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常委會上對于“后遺癥”的擔心，很快也就得到了驗證。一大清早，當醫校工作組報告說醫校出現動向，他的心中就一驚，立即意識到要出什么事了，并且在不為人知的深處是與他有密切關系的。果然，所謂醫校的動向，就是出現了一張署名“井崗紅衛兵”的大字報《為什么逮捕師生》，直指逮捕郁平和劉鎮琛的事，認為工作組和學校黨委“合伙”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謂“井崗紅衛兵”，并不是原先由市委布置、學校組織、發給袖章的紅衛兵，而是自發的，無政府的。工作組在電話中說，里面各種出身成份的學生都有，特別是出身不好的都投奔進去了，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詞是人們沒有聽說過的。
聽著電話，他想，這張大字報不是一件小事，不僅是針對著學校黨委和工作組，而且也針對著市委和他本人，至少是有這種必然趨勢。“各種成份的學生”自己成立組織，在昭陽中學的事件中已經見到過了，明擺著是蔑視已有的紅衛兵組織、蔑視黨的領導的，這里面有一種反骨，是造反，是反黨性質的。
他聯想到北京的情況，北京大學黨委不就是被一張大字報沖垮的嗎？接著是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本來那樣顯赫、那樣受到黨內敬重的大人物被明顯降位，這不正是“順藤摸瓜”？在亭州，決不能這樣重演。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詞，確實是有來歷的，確實不是醫校學生所能發明的，只是他還不能、也不便告訴工作組。而醫校學生已經知道了這個詞，說明著他們一定是跟北京的大學生有了聯系，他們正在“活學活用”這個來分析亭州的運動。他心中挨利刃劃了一下似的，打了一個寒顫。
他給工作組下達了一道命令，要查清大字報是什么人寫的？背后有什么動態？要趕快組織左派積極分子，發揮原先有袖章的那些“紅衛兵”的核心作用，重新集結和加強自己的隊伍，要寫出不同意見的大字報大標語。
當時，郁平被關在看守所里，以前也沒聽說對他有同情或較接近的師生，他與看守所外面是不可能有任何聯系的。但問題并不在此，而在于：郁平和那個學生成了棋盤上的一著棋，你拿逮捕他們來給運動定向，別人也就拿否定這個逮捕來做突破口，要給運動重新定向，把你架起的炮口撥過來朝著你。這是政治斗爭，但一切又不像一著棋或炮口那樣簡單明白，甚至寫大字報的這個“井崗紅衛兵”大約也未必就能明白這種實質。問題就有這種微妙性深刻性，后果是極為嚴重的，不是魚死，就是網破。斗爭就這樣深入起來了，須得好好對待。
他在辦公室里踱來踱去，一邊等待著醫校工作組隨時報告情況，一邊不由得想著自己跟郁平的冤仇關系。至今不死的郁平確實經常讓他做同一個惡夢，夢中景象總是他在深夜漆黑的原野上狂逃，有個人拿著駁殼槍追打他，要報殺兄之仇；那個人就是郁平，但盯著一想就又面目模糊了。醒來之后心臟怦怦跳得難受，并且頭腦里還久久回想著那可怕的夢中景象。
自從在亭州發現郁平的存在，自從借著一九五九年“整風反右后的審干復查”把郁平一棒打下鄉去，這個惡夢漸漸就在頭腦里生了根一樣。這是何等的痛苦，又是何等的難言，除了對蘭貞略微說過，他對任何人都無法訴說這一內心深處的痛苦，若是自我控制不住，將來的一天是要得精神分裂癥的。
他有時也曾想，松手吧，冤家宜解不宜結，何必跟郁平過不去呢？過不去的結果，自己也麻煩。所謂郁平的歷史問題，其實證據不足，只能說有點影子，并且只有二分可能，八分卻是不可能，但他就憑著這二分的可能，給郁平定了七分的罪，開除了他的公職，并且就他老婆的事情因勢利導，真是弄得他家破人亡！時間長了，他也就以沒有給郁平定十分罪（判死刑、死緩或二十年徒刑）來寬慰自己，認為還是講了鄉情、刀下留人的。他當然不能做得太過份，總要讓自己有幾分道理。既然問題在是與不是之間，處理也就在罪與非罪之間，應當偏向于有罪。這樣處理是立于不敗之地的。當然，這不夠干脆，但當事人的日子并不好過些。缺點也有，就是拖泥帶水，至今還在糾纏。
在省里建議讓郁平在農村做代課教師這件事上，還有醫校提出讓郁平回城代課這件事上，他確實也沒有反對，就是受著自己思想中那些潛在的不同意識的支配，采取了含糊的態度，可以說一時軟弱和讓步了。當然，事實已經證明，加害郁平并不使自己輕松。也許只有徹底松了郁平，才能徹底松了自己。可要做到這一步，簡直是難以想象的。當初定郁平于十分的罪也就罷了，但這又不是隨便能做到的，不同意見一旦出現，扯起皮來就不好了。現在要叫他完全松了郁平，從他這角度，也就不是隨便就能做到。事情就變得這樣有點怪，好像自有其規律似的。
醫校情況的發展讓他感到完全出乎預料，幾乎使他一時失去了某種自信。工作組長老張又打來電話，說醫校數百名學生呼喊著口號正向市委前進，都很激動，不聽勸阻，他們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師生，要打倒王校長，要趕走工作組。有組織有綱領有口號有行動，還有背景：已經可以確定，前天有北京醫學院的兩個大學生到醫校來過，跟學生史宏（原名史家旺）在學校解剖室小花園里密談了半天，所謂“井崗紅衛兵”的大字報，就是史宏寫的，現在前往市委的學生隊伍也正是史宏領頭。
他問，難道學校里就這樣一邊倒嗎？老張說，另一種意見也有，認為反對學校黨委、反工作組就是反黨，認為史宏是野心家、是反黨分子，但這種意見不占上風。
他擱下電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頭腦里一片空白，仿佛面臨不可思議的滅頂之災，一時不知道該怎么辦。但他猛醒過來，給秘書發下命令，叫把貼著毛主席像的牌子當做一面屏風立在市委門口，把鐵柵門拉起來鎖上，只開旁邊的傳達室小門，讓“文革接待辦公室”程主任就在傳達室辦公，站到大門外面去迎接和勸阻學生，保衛科的人把守市委傳達室，防止學生沖進來，讓公安局便衣到市委門口和圍墻外面布點監控，做好安全保衛工作，另外，通知看守所加強警戒。
他向楊書記辦公室走去，向楊書記報告了這一急緊情況和自己采取的措施。楊書記一面叫秘書通知常委到小會議室開會，一面用電話向地委作了報告。他聽到了電話里地委鄭書記那熟悉的有點嘶啞的聲音。他的心稍微定了下來。
常委會上，楊書記說，這是一個緊急會議，情況越是緊急，越是要學習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就讓常委們先用十五分鐘把《十六條》看一遍，而自己去跟調用在北京清華大學工作組當秘書的市委副書記、市長朱大明通電話。這是楊書記和市委了解北京情況的一個安全可靠的渠道。
過了一會兒，楊書記回到會議室，讓他報告醫校的情況。他告訴大家，醫校幾百名學生已經出發，帶著三條要求，到市委來請愿。于是他不得不就一個多月之前逮捕郁平和劉鎮琛作了回顧和說明。電話鈴令人心驚地突然響了起來，秘書接話后報告說，學生已經到了大門口，席地而坐，要求市委領導接見。楊書記吩咐秘書讓“文革接待辦”先勸他們回校，請他們相信市委一定會認真研究他們的要求。秘書下樓而去。楊書記說，老宗介紹了基本情況，學生也已經到了，大家看該如何處理。
年齡最大的常委、組織部長老李用他那口詞不清的鄉音說，運動初期這樣處理，還有先前的“上掛下聯”，“三個橫掃”，這些，對于指導全市運動，是有必要的，但現在情況發生變化，特別是《十六條》發表了，中央對運動的指導進一步明確了，我們也就可以調整我們的做法。學生提出兩個人的問題，我看可以考慮。那個教師是歷史問題，那個學生只是出身有問題，用《十六條》的精神對照，當然也就不必逮捕。至于要求市委撤銷工作組，要求“打倒”誰誰誰，我們不能同意，我們只能說歡迎對工作組提意見，歡迎揭發學校領導人的錯誤。我們也不能提倡到市委來請愿的做法，因為我們在各學校都派有工作組，有問題跟工作組反映，市委馬上就會知道，不用請愿也一樣能得到重視，請愿容易造成社會混亂，這是不允許的。至于釋放人的問題，也不是這樣鬧事就釋放，只能在原則上答應有錯必糾。
老李口詞不清的發言，雖然一如以往是平庸無奇的，但也一如既往說得不能算錯。他心里雖不痛快，也只有接受，因為明擺著逮捕二人是有點不對了，“逮捕師生”，說起來有點難聽和理虧了，很難堅持說是正確的了，而老李的話里還是給他留了面子的。
事情變化真快，啞巴虧他是吃了下去，運動初期上面的指示精神確實是不一樣的，逮捕二人甚至是請示過的，但常委會上竟然無人提起不久前這樣的歷史背景了，好像成了他個人隨心所欲而犯的一個錯誤似的。他當然不好這樣抱怨上面，暫時也不必分辯。斗爭確實復雜，他有成為“替罪羊”的可能。但他當然不能就這樣認輸，他覺得自己總的來說，還是對的。
楊書記征求他的看法，他說，目前也只能像老李這樣說的做了，我們若不作好后退讓步的準備，恐怕他們不會撤退的。但我看，不是他們一來，我們就扛順風旗，而是要作幾步準備，步步為營，準備三天三夜。現在市委門口就是階級斗爭的活的現場，我們要讓躲在后面的階級敵人、還有藏在學生教師里面的壞人，得到充分的暴露，讓群眾增加識別能力。
上次昭陽中學的風潮，被化解在校門之內，我們的代價是曹家駿李寶安兩個同志暫時做出了犧牲。昭陽中學的問題沒有來得及充分暴露，為了讓學生不上街，我們不得不那樣做了緊急的處理。現在不同了，他們已經上街了，所以我們可以不急，讓溫度升高一些，讓問題暴露得充分一些。不到一定時候，決不輕言允諾，否則，左派群眾不理解、中間群眾有誤解，干部也會想不通。我們要讓群眾看到和經歷一個斗爭過程，為以后的反擊打好群眾基礎。
上次楊書記就強調了毛主席關于放火燒身的教導，我們可以讓眼前的火燒一燒，看能燒到什么程度，真金不怕火來煉嘛。醫校是運動初期我直接抓的，逮捕一名教師一名學生，具體是我布置的，這樣做自有根據，但現在不是解釋的時候，我們守土有責，不能把問題往上面推。
我們要發動左派學生，還有工人階級，來用大字報大標語大辯論發表不同看法，讓他們到市委門口來看看活生生的階級斗爭，一方面也起保衛市委的作用，以防止出現意外的暴亂性事件。各工廠的“四清”社教工作組還都在，要讓他們組織工人里的積極分子化整為零到市委門口來跟學生辯論。毛主席一貫教導我們要緊緊依靠左派群眾，我們為什么不讓左派群眾來表達他們的意見、經受這樣的鍛煉呢？上次楊書記也講到了這一點。現在，對方已經布下陣勢，我們也要布下陣勢，不要縮手縮腳。即使在醫校，也是有左派、有不同意見的，但目前這種力量還不大，正在積聚之中，或者正等著黨的號令，我們要予以重視和支持。總之我認為可以變壞事為好事，化被動為主動。我布置關上了市委大門，不是怕他們，也不是不讓群眾進市委，而是要在中山塔門口形成階級斗爭的現場。我認為要有這個過程，起碼三天三夜。我們發動了左派，情況就會不一樣。總之，天是掉不下來的。
楊書記讓大家發表看法。監委書記老魏耷著眼皮說，我看就這樣，有人用學生來釣我們的魚，我們要反過來釣他們的魚，看看誰能把誰釣出來。
結果，大家對他的“三天三夜”的方案表示贊同。楊書記說，那就這樣做。由老宗全面負責布置和處理眼前的這件事情，其他同志重點注意自己分管的方面。學生只管革命，我們不能不管經濟工作，抓經濟工作永遠主動、有理、立于不敗之地。毛主席歷來要求各級領導做好經濟工作，《十六條》上也有“抓革命，促生產”這一條。大家都要密切關注全市動靜，一有情況，我們還是召開這樣的緊急會議來共同研究。
散了會，他精神飽滿回到自己辦公室，四處打電話，給方方面面布置了下去，像布下了一面無形大網，將要調動幾千人，輪流來隱蔽地保衛市委市人委機關。這樣，中山塔門口就像無形大網包圍著的一個舞臺，等待著各種角色登臺表演，到時自然會出現很多“觀眾”，這些“觀眾”在必要時會上前跟學生進行“辯論”。就是說，他就像一個深藏不露的老蜘蛛，蛛網的中心是他暗中密切注視著、牢牢掌握著的。中心舞臺上每一個主角和配角的表演都會有人給他們做出記錄，并且及時反映到他的面前來。不但如此，整個現場實際上被安全而又不露形跡地保護了起來，一旦發生異常，或者有什么人想越過舞臺，就會有無數群眾“自發”涌上前去，發表各種不同意見，對現場實行有效控制。
這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三日。久旱無雨，天氣炎熱，數百學生靜坐在強烈的陽光下，把中山塔門口小廣場坐滿了，四周東一堆西一堆是圍觀的群眾；在市委門口，在中山塔面前的街上，這里那里的，有一些工人圍著一個兩個學生進行辯論，指出他們靜坐市委是反黨行為；不時有家長跑來要拖走自己的孩子，個別的拖走了，多數卻拖不走。這些情況不時報來，讓他憂喜參半。
學生們過一會兒就呼口號，其中竟然有“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他們幾百人在小小亭州這樣的行為，能跟這樣兩個“保衛”聯得起來嗎？毛主席黨中央難道要靠他們來“保衛”？來靜坐共產黨的一個縣級市委，就算是這種“保衛”嗎？這一切是什么混賬邏輯？他在辦公室里聽到這個情況，先是感到可笑，繼而感到可恨。看來，這次運動的特點就是這樣的了，是打著毛主席黨中央的旗號來反黨。
來報告情況的“文革接待辦”負責人老程似乎已經有所動搖。他對老程說，不要怕，不要被這些危言聳聽的口號所迷惑。他們熱愛毛主席熱愛黨中央，難道我們不熱愛？難道我們倒不如他們有這樣的感情和覺悟？他們里面有幾個共產黨員？有幾個曾經迎著敵人的槍炮子彈沖過鋒？可以說一個也沒有！我們跟著毛主席黨中央打江山的時候，你我在淮海戰場上的時候，他們有的在吃奶、有的還沒有出世呢！他們憑什么沖著我們喊這兩個“保衛”？這兩句口號是隨便好喊的嗎？我們黨和國家的形勢到了這樣嚴重的程度嗎？這是強加于人，是欺騙人的口號，或者說是他們被欺騙了。要給他們指出這一點！當然，說話不要被抓住小辮子，現在就時興抓辮子、打棍子、戴大帽子。大門要繼續關著，要繼續跟學生代表談判，跟他們共同學習《十六條》，看看上面可有一條說可以來靜坐市委？要指出他們的行為是不對的，他們的要求也是不對的，勸告他們回到學校里去，這是商量問題解決問題的前提。堅持我們這個立場，說話要和氣，態度要原則。
老程說，氣溫太高，只怕有學生要中暑。他說，這個我們不能負責，要把這個壓力給學生代表，指出他們要負這個責任，他們是醫士學校的嘛，應該懂得這個道理。他們來靜坐市委，是極其錯誤的行為，我們為什么要給他們水喝？難道還要給他們飯吃、給他們發放清涼飲料嗎？我們如果這樣軟弱，政府還有什么威信？我們不搞虛偽的一套，也決不屈服于苦肉計，共產黨之所以勝利，就是因為講實事求是！
但后來群眾有給學生送水喝的，這些群眾暗中被記錄了下來，并且很快查明了身份，都是居住中山塔附近的普通家庭婦女，其家庭里也并無五類分子，街道干部已經及時對她們作了教育和警告。
與此同時，在距離中山塔不遠的機關食堂里，倒確實在燒大量的開水，在做大量的饅頭，但那不是供給靜坐的學生的，而是供給在暗中來保衛市委的人的。他們來自附近幾個工廠，有他們廠里的工會干部作為領隊。在他們之上暗中有一位總指揮，就是有著三千工人的亭州紡織廠工會主席老劉，同時也是市總工會的一個副主席，本人具有全國勞動模范的身份。這時老劉就坐鎮在不遠處的市總工會里，通過聯絡員的掌握，指揮現場的這些人，讓他們分批地悄悄地進入食堂和離開食堂，做到崗位不空、肚子也不空，老劉把這叫做“陪公子讀書”。大老粗說起話來，既一針見血，又風趣幽默，毒得狠呢。
學生中午吃飯是分批回校去吃的，而靜坐的人數并未減少，一直精神抖擻地唱歌、呼口號。他們顯然有了分工，有人繼續作為“代表”跟市委“文革接待辦”談判，有人在學校里寫大字報大標語拿到市委門口和附近街道上張貼，有人分頭到其他學校去演講鼓動。工人們在街頭對學生的攔截、辯論，總的來說，沒有起多大作用，甚至反而遭到了群眾的指責。這些消息使他憂心忡忡，十分焦慮。
使他高興的是，對立面終于站出來了，一條大標語刷在了機關食堂門口的墻上：“靜坐市委是反革命行為！”真是旗幟鮮明。底下一行小字是“醫校紅色保衛軍”。這里距離市委有二百米，遠了一點，而張貼的幾個學生也不敢久留似的很快消失了。但標語的影響還是很大，中山塔門口的人們都知道了，在群眾之間引發了激烈爭論。得到這個消息，他高興極了，立即給醫校工作組長老張打電話，吩咐立即與“紅色保衛軍”的學生取得聯系，不管他們過去在學校里表現如何、家庭出身是什么，都要代表市委肯定他們是運動中涌現的左派，市委對他們表示支持。要讓“紅色保衛軍”在學生當中發展壯大自己的隊伍，他們需要的紙張筆墨要盡量滿足、不受限制。要他們在醫校內外用大字報大標語大造聲勢，對在外面靜坐市委的人“釜底抽薪”形成政治壓力。“紅色保衛軍”可以在學校召開成立大會，讓他們上街游行、呼口號，向人民群眾宣傳自己的不同觀點，使在市委門口靜坐的人孤立起來。總之要利用“井崗紅衛兵”正在靜坐市委，后方空虛，立即開展這方面的工作。還要讓他們敢于做這邊學生的工作，暗中分化瓦解，等“井崗紅衛兵”回校時，學校里力量對比就會發生相反的變化，那時就把他們分割到班級上去，一個一個做檢討，人人過關、交代自己的思想動機。他一口氣布置了這么多、講得這么具體、一切都好像已經成了到手的現實，可算是高瞻遠矚，老張的情緒也被鼓舞起來，表示一定照他指示的立即去做。
他剛擱下電話，楊書記的電話就來了，也聽說出現了這條標語，他就把剛剛給醫校工作組長的布置說了，楊書記說，很好，這樣就有可能把局面扭轉過來。發現楊書記跟他的共同點，他總是感到高興，但也總是抹不去心中的擔憂，因為楊書記的思想是否跟他完全一致，那是不知道的，他并不完全同意上次常委會楊書記講的一些東西，或至少認為沒有必要強調那些實際上有深刻分歧的內容。他覺得楊書記忽然講起那些來，是不是有什么用意？而且對運動的理解上明顯是有些轉彎了，從“三個橫掃”上有所后退，改用了《十六條》上“運動重點”的說法。這是不是在鋪后路呢？在“文化大革命”這形勢下，楊書記與他、與眾常委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漸漸有了微妙之處，有了戒防之心，這是需要注意的。
夜色降臨以后，他從旁邊巷子悄悄來到中山塔門口，站在人群后面，看到大約二百名學生整整齊齊坐在地上，四周站著觀看的群眾。天氣到晚上已經有點涼了。中山塔門口是個小廣場，沒有路燈，只有中山塔大門頭上和旁邊看守所門口有兩個燈泡。學生唱起歌來，唱的是《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唱得低沉，聽了讓人心里酸酸的，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文藝的作用確實是大，也確實有個方向的問題，此時這首很不錯的歌其實就為錯誤的學生運動服務了。站在他前面的一個婦女忽然哭著說這些伢兒真可憐，捂著臉走了開去。有人議論說，市委領導人為什么不能出來接見一下學生？怕什么？另一個人馬上小聲提醒說，看歸看，不要多嘴。他感到一種尷尬，悄悄抽身離開，免得被人認出來。
他回到辦公室。學生不睡覺，他也不能睡覺。他恨恨地想著，年輕人好厲害呀，好像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似的，這種政治斗爭的本事是從哪里學來的呢？我們可沒有給他們開這門課呀。可是不對，我們是給他們開了這門課的，我們讓他們學的政治書、歷史書，以至語文書，還有提倡他們閱讀的《青春之歌》呀、《紅旗譜》呀，實際上不都充滿了這種政治斗爭的經驗介紹嗎？還有我們的電影、連環畫、戲劇、詩歌、散文、回憶錄，等等，無不充滿這些內容，這些十幾、二十歲的學生，不就是在我們這種革命教育下成長的嗎？認為從事政治斗爭最偉大最光榮最有意義。天哪，就像教會了兒子來打老子一樣呢，或者也可以叫做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弄得我們自己不能忍受了，總之，一切有點不對頭、有點不是味道，好像歷史在開玩笑，或者是我們自食其果似的。
秘書給他送來兩份材料，一份是醫校學生史家旺的檔案，一份是醫校校長王淮興的檔案。一份厚厚的，一份薄薄的，同時擺在他面前，等待他打開、閱讀、研究。兩份檔案平等地擺在一起，顯得十分異常。他閱讀這個校長的檔案，是準備著怎樣從策略出發讓其“經過去”；他閱讀這個學生的檔案，是為了弄清這個學生起來“造反”的家庭根源、思想根源、社會根源，差不多就等于是了解對手、摸清敵情。
作為一個學生，才二十一歲的史家旺的檔案極其簡單。他是本地人，家在天滋街紫竹巷“8-1”號。大約在史家旺十二歲的時候，父親去世。在表格上，他為他的父親寫下了“碼頭工人，正常死亡”這一行有點抑郁的文字。史家旺的母親后來被安排進港務食堂工作，養活丈夫留下的三個孩子。史家旺的姐姐現已嫁人，姐姐與姐夫都在本地制革廠當工人，還有一個弟弟在讀高中一年級。至于祖父，他在表格上寫道：“祖父，貧農，亭州南門曹家莊人，解放前死于貧病交加。”在父親與祖父的“政治狀況”一欄里，他填寫的都是“政治清白”。從這些字里行間，可以看出史家旺以這樣卑微的清白的家世，來激發自己的某種意氣，賦予自己在新社會里某種“資格”或“權利”。
史家旺從小學到中學，教師的評語總是“能尊師愛學，刻苦上進，成績優良，有一定組織能力”之類，此外就是“希望戒驕戒躁，繼續前進”。老師給他的“品行等第”，年年都是一個“優”字。史家旺在初中就被吸收入團，他在班上一直擔任勞動委員這個踏實樸素的角色。
他反復看著這極其有限的檔案內容，還有一寸照片上那個幼稚而倔強的貓兒臉，堅定而明澈的目光，再怎么捉摸，也看不出史宏有什么反動根源。史宏家庭出身，在我們的階級路線的視野之內。可是這樣一個青年學生，為什么會在這次運動中有這樣壞的表現呢？過去，高中以上的學生在一起吟詩作賦、瞎說八道，或者手寫、油印自己的“文學雜志”之類，根據情況，就可以打成反動小集團，在亭州就有過先例，也是在他手上辦的，那幾個顯露才華的學生這會兒正在海邊的農場里勞改呢。但這次鬧這么大，史宏倒好像成了時代英雄似的。這是怎么回事？他雖然明白，卻仍然惑住了氣似的想不通，過了好一會兒才一口氣嘆出來，根子是通在中央呀，這一次是毛主席親自叫學生這樣鬧的，《十六條》不就是毛主席給學生的“圣旨”嗎？而且黨中央的報刊還在天天給他們打氣鼓勁。這簡直跟我們過去一貫的做法完全相反，壞的成了先進的，好的成了落后的，這是怎么回事？
于是，史宏這樣的學生，就抓住了時機以求一逞。那么，他們想“逞”什么呢？“逞”英雄嗎？也許有一點，但還有野心。比如史宏，本來可以憑著出身紅、品行優、成績好，在我們的社會里得到培養，穩步上升，但現在有這樣大的機會，而且是毛主席號召的，就迫不急待跳出來了，要當一個大大的英雄，做一個大大的“左派”，提前往上爬，就像蛋殼里的小公雞夢想立刻變做金鳳凰，一飛沖天。
出身“工人”只是填寫在表格上好看罷了，說穿了，不就是出身窮苦嗎？是社會地位很低的、過得不像樣的人家，也就是馬克思說的連人的外觀都失去了的那種人。個性極強而處在低賤地位的史宏史家旺，從小一定敏感到世態炎涼，覺得自己很委屈，憤恨壓抑在心里，而我們依靠工農的階級政策所給予的優越感和希望，畢竟不可能一下子改變他們在實際生活中的社會地位，有某種比我們的階級路線更強大的東西作為前提和環境存在著，一般說來，在任何時候，人們都嫌貧愛富，人們都趨炎附勢。
完全可以想象，這樣的一個思想早熟、各方面符合條件的學生，將來分配到單位上，當然會贏得組織重視，會有很大發展前途。但“文革”向他展示的“前途”似乎更直接更可觀，可以像聶元梓那樣只用一張大字報，傾刻之間就名聞天下、有出人頭地之勢。
他們如果真的取得“勝利”，我們將如何呢？明擺著，史家旺不正在“打倒”自己的校長嗎？打倒了校長，他在學校里嶄露頭角，那么，如果要進一步嶄露頭角呢？勢必就要來打倒級別更高的人！原來如此，骨子里不過是幾千年玩“推翻”的老花樣！
史宏史家旺這樣的青年，對于我們意味著什么，也就不言而喻。這樣一個本來可能被我們選來接班的青年人，現在氣勢洶洶來搶班奪權，要用我們的血，染紅他的革命桂冠，要把我們從坐椅上推翻下去，讓他來坐。而在口頭上，卻說得比唱得還要好聽，什么“反修防修”，什么“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什么“黨和國家的命運前途”，什么“毛主席革命路線”，無比的真誠，乃至還流著鱷魚的眼淚！小小年紀，心領神會，為禍甚大，為謀甚深，抓住時機，以求一逞！
不能不承認，這樣的內里早熟的青年，能力之強，出人意料，但這樣的能力、這樣的人才，恰恰是我們需要及早發現、及時清除的！如果說我們過去鬧革命的時候，需要這樣的青年，現在我們坐江山的時候，就要反過來，就要特別防止這樣的青年往我們的隊伍里鉆。這次運動，就下層而言，也許正是要從社會上把年輕人里頭這種隱患人物引出來加以消滅以利于國家的穩定呢！消滅一下，穩定十年八年以至于幾十年，反右斗爭，正是如此。即使毛主席沒有這樣的本意，但運動到后來必然是這樣的結果，因為不是毛主席一個人要怎樣就怎樣的，組織自有組織要做的事。毛主席不可能具體管到亭州來，皇帝下面有朝廷，朝廷是下級服從上級。
史家旺這樣的青年，無疑等于自我暴露，像定時炸彈一樣提前爆炸了。在其沒有被消滅之前，總是不舒服的，一有機會，總是要鬧點名堂。你把他們消滅（在政治上）一點，他們就舒服一點，徹底消滅，徹底舒服。他們注定不能成功，根本的一條，是我們還正當壯年呢！人家拿刀來殺我，我還要愛他、培養他、支持他嗎？不可能的。史家旺不過是出了洞的一條小毒蛇而已。讓他神氣，讓他跳吧，等待他的，只有可悲的下場，小公雞將因自己瘋狂的夢想而死在蛋殼里！但目前還得與他周旋，笑臉相迎，恭敬有加！
他氣呼呼地把史家旺的檔案推到一邊去，把王淮興的檔案拉到面前來。
他不由得盯著王淮興的相片看了好一會兒，這是一個在面相上就極其忠厚老實的人，正如事實上的那樣。他認識王淮興，是在七年之前，由于處理郁平的事情認識的。當時他看出，這個做校長的對自己學校的教師是很愛護的，作為一個人，是很仁義的，不忍心看到郁平遭此不幸，但在人前人后，卻沒有說一句不同的意見，也沒有流露自己心中作為一個校長的悲傷，一直抱著相信組織服從組織的態度。
對于王淮興當時沒有足夠表現出應有的政治熱情，他雖心中略有不滿，但人家總的是配合的，是配合組織讓郁平接受了這樣痛苦的現實的，這就行了。從另一方面，卻也看出這是一個好同志，很懂原則很有黨性，不多言不多語，對上不頂撞。可以想象，對于郁平的事情，王淮興在任何別人面前都會只字不提，他用原則性把自己個人的看法和情感完全克服了下去，黨性很純正。就連他，有時也會忍不住跟蘭貞談一點心中隱藏著的東西，嚴格地說，是不妥當的，是黨性還不夠，而王淮興這樣的人，一定真的能對老婆也守口如瓶。
王淮興是亭州本地人，家庭出身小商，一九四八年參加革命，實際上是參加了亭州地下黨組織領導的學生活動，主要是暗中刻寫傳單，夜里出來張貼，宣傳我軍在戰場上的偉大勝利，號召人民準備迎接解放，起到了動搖瓦解國民黨政權的作用。當時王淮興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就在那時被發展入黨。亭州解放之后，他在文教科做了科員，以后一直在亭州文教戰線工作，做過一中的副校長、二中的校長，做過衛生局副局長、教育局局長。調任醫校的校長之后，王淮興已經是十四級干部，是受到重視和培養的。
毫無疑問，如果“打倒”王淮興，對整個亭州教育界，將是一個很大的震動，可以說，就跟在北京“拿下”了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一樣。他又氣又惱，一拳頭砸在辦公桌上，心里罵著：狠啊！冒火的眼睛就向史家旺的檔案看去。
這個乳臭未干的小東西，竟然要來“打倒”有這樣革命資歷的校長，還美其名曰“革命”、“反修防修”，真是他媽的豈有此理！王淮興冒著殺頭坐牢的危險為了民主解放跟國民黨反動政權斗爭的時候，史家旺才哇哇墜地！而王淮興有什么“修正主義”的錯誤呢？沒有！他們只是拿王淮興當靶子，來跟市委較量罷了。進入“文革”，學校里是市委工作組當家，逮捕郁平劉鎮琛二人這樣政治上的大事，是市委的決策，而且請示過地委，明擺著王淮興只能配合執行而不能決策做主，他們不會認識不到這一點，卻硬要市委來撤王淮興的職，好比給你刀，要你殺自己的將，然后再來收拾你，真是何其毒也！是可愛的青年嗎？不，是魔鬼、強盜、陰謀家！不要因為他們還在蛋殼里嫩嫩的，就被迷惑住！
他看了一下手表，十一點多了，亭州小城多數人已進夢鄉。他估計王淮興是不能安然入睡的，他撥通了王淮興家中的電話。家中有電話的人是不多的，王淮興有這個待遇。接電話的是王淮興的妻子，他說了自己的姓名，王淮興就接過了話筒，聲音有點激動，說，宗市長，你還沒有休息？他說，你不也醒著嗎？小將們都在中山塔大門口坐著呢，都是為了你呀。說這話時，他想到，王淮興其實是代他受過。
王淮興說，我個人不算什么，市委還是早作決定比較好。這話的意思是請市委早點對他作出“處分”，就像老將黃蓋一樣，一片忠心，愿意在“苦肉計”里挨打。
他說，老王，你這個態度，我很感動，你是受委屈的，你是代我們受過，組織上有數，我也很清楚。
王淮興立即說，學校里發生的事情，都是我負責，我會維護組織的安全的，請領導放心。他說，淮興同志，你的黨性值得我們學習。今后不管出現什么情況，你都要挺住，都要相信黨、相信群眾。天下終歸是我們的。你聽到了嗎？
王淮興有點哽咽著回答說，你說得對，我聽到了，我記住了。目前這種情況，請市委無論如何不要考慮我，要多考慮學生，多考慮全局，早作決定啊！說了這話，王淮興主動擱下了電話。淚水立即涌上來，模糊了他的眼睛，多么好的同志啊！他心中恨著史宏之類小野心家，感情久久不能平靜。
午夜時他悄悄去觀看了一下，中山塔門口群眾已經不多，四邊四角只站著少數幾個人，大約還屬于老劉布置的暗哨。學生的人數沒有減少，都坐在地上，東倒西歪互相倚靠著，女生在當中，男生在四圍，他們抵擋不住一天下來的疲倦，都睡著或者半睡著了。他立即轉身離開，因為感到一種驚心動魄。
說史宏史家旺是小小的野心家陰謀家是可以的，但這么多年輕幼稚的學生又是為了什么呢？只能說他們除了受史宏煽動之外，主要是受了報紙上那一片宣傳，在響應“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其實，這場運動到底是什么來龍去脈，什么又叫做“進行到底”，這些孩子哪里知道！但黨給他們的教育，一貫是要求他們積極參加政治運動的。
可是，這些學生難道不曉得，靜坐共產黨的市委意味著什么？要在從前，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動啊！這一點，他們是明白的，可現在，他們卻能跨過這一思想，能理解成“革命”行動。他們“革”起老革命的“命”來了！
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運動有很多次，可這回確實很不同。黨報上發表著“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文章：《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并且一論而再論，“造反”這兩個字就這樣上了黨報加以號召，真是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事情。在年輕幼稚的人理解起來，這一切是多么偉大、多么激動人心啊！
他想起自己在常委會上主張的“三天三夜”，心中似乎發生了動搖，萬一學生的身體以至生命出了什么事情可怎么辦？那責任就不小。王淮興最擔心的就是這個。是的，這成了眼前的現實，很難拖延下去。但這是一場政治較量，對方在拿學生做籌碼，逼著市委后退，而市委一旦拋出王淮興，他們就會像瘋狗撲上來撕咬住不放，同時，那血紅的眼睛還會看著像他這樣的更大的目標, 好不厲害！
王淮興成了市委的一道防線，而這道防線看來是守不住的，事實上已有曹家駿的先例。在他和楊書記密議的一定情況下可以拋出的人員名單上，并無曹家駿，也無王淮興，更無李寶安，但情況變化如此，也就只好靈活處置。市委是可以讓王淮興“經過去”的，只是要堅守三天三夜。北京的經驗已經證明，硬頂著不行，只有迂回，暫時后退、讓步、認輸。你要讓學生、讓群眾起來，行，我們先是不同意，以表明立場，然后就讓他們起來，可起來之后呢？勢必是一個“亂”字，發展下去是“亂”了誰，就難說了，到最后不還是要我們來收拾殘局嗎？沒有我們，誰做工作？國家何在？那時就見分曉了！
好一場惡斗，要做較長時間的準備，退，退，退，亂，亂，亂，然后反擊，進，進，進，治，治，治，直到否定這一場運動，實質上還要從根本上否定許多許多的東西，才能讓一切走上正軌。他覺得自己頭腦更清醒、看得更清楚、胸中更有數了。但他也吃驚于自己思想的控制不住，吃驚于自己政治想象力的大膽和骨里的對抗性的立場。一切要不動聲色，很多東西只能放在肚皮里。
回到常委樓前的小院，他看到一個人影在東邊假山前的小徑上徘徊，那是楊書記。他走了過去，他突然覺得有幾句最重要的話要跟楊書記溝通，并且他相信楊書記是能理解的。楊書記看到了他，說，你到門口去的？他說，是的，我看了一眼，不想看了。
楊書記說，我剛才也到中山塔二樓上，悄悄地朝下面看過了，心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楊書記手一指，說，上去談！他們上了樓，秘書給泡了茶，退了出去。
他把跟王淮興的通話告訴楊書記，楊書記說，老王是個好同志。他說，王淮興是代我受過，我目前還不便于挺身而出。楊書記說，這個問題你不要考慮，運動是市委集體負責。初期的運動，上面是有統一指示的，但亭州的事情亭州市委承當，我們共同承當。現在我考慮的不是這些，這些都是好辦的，也是不言而喻的。老宗，我深感我們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很大的問題，如果是敵人給我們造成的，那不可怕，來自內部的矛盾是最可怕的，這個矛盾的解決，看出來了，地動山搖，我也猜不透何以要用這種搞大運動的方法。黑格爾不是說了嗎，“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說，天要下雨，自有成雨的原因，你不可能叫它不下，不管多大的雨，只有硬著頭皮讓它下。說實話，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么事情，心都像懸吊著似的。我最痛苦的就是這個，雖然我們是絕對相信毛主席黨中央的。
他說，老楊，你這話就說到我心上了。就憑你這番話，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去做，上刀山下火海，我甘愿沖在前面。你說的這個大困難，一時還不會過去，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不到過程完結，它就不會結束。在這過程當中，確實不知道還會發生什么事情，可以說什么樣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所以，剛才我看到你，就想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班子，要有三套。一套散了，有第二套，第二套不能起作用了，還有第三套。總負責的是你。大約要做這個準備。我們現在是一線，在市委委員里找些年輕的組成二線，在后備人選里再指定十個八個人，組成三線。這對于年輕干部，也是鍛煉和考驗。如果三套班子都被打散，那時就不是我們力所能及的了，但情況總不至于到那樣吧？
楊書記說，這個想法是個創造，很有必要，那就這樣決定。你考慮一下，我也考慮一下，我們定下來就向地委報告。黑格爾的命題還有后一半，叫做“一切合理的都是現實的”，聯系眼前，你怎么理解呢？他說，雨不可能老是下，不下雨的因素會在暗中發展，最后雨止天晴，又是一種天空。這既是必然的，又是一個過程。用毛主席的《矛盾》論說，是舊的矛盾統一體將被新的矛盾統一體所取代，又開始新的矛盾運動。總的是“否定之否定”。到下一個發展變化來到時，前一個階段作為曾經存在過的，有的完全消亡，有的作為基礎和有關因素留了下來。
楊書記點頭說，對，應當用這個普遍原理來觀察一切事物。實際上就是時間這個東西厲害，凡是眼前的一切，都會過去的，下一個形態不會同于前一個形態。再過二十年，到我們退休時，黨會對我們說，你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搞好身體，長壽健康，也就是說，不要我們再管事了，我們管不動了，我們個人再了不起，也是要準備徹底滅亡的。
他們一起笑了起來。他握住楊書記的手，說，黨需要你這樣的人，你我現在還不能滅亡！楊書記反握了他一下，說，我們都要保重，來日方長！他們的手更緊地握在一起，眼睛都有點濕潤了。
楊書記說，朱市長電話里反映，目前北京的學校里是學生當家。他現在仍住在清華大學里，工作組撤銷后，他就沒有任何身份和工作任務了，但他也不敢擅自回來。目前清華大學的造反學生頭頭叫蒯大富，是從我們蘇北考進大學的。我把亭州情況簡單跟他說了，他說這相當于北京一個多月之前，他叫我們不要硬頂，總的要順著。我把我們“三天三夜”這個打算告訴他，他說原則上可以這樣，但要有靈活性。參考他的意見，我覺得我們常委會上決定的策略總的是可以的，只是那個階級斗爭現場不要擺得太過份，不能造成工人斗學生的局面。他說，行。嘴上這樣說，心中卻襲來一片陰影，好像自己又做錯了一件事情、又承擔起了一份有苦說不出的責任。
學生在中山塔面前的露天里那樣過夜，他也就不能安心回家去睡覺，夏天還不算完全過去，秋天剛剛才到，他就在身上蓋了一件衣服，躺在藤椅上，在一種極疲倦的狀態中睡了過去。好像只睡了一會兒，鳥叫聲就驚醒了他，清晨的金色陽光已經在窗玻璃上閃耀，預示著又一個大熱天的到來。學生靜坐的第二天開始了。意識到這一點，他一躍而起，他需要以飽滿的精神應對學生的“革命”。他拿了毛巾臉盆，到水池去洗臉。蜷縮在用幾張椅子拼起的“床”上的年輕的秘書，被他的腳步聲驚醒，迷迷糊糊地爬了起來，也拿了臉盆毛巾跟上了他。
秘書從后院到他家去給他拿早飯，趁著這時，他走到前面去，悄悄登上中山塔，從二樓窗戶邊上往下觀察，只見學生正從地上“起床”,有的一被驚醒就像自覺的戰士一樣站了起來，有的懵懂地懶懶的好像還以為是睡在家里。他們集合站隊，都清醒了，知道新的“戰斗的”一天開始了。在一個學生的指揮下，他們莊嚴而崇敬地合唱起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嗬兒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淚水在學生稚嫩的臉上流淌下來，旁邊圍觀的群眾有的也擦起了眼睛。他雖然有著反感，卻也禁不住產生一種感動。他抽身離開窗口，倚在墻上，心怦怦地跳，覺得受到一種極大的沖擊，也有一種極大的困惑。
他試著設身處地從學生的立場去想，學生會認為，即使郁平、劉鎮琛確有問題，這個逮捕也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感到一種政治上的壓抑。他們對照中央《十六條》，那上面明明寫著運動的“重點”并不是任何別人，更不是教師與學生，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并且還有報紙上刊載著的北京的情況，運動的方向應當反過來，是對著學校領導甚至市委領導，而不是對著群眾。所以他們認定學校里前一階段的“橫掃”是違背了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學校黨組織、工作組，以至于市委，都沒有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是相反，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和糾正。他們為自己能在現實中有這樣的識別能力而感到了不起。他們為能起來參加直接與己有關、同時又遙遙與中央有關的政治斗爭，而感到新鮮和激動。他們想不到運動就這樣把他們卷進來了，而且他們是“站在毛主席這一邊”的！他們憑著這樣高度的政治覺悟、高昂的政治熱情，來跟市委“斗爭”，而不怕指責他們是“反黨”，這是他們勇敢正確的“革命行動”，可市委不但看不到這一點，卻把大門關了，讓他們在露天里過了一夜，這豈不令人傷心和憤怒？但毛主席教導說“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所以他們正在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革命的大風大浪”中得到鍛煉。他們想不到在這和平年代還能親身“參加革命”，心中真是無比珍惜，一定要讓自己做一回真正的革命者。當他們唱著《東方紅》時，他們好像在向毛主席匯報和表示決心呢，覺得自己一下子跟毛主席息息相通了，覺得能這樣親身經歷毛主席直接領導的偉大斗爭，真是太有意義太值得了。亭州雖小，醫校的事情更小，但這場靜坐的意義就可以是這樣大。他們是一定要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的，不得到勝利，就不可能回校。他們將迫使市委處理他們的校長，而不管他們的校長可能在其他方面多么優秀多么無可挑剔，因為這是“革命”，是顧不了那么多的，是“殘酷的”。他們甚至為自己能這樣堅定這樣“殘酷”而自豪呢！
在歷史上，“驅逐校長”本來就是學生運動的顯著內容。毛主席本人在青年時代就這樣鬧過，許多革命者在學生時代都有這種類似的表現而傳為佳話。學生時代就能這樣“鬧革命”是很了不起的，相反，埋頭于書本的學生，往往沒有什么大出息，甚至是不革命的以至于是反革命的。小說和電影《青春之歌》不就是寫了這樣一個大學生于永澤嗎？于永澤崇拜胡適，一心讀書做學問，反對林道靜參加學生運動，而終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林道靜才是青年人學習的榜樣，勇敢鬧革命才是青春之歌。
中山塔外面這些學生的思路，大體就是這樣，以至于人們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爭的事情警告他們，也好像沒有說服力，不能改變他們。如果用我們遠謀深慮所想到的一切看他們，他們就是處在無知與黑暗之中。他們是不自覺地被一種狂熱和血氣控制住了。這真是感情上不可溝通、認識上不可調和、政治上勢不兩立。一切變得這樣不可思議！
但從另一方面說，他對這些學生娃娃也有著幾分敬意。他們確實是多年以來用革命的傳統精神教育而成的，能夠讓他們去完成任何艱巨的任務，比如，把他們送到越南前線去跟美國鬼子拼命，將是非常敢死的力量。可是，歷史不相信小知識分子的這種純潔和虔誠。在他已經有了自己冷靜的看法之后，在一種近于本能的感覺上，要他在“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受學生的純潔和虔誠的感染，跟他們站在一起，這決不可能。黨內的和國家的問題，要比學生所能想到的，復雜一千倍，而他，也不是沒有自己的看法！眼前事實說明，他不必，也不可以恨這些學生，這些學生只不過是趁勢而起罷了。所不能恨的當然不能去恨，而所可恨的是利用學生這種單純和虔誠來跟我們搞政治斗爭的人，包括學生中像史宏史家旺這樣個別的早熟的害群之馬。他雖然無法去計較所有這些學生，但他認為他絕不會饒恕史宏這樣個別的為頭的學生。
眼前的事情不能老是這樣對立著。總的看來，所發動的工人上街阻撓學生靜坐、找學生辯論，好像勢頭減弱，沒有能如他們設想的大規模地、連續不斷地進行下去。相反，據公安局報告，竟然有人署名“三布廠共青團員某某某”，寫了支持學生的大字報貼在大街上，其中還批評說市委不應當組織工人上街圍攻學生。這又是一個突破，是對市委前一階段布置下去、構筑起來的東西的一個突破。公安局對這張大字報已經拍照，也已經跟三布廠聯系過了，確有其人，今年二十歲，確實是共青團員，平時還是很要求進步的，大字報確實是他寫的和貼的。公安局請示他怎么處理？他反問說，你們看呢？公安局說，好像暫時不好處理。他說，那就先收在那兒，以后再說吧。擱下電話時，不知為何，他的手都有點發抖。這一情況，使他覺得自己在思想方法上犯了錯誤，他未免把所謂“工人階級”看得太好指揮了。他忽然還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工人為什么好像成了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而不得不尊重、不得不利用、不得不敬畏著似的？這難道不應當深長思之嗎？從創黨那時起，我們雖然總是成功地利用了這一點，把某種組織性教給了他們，但現在看來這也會有不利一面的。凡是我們曾經利用來對付敵人政權的東西，現在都應當反過來考慮考慮，因為我們現在變成了政權。
他走進傳達室，“文革”接待辦的兩名同志和衣而睡一夜，也起來了。這里和學生只隔著一道木板的小門，而且上班之后就要打開，如果學生硬要沖進市委，是不費事的，但學生還沒有這樣做，他們在史宏史家旺指揮下跟共產黨市委堅持“合法斗爭”呢。他關照兩個同志說，對學生還是這樣的方針：一是勸其回校，二是密切觀察。
回到樓上辦公室，就得到了一個好消息，是醫校工作組老張打來的電話，報告說，“醫校紅色保衛軍”將于兩小時之后成立，參加的學生人數占全校的大半，成立之后就到市委門口游行，表示對靜坐市委的反對。他關照說，我們對所有革命學生一視同仁，支持他們成立自己的革命組織，在運動中“獨立思考”，證明自己是革命的左派，但我們不插手，讓學生自己教育自己。那邊回答“是”，他擱下了電話。
政治斗爭，風波險惡，他的所有言行都必須謹慎。至今為止，他和醫校工作組長的通話，都是很策略的，假如工作組長背叛了他，也無法指控他與另一派學生有什么關系，現在，他所說的話都是《十六條》上有的，他沒有像《十六條》上所警告的“挑動學生斗爭學生”。
他拿起電話，跟各個學校的工作組長一一通話，了解到各學校對于醫校學生的靜坐都有了反應，都有學生準備表示支持，但也有學生表示反對。“戰斗隊”等各種名稱的學生組織正在紛紛成立，在學校里發表《成立宣言》，這些學生的觀點并不統一，圍繞著醫校靜坐這件事，大體上分為截然對立的兩派。原先以出身成份為標準、有領導地成立紅衛兵組織的一套，看來是全面地被沖破了。他一方面感到心驚，另一方面又為此“叫好”。心驚的是這樣發展下去不知會出現什么局面，“叫好”的是中山塔門口確實成了階級斗爭的一個中心現場，四周許多的“小匈牙利”正在被引發出來并且將被吸引到這個現場中來表演，這正是預期之中的。他對這些工作組長重復說的話就是，要讓學生“獨立思考”、自己教育自己，在運動中證明自己是跟著黨的革命左派。至于這番話里潛在性的話，他相信這些人是能從他的口聲里聽得出來的。
秘書來報告說，華興機械廠亭州電機廠黨委都有電話打來，說廠里出現了情況，少數工人可能會對學生表示支持。他指示說，密切注視，好言勸阻，工人要堅守生產崗位。他放下電話，眼前似乎看到全市的工人群眾都涌上街頭，整個局面已經無法掌握。工廠的工作要點雖然早已布置下去，但確實，誰也無法不讓青年工人像學生一樣充滿政治熱情。《十六條》說了，“廣大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這些話，對于工廠里的青年人，當然充滿了號召力，而那些青年工人的大多數，不久之前也都是學校里初中或高中的學生，由于種種原因不再升學，于是由勞動局招工安排，成了“工人階級”的一員，成了“工農兵”這個排列中，首屈一指的國家“主人”。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是寫在憲法上的我們這個國家的根本性質。他心中認為，這里面實際上含有許多混亂，很大而化之，有教條主義氣息，將來需要好好研究和對待！
雖然工人處在勞動第一線，雖然科室人員和領導干部的實際地位高于普通工人，但在思想意識上，工人作為一個整體，卻不言而喻更是工廠企業的“主人”。在理論上，從來也不會說廠長、經理、科長、車間主任、科技人員是工廠的主人，相反的是，要求他們尊重工人，與工人群眾相結合。這里存在著意識形態與實際情況之間的脫節，名與實之間不符。但人們一般抱著理解的心照不宣的態度存而不論。而在總體上，又似乎含糊地認為，只要是在廠里拿工資的人們，都屬于工人階級。讓生產第一線的工人有某種精神上的權力感和優越感，對于廠里的管理，也許是一種既抽象又具體的制約或輔佐，也讓工人這個群體有良好的自我感覺，有利于發揮積極因素和某種穩定，這種好處，卻也是事實。
毛主席把鞍鋼工人參加管理之類的經驗，命名為《鞍鋼憲法》，要讓全國貫徹，但至今并沒有真正在廠里得到貫徹，做起來真是談何容易。廠長、經理、科長、車間主任、技術員工程師這些人，怎么可能歡迎這個東西呢？誰不愿意高高在上啊。這是一個很難克服的矛盾，通在人性這個東西上。從事實來說，如果某個工人真的在生產管理上、技術創新上、生活待遇上，要求自己的“主人”的地位時，這個工人的非份之想就會遭到他的伙伴理所當然的疑問或譏笑了。所以這樣的工人，一般也很少有。這就說明絕大多數工人作為一個人有他正常的腦袋，是承認科長車間主任廠長技術員工程師在廠里實際的較高地位的，工人作為一個整體，也是能把自己限制在比較現實的范圍內的。就是說，是明白自身的兩面性的，既是主人，又不是主人。而現在鬧“文革”了，他們主人的一面正在被強調出來。他很不安地感覺到了這一點，作為一個問題而進一步在心中思考著。
其實，廠里工人寫領導的大字報，比學校里學生還早。華興機械廠油機車間的幾個工人在七月份就寫出了矛頭直指廠里社教工作隊的大字報。結果是反過來被工作隊發動群眾把他們壓了下去。市委專門召開了全市工作會議，讓華興機械廠社教工作隊做了經驗介紹，談“出現反動大字報怎么辦”的問題。現在，在昭陽中學和醫校的影響下，工人又蠢動起來了。
我們的社會主義工廠，是管理人員和工人組成的一個微妙的對立統一體，工廠的一切，就在其中運行，好丑成敗，除了生產上的諸多因素，也就在于對這一矛盾的理解和調節。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工廠，就是一個小社會；一個好的廠長，也稱得上是一個政治家。我們在廠里配置了黨委書記，配置了工會主席，是要求他們分擔廠長在政治方面的工作任務。但書記與廠長又常會鬧不和，而工會主席則不起多大作用。所以有的廠干脆是書記廠長“一肩挑”，但適合的人材，卻是不多，制度上也沒有明確，甚至一時“左”、一時右，莫衷一是。這是我們頭疼的一個問題。如果是資本家的工廠，就不會有這些問題，那只是勞資關系罷了，資本家聘用經理來實行管理，聘用相關的技術人材，以贏利為一切的核心，跟政治分開，跟黨和國家隔開了距離，也不存在工人是國家主人公這種夸張的說法了。社會主義好像反而把事情弄復雜了，在生產關系的方面，到底是不是優越呢？值得思考。
想到工人會像學生這樣“起來”，作為分管著本市“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人，他心里真是如同《十六條》上說的有點“怕”，感到些“軟弱無能”，血液里頓時抽掉了什么成份似的。可他一貫不是一個喜歡“怕”什么的人，也從不愿意自己“處于軟弱無能的地位”。他不禁繼續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是這樣讓工人認為自己是工廠的、社會的、國家的主人，對工廠、社會、國家較為有利？還是讓工人認為自己只不過是在廠里做工掙錢的人，對工廠、社會、國家較為有利？也就是說，哪種情況之下，工廠更為興旺發達、社會國家更為安全穩定、干部也要好當一些？
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多的人口，確實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在“工農聯盟”這一方針下，才出現了如此空前的統一團結，感到有著一個共同的意志和光明的前途，國家就像一個大家庭似的過著日子，天安門作為這一象征而成了全國人民仰望的中心，這是國家在政治上穩定強大的表現。但眼前情況是，連一個普通的渺小的中學生和車間里的工人，也都可以來跟市委指手劃腳，甚至評議中央內部的事情，國家這時是不是還很穩定強大呢？是不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呢？這個問號大約也是值得提出來的。任何國家都不會鼓勵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和行為，不能讓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力有這么膨脹。共產黨的國家也不應當例外吧？
毛主席說過，要造成一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作為理想境界，這是美好的，作為要求，這也是對的，若沒有這個要求和標準，或離開這個標準和要求，是不好的。但在實際中，這也是最難做到的事情。眼下這樣大的政治運動本身，就很難照那樣的要求與標準去掌握。無論是楊書記和他，也無論是這些青年的人們，都面對著這一課題或難題。比如，昭陽中學的學生那樣搞倒了他們的校長和教育局長，就不能算是符合這一要求和標準。現在醫校的學生又要來這樣做，不答應他們就不行，這也不能算是符合這一要求和標準。可是，正是毛主席要這些青年人這樣做的，好像一定要弄得天下大亂才行，這與那個要求和標準豈不矛盾？但毛主席說：這是孫行者大鬧天宮，這是讓小鬼斗閻王！誰能跟毛主席去說個“不”字啊？
可是，曹家駿、李寶安，還有王淮興，就是眼前在我們亭州為此而付出的代價，他們已經“經過去”或將要“經過去”，就像要打到地獄里去一樣，到底后事如何，也很難說。另一面呢，我們心里準備著跟這些青年人“秋后算帳”，到時也會有好藥搽他們的頭。不可能把我們像竹筒里的黃豆“嘩啦”一下倒掉，而用學生工人來代替我們，這也是寫在《十六條》上的。他們那一面現在鬧得兇，但他們好像就沒有考慮到他們將可能付出的代價，或者自以為能避免付出這樣的代價。孫猴子最后為什么要被鎮到五行山下五百年才有出頭之日呢？如果一定要讓小鬼斗閻王，最后吃虧的，將是小鬼！因為閻王最后還是閻王，閻王老爺是談不上什么寬洪大量的。這樣一想，他又體會到自己那種堅強而有把握的感覺。
綜合各種情勢，想到朱大明跟楊書記的通話，他決定，從“三天三夜”里去掉一夜，把那個不得不“讓步”的日子，定在第三天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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