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罕》--寶萊塢的煽情包裝起來的“美國夢”
朱進佳
“我的名字叫罕，我不是恐怖分子。”（My name is Khan. I’m not a terrorist.）是《我的名字叫罕》這部興地語混雜英語片的最精彩對白，除此之外影片的劇情盡管“曲折離奇”又天馬行空，但在內涵上卻不見得有什么精彩之處了。
在后911制作的寶萊塢電影《我名字叫罕》，陳述了在恐伊斯蘭教癥（islamophobia）大環境下美國穆斯林的際遇，應該有著可取之處，可惜寶萊塢賣座電影《愛情的證明》（Kuch Kuch Hota Hai）的導演卡蘭.約哈爾卻以寶萊塢的戲劇化煽情方式，去堆砌虛幻的“美國夢”作為賣錢的幌子。寶萊塢導演拿穆斯林遭歧視打壓的際遇，包裝起來去賺大錢，跟英國導演丹尼.波爾將孟買貧民窟生活圖景變成販賣給娛樂消費的《貧民窟百萬富翁》，可謂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我的名字叫罕》片中所處理的議題，是極為嚴肅且沉重的社會政治課題，并嘗試對種族宗教歧視和標簽作出人道主義的回應。要以輕松的手法去呈現這沉重的課題不是問題，可惜的是，影片的導演并不是要凸顯這些問題的關鍵，而是讓童話式敘事和大團圓結局去淡化甚至是埋沒問題的根本因由及關鍵的矛盾所在，淪為屈從于建制淫威的貢品。
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中心遭襲擊事件，讓美國找到了維護其帝國主義擴張野心的借口，借助恐怖襲擊事件去撲滅國內外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異議聲音，而保守右派勢力更將穆斯林社群妖魔化為可怕的假想敵，以煽動仇視移民的情緒，轉移了人們的視線，將美國帝國主義窮兵黷武所衍生出來的恐怖主義，嫁禍給全世界穆斯林，從而對歐美國家的穆斯林社群帶來極大的沖擊。
911后，美國帝國主義發動了鋪天蓋地的媒體宣傳，制造社會集體恐慌心理，以為其全球范圍的反恐“圣戰”鋪路。“新麥卡錫主義”在911后應運而生，目的旨在打造一個全球性的反動“神圣聯盟”，以“國土安全”和“反恐戰爭”的名義，去妖魔化任何反對統治資本霸權的異議聲音。侵略阿富汗是第一步棋，然后以搜索（卻從來沒找到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名攻占伊拉克 ，并鎖定伊朗為“反恐戰爭”的下一個目標。
美國政府以安全的名義，限制了美國公民的基本自由，監控人民的通訊，而那些樣貌看起來像阿拉伯人或者是公開批評美國政府政策的人士，被政府當成嫌犯進行監視一點都不出奇。美國政府甚至還主張要所有人充當警方的線人，指控任何“行蹤可疑”的人士。《我的名字叫罕》的主角，最后為了當“好人”，當起美國政府的線人，舉報所謂的“壞人”，完全暴露了影片的主題完全不是批判繁衍恐怖主義的美帝建制，而是附庸在資本統治階級合理化侵略暴行和打壓公民自由的說辭下。
《我的名字叫罕》成功地將帝國主義建制強加給世人的“美國夢”，用寶萊塢的英雄主義煽情包裝成“純真”的童話。影片貌似在描述事實，但卻距離可怕的事實相當遙遠，更毋庸說去探索社會現實背后的問題根源。影片都最后只以虛無飄渺的“愛”，去淡化了全球資本和帝國主義統治下所造成的社會矛盾，以人工美化的方式去和諧掉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
潛藏在種族宗教歧視背后的階級矛盾，以及造成恐伊斯蘭教癥的政治經濟誘因，肯定不是一味嘩眾取寵去牟取厚利的好萊塢或者是寶萊塢“大導演”或制片人所關心且希望通過電影作品表達出來的信息。作為好萊塢化的寶萊塢電影，《我的名字叫罕》復制了主流娛樂媒體讓人們意識入睡的藥方，讓觀眾變成對鼓吹個人主義、階級調和、虛偽的“愛心”、向建制妥協的娛樂消費品“吸食”上癮的精神癮君子。大約160年前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在今天的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里頭，好萊塢式的電影就是今天世界上人民的鴉片，而《我的名字叫罕》可能是屬于劑量比較重的那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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