀的性沖動、性心理和赤裸裸的不堪入目的色情描寫，簡直把當代中學生描繪成了一群流氓。這理所當然地激起了“牲口”自己所在的寧夏全區廣大師生和家長的強烈憤慨，紛紛上書有關部門，致使該“牲口”自己的小說出版后還未及發行就被查封。寧夏教育界因而給他贈送了一個雅號：“流氓作家”，正所謂“江山易改，稟性難移”，這股牲口的流氣在《青春期》中再次散發并光大起來。“牲口”自己既然認為“青春期”，在生理上的“主要”標志是“發情”，那么其“次要”標志是什么呢?人們從“牲口”自己譽為“壯士斷臂”的“斷指”事件，即“我砍斷一個農民的手指”這件事可以得知，“青春期”的表現除了“發情”這一主要標志之外，還有一種“沒有女人沒有愛情沒有性欲的‘青春期’”的次要標志，那就是獸性青春力沖動的殘暴“發泄”。“牲口”自己就知道“發情”也是一種“發泄”，不過是屬于性欲需求的“發泄”罷了；“斷指”事件卻是一種非性欲沖動的“發泄”，而這種“發泄”往往包含著“牲口性”自己欲望的深刻內容，“斷指”事件就是這種“牲口”自己欲望的具體表現。這也許是“牲口”自己埋藏于心底的仇恨，使“牲口”自己的復仇心理能夠得到的流露和滿足吧!這大概應該算是“牲口”自己的“世紀末情懷”的根本內涵了!　　

張賢亮在《青春期》這部充滿世紀情懷的故事里，對女人的挑逗特別男女之間的交媾，可謂是充滿了宮廷式太監的怨氣沖天的筆調，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條件的環境卻充滿著譏諷、嘲弄的筆調，請看：“有一次我說你哼得挺好聽，不過到底唱的是什么詞你能不能給我說一說，她說啥意思都沒有就為了給自己解‘心焦’（心煩），唱詞是現編的，想到啥就唱啥。我說我在替你干活你在旁邊看著你還‘心焦’，你說我‘心焦’不‘心焦’？她說你要是‘心焦’我就給你唱一個吧。說著她笑嘻嘻地唱道：”“哥哥你好好干”“妹妹在旁邊看”“哥哥要心焦”“妹妹給你干”“快把鍬撂下”“咱倆玩一玩”“一身白內肉”“隨你上下看。”“她隨唱隨笑，我也跟著笑。我說真把你沒辦法，你就‘旁邊看’好了。她笑得彎下腰，又唱：‘不干白不干’‘不玩干瞪眼’‘不玩你就得干’‘哥哥你喲好可憐！’”“有一次她來晚了的理由非常特別，那是在馬圇起糞，大清早我已經將馬圇的糞起了一半，太陽也升到房頂上，她才扛著鐵鍬疲憊地拖拖拉拉到工地。我埋怨說，你倒好，活還沒干一鍬人倒乏了，一早晨你干什么去了？她笑了笑嘆道：”“你哪知道！‘麻雀’每天早晨要X個起床X，不X不起床。唉……”“這個X分別代表兩個詞，前面一個是動詞后面一個是名詞，是勞動人民包括犯人常用的語言，絕對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我也笑了，學她的口氣說他要X你你不會不讓他X，是干活重要還是干那件事情重要？她臉上一副無可奈何而又心甘情愿的表情，又嘆了口氣說：‘唉！有啥辦法？給男人當女人男人啥時候想X就得給男人支上讓男人X。’”“這使我突然理解了‘二桿子’的老婆，‘二桿子’介紹‘她是農村的’實有深意，怪不得‘二桿子’要當著一個陌生人的面和她過‘夫妻生活’她也只好順從，乖乖地就往麻袋上一躺，給她男人‘支上’。”“也不能完全賴‘麻雀’要X我嘛，我一大早也騷得想要‘麻雀’X，有時候還是我鼓著他來X呀！”　　

2、直接行銷流氓思維和流氓行徑　　

張賢亮由于是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政治環境支持下，推演出了配種站中調教式的沖動和畜牧場式中煽情文學的成功，并在社會的政治領域、文化領域和經濟領域中到處隨意地吃香喝辣，把整個社會描繪并訓化成了性來性去和封資修化搞脫衣舞的試驗田，把文壇改造成了種畜裸奔競技場，把社會推進到了最低級的畜牧場交歡的水平，讓和諧社會和人類理想必須具備的精神再也無處寄放。張記“牲口”自己這些自傳體式的獸性張揚的作品，通過自身獸性化的思想和獸性化的具體行為的記述，讓整個社會文化被厚厚地涂抹滿了華麗的獸欲做成的油膏，運用的不再是人類的人間語言，使用的恰恰是動物話語來調教別人，張揚的是陰間縱情思維來調教社會，努力而又不停地以狂放的方式來釋放自己丑惡的本能和墮落的德性，全面地荼毒和摧毀著人類生生不息的清純美好心靈，把中國催化成了陰暗性生活角落式的狂縱競賽場。“牲口”自己在文壇中乘上政治轉向的狂風，盡情地散發生來就具備的封資修情懷，并由此一路崛起與暴發、走紅，其記敘“牲口”自身的所謂文學作品，完全是屬于典型人文廁所中的極品，這種靠推銷原始催欲催情的所謂時代精神，把社會和文化推進了夜以繼日努力賣弄性狂放的超級自由市場。張氏封資修作怪和享樂社會那根欲望極強的狐貍尾巴，固然色彩斑斕而且高高長長地標樹在自身追求目標的正前方，始終起著顛倒著黑白并精心忽悠著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其理念和意境展示出來的美好前景，恰恰是人類已經歷過但又是經過特別渲染成色彩誘人的一盆洗腳水，看起來十分地耀眼光鮮，但根本的和萬變不離其宗的洗腳水性質。張記“牲口”文化為中國的性泛濫起到了喉舌作用，為把文化和文學變成了性張狂的工具，其獨特之處在于煽情性的文字和見到異性就要交合的性事追逐，野獸競技，——女人生來就是供男人發泄的工具，再無恥荒誕的也會變成高尚光榮的。其倡導的“現代化明天”人性解放，被赤裸裸地演化成了私欲的畸變大制作、獸性的大放縱，反應和倡導社會發展的文學也變成了私心的大展示、獸欲交配的大描述。改革開放以來　　

張氏在《綠化樹》中塑造的主人公章永璘，既有著章永璘影子，更有著張記“牲口”自己言行生活形貌和向往精神的寄托。書中說章永璘先在“勞改農場”接受改造，然后被安排到另外一個農場就業，但是辛苦的勞作在他身上并沒有發生和出現人性的升華，更沒有將他改造成為一個符合標準的所謂“新人”。而結果是在經受著性饑餓的張記“牲口”內心,使“饑餓會變成一種有重量、有體積的實體,在胃里橫沖直闖,還會發出聲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經呼喊:要吃!要吃!要吃!……” 因此張記“牲口”費盡心機地從伙房弄來稗子面煎餅吃,從蒸蘢布上刮下饃饃渣吃,卻被“營業部主任”指責為“資產階級的惡習不改”，“沒有一點勞動人民的生活作風”。書中主要的筆墨集中到了“章永璘”的“靈肉沖突”，其女性的撫慰和對性愛的渴求，成為“章永璘”迅速長大成“人”的強力“催化劑”，在馬纓花滿足了章永璘饑餓的需求以后，其肉體才飛快地成熟起來，且同時導致了精神上的變化：“肚子吃飽了之后，我發覺有一種非常隱秘的東西在撩動我的心弦”。一種嶄新的獸性情感——發情在章永璘的內心像春天的野草一樣悄悄地成長起來。因為發情的力量使章永璘決定要做一個“真正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然而當圣母般的馬纓花填飽了他那干癟的肚子,并指點著他同“人類的智慧聯系起來”時,章永璘不無痛苦地發現,在發情的表達方式和交配的道德觀念方面，他們之間存在著無可回避的差異。“章永璘”在獲得了發情動力和交配權后，開始“恢復了過去的記憶，而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同時作為“知識分子”的角色認同和曾泯滅的主體意識也開始蘇醒過來——根深蒂固的精英主義的意識也暴發出來。這樣也就從意識形態里暴露出了“章永璘”的內在邏輯——質樸而顯得愚昧的下層女性大眾，只能作為自己發情“文明”和獲取交配優越感的附屬品。張記“牲口”對大地母親和善良無私的勞動人民被簡化成了“小寫的人”，被轉換成了“大寫的人”獸欲、獸性的受體，被變成了只能享受“大寫的人”寵幸的對象；而社會中能顯示權力“大寫的人”的自私個體，變成了發揮和充分享受獸欲、獸性的主體，“小寫的人”的真正內涵卻變成了“大寫的人”發情的有效工具。　　

而張記“牲口”在故事里與下層民眾的相逢的境況是被迫，張記“牲口”一方面產生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觸，而在心靈深處仍然感到自己和普通的勞動大眾是不一樣的，因此既不可能與勞動大眾產生心心相印，也不可能構建并產生出精神上的共鳴。在“我”的痛苦里，不是因為“從‘舊營壘中來’的階級背叛者的痛苦，”而是夢寐以求地要想回歸到高貴身份的認同而沒有實現的痛苦。雖然也曾偶然被為勞動者的樸素無私感動，但在內心底處卻始終對勞動者有著種種的輕蔑感和無奈感。作為個人主義始終復活著天生尊貴的張記“牲口”，總認為應該是勞動大眾的主宰，應該是勞動大眾者對自己這個上等人必須仰視，因為世道的差遣而被強迫而與勞動人民生活到了一處，這種境遇總感到是莫名其妙的恥辱。也由于張記“牲口”有著天然的尊貴家庭歷史，所以也就有本錢演化出了一個個“書生落難，婦人相救”的“敘事模式”，再深化出了勞動女性不斷地求自己進行寵幸，從而不斷地為自己內心的卑鄙占有欲望尋找到了合理和合法性。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故事里，章永璘這個“我”對文明的作用進行了“價值重估”：“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思考生活，沒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本能生活，但本能使人堅強，思考卻使人軟弱。”在這種強烈獸欲需求的面前，章永璘這個“我”在“讓苦難改造靈魂”善下，變成了在放縱欲望的同時，也任憑靈魂墮落并從墮落中感到自由的快感。章永璘這個“我”并沒有從關心和關懷自己的勞動女性身上獲得思想升華，相反地卻使其復雜而幽暗的靈魂及其自私和丑惡更加地迸發出來，黃香久僅僅變成一個可以發泄性欲和應該發泄情欲的工具，吸引章永璘這個“我”的僅僅是對她“立體感和肉質感”的身體探索，至于對黃香久淳樸的內心世界則毫無興趣，黃香久臉上洋溢的“很純凈的天真”和“超凡脫俗的光輝”，這種大地母親象征體和承載者，卻在“章永璘”看來卻顯得非常的愚昧和愚蠢。　　

曾經有人說張記“牲口”有“戀母情結”,其實其“戀母”傾向只是以玩弄女性的面目出現的,轉換成了“牲口”尋求發泄以及如何獲得發泄，永遠是張記“牲口”這個“我”的思維主題、思想重心和理念核心。被張記“牲口”文學出來的女性“任務”，主要地表現為對發情目標的催化，要么如馬纓花那樣不斷鼓勵,要么是如黃香久那樣強烈要求的刺激，永遠只能是被強人發情的“過程”和尋歡的受體，而絕對不會成為家庭生活中“目的”的另一半。正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說到的：“被嚴峻的現實摧毀磨垮的人,大半是多愁、戀于兒女私情的人”,“人在困境和屈辱中需要自以為是和自高自大來持撐自己。”當書中寫到“我”與黃久香要上床行事時，進行中曾有這樣的敘述：“……她能承受這樣沉重的東西，因為她具有無限的彈力。幻影變成了現實失去了她無法把握的美麗的色彩，但現實要比幻影更為動人。”“‘來吧。’她說。”“撩開被子，原來她這時和我在蘆葦蕩中見到的完全一樣……”“‘也許是我太興奮了。’我說。”“……這是一片滾燙的沼澤，我在這一片沼澤地里滾爬；這是一座巖漿沸騰的火山，既壯觀又使我恐懼；這是一只美麗的鸚鵡螺，它突然從室壁中伸出肉乎乎粘搭搭的觸手，有力地纏住我拖向海底；這是一塊附著在白珊瑚上的色彩絢麗的海綿，它拼命要吸干我身上所有的水分，以至我幾乎虛脫；這是沙漠上的海市蜃樓；這是海市蜃樓中的綠洲；這是童話中巨人的花園；這是一個最古老的童話，而最古老的童話又是最新鮮的，最為可望而不可即的……人類最早的搏斗不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獸之間的搏斗，而是男性與女性之間的搏斗。這種搏斗永無休止；這種搏斗不但要憑氣力、憑勇氣，并且要憑情感、憑靈魂中的力量、憑先天的藝術直覺……在對立的搏斗中才能達到均衡、達到和平、達到統一、達到完美無缺，而又保持各自的特性，各自的獨立……”這就是章永璘這個“我”在要與黃久香進行“肉搏”時詩性大發獸欲升騰的結果。這不過是充分表明了章永璘這個“我”只有在異性刺激并獲得云雨之時，才能產生發情的靈性，產生獸欲的靈氣，產生欲望的快感并沖入銷魂的境界。但也由于張記“牲口”安排的時空是在被受壓抑之時，所以也就形成了“但我在這場搏斗中卻失敗了！我失去了自己的特性，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我滿身是汗，象剛從浴盆中出來，而腳底板卻冰涼。喘息了一會兒……”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和主題的深化，當黃香久利用自己的身體和真情治愈了章永璘性無能的時候：“她兩手捏著襯衣兩片下襟，往兩邊一分，胸前一排按扣撲撲撲地全扯開了。那不是按扣迸綻的聲音，而是一種撕裂開皮膚的聲音；她拽開的也不是她的襯衣，而是她的胸脯。在我面前，兩大團雪白的蓮花似的乳房一下子裸露無遺，蓮花中間是彤紅的花蕊，花朵還在一池清水中蕩漾。花朵和花蕊，都比我記憶中的更大、更鮮明、更具有神韻。”“石破天驚！我遽然產生了一種我從未有過的沖動。這就是愛情？我一伸手摟住了她……”當黃久香把章永璘這個“我”的病治好后，張記“牲口”也就同時安排了與“我”歷史使命的結束，那就是特意安排了黃久香與曹學義私通的情節,讓章永璘這個“我”以投身政治風暴、避免連累對方為由，將黃久香徹底地解雇了。張記“牲口”在書中赤裸裸地鼓噪“女人創造了男人”的同時,也以追求自由和人性解放這樣崇高卻虛偽的名義，大肆宣揚了“女人不過是男人玩物”的流氓命題，從而得出的邏輯結論就是走向極端個人主義天經地義。可以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展現出來的真正內涵，正是章永璘這個“我”在精神成長與蛻變過程中的一部“心靈史”，同時也是張記“牲口”這個“我”在“靈與肉”的沖突中主動走向墮落的“奮進史”。而這種精神欲望墮落的進程演化，心靈獸性的奮進的成功，恰恰孕育和催生出了社會正義、公平精神的徹底喪失，導致的只能是忠真愛情的終結和獸性欲望的張揚，催化出來的是人類人性的發情化和欲望被被神圣化，引導出來的恰恰是赤條條的身體寫作和異性的肉體搏殺、野合的狂歡盛行。　　

張記“牲口”在《習慣死亡》的故事里，盡管書中不斷地用“我”“你”“他”轉換著敘事的角色，但前文后一看就明白了統統是張記“牲口”在描述自己與不同女性的性事經歷：“……相互從對方的臉上看到模糊的思念和熾熱的情欲。柔和的燭光中只有她的眼睛和美麗的臉龐。此刻她的眼睛充滿著向往。圓的燭光將她的圓化在其中，你會想起有一次做愛時她問你如果男人發現他身下女人的臉十分丑陋會有什么樣的心理。于是你悟到她今天特別美是因為你的到來而非常感激。不久，你們的內分泌和威士忌的氣味一齊溢漫到異國的空氣里了。隨著子夜降臨，某種期待頑強地要上升為現實。隔著桌子，你都能感覺到她的小腹在急劇地膨脹和收縮，于是你迫不及待地招來侍者……”“……你的手摟著她豐滿的腰肢。”“……你們仿佛是廝守了多年的夫妻，在縱情前的一刻還保持著一定距離地安穩地躺在床上，只是用手指纏繞著手指。你們故意地要將對方的情欲折磨得無以復加。情欲和酒一樣，存在的時間越長越濃烈。直到你們都感覺到生命在軀體里急不可耐地要迸裂開來，借著美國人蓋起的一片屋頂，你才翻過身去吻她激動不已的胸脯。……”“你立刻聞到了一股黃豆粉的氣味，就是那每次做愛的床上彌散出來的腥辣。你明白了你本來應該明白的事情。為你所熟悉的她的姿勢，是她做愛時的習慣，又有什么理由不讓她和另一個男人一遍又一遍地重演？接完電話以后也許她正用充滿恐懼的目光期待另一次高潮的來臨，……和你做愛與和別的男人做愛，對于她來說有什么區別？……”“……那對瞳仁曾對著他的眼睛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有時間就相愛，有機會就相愛。’這正在一次完全成功的做愛。之后，他們都從親狎中恢復了理智。……”“那時你只想去看一看她的眼睛，而這時你已經悟到了所有女人的眼睛和你的眼睛最終都會緊緊地關閉，于是你只想和女人做愛。只有做愛是真實的。成熟其實是人生最可怕的境界。你于是又想從酒吧出來以后選一家按摩院再選一個泰國或臺灣的山地姑娘。要么跟你熟悉的女人做愛，要么和完全陌生的女人做愛。你已經沒有興趣和女人一同經過從陌生到熟悉的全過程。是誰曾經說過你是悲劇的性格而這種性格從來不拒絕現世的享樂？你的心頭一緊，你以為你的一生都是被你的性格所害，這時你立即感覺到了南國姑娘肉體的彈性。那種感覺使你舔了舔嘴唇。是的，她在那里做愛你在這里做愛而蒼天在上俯視著你們至多不過冷笑一聲。”整個張記“牲口”敘述中諸如此類的，與眾多不同層次、不同年齡、不同種族、不同場合的調情與交媾，都把自己獸性化的墮落變成人間追求的理想目標，升華到了享受亂搞天堂的美好回憶。張記“牲口”在書中用了宏大的篇幅和筆墨，讓“自己”以一種變態的心理瘋狂地到處漁獵能夠“打炮”的女人,因為“自己”已經是條件優越的高等人，不能再過普通人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必須像皇帝一樣天天有各式女性來供自己發情。這就是張氏在人性泯滅之后開始對所有神圣與崇高的東西，都不在相信人間會有真情的存在，轉而依賴思維與身體“跟著感覺走”的信念的“大寫的人”，并贊揚了一番自以為是看破紅塵的瀟灑行為，其實正是張記“牲口”所需要的欲望狂歡和朝思暮想與更多異性交媾的世俗天堂，說白了就是張氏“精神死亡”后必然只剩下獸欲張狂的“正式宣言”。　　

張記“牲口”以自己的所謂親身實踐所生產來作品，可以說都裝滿著大量的配種站式的性事闡述，渲染與傳銷的就是赤赤裸的動物交配式的性欲場境，其所使用的文字也儼然變成了動物式發情、催情、煽情的特殊工具。張記“牲口”在《早安，朋友》中專寫中學生的早戀和性心理，把當代中學生丑化成一群流氓的化身，該書發表并出版后，激起了寧夏教育界和學生家長們的強烈憤慨，普遍指斥張記“牲口”是個“流氓作家”，群起而批之并紛紛上書中央有關部門。此書終因社會輿論反對強烈而被查禁。張記“牲口”對女性所持的立場、觀點，更是表現出很特別的流氓特性，1994年張氏以中國作家領隊的身份到以色列訪問期間，一個女學生問：你認為什么樣的女人是最理想的女人?他回答說：“上床是將軍，下床是奴隸。”在國際上造成極壞影響。1996年張記“牲口”在《廣州文藝》第4期上，公開發表了題為《宮雪花現象》的文章，饒有興味地向世人詳細披露他與宮雪花從相識、相知一直到住進她家的過程，竟把肉麻當有趣，張記“牲口”在文中說：“一個男人住進一個既漂亮又有性感的女人家，而且這個女人再三聲明這個男人是第一個得此榮幸的男人，就很難不讓這個男人有非分之想”。“你真是個‘妙人兒’，如果我是個億萬富翁，一定包下你來做香港的‘二奶’!”也就是這個叫“江迅”的上海女人，曾因對港商和外國人賣淫被勞教兩年，后定居香港后更名叫宮雪花，這樣的一個妓女在張氏的身上和筆下，卻變成了完全完美無缺的天仙。從張記“牲口”津津樂道的心情來自，還用文豪的氣氛來渲染其感受并公之于眾，其種畜和牲口式的坦率固然可嘉，但從其心底來看卻深深地反映出了內心世界，從社會角度來看恰恰是文痞中也少見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天然代表。此文一出引起了輿論的嘩然，海內外十幾家報刊紛紛發表文章或“讀者來信”提出各種不同的批評，即使是張記“牲口”的好友對此也頗有微詞。叢維熙說：“北京朋友李國文和天津馮驥才，在與我通電話時，都提及他的這篇奇文，認為散了神兒。”　　

張記“牲口”在自傳體式的《青春期》中寫與二桿子“老婆”，在床上有這樣的情節敘述：“我貪婪地將她曾給我介紹過的‘鼓鼓的、彎彎的、細細的、平平的、撅撅的、翹翹的’所有部位都撫摸個遍。當手上的感覺成為記憶之后，手便是我身上最寶貴的肢體。我死后愿意將全身都捐獻給器官移植惟獨要保住我這兩只手，我要留下遺言囑咐醫生把它們浸泡在福爾馬林中，作為這個世界畢竟是美麗的證明。我撫摸她的時候她也像“二桿子”老婆那樣不住地哼哼，我才知道那不是什么鐵制軛具弄疼了她而是女人感到舒暢。我當然也有從未有過的舒暢體驗，這種體驗激發出了我全部的“青春期”，三十九年積累下青春的欲望此刻爆發出成為一團亂麻般的瘋狂。她也同樣地瘋狂但一會兒她忽然在我身下大叫了一聲便風平浪靜，像穿過驚濤駭浪的船終于停泊到港灣。我從她的波峰陡然跌落到她的波谷，一下子在她身上塌了下去，墜落到一個無底的深淵在空中飄浮。”“可是她的叫聲卻驚動了她最小的一個孩子，孩子似懂事地翻身時她還不忘以她特有的方式表現她的快樂，她低聲笑著用嘟嘟噴噴的語音這樣安撫孩子：‘好好睡好好睡，你叔叔在x你媽呢！’……一會兒，她也爬起來在我背后將手臂環繞著我，多么像我六歲時在紫檀木櫥柜中曾被一個小女孩摟抱著那樣，四周也是夜色沉沉。但她的乳房是赤裸的，緊貼在我赤裸的脊梁上。她的臉偎著我的臉也如那小女孩似的親切安慰我說：‘沒啥沒啥，你別在意，別在意好不好？我已經很舒坦了，你不信你摸一摸。’……說著她把我的手拉到她的下身。我至今仍然極其悔恨當時我以為她跟孩子一樣尿了床，如果時光能夠倒流我寧可減少十年壽命也要把時光扳倒回去領受她當時的體貼，因為那時我不知道我摸到的那一片尿似的潮濕究竟能向我證明什么？”也只有張記這個“牲口”能有水平將自己與別人的老婆，在床弟上的功夫萌發的感受、感想回味出來，并用此來賺錢和毒化著社會的文化環境。　　

張記“牲口”走紅的自傳式生活的文學作品，幾乎全部以寧夏為背景而展開情節和內容，但在牲口筆下的寧夏和勞動人民，似乎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什么美麗、寬容、善良、勤勞和勇敢之類的本質，左看右瞧就只能感到盡是些男女之間，所發生的丑陋、愚蠢、懶惰、貪婪、淫亂等等之類的奇聞逸事。據說是張記“牲口”應某大型雜志專欄邀請，最后形成了“紀實性回憶”《今日再說》一文，這篇寫于2004年的文章把寧夏變成了“談性交，性騷擾”的自由場所：“性騷擾不止男性對女性，竟然以女性對男性的性騷擾居多。……常常是幾個女農工追打一個調皮的男農工，捉到了就把他摁倒在地，扒下褲子扯出他的生殖器，用黃土、泥沙、碎草葉在那個部位狠命地亂抹亂揉。女的愛抹，男的更喜歡讓她們揉，一直到雙方盡興，笑的趴在地上滾成一團才算罷休。這種娛樂一天要演出好幾場。”“那事不止在床上，男女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可以交媾，而且交媾的姿勢千奇百怪，交媾時發出的聲音和話語無比豐富，沒有一個作家能想象得出來。”“不止一個女農工可憐我‘老大不小了’還沒嘗過女人的滋味，暗示我可以找個地方跟她‘干一下’。一次，還有一位女農工在旁邊沒人的時候，身子一扭一扭地掀起她的綠軍裝，敞開她說的‘白格森森的大奶子’叫我摸一把‘過過癮’。”這就是張記“牲口”的“紀實性回憶”，美麗、善良、勤勞、勇敢的寧夏被描繪成了天然的淫巢、牲口棚、畜生窩，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簡直成了與生俱來就沒有社會規范的原始人。就照其不分皂白青紅的“女農工極少對我性騷擾”來說，張記“牲口”應該說也有一次以上被婦女們“摁倒在地，扒下褲子扯出他的生殖器，用黃土、泥沙、碎草葉在那個部位狠命地亂抹亂揉”的情形吧。張記“牲口”自己虛構被勞改22年的驚天大作，是自己天生就具有風流太監式的本性，還是風流成性的女人風騷得專門找無能的張氏挑逗，擬或是張記“牲口”爹娘遺傳給了其天生成就艷福不淺的基因吧？因為這種“紀實性回憶”照理說都是真實可靠，但推論起來是否發生過此類事件，是專門的杜撰老手還是善長發情天才家的寫作技法，或是要實現嘩眾取寵的轟動效應，還是想發揮流氓的創新才能更加出名？所有的這些，只有張記“牲口”自己才會知道，不然怎么會經常有“旁邊沒人的時候”，就會出現“白格森森的大奶子”等等著其摸一下，或出現“不止一個女農工”等等著，要求同張記“牲口”“干一下”……之類，這類艷聞秘錄怎么就只有張氏能夠經常地遇到呢？如果有這類事情真實地存在過，那么那位“一扭一扭掀起綠軍裝”要討張記“牲口”“摸一把大奶子過過癮”的人，特別是那些要求與張記“牲口”“找個地方干一下”的人，而這些“一天要演出好幾場”的事，“在那個部位狠命地亂抹亂揉”的事，“女的愛抹，男的喜歡”之類的男男女女事，諸如此類畜牧場的情形，好像是在配種站里才有，如果真正在寧夏經常地發生，那寧夏不早就變成畜牧場了嗎？而這個有著能吃人和善于吃人的張記“牲口”，故意地把美麗的寧夏描繪一個畜牧場之類的地方，是不是要千方百計地為自身的墮落找到發源地，是否就是用自己言行來證明因為到了寧夏這塊地方，才使自己不斷地墮落、深化地墮落，全面地完成了自身獸性化、牲口化的過程。寧夏即使按張記“牲口”供述的是塊畜牧寶地和完成獸性化的場所，那么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那個地方的人民卻怎么沒有被獸性化呢，特別是與張氏一起生活與成長的絕大多數人也都最終沒有被獸性化呢，這不就恰恰說明了張記“牲口”具備的是天生的牲口性嗎！如果張記“牲口”本身就只會用流氓和牲口的眼光，以特有的獸性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臆造和描繪寧夏，那么寬容厚道地接納、養育、教養了張氏的寧夏，理所當然地只會是天然完成獸性化的畜牧場和種畜場。　　

3、牛氣充天地推銷假歷史和獸欲　　

張記“牲口”把咬牙切齒的恐龍化怨氣和刻薄惡毒語調，把典型封資修天生固有的受過思想受到壓抑而釋放出來的能量，把豺狼壓制并惹怒后形成的反撲攻擊性思維，把對社會充滿公平正義時代的仇視，通過運用眾多的形像化、具體化和文學化的語言，全盤化作了以自身為藍本編造出來名目繁多的“自傳體”作品，既解了自己牛鬼蛇神天然的心頭之恨，也由此撈到了漂亮共產黨員的外衣，更當上了貌似可以治天下的高級職務的文豪大官，還獲得了隨時可以行使和決定話語霸權的權威，這正是活脫脫的現代政治牲口成功典型之大成的標桿。張記“牲口”其在特殊歷史條件和環境中的驚天成功，其得志更猖狂的牛性沖天的流氣、邪氣、怨氣，也就得到了暴露無無疑的機會，合起來便是張賢亮在作品《青春期》的前言中所說的“世紀末情懷”。張記“牲口”的這種“世紀末情懷”不僅是一種對封資修情懷的時空記憶，更是一種對牛鬼蛇神理想的定向性抒發。張記“牲口”用自以為是的“小說”角度，通過抒展個人的情感變幻經歷，沉淀成具有對封資修化權貴效忠性的自傳體文化集合體，通過這些效忠性的文化集合而獲取進入宮廷、獵艷和富豪的通道。像張記“牲口”這種無良的所謂流氓文人，嚴格意義上來說在文學底蘊方面并沒有什么真正的能耐，倒是抒展起牛鬼蛇神的情懷來卻也十分地老道，當然僅僅在抒胸展懷方面還是不夠的，那么就只有深挖透掘自身牲口化的所謂經歷，把自身獸性化的實踐經歷當作所有人泛化的經歷，把自己的欲望情感化推演成中國人民的情感，把自己的“三角”眼光泛化成中華民族的眼光，以此來表率性地表白全體中國人對某些人物的效忠。張記“牲口”創作的成功之處，就在于無限地拓展自己在整個流氓當道社會中的典型性，把牲口化和流氓的外延隨意擴大到了無窮大，讓小說的概念和外涎泛化到社會真實的無止境，把自己一人的感受、感想、感悟，變成10人、百人、千人，甚至是萬人、百萬人、千萬人的共同經歷。　　

看看張記“牲口”在《青春期》中寫道的直白：“‘把青春獻給祖國’成了每個年輕人必須奉行的口號。……但是，是不是一個人只把人生的這段時間獻給祖國就夠了呢?到了中年和老年，那光陰就完全屬于自己的了？或是祖國不需要你其他時間，只需要你寶貴的‘青春’?這些問題也沒有哪個年輕人去深究。可是越到后來祖國好像需要得越多，每個中國人的一生似乎都不屬于自己，那么，單單提出個‘青春’獻出去又有什么意義呢?真的，誰也沒有想過。”“愛情只存在于過去的年代，到了新時代就像恐龍一般無緣無故地消失。愛情仿佛是與建設新世界新社會相抵觸的；所有的文藝宣傳品都異口同聲地向人們宣布：如果在不同階級之間的男女發生愛情，那就注定沒有好下場，絕對以悲劇告終，如果男女雙方都是革命階級，那就是同志關系。同志關系是超乎所有關系之上的最純潔、最高尚的關系。這高尚的關系將全部人際關系包括兩性關系都涵蓋無余，男人和女人在這高尚的關系中并沒有什么明顯的性別特征，都是‘革命同志’。‘談情說愛’只出現在主人翁有階級覺悟之前，有了階級覺悟之后，即使是夫妻也只談革命工作，交流學習心得，批評和自我批評，再不會甜甜蜜蜜卿卿我我；‘男女作風’總是與‘犯錯誤’聯系在一起，‘男女關系’可是個非常嚴重的罪名，連勞改隊的犯人都看不起‘亂搞男女關系’的‘流氓犯’”。“……整個中國全成了‘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在我看來，愛情也只是‘發情’罷了。”“……我之所以沒有從勞改隊逃跑，僅僅因為那時普通群眾的生活比勞改犯人還不如。后來我多次贊揚過勞改隊是當時混飯吃的最佳場所，而且犯人犯了法再無處可送，反而比一般群眾安全得多。”“……可是到社會上一看，大多數人都須脫胎換骨積極改造，大多數人的世界觀和勞動觀都須徹底轉變，大多數人都是形式不同待遇不同的罪犯。”“……那時的社會主義怎么也‘為人民服務’不好這‘開門七件事’，勞動婦女仍然用印滿‘為人民服務’的硬邦邦的報紙墊月經帶，反正那種政治宣傳品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不正是張記“牲口”善長用自己流氓、牲口的口吻，來對那個限制封資修思想提倡無產階級思想，批判個人主義倡導集體主義年代的狂妄污蔑和肆意攻擊嗎？　　

張記“牲口”在1984年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出訪北歐三國返回后，就十分贊揚地說過：“瑞典自傳體文學很成功，有許多作家，就是靠寫自傳體小說成名的，寫自己，寫自己的內心世界，寫自己的意識流。哪怕找老婆戀愛、結婚到離婚，都可以拉長成一個三部曲”。這不正是張記“牲口”通過自身的流氓化傳記而飛黃騰達的真實寫照嗎？此后張氏在他后期“創新”的小說中，有意識地將作品中的“我”、“你”、“他”自己完全等同成了一體，擬或混淆為同一內含物“標的”。其1992年在《小說界》第5期上發表于的《煩惱就是智慧》(后易名為《我的菩提樹》)，就是打著小說的旗號，把所謂“自傳體小說”衍化成了其在勞改農場勞改時的“日記”，在“勞改”二十多年后經過創作成文學的“日記”加以注釋為而演繹成了大作。為了讓受眾相信作品中虛構內容的純系紀實，且把“我”全盤式地轉換成了作者自己，張賢亮還特意將“日記”的影印件，把距“日記”所記時間最近的一張“攝于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勞改隊，以及之前”和另一張“攝于1969年第二次勞改釋放后‘一打三反’運動關進監獄之前”的兩張相片，作為插圖插排在正文中。張記“牲口”這樣做的目的很明顯，就是完全把作者和作品中的“我”變為一體化真實自己，從而引導讀者證明“我”即作者本身，小說中所講述的內容全部都是真實可靠的，是張記“牲口”在歷史性地現身說法，傾訴的是當年在“勞改農場”的悲慘經歷和他對這種經歷的親身感受，明示讀者這是一這部純粹是真人真事的個人苦難生活，不能當作摹寫或虛構的虛構小說來對待，讓讀者對其小說真實產生無可置疑的真實感，為實現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和以假亂真創造條件，從而用生活和藝術的假來為騙取受眾信任、同情、共鳴的真。　　

張記“牲口”后來以第一人稱“我”為主人公的小說，是有意識地將作品中的“我”和作者自己混為一談，故意將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裹脅為一體，其根本的就是要達到便于自身可以隨時隨意地造假，收到讓人們無從區分那些是“真”那些屬于“假”，卻統統打著“小說”的旗號來行銷，而不說是“自述”、“自傳”、“紀實”之類的作品，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為了增強讀者對其傾訴的所謂悲慘經歷是親臨其境而真實存在過的親身經歷；二是可以繼續運用小說“虛構”的巧妙手段，以達到虛實互補、真假難辨之目的。張記“牲口”編造出來的絕大多數故事，無論是直接以“我”的面目寫的《青春期》、《綠化樹》、《土牢情結》等，還是改頭換面以“我”來寫的《邊緣小品》、《男女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等，以及以“我們”口吻寫的《浪漫的黑炮》、《無法蘇醒》等，都以“我”、“我們”的經歷的口吻來敘事或展開情節的。作為文學作品中的“虛”就是指“虛構”，對應的范疇應屬于藝術性的“真實”，而所謂的“實”是指真實的“實”，對應的范疇則屬于生活中的“真實”。而張氏編造的“自傳體”作品，恰恰是以“虛假”替代“虛構”，用“思維真實”轉換為“藝術真實”再演繹為“生活真實”，這種造假的能耐與水準，雖然遠離了文學創作的基本要求，但由于是以“自傳體”的形式傳銷，讓善良的受眾誤以為都是生活真實和社會真實的再現，使之在一片虛假、虛構、思維真實、藝術真實、生活真實的泥潭中難于找到真正的“北”，糊里糊涂地變成了“假冒偽劣”商品的受害者。張記“牲口”的這種傳銷式流氓情形確實有獨到之處：“人們說‘無私才能無畏’，我在你身上把這個世界該給我享受的都享受過了，物質享受對我還有什么意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早已把我所擁有的一切都看作我的負擔，面對現實我又有何畏懼?我到死的那一刻也決不拖泥帶水，在大喊一聲‘完了’的同時還要在空中劃一條優美的弧線再栽倒在地。”這正是張賢亮這個“我”從“發情”到“催情”再到種獸中，實現大徹大悟到的真諦——人生道路上的最大障礙是畏懼，只要克服了這種畏懼的心理障礙，“世界上就沒有什么不敢做的事!”，——世界上什么事不可以造假呢？這也反映了張記“牲口”的世紀末情懷，是有著非常特殊和特別微妙內涵的，其深層意識里的陰暗東西誰能把它看得清楚呢？　　

張記“牲口”在其所謂“自傳體”的作品里，不斷地表現自己要做人上人理念所受到的極度“壓抑”，年年用妖魔化的手法來攻擊偉大變革時代的歷史輝煌，月月思想在幽暗陰森中散的發著叵測的藍光，天天在用高深的藝術筆調為自己洗刷著“清白”：“……那時，連普通中學也要開展‘忠誠坦白’的政治運動，據說那是知識分子改造的一個必經過程，學校天天開會動員中學生向領導‘交心’。我不知道領導要那么多‘心’干什么用，十幾歲的中學生上交的‘心’非常單純，滿足不了領導的需求，于是領導就到家庭成份復雜的學生中搜尋復雜的‘心’，我這樣家庭出身的學生就首當其沖。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其他同學學習都很好，我這個‘白卷先生’就成了重中之重。”“我倒是很想把‘意淫’的內容交給領導，卻又一時難于啟齒，正在猶豫不決斟酌詞句的時候，一天班主任親切地找我談‘心’。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談‘心’的主題是無產階級必須具備的道德品質。然后和藹地問我知不知道宿舍里經常丟失私人物品，什么襪子墨水信封信紙郵票鋼筆針頭線腦等等等等。我說我知道，我自己也丟過一雙襪子。班主任說你知道就好，很好!你應該向領導坦白是你‘拿’的。我驚詫地問我自己的襪子怎么會自己去‘拿’?班主任啟發我說：不是你‘拿’了自己的東西而是你‘拿’了同學的東西。我斷然地搖搖頭說我從來沒有‘拿’過同學的東西。班主任說你應該承認你‘拿’過，你出身于資產階級家庭，生在那種家庭的人天生下來就和無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孩子不一樣，有‘拿’別人東西的毛病，你承認了．認識了，那種毛病才能徹底改正。我疑惑地說我好像從小就沒有那種毛病，那種毛病不就是‘偷’嗎?班主任不厭其煩的教導我說在資產階級出身的人身上，那種毛病是不自覺的，再說，‘拿’和‘偷’，不一樣，‘拿’是偶然性的，‘偷’是經常性的，你只不過偶然‘拿’過同學的東西罷了，怎么能和‘偷’聯系在一起呢?這活雖然很有道理但我還是想不通，這比‘青春’與‘青春期’的區別還難懂。班主任寬容地說你好好想想，想通了就老老實實承認下來，又說，承認了對我絕對有‘好處’，領導的政策一向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承認‘拿’了同學的東西以后照舊讀書，就和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一樣。”“班主任每天至少要找我談三次‘心’，同學們議論紛紛，弄得我整天如芒刺在背，何況，班主任的苦口婆心最終打動了我，覺得再不按他的教導承認‘拿’過同學的東西也太對不起老師了。最后我終于低下頭問他，您說我‘拿’些什么東西好呢?班主任見我總算被他說服，輕松地往藤椅上一靠，拿出紙筆讓我記錄，他翻開他的小本子念一件我寫一件，什么襪子三雙、郵票十張、信封一沓、用過幾張的信紙一本、球鞋一雙、墨水兩瓶、鋼筆一枝、鉛筆四枝等等等等。我寫完交給他，他一目十行地看了非常吃驚，嘖嘖地說，一件件東西加起來就不是偶然性地‘拿’，而是必然性的‘偷’了!又搖頭感嘆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是多么難教育好。”“幾天后，學校卻宣布我開除，這就是班主任答應給我的‘好處’。過了四十年，這所中學舉辦五十周年校慶，同時要編一部《同學錄》，據說我是母校培養出來的最有成就的學生之一，母校來信向我索取照片及‘幾句話’，我寫了‘感謝我的母校給了我一個艱難的起點’寄給她。所謂‘艱難的起點’，主要指學校宣布開除我那天竟將我母親叫到學校，等校長在操場上當眾宣布了我是‘盜竊分子’之后，讓我母親在眾目睽睽下與我見面。這大概是當時學校采取的教育學生同時教育家長的一種方式。我看見母親慈祥地坐在學校長廊的板凳上迎接我，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母親卻握著我的手說她決不相信我會盜竊，即使有人教我也教不會!我母親沒有流一滴眼淚，臨走時只給我的母校撇下一個禮貌而蔑視的微笑。”“經過班主任每天至少三次‘談心’的誘供”，“最后我終于低下頭問他，我‘拿’過些什么東西好呢?”“班主任見我總算被他說服，輕松地往藤椅上一靠，拿出紙筆讓我記錄，他翻開他的小本子念一件我寫一件，什么襪子三雙、郵票十張、信封一沓、用過幾張的信紙一本、球鞋一雙、墨水兩瓶、鋼筆一枝、鉛筆四枝等等等等。我寫完交給他，……”　　

張記“牲口”這個“我”是真的具有著常人所沒有的特殊記憶功能嗎?這不得不引起經過那個時代人們的嚴肅和嚴重的懷疑。其一，張記“牲口”所呆的地方經常有人丟東西和有人偷東西，且張記“牲口”承認自己并不是什么好學生，不僅是一個有名的“白卷先生”也是一個極不安分守紀的聰明人，所以經常出現東西被偷，自然就會聯想到“我這個‘白卷先生’就成了重中之重”。其二，為什么班主任偏偏要把“拿”別人東西的事安在張氏身上，而不安在別人身上，是否是當年張記“牲口”本身就有喜歡“拿”別人東西的習慣和愛好呢？其三，對“我”那種超強的記憶力有無真實性要打上大大的問號，雖然張氏描寫“我”是被誘供與上當受騙，違心地承認自己“拿”了同學的不值幾文錢東西的細節，既形象又生動，既明確又具體，既有班主任又有“我”表演。其四，十多年前的“襪子三雙、郵票十張、信封一沓、用過幾張的信紙一本、球鞋一雙、墨水兩瓶、鋼筆一枝、鉛筆四枝”的品名數目，就像是被拍攝成電影膠片保存重話一樣清晰，其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是班主任一邊念，“我”一邊記，記完了就交給了班主任，所用時間極短，是不容“我”對所記錄的內容有重看一遍，更不可能是張氏為了后來要創作“這段歷史”而專門在當時印刻在腦中的，這只能說明張氏造假有水平，造假有政治市場和文化市場。其五，當時的時代背景完全是如張氏所描繪的嗎？那時的“壞人”都是別人“誘”出來，供詞記錄是“班主任”說，而“我”寫出來根本沒有事實依據的嗎？從張氏筆下描述的文學事實和藝術場景來看，有多少歷史真實和社會真實可言，又有多少生活真實和客觀真實可談呢？恐怕就只有妖知道、魔知道和鬼知道、流氓知道了。那張記“牲口”為什么要專門創作這段童話“自傳體”作品呢？其實需要回答的問題和所需要的答案很簡單，不就是要把“我”定為“盜竊分子”的歷史洗刷清白，把被學校開除的原貌和根據全盤抹掉，假造出一個完全是清清白白的張記“牲口”，不就是為問題同類“平反”、“昭雪”而找到合情、合理、合法的依據嗎？而同時也為創作歷史、顛覆歷史找到正當性和正確性，用創作出來的歷史“一頁”來障過廣大受眾的歷史眼睛。經過張記“牲口”這么“文學”一把和大膽創新，不僅可以合理地誣蔑新中國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教育事業和人民教師，更可以合法達到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對人民領袖泄憤的目的，更有經過這些創作出來的所謂歷史真實，完成了封資修化集團污蔑歷史、推翻歷史、改寫歷史的罪惡勾當。張記“牲口”這類人精心的所作所為，絕不是一般的什么道德品質上的小問題，而是政治立場和人格品質的根本問題，這些劃時代的創作性表演才能和表現教化，不正是政治流氓、文化流氓、社會流氓所慣用的手法和伎倆嗎，除此之外還有什么能夠真正的正確解釋和正確答案呢？　

三 瘋狂斂財暴富的流氓大鱷張賢亮　　

在任何階段的階級社會里，任何社會階級都會確定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步驟，來不斷地為著自身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奮斗，但階級集團之間的斗爭與當時社會上的流氓確有著重大的區別，其區別主要是流氓的勢力相對較小且往往會總要歸附于某一階級集團，加之流氓采取的方法和步驟也為之要更加下流。一般來講社會中的階級集團及其組成階層，都會通過公開自己在政治上主張，闡明經濟上的訴求和表明文化上的觀點，從而堅持不懈地朝著這些共同的大方向作不懈的努力奮斗。而流氓的思維和行動則不同又主要地表現在，這類人雖然也有著自己的一套明確的主張與觀點，但為了達到自己升官、發財、出名的愿望，或為實現自己能做人上人的目標，慣用的方法就是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只要是能為實現目標和愿望服務，什么樣的話都敢說，什么樣的事都敢做，什么樣的故事都敢編，什么樣的歷史都敢造，什么樣毒辣的手段都敢用，什么樣的陰謀都設想得出來，什么樣的“財”都敢發，什么樣位置都敢坐，什么樣名都敢出，又什么樣的人都敢欺，什么樣的窮人身上都敢剝下一層皮。眾多類似的流氓聚合在一起并組成規模較大的系統，往往就變成了通常人們所說黑社會組織。聰明能干的流氓張記“牲口”，在封資修化大人物及集團打造的鼓勵各式牛鬼蛇神變為資產階級的進程中，爭先恐后投入封資修集團的懷抱中，在復辟資本主義和培植各式資產階級的環境條件下猛沖猛打，通過自身天然的流氓特色和鉆營的通天本領，不僅大大地展出了自己政治文化流氓的高超身手，而且神勇地闖出了靠傳銷流氓文學當上了大官、出了大名之路，更在斂財暴富的流氓路上神速地變成了先鋒闖將。張記“牲口”在充分表演自己政治流氓才華的同時，也就把自己在經濟領域中固有的流氓本色暴露在了國人面前，把文化流氓特有的貪婪與兇殘的豺狼本性展示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1、黑社會老大驚人的暴發史　　

充滿流氓特質的張記資本“大鱷”，在政治領域盡情地表演了政客、流氓的角色，在文化領域里當然更是耍盡了文化文痞、流氓的整體角色，那么在進入和闖蕩經濟領域后，也就更善長把已獲得的政治流氓特長、文化流氓優勢發揮到經濟領域中，最終經過流氓經濟的打拼搖身變成流氓資本大鱷。張記資本“大鱷”在進入經濟領域中的流氓特色，主要地是表現在特別地細心觀察中國社會的根本走向，其經過深思熟慮后分析悟出了中國的“改開搞”，在政治上最終就是要實現封資修的全面專政，在經濟上就是要達到徹底的資本主義復辟，在文化上就是要讓牛鬼蛇神來全盤統治。張記資本“大鱷”由此也就尋找著機會鉆營到經濟領域中，死心塌地地投身到了斂財暴富和飛黃騰達的營生里。“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不冒點風險，辦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的指引下，張記資本“大鱷”積極響應黨政團體機關大辦“第三產業”、“干部尋找第二職業”的召喚，以寧夏文聯的名義創辦了“寧夏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公司以注冊資金為93萬元（實際78萬元）成立了“鎮北堡西部影城”。1994初朝廷下發文件說所有黨政機關團體與其所辦的“三產”在人、財、物上全面“脫鉤”，于是“鎮北堡西部影城”華麗地變成了張氏個人控股的股份公司——所有制的產權、經濟的效益及管理均為張氏個人獨有。說起“鎮北堡西部影城”，也就是張記資本“大鱷”所寫的《綠化樹》中被稱之為“鎮南堡”的地方，其在景物描寫中著重指出它在銀幕上的特殊功能，并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就把它介紹給電影界。據創作出來的東西說，鎮北堡古堡是一堆廢墟和一個殘破不堪的大羊圈，堡內居住著22戶牧民和幾千羊只被搬遷了堡外，到第二年張氏便還清了銀行貸款，第三年西部影城就開始“良性循環”地自我滾動發展，資金不斷得到積累，基礎設施不斷得到完善，新的景點不斷得到增添，不斷地為劇組及游客提供“服務”——建立起了資本最大利潤化的企業，樹立起了產權所有者的管理權威，實施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和競爭上崗的人事制度。“鎮北堡西部影城”建立后，已拍攝了《一個和八個》、《牧馬人》、《黃河謠》、《紅高粱》、《大話西游》、《雙旗鎮刀客》、《關中刀客》、《新龍門客棧》、《喬家大院》等百余部影視片。據有關所道的資料說，作為旅游景區的“鎮北堡西部影城”，張記資本“大鱷”的統籌下，成為了銀川市首家通過ISO9001國際管理質量體系認證，并獲得國家級AAAA景區稱號的旅游企業，為寧夏回族自治區唯一成功的文化產業。“鎮北堡西部影城”經過張記資本“大鱷”十幾年的巧取豪奪，演化成了300多畝面積的所謂“明清”兩座城堡，擁有了有形資產幾億多元，“鎮北堡西部影城”這個“中國古代北方小城鎮”，也由此變成了“中國電影從這里走向世界”園地，被流氓同類的影視界吹捧為“服務最優的拍攝基地”。翻開張記資本“大鱷”經營和暴富“鎮北堡西部影城”的簡單進程，不難看出其“影城帝國”通過血淋淋的手段，而不斷又有效地演繹掠奪和搶劫暴富的輝煌歷史。　　

張記資本“大鱷”在其自傳體的《青春期》中，露坦而又直白地寫到自己在經濟活動里兇狠殘暴本相：“寫到這里我就不得不說我砍斷一個農民手指的事。后來我投入市場經濟創辦企業大概得益于我有這份壯士斷臂的果敢，而且沒有女人沒有愛情的“青春期”，也只能以這樣的沖動來發泄。”“我想這就是我的‘青春期’發作了，胸中陡然涌起一股帶血的氣，催動我好像非要和女人性交一次不可地非要往什么東西上砍一下才解氣，不然我的‘青春期’就會受到嚴重挫折。”“天蒙蒙亮時，我在水渠邊除了鮮紅的血跡還發現一截手指。顏色青紫，像泡透的紅棗一般大，沒想到斷指不但沒有干癟反而會自行腫脹。斷面整整齊齊，中間卻看不到骨頭，只有針尖大一個小孔， 但捏捏它還能感覺到肉里有個棗核般的硬塊，那大概就是指骨了。指甲烏黑，指甲縫里還藏著從那小伙子家里帶來的污垢。我拿在手里把玩了半天，還掂了掂它的分量，猜測它是哪一根手指；又像撫摸女人似地撫摸了一遍我的鐵鍬。它的鋒利就是它的美麗。”“剁了人的一截手指，我的‘青春期’才得到性發泄似的滿足。這天我暢快無比，覺得升起的太陽都比往常亮。”這就是張記資本“大鱷”“自傳體”中所描述的自身殘暴本性，展示了其用鋒利的鐵鍬砍下了一個青年農民手指的美麗而又無尚光榮之事，并且津津有味地描寫砍下手指之后的心態和慘狀。張記資本“大鱷”那個所謂永遠不滅的“青春期”，以及渾身永遠流淌著的魔獸狂暴勁血液的軀體，是多么地野蠻、多么地令人發指，但其卻把它簡單地歸結到是“青春期”特征的需要，以及“青春期”就必須干凈殺人放火之能事才叫“青春期”。張記資本“大鱷”這樣表露能說明什么呢，是不是每個人在“青春期”都會變得不僅時時都在“發情”，而且就一定會變得殘暴無比才算“青春期”呢？如果這個邪乎推論成立并正確，那么整個中國的土地就都只能演化成了到處只能是異性爭奪交配權的打斗場，人人都只能是在交配中完成“青春期”了，并且是個個為了獲取交配權可以到處殺人放火，為了奪取占有權就可以胡作非為，把不斷地制造殘暴的“血案”當作正常“青春期”而了事。那么，中國的社會還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社會嗎，真正的社會現實狀況果真是這樣的嗎？如果中國真的是這種善還能正常存在嗎，還能真正地存在到現在嗎？在張記資本“大鱷”的眼里和心目中，別人的存在不僅是自己殘暴發泄“青春期”的特定對象，而且社會的存在也不過是自己發情并傾泄各種獸欲的理想場所，這種深存于張氏血液中令人發指乃至毛骨悚然的“青春期”，這恰恰說明了張記資本“大鱷”展示的正是自己流氓氣息自然沖動，要催生是赤裸裸流氓式占有的發情與發泄，難怪其在后來轉向經濟領域成為特大資本家的人上人時，其“青春期”的殘暴性沖動和占有中的成功，就更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和具體化的宣泄。　　

張記資本“大鱷”在中國特殊歷史時代，強行打造出來的經濟市場領域中，通過自己要迅速爬上資本大鱷寶座的這種“青春期”發作，再經過復辟資本主義軸心集團人物的共同運作，其在經濟領域里不僅有了摸爬滾打之地，也把經濟領域變成展示綠林高手的公開市場，而且把“青春期”的隨時隨地發作打造成了任意劫財的最好理論。張記資本“大鱷”在《青春期》的作品中就寫到：“想不到我該度‘青春期’時沒有‘青春期’，年過花甲以后卻常在‘青春期’當中。”其在“影視城”與周圍農民發生的一次糾紛中就有這么一段描述：“我一聽見有‘手拿鐵鍬的農民’就血脈賁張，刺激出我‘青春期’的內分泌，仿佛又來了一次剁人手指的機會。”“歸根結底，整個中國的市場經濟社會也正在‘青春期’當中，瞻前顧后冥思苦想拖拉疲沓猶豫不決畏首畏尾投鼠忌器四平八穩，決不是‘青春期’的風格，它需要的正是行動的斗志、特殊的活力和敢于迎接挑戰的精神。”張記資本“大鱷”對于耍奸干流氓之事來說，那是順其自然而且是理所當然地輕車熟路，其在《青春期》里的情節就得到了很具體的體現：“對非法的事情必須有壯士斷臂的果斷，在無序的市場中我的‘青春潮’就時常發作。想不到我該度‘青春期’時沒有‘青春期’，年過花甲以后卻常在“青春期”當中，或者說我度過的不正常的‘青春潮’正好培養了我現在善于對付不正常的事，又一起事件也能說明這點：我的影視城周邊很不寧靜，還有個別基層干部以家屬的名義承包保護區內的土地進行蠶食，企圖等影視城發展需要這一地帶時他好高價轉讓。一天，這類‘承包戶’突然違背當地政府的文物保護通告，在他已失效的承包范圍內挖渠植樹，類似十六世紀的‘跑馬占地’，將我影視城外圍的一面圍了起來。我本來懶得去理他，取締它勿須我動手，那是當地政府部門的職責。但他卻揚言雇了幾十個農民，人人手拿鐵鍬，誰動他種的樹就砍誰。他很聰明，知道非法占領如無人敢管，慢慢就會成為既成事實而取得合法的形式，大量的國家資產就是這樣流失到地頭蛇手里。但他失算就失算在揚言有‘手拿鐵鍬的農民’。我一聽見有‘手拿鐵鍬的農民’就血脈賁張，刺激出我‘青春期’的內分泌，仿佛又來了一次別人手指的機會。聽見這話的第二天清晨，我叫手下人開了輛推土機，我親自坐鎮指揮，不到一小時就將渠和樹推得凈光。我站在初升的太陽下焦灼地等待手拿鐵鍬的農民，如同年輕人在公園門口等待跟他約會的女友。”看看張記資本“大鱷”是多么地威風凜凜、雄壯能干的呀，這個自傳文中的“我”，不就是活脫脫的能夠呼風喚雨、為所欲為的流氓新貴，儼然變成了黑白兩道渾然一體的黑社會龍頭老大的化身嗎？其訓斥并鎮壓當今中國社會里最弱質的“承包戶”、“手拿鐵鍬的農民”時，其權貴大鱷所固有的神情，被表現得多么地活靈活現和惟妙惟肖。　　

張記資本“大鱷”在經營“鎮北堡西部影城”中經常地要“青春期”發作，而且其在發作時的水平和能力都是一流的，完全可以通過“窺一斑而見全豹”的《青春期》”中得到驗證：“……為了那斷指的小伙子，我也應該替善良的農民做些事。可是在另一些事情上，只要一‘青春期’一發作，我仍然會說不想說的話，干不想干的事。……我辦的影視城有了效益以后，附近地頭蛇式的個別基層干部竟然挑唆一些農民也像搶水渠似的來強占。一天清早，一幫農民雇用軍把我手下的工作人員全部趕跑，由他們來出售門票。在市場經濟初期這在全國都是常見的‘無規則游戲’。我得知消息后一人驅車趕到影視城，果然看見烏鴉似的三五成群衣衫不整的人在我設計的影壁前游逛，見了我到了，一只只就像谷場上偷吃谷粒的鳥雀那般用警竦的小眼珠盯著我。我又感到那股帶血的氣往上沖，那氣就是‘青春期’的余熱。我厲聲問誰是領頭的。一只烏鴉蹦出來嬉皮笑臉地回答他們根本沒人領頭，意思是你能把我們怎么樣。我冷冷地一笑：‘好，沒人領頭就是你領頭，我今天就認你一個人!要法辦就法辦你!你看我拿著手機是干什么用的?我打個電話下去就能叫一個武裝連來!’烏鴉聽到‘武裝連’，趕緊申明他也是身不由己，人都是‘上面’叫來的。我說，行!既然‘上面’有人你就替我給‘上面’那人帶一句話：我能讓這一帶地方繁榮起來，我也有本事讓一家人家破人亡!今天的門票錢我不要了，賞給你們喝啤酒，明天要是我還看見你們在這里，你告訴你‘上面’那個人，他家里有幾口人就準備好幾口棺材!誰都知道我勞改了二十年，沒有啥壞點子想不出來!……我當然叫不來武裝連，更不會使任何人‘家破人亡’，但我深知很多違法者并不怕執法部門，卻害怕比他更強更狠的人對他采取陰險的法外手段；以毒攻毒不失為一帖療瘡的良方。地頭蛇式的干部親眼看見我把一片荒涼變成一個旅游熱點，他也完全相信我有能力叫他吃了苦頭還有苦難言。第二天早晨，我手下的人又照常上班，好像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過。”從具體這件事發生的前中后情節來看，張記資本“大鱷”在其榮升經濟大亨深層內涵中，在對待當地百姓比皇帝還厲害，變成了特定的“人上人”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猛獸，而這種高高在上橫行霸道的猛獸，又都通過其“青春期”的形式爆發出來。在張記資本“大鱷”的眼里，當地的農民只是一群“烏鴉似的三五成群衣衫不整的人”，而且隨便“我打個電話下去就能叫一個武裝連來!”，從“我能讓這一帶地方繁榮起來，我也有本事讓一家人家破人亡!”，“明天要是我還看見你們在這里，你告訴你‘上面’那個人，他家里有幾口人就準備好幾口棺材!”等等口吻中，可以看出張記資本“大鱷”不僅是“霸道”能說清問題的性質了，假如不是黑社會的龍頭老大，能有這樣高超的水平和嫻熟語言的技巧水平？張記資本“大鱷”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無規則游戲”中，獲得經營“鎮北堡西部影城”成功與發達的秘方，不就是靠背后的強權和自己的猛獸發情的“青春期”發作嗎，除此之外還能有什么真正的秘訣和妙方嗎？　　

2、“三棲”流氓“玩成”了資本大亨　　

張記資本“大鱷”在中國打造的特色賃權力搶劫和綠林大盜的市場經濟中，認清并認準了某些人徹底推行封資修的路線、方針后，也就放心放膽地玩起了海盜們和魔術師們變戲法自由式搶劫的無規則游戲。張記資本“大鱷”在公開搶劫和掠奪勞動大眾財富的無規則游戲中，被發揮到了如魚得水并達到了呼風喚雨的程度，而且僅僅是靠手中的權力隨便地“玩玩”，就玩出了一條憑經濟流氓打劫的暴富血路，玩出了一個鼎鼎大名的超級資本大亨，榮升到了超級富豪的行列。研究張記資本“大鱷”大獲成功的訣竅，就在于把自身具備的“政治流氓”、“文化流氓”、“經濟流氓”、“社會流氓”融為一個高級軟件復合體，也正因為張氏變成了流氓的高級軟件復合體，所以在血腥暴富的搶劫路上，需要什么樣的方針、政策，就能通過自己的鼓搗和運作就能“玩出”什么樣的方針政策出臺，需要以什么身份來解決問題就能獲得什么樣的身份，以此來充分展示出大鱷的能耐并把事擺平，需要什么樣的機關或人出面協調，也就能把什么樣的機關或人請到桌面上來處理國家“公務”，難怪張氏能夠在暴富的前途上暢通無阻，越到后頭越能一路順風，高枕無憂，洋洋得意，津津樂道。這對于一般不具備“多棲”高級流氓復合體身份的人來說，最多也只能是垂涎三尺地做做美夢，最終也只能落得望塵莫及而變成海市蜃樓。　　

張記資本“大鱷”在其《青春期》中就說：“要在市場上實現個人的最大利益，必須把別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而且張氏繼“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后，也劃時代地提出了“文化是第二生產力”的論斷，并且在1997年發表了20萬字的長篇文學性政論散文《小說中國》中，闡述了其自身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能夠并已經成功暴富，為其暴富之路鳴鑼開道并把其美化神化，公開地叫嚷——“勞者有其資”、“為資本主義平反” 、“私有財產社會化”的論點，并首次公開地提出“私有制萬歲”。其在經營“鎮北堡西部影城”中，始終保持著“玩”的心境和心態，從開始創辦到2002年10年間，把每一個機遇和關口都當作“玩意兒”來對待，將各種人物盤弄在股掌之間，上掛下聯—左沖右突—欺男霸女，一切問題都順利地得到了迎刃而解。張記資本“大鱷”在一路成功的道上，十分得意地講他現在過的正是“共產主義生活”，并說：馬克思、恩格斯并未在他們的經典著作中闡述過共產主義究竟是什么樣子，從未描繪過共產主義的藍圖，但只有提到有關未來社會即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時，馬克思、恩格斯會一致作這樣的表述：“在未來，在物質極大豐富的時候，人們會把謀生的必需——勞動，轉變為每日不可缺少的娛樂。”也就是說，共產主義社會會是什么樣子呢？至少，“勞動娛樂化”是它的一個重要標志。由于張記資本“大鱷”能玩和善玩，所以得出了一個十分驚人的名言——財富是玩出來的！并玩成了資本大鱷且進入了美好的共產主義！正因為張記資本“大鱷”在中國這個政治市場、文化市場、經濟市場中，不僅是一個十足的適應者和推動者，而且是一個十足成功實踐的“大玩家”和“魔術家”，經過其“翻手為云，復手為雨”的——“文官商”順利搗騰，由此獲得了“2007中華十大財智人物”獎，也就有了其獲獎感言時說：“其實，至少是我，在財富的創造中還談不上什么‘智慧’。有大智慧的人，思考的是人類文明的走向，人類的命運和人的終極追求目標，他們沉浸在高端的精神層面上，是不會涉足市場經濟，尋求和積累財富的。我只是玩了一點小聰明而已。但正是我們這樣稍稍聰明的人發揮了自己的智力即能創造和積累一定的財富，所以才有榜樣的作用。我們不是學不到的，可望不可及的，是完全可以被人們學習和模仿的。這應該是舉辦所謂‘2007中華十大財智人物’這種活動的意義吧！”　　

張記資本“大鱷”在其開辟和拓展自己的暴富空間里，在其實現暴富的“影視城”這塊私欲領地內，在力所能及達到的勢力范圍之內，是不許沒有資本的窮人染指的，雖然是自己把嘴伸到別人的菜園里吃別人的果實，但獨霸一方的思維和主張始終占居著其主導地位，總認為我的當然我的、任何人的東西都是我的。張記資本“大鱷”在“自傳”的創作中，不論是對“斷指”事件表白，還是“強占”事件描述，不論是趕“烏鴉”事件描寫，還是推“樹苗”事件等等的敘述，無不是紛繁微妙的率先“玩”財富大轉移魔術，無不閃現著種種封資修打造的任意“搶劫游戲”的內涵外化和延伸的精髓。從張記資本“大鱷”描述自身暴富思維，及其暴富經過的這些文本中的大事小情中，從事件記敘文字中的夾縫里透露出的種種回憶、所作、所為，都足以說明其在表面無規則而實為“按權搶劫”的游戲中，所具備的能耐和能量。盡管張記資本“大鱷”這些剪不斷、理還亂的理念和現實得到了模糊的大寫，但這團亂麻似的千思萬緒卻糾纏成的一個死結，那就是眾多封資修成功中的個案——鎮北堡西部影城。張記資本“大鱷”靠“傷痕文學”中獲得文化流氓的成功，靠超高水平的流氓政客能力獲得了政治權力的成功，靠經濟流氓獲得了“鎮北堡西部影城”的成功，讓我們又再一次領略了張氏流氓靠“青春期”發作的邪乎成功勁的時代特色。其種種流氓集一身的張記資本“大鱷”，光榮地登上了靠流氓手段當大官——位高權重，靠流氓文化當權威——是非顛倒，當流氓經濟當大亨——搶劫大鱷，變成了所到之處都能盡情地呼幺喝六，這些血淋淋的成功過程及其展現的場面，讓領略著幾千年歷史文化的當代人無不感到由衷的毛骨悚然，讓人們充分地理解透了時下社會主義中國所實行的市場經濟本來就是血腥搶劫的天然本質。　　

中國在實施市場經濟進程中，張記資本“大鱷”靠鼓吹流氓政治、流氓文化、流氓經濟、流氓社會等理念而起步，靠推進流氓政治、流氓文化、流氓經濟、流氓社會而發展起來，靠實踐流氓政治、流氓文化、流氓經濟、流氓社會而到達彼岸。張記資本“大鱷”靠流氓的本領表現并在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的如日中天，尤其是“青春期”發作出來的最耀眼“鎮北堡西部影城”的輝煌，且不僅多次獲得官方寧夏及銀川市權貴當局的多種表彰獎勵——連續數年被稅務部門評為“模范誠信納稅單位”，也多次獲得慈善與公益部門的表彰——授予“希望工程特殊貢獻獎”，還獲得了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建國寫的“寧夏之寶”高度贊揚，及陳建國為鎮北堡西部影城題寫的對聯——“今日名聞遐邇西部影視城，明朝流芳百世北方民俗村”，更獲得了同僚的中國文聯主席、文化部部長孫家正為此的題詞——“真好玩！”，易中天的五言律詩——“曠野一堆土，居然八陣圖。捉刀寫世界，仗劍走江湖。大隱何妨市，立言未必書。壯哉鎮北堡，真是不含糊！”余秋雨參觀后贊揚的——“鎮北堡西部影城是整個寧夏的一個文學氣場！”張記資本“大鱷”大獲成功后就洋洋得意地說：“我養了30多條名犬，開寶馬，住豪宅，為什么沒有人仇恨我?就是因為我構建了一個和諧的企業。影視城建成以后，周圍的農民也受益，他們對我都很熱情。現在，整個鎮北堡的人都怕我死，因為他們擔心我不在了，我的繼任人是不是還會像我那樣對他們那么好。”從張記資本“大鱷”說這樣的話語上看，就可以看出儼然是一個黑白兩道渾然一身的超級大猛獸，表明的身份無非是一個權貴社會流氓“霸天”嘴臉，躍然紙上的統治者帝王派頭表現得活靈活現。張記資本“大鱷”這個惟妙惟肖地養著30多條名犬、開寶馬、住豪宅的主人，“整個鎮北堡的人都怕我死，因為他們擔心我不在了，我的繼任人是不是還會像我那樣對他們那么好”這個“好”是好在那里？無從知道，也許是“堡”內的臣民怕如果喪失了當今皇帝，就會沒有了統治者罷！從這樣的口吻中完全地可以從中窺一斑而見全豹，文中的這個“我”不是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現代皇上嗎，是沒有這個膽量說這種話呢，還是不好說出口而已。而“鎮北堡西部影城”周邊的老百姓對張氏的真正態度如何，而中國占絕對數量和人口的中國“弱勢群體”——工農大眾對張氏的看法怎樣，張氏并沒有具體說出來，或許是根本就不知道，其實也難于說出口來，即使知道了也就根本不會愿意說出來。當今這無聲的中國勞動大眾的真實境況和聲音是什么，又由誰來傾泄和訴說呢？現實中總是那么地悲慘，那么地無從知曉。如果說要有什么能知道，那就只有天知道，神知道和鬼知道了。因為真正的勞動大眾是沒有合法的政治話語場境權的，更不可能有時間和精力來闡述自己看法的，即使有毅力并已經寫成了“書”，也不可能有金錢和找到出版人印制出來，更不可能有權力去代表別人，主導性地去影響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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