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書，它曾在一個特殊的年代，幾乎人手一冊；四十年來，它飽受非議，鮮有知音；但在問世的38年后，卻入選《中國圖書商報》“60年最具影響力的600本書”首批書目。這部書就是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封筆之作——《李白與杜甫》。
日前，中國長安出版社不避爭議，毅然將此書再版重印，書未問市，即引起多方關注。在唐詩方面頗有研究的丁啟陣一聞知此事，率先發難，一篇《<李白與杜甫>：第一流氓才子書》博文，激起近20萬點擊。
（《李白與杜甫》郭沫若 著 2010年6月 中國長安出版）
《李白與杜甫》是奉迎之作嗎
長期以來，《李白與杜甫》被打上了奉迎毛澤東旨意的標記，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此說來源。
話說上世紀80年代初，錢鐘書出訪美國，遇到分別四十年之久的夏志清。夏當時已是西方學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最有力者，其《中國現代小說史》，一舉將錢鐘書、張愛玲、沈從文抬到與魯迅 齊名的地位。夏在《重會錢鐘書紀實》一文中這樣敘述到：“郭沫若為什么要寫貶杜揚李的書(《李白與杜甫》)，我一直覺得很奇怪。錢鐘書言，毛澤東讀唐詩，最愛‘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反不喜‘人民詩人’杜甫，郭沫若就聽從圣旨寫了此書。”
也許說者無心，但聽者卻有意。自此以后，郭沫若此書揚李抑杜是迎合偉人的說法廣為流傳，且根深蒂固。
然而，據文史專家桑逢康說：“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確鑿的過硬的材料，能夠直接證明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是為了迎合甚至秉承毛澤東的旨意。”（見《文學自由談》2005年第2期《郭沫若人格辯》）
郭沫若的女兒郭平英在最近的一個訪談中也說到此事：“我認為是一部學術著作，但偏巧郭老的觀點和主席相同，可能使這個問題復雜了。很多人看過郭老的自傳，那里就說他喜歡李白，不大喜歡杜甫，他關于這兩位歷史人物藝術風格的這種個人取向是自始至終的。……為什么一定在那個時期寫這部書，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文革”期間什么都不允許寫，什么也都不能寫，他在讀書的過程中想寫李白與杜甫，而不是為了迎合什么。”
郭平英的話是有根據的，因為郭沫若在寫《李白與杜甫》之前早已留下言證：
“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郭沫若《我的童年》1947年）
“其實，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個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寫的一副對聯可以為證：‘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我也同樣在稱杜甫為‘詩圣’。不過這種因襲的稱謂是有些近于夸大的。……把杜甫看成人，覺得更親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遠了。”（郭沫若《讀〈隨園詩話〉札記》后記，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從以上兩則材料來看，即使錢鐘書的說法不是無根之談，至少也是對郭沫若十分缺乏了解的。因此，今天的讀者重溫這部著作，首要的一點就是要拋棄這一成見。
《李白與杜甫》的學術價值
《李白與杜甫》初版于1971年10月，著名文學家茅盾先生曾于1972年致周振甫的信中寫道：“郭老《李白與杜甫》自必勝于《柳文指要》，對青年有用，論杜稍苛，對李有偏愛之處。論李杜思想甚多創見。”另有一位文史專家惲逸群也在1972年給郭沫若的書信中說，《李白與杜甫》“一掃從來因襲皮相之論”。
該書上篇關于李白，下篇關于杜甫，另有李白杜甫年表。郭老書中歷數李杜的身世、婚姻、生活習性、政治活動、宗教傾向和文學創作，以及二人的交往和交游，力圖還原被誤讀千年的本真的“詩仙”與“詩圣”。這部書寫得“文情并茂，充滿活力”（周國平語），顯示出郭沫若作為一代文史全才卓越的考據功底和敏銳的詩人感受。
郭沫若研究協會副會長謝保成說：“從學術研究的視角來審查《李白與杜甫》一書，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是超越前人的，或者說是顯示其大師手筆的。其一，發揮著他獨具的文史“兩棲”的特長，透過李白與杜甫，尤其是李白的經歷和遭遇，生動地展現了唐代社會自開元至天寶年間是如何由盛轉衰的歷史畫卷。……其二，以詩證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項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層次。”
這是一部和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一樣充分發揮文史特長的著作。其中考證李白的出生地巴爾喀什湖碎葉，以及從李白詩歌中解讀出李白并不是西域胡人等問題，都曾產生重大影響。
當然此書也有一些失誤和輕率之處，但是正如學者王輝斌所言：“郭著無論是在哪一個部分，雖然都有所偏激乃至較大的失誤，但事實證明，其創獲既多，卓見亦眾，故其仍不失為一部頗具學術價值的著作。”（見《學術中的誤區與誤區中的學術：重評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文學遺產》1999年第3期）
《李白與杜甫》究竟是一本怎樣的書
《李白與杜甫》最受爭議的話題是郭沫若在書中旗幟鮮明的“揚李抑杜”。郭沫若生前就有很多讀者十分不解。為什么曾為杜甫草堂題寫下了“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的郭沫若，會在書中大肆貶低杜甫？
郭沫若在1977年1月28日復胡曾偉的信里說：“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圣人’，當為‘它布’（圖騰），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這封信寫得很簡短，并未做過多的解釋。直到1994年，著名文學評論家劉納一篇《重讀<李白與杜甫>》才讓世人猛然醒悟，原來郭寫此書別有懷抱。
劉納的文章用充滿同情之理解的筆調寫道：“李白62年生命中，足以吸引郭沫若探尋興趣的究竟是什么？按說，郭沫若所矚目的該是李白那不世出的才情，但是，《關于李白》卻并非以考察李白詩歌的成功為主線，相反，作者將大部分篇幅用來敘述李白在政治方面的‘失敗’。……很明顯，作者論述的重點在人生而不在詩。當郭沫若以悠遠的遺憾和強烈的不平感敘說一個成功詩人的‘失敗’的人生故事，他的思考牽連著一個古老而常新的題目：中國詩人在詩與政治之間的徘徊。”
其實，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郭沫若筆下的李白，處處有他自己的影子，甚至他批判杜甫，也含有濃烈的自責意味。
劉納在文章的最后總結道：“寫作《李白與杜甫》的時候，郭沫若也到了該總結人生的年齡。他比以前許多時候都‘清醒’。面對兩位古代大詩人的命運，他有所思，有所憶，他當時的真實心境在這本書中有脈絡可尋。倘若把《李白與杜甫》看作一本意在討好邀寵的書，借用郭沫若為李白打抱不平的話來說，那真是‘活天冤枉’。”
1997年，與郭沫若一家極有淵源，且曾是郭沫若愛子郭世英的好友的著名散文家、學者周國平說：“不管人們對這部書的揚李抑杜立場有何不同意見，重讀這部書，我仍由衷地欽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齡，在連遭喪子慘禍之后，還能夠把一部歷史著作寫得這樣文情并茂，充滿活力。近些年來，對于郭沫若其人其學的非議時有耳聞，我不否認作為一個真實的人，他必有其弱點和失誤，但我同時相信，凡是把郭沫若僅僅當作一個政治性人物加以評判的論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種狹隘的政治性立場上，他們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全無法衡量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這位廣有建樹的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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