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棉 花
人閑心不閑
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農村人，都在生產隊集體勞動過。在我的家鄉，生產隊的活計五花八門，從炎炎烈日下繁重的割麥，到頂著呼嘯的北風收大白菜，幾乎全是臟、累活兒；唯有每年一度的摘棉花，有些浪漫，有些詩意，叫人不能忘懷，甚至有點兒惦念。
我最初能去生產隊里摘棉花，還是奶奶為我走的“后門”。
七十年代初，我剛上小學。那時，農村的學校都放六周長的秋假，以便讓上學的孩子幫助隊里和家里秋收、秋種。我記的九歲那年的秋假，老師給全班同學布置了任務: 秋假里，每個人至少參加集體勞動十五天。
我帶著任務回了家。因當時只有九歲，生產隊嫌我年紀太小，什么活計都不允許我參加，它只要十歲以上的。而我的同班同學大都大我一、兩歲，他們便有資格參加隊里的勞動。沒有資格參加集體勞動，也就不可能完成老師布置的任務。眼看假期將半，我自己心急如焚，總擔心開學后沒法向老師交代。終于有一天，在大人面前號啕大哭。我的哭起了作用。當天，奶奶便找到隊里負責帶領孩子們拾棉花的小組長，為我求情。他起初很為難，但架不住奶奶倚老賣老的纏磨，最后答應了。第二天，我便帶上上學用的淡藍色棉布書包，高高興興地跟隨大孩子們去了棉花地，像模像樣摘起了棉花。
那年秋天，我不但順利完成了老師布置的任務，還從此喜歡上了摘棉花。從七三年起，直到八十年代初集體解散，我享受了八年給集體摘棉花的快樂。
在我的家鄉，每年摘棉花的時段近兩個月。它起于仲秋，經過晚秋，終于初冬。
在我稚嫩的心里，北國的秋天是最迷人的。從仲秋到晚秋，天氣早晚清涼，中午燥熱，沒有炎夏酷暑的蚊叮蟲咬，沒有深冬嚴寒的皮皴體瑟。現在回想起來，孩提的我，每年秋天，無數次從村里步行五里到洼地摘棉花，更像學校組織的秋游。一路上，差不多年齡的孩子，吵吵打打，你追我趕地嬉鬧。每天，我一個小人兒，站在棉花地里，涼爽的秋風從身上陣陣掠過，輕拂面龐，摘到手中的棉花雪白，軟軟的、暖暖的，給人一種難得的愜意。摘棉花的活計對我來說很輕省。大人身量高，摘時需要彎腰，他們彎腰久了，會感到腰痛；但我是孩子，無需一直彎腰；還有，多數時候帶隊組長按“日工”給孩子們計工分，摘得快與慢，書包里的棉花多還是少，都不大要緊，不需為完成多少定量而緊張。由于天氣助興，由于路上的肆意玩耍，由于棉花的溫軟觸覺，還由于勞動量的無尺度，在我心里，總覺的摘棉花是一種享受。
摘棉花確實是一種享受。我們幾十個孩子，大的十六七歲，小的剛十歲，頭頂著藍天白云，遠望著南飛的大雁。大雁一會兒排成一字，一會兒排成人字，一隊隊的，總也飛不完。高興了，我們會齊聲大喊“大雁，大雁，你們要飛到哪里去？！”接著，大家行注目禮送大雁遠去。沒有大雁打攪的時候，我邊摘棉花，邊和左右的小伙伴講著偶爾從大人那里聽來的軼聞趣事。不同年紀、年級的孩子還會頗有興致地給我們共同的老師起外號；有的孩子還會惟妙惟肖地模仿老師們講課時的習慣動作。大家說到趣處，皆怪模怪樣地笑，活似一群無拘無束的花果山獼猴。有的伙伴還能帶來北京、上海等大地方的消息，我那童稚的心，總是隨著他們的話語飛到天外……
棉花盛開在晚秋，那十幾天，地里的棉花總是摘也摘不完，前一天剛剛被摘過的棉花地，兩三天后，又是白花花的一片。孩子們眼看著盛開的棉花，心里也都著了急，往往不等組長下令，便自覺地進入棉花地摘開了。那些日子，大家的話少了，摘棉花效率高了，不一會兒，就要返回地頭，把已塞滿書包的棉花倒入大棉花包。孩子們年紀雖小，卻都想讓潔白的棉花，不要受到風雨的摧殘，早一天被摘下，運至場院晾曬，送到收購站出售。因為大家知道，售出棉花所得的錢，是全隊社員年終分紅的主要來源。
初冬來了，大地一片蕭瑟。一場寒雨連著一場西北風，不知不覺間，把數日前茂盛碧綠的棉田折磨得只剩棕黃色的枯柴。秋假早已結束，我已回到教室上課。一周五天半，我坐在硬硬的榆木板凳上，忍受室內無風的冷和因寫錯別字受到的老師的訓斥與譏諷；我的心總會不安份地跑回無際的棉田，偷偷地重溫快樂的摘棉時光。
星期天，孩子們還會加入到隊里的摘棉大軍。這時，隊里的秋種早已結束，水塘已結薄冰，大部分的勞力轉移到了棉田。我穿著厚厚的棉襖，頭包圍巾，在冷風中，一壟壟找尋遲開的棉花。最后，嚴寒決意不再允許棉桃開花了，大家便不得不把剩余在棉枝上的凍、殘桃拽下來……
冬季的一天，我隨家中大人，奔赴大洼棉花地，幫他們把按人頭分到的棉柴，拔出、捆扎、裝車，運回家。接下來，我這一年因摘棉花積攢的快樂，也就隨著填入灶膛棉柴的灰飛煙滅而沉淀在了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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