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炮打走資派

傍晚的時候，工商聯門口開始發生騷動。那門口本來就是大街人流最多的地方，左右和對面是茶葉店、鐘表店、副食品商店、醫藥店、綢布店、飯店，可稱亭州大街的繁華段，自從門口掛上“主力軍糾察隊”的牌子，與同一條街南邊繁華段的工人文化宮“主力軍總部”遙相呼應，當中還要加上“主力軍文化支隊”掌握的亭州劇場，形成三角形態勢，控制了作為亭州最主要街道的“天福街”，一般所說“上了大街”，就是指上了這條街。工商聯是古代鹽司衙門所在地，后面深巷通往北城河，巷子里有個“管王廟”，供奉著管子，以紀念古代鹽稅創始人管仲。這條街，加上市委門口的中山塔小廣場，再加上市委東邊不遠處的小校場，“文革”以來成了人們發表演講、展示力量和互相對峙的政治舞臺。大街兩邊凡有墻壁之處，也就成了大字報、大標語最集中的地方，人們每天從這些墻壁上獲知本地的運動情況，以及偶爾有好事者所轉抄的來自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大字報之類。　　

情況先是有兩個小學生女孩，指著“主力軍糾察隊”的兩個隊員，說，他們是保皇派。其中一個小女孩就被打了嘴巴子，她們揪住這兩個人不放。于是旁邊就有人上來，指責這兩個隊員打人家小學生，爭吵起來。群眾中有人說，你們就是保皇派。其中一個隊員說，我們是保毛主席的皇。這句話被群眾認為有問題，就辯論起來。越聚越多的人就像一個漩渦往“天福綢布店”那兒漩去，這樣就較為遠離工商聯。“主力軍”的這兩名人員就被人們讓他們站到高凳上，四周盡是責問和批判，也就是說，受到了圍攻。　　

“主力軍糾察隊”聞訊出動，據說許多是肉類加工廠的屠宰工人，正是“尹司令”直管的實力，不可阻擋，不但一下子沖開了“天福綢布店”門口的人群，救走了那二人，而且在糾纏之中抓走了“工紅”方面的六個工人學生。人們就涌堵到工商聯門口，叫嚷要“主力軍”放人。外面的人們越來越多，情緒高漲。　　

他在市委里得知情況，感到事態的發展正與貫徹中央《十條》相反，他的一切努力，都不過是瞎子點燈白費蠟，而且上海的人一回來，情況還要更復雜，不由得一陣灰心。如何能消弭這一緊張事態，卻是火燒眉毛眼前急。如果派人到現場去，不但派不進去，恐怕也無濟于事，還可能會火上澆油，也難保去勸說的人在沖突中不會受到傷害。需要立即跟雙方的頭頭說到話，能立即聯系上的，卻只有“主力軍”。他就讓辦公室打電話到工商聯去，讓“主力軍糾察隊”克制，一是如果確實抓有群眾，包括以前抓的、現在抓的，要立即無條件統統放出去，不準繼續扣留，二是里面的全體人員要想辦法撤出，工商聯里不留一人，三是如果無法撤出，就守在里面，不要往外沖，等待市委協調處理。得到的回答是，大門已經被沖開，二道門是古代的兩扇大門，又厚又重，平時不曾用過，現在頂了用場，已經上了閂門杠，一時打不進來。“工紅”已經封鎖了工商聯后門，連屋頂上都有了人，里面的人既放不出去也撤不出去。　　

他想了一下，要親自到青年中學去一趟，只有到那里去找陳安國這些“工紅”頭頭，讓他們出面做工作，以疏散工商聯門口的人群。但他被身邊的人攔住，結果是讓“文革辦”的王科長去了。過了一會兒，工商聯那邊的電話打不通了，情況顯得更為緊張起來。但他卻接到了洪局長的電話。他問洪局長這會兒在哪里，回答說是在煤碳公司。他問，工商聯那里的情況你知道嗎？洪局長說，我們已經曉得了，書記你說現在怎么辦？他說已經派人去找“工紅”頭頭，讓他們到工商聯門口動員群眾離開。洪局長說，不會答應的，要不然就會向市委提出無理要求。他問洪局長，你們怎么打算？洪局長說，沒有辦法，順其自然，從某種意義上說，事態擴大了也好。對這最后一句話，他不能認同，但也不便于在電話里批評，他問，這一夜里面怎么過？天冷啊。洪局長說，里面有足夠的儲備干糧，有一百多條被子，他們可以輪流睡一會，其實哪里能睡得成？捱到天亮就好辦了。他忍著心頭惱火，說，好吧。擱下了電話。他看著窗外的夜空，是的，不管用什么辦法，也已經急不起來，需要等到明天。也許，夜深以后，工商聯門口的人會自動散去，屋頂上的、后門口的人也會自行撤走，里面的人就好出來。　　

派到青年中學去找“工紅”頭頭的王科長回來了，報告說，青年中學里是有一些工人，但他們不知道陳安國這些頭頭在哪里。他嘆口氣，點點頭，說，大家晚飯還沒有吃，情況都基本清楚了，暫時也沒有辦法可想，除了值班的，都回家去吧，我也回宿舍，明天再說。他對負責安全的公安局牛副局長原則地布置了幾句，就回宿舍而去，至于工商聯門口和工商聯里面，也就只有如老洪所言，順其自然，其實也就是聽之任之了。　　

這邊才下心頭，那邊又上心頭。辦公室電話打到他宿舍說，接到宗市長從龍窩口碼頭打來的電話，說他和老魏、老李被“主力軍”一些人強行帶走，已經到了龍窩口，馬上就要乘江輪到上海去。他一聽，真是吃驚不小，問，他們到上海去做什么？辦公室秘書說，是“主力軍”強行帶著三個常委到華東局去評理。他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即感到事態真是突然之間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嚴重。他問，“主力軍”為什么要這樣做？辦公室秘書沉默，回答不出來。是的，這個問題秘書無法回答。　　

他草草地吃了，丟下飯碗就到辦公室去，坐下來一支接一支的抽煙。現在，工商聯那里對峙著混亂著，市委五個常委有三個被“主力軍”挾持赴華東局“告狀”，而到華東局“告狀”成功的“工紅”方面馬上就要帶著三條、六條凱旋而回，亭州的局面只有他和老黃兩個人來應付了。“主力軍”挾持三個常委到華東局去的意圖是什么？他們要開“控訴大會”和沖擊青年中學的原計劃改變了沒有？嘴說要貫徹中央《十條》，其實倒越走越遠了。想到此，心中一團亂麻，腦袋一陣暈眩，呼吸也困難起來。他倒在椅子上。他按動了警鈴，秘書聞聲而至，他說，送我上醫院，不要驚動。秘書連忙去處理，不一會，兩個人上樓來扶他下樓，上了一輛三輪車，上面有兩條被單。他們把他扶上車，弄好了，送到醫院去。　　

進了病房，醫生來看了，立即就給掛水。掛著水，公安局的老湯老牛，還有常委老黃，都來了。他把情況給他們做了通報，他們沉默。他問工商聯那里情況如何？他們說，現在外面的不往里攻了，里外對峙著。看來雙方都在醞釀，明天上午一定會有一場惡戰。　　

他大嘆一聲，說，無能為力啊。　　

老湯說，醫生說了，楊書記需要休息。我看不能呆在這里了，要轉移到外地去。　　

他說，我不能走。現在家里只剩兩個常委了。　　

他叫他們沉住氣，回家好好休息，準備應付明天的局面。正好王雪來了，他們就暫且告辭。他對王雪說，我有數，身體沒有事，只是一時著急，血壓陡然升高了一些。王雪說，情況不激烈，還能稱“史無前例”嗎？工商聯里把抓的幾個人放了，不就沒事了？為什么不放人？而且還有兩個小學生！他痛苦地呻吟了一聲，搖搖手，讓王雪別說了。王雪也就不說，給他削了一個大蘋果，一片一片的浸在熱水碗里，看著他吃了，說，你就在這里好好睡一覺，明天看看身體能不能恢復。他叮囑王雪把兒子看好，就催著王雪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他覺得身體恢復了，跟護士說了一聲，就出了醫院，在街上買了兩個熱燒餅吃著，從小巷里到達市委，進了辦公室。情況也就立即向他匯攏。　　

因為京口發生大規模武斗，劉克成那些人被耽擱過江幾個小時，回到亭州已經半夜，不曾有什么動向。程主任是跟他們一同回來的，早上還沒有來上班。問起工商聯門口情況，秘書說，夜里沒有發生什么事，這會兒門口人員逐漸增多。工商聯里面的人還在里面。問到被“主力軍”帶到上海去的宗市長他們有無消息，秘書說，不曾有電話打來，早上這邊電話打過去，打不到，旅館說那些人一早起都走了。他點點頭，坐下來喝茶。　　

不一會，老黃來了，老程來了，公安局老湯老牛也來了。亭州的能負責的人，好像就剩了這么幾個，看著心中不禁凄然。也就不拘什么級別了，就這幾個人坐下來討論當前形勢。　　

老黃說，焦點還是集中在工商聯，要盡快消除那里兩軍對峙的狀態，要不然，勢態一定會擴大。關鍵是里面要盡快把人放出來，把兩個小學生小女孩，關在里面一夜，引起群眾關注，都聚集在大門口是很自然的。劉克成從北京上海轉了一大圈，并且帶著中央文革三條、華東局六條的有理票子，“工紅”方面上午一定會有行動，群眾也會推動他們支持他們采取行動。另一方面，我們對“主力軍”方面本來還是有數的，從昨天起，可以說，突然沒數了，因為他們一些人擅自帶著三個常委離開亭州，說是到華東局評理去。加上工商聯的情況，我們不知道他們要干什么，他們是不是有自己的一套什么計劃？這是很嚴重的事情。一頭是“工紅”，一頭是“主力軍”，現在好像是決戰的時候到了。中央《十條》剛剛下來沒有幾天，前天楊書記召開了兩個會議，正在布署貫徹，面對兩派這一情況，怎樣貫徹中央精神，是我們眼前的現實。　　

老黃這么一說，啟發了他，使他想起中央《十條》上的一句話，“工人組織之間，彼此有意見，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進行討論，不要被壞人利用，不要造成對抗的形勢。堅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動手打人。”這些話說得完全對，現實正需要照這樣的指示去辦，工作就應當從宣傳中央文件做起。他把手往桌子一拍，說，黃部長說得對，分析得有道理，但是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中央文件的有力武器，來進行當前的工作，要帶著中央《十條》到現場去做宣傳。　　

老黃說，工商聯那邊我去！他問，你去了怎么做？說什么？老黃正要說，卻見辦公室副主任兼機要科長捧著收音機進來，說，中央社論！屋子里一下子寂靜無聲，只聽見中央廣播電臺的播音員以一種莊重嚴肅沉穩的聲音重復說著“現在播送《紅旗》雜志第十五期社論《奪取新的勝利》！”　　

“規模巨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沖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礙，向著更深入、更廣闊的方向發展。目前形勢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廣大的革命工人群眾起來投入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大家凝神屏氣聽著，這顯然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社論，反映著全國的情況，代表著毛主席黨中央的態度，指引著運動的方向，而運動即使在亭州也顯然到了一種緊要關頭。根據社論，他心里對亭州形勢將出現什么戲劇性變化已經有了大致的判斷，但他不能說出來，也無力阻擋和扭轉，似乎倒有一種感慨和歡喜。　　

社論播送結束，在座聽的人們都默不作聲。他緩緩抽著煙，說，等下午報紙來了，我們再組織學習、討論。老黃你說，你打算如何做工作？老黃說，中央社論下來了，情況可能瞬息萬變，剛才想好的一套可能不一定管用了。　　

他問，你剛才想好了哪一套？老黃說，我打算舉著一個牌子到現場去，牌子上寫一段中央《十條》上的話，“工人組織之間，彼此有意見，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進行討論，不要被壞人利用，不要造成對抗的形勢。堅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動手打人。”我就站在這塊牌子旁邊，對群眾作演講，勸說他們停止對里面的進攻，有問題可以到市委來談。　　

他舉起手，往桌上一拍，說，你立即就這樣去做！辦公室馬上把這塊牌子做起來，就用硬骨紙貼上白紙，工工整整寫上這句話就行了，寫到“不要造成對抗的形勢”。另外再做一塊牌子，剛才社論里好像這樣說的：“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們要聽毛主席的話，堅決按照毛主席的這個指示辦事。”你們拿錄音核對一下，就寫這個。這樣的兩塊牌子，黃部長去，要走在當中，再跟去兩個人，一邊一個，用手舉著標語牌，需要有這個莊嚴的形式，形式這時候很重要，為這個內容服務。我們的工作不管怎么做，都要從宣傳中央指示開始，要相信只有這個方法管用。　　

老黃離開后，他問公安局長老湯，現場怎么樣？老湯說，書記放心，凡是這種場合該做的我都做了，另外我們也布置各街道居委會派人到現場認人，看看有哪些人比較活躍。對這樣的老一套，他心里有些不以為然，但他點頭表示認可，說，你關照一下有關同志，注意黃部長的安全。老湯立即起身而去。　　

這時“文革辦”打來電話報告，“工紅”在市委門口刷了兩條大標語：熱烈歡呼《紅旗》雜志第十五期社論發表，奪取新的勝利！緊跟毛主席黨中央，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　　

人們不覺互相看了一眼，心想造反派跟得真緊。他問，大家有什么要說的？都說沒有。他說，那就有事再碰頭。公安局的牛副局長進來，請示他：外面很亂，書記要不要轉移一個地方？他回答說：現在不能轉移。　　

人們都散了，他坐下來，抽著煙，沉重地思考起來。他從抽屜里取出黨中央5月16日《通知》來，覺得需要再加以學習領會。這個重要文件，他沒有讓自己違反規定向王雪透露過一點點。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段用黑體標出的話上：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鉆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么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么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斗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絲毫談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斗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么平等的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而不能是什么別的關系，例如所謂平等關系、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系、仁義道德關系等等。　　

《通知》的第四條是批判彭真說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主席就在后面寫了這么一大段。他其實已經多次閱讀，力求深刻理解，但總覺得只能從歷史上來理解，如果從眼前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來理解，就有東西“隔”著，最主要的是很難拿彭真這樣的人，還有目前已經心照不宣的那個大人物，去對號入座。他甚至暗想：毛主席是不是把問題說得太嚴重了？這些人可都是從前的得力輔佐呀！可是，毛主席的口氣是這樣嚴厲，對問題是提到了這樣的高度，話是說得這樣的徹底，有著鐵一樣的邏輯性和重要性，這又怎么理解？思想真是遠遠跟不上毛主席。　　

他讀著這段話，感到好像是來自天上的隆隆雷聲一樣。也許，正如王雪說的那樣，我們要到幾十年后才能領會得深一些？或許，“靠邊站”的那些顯赫人物自己倒是理解的，只是他們不可能點頭承認。使人郁悶的是，這種思慮，卻很難有能夠談談的人，即使跟王雪也不能真正深談，是他聽王雪說得多，他自己說得少，而且總是要勸王雪在外面謹慎言談，真是應了“明哲保身”這句老話。　　

運動雖然是中央號召、發動的，也就是說有一定人為性，我們有時會當作只不過是反修防修的一場“演習”，但事實上情況越來越真，運動越來越顯示出自身有一定規律性，上層的重大分歧、社會的普遍矛盾，都是真實存在的。小小亭州發生的事情，竟然越來越及時地就跟中央文件、中央社論對得上號，真是令人不勝驚訝。而劉克成這些工人，上北京、到華東局，很自信地把自己跟全國聯系在一起，就像一條不起眼的波浪理所當然地把自己跟整個潮流聯系在一起一樣。真有點匪夷所思。眼前兩派群眾的斗爭，好像已經“你死我活”，這個“你死我活”，也好像就是《通知》上說的“你死我活”的一種反映。從理論上說，黨內斗爭是社會矛盾的反映，但同時相應地，黨內一旦發生了斗爭，社會也就會有劇烈的響應。　　

《通知》還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這句話也是用黑體標出的。他好像這才前所未有第一次看到一樣，打了一個寒顫。難怪全國運動都如火如荼，像大火一樣上下全面燒了起來，難怪就連小小亭州的兩派群眾也這樣斗得“你死我活”。　　

雖然群眾不曉得有這個《通知》，但《十六條》已經體現了《通知》的精神，中央一系列社論實際上不斷宣傳著《通知》的精神。群眾中的那些骨干分子，如史宏、劉克成、陳安國、張大同這些人，好像是特別心領神會的，他們起著帶頭作用。而像北京的譚力夫、赤兵那些青年人，也心領神會，只不過是從另一個方面作出了強烈反應和堅決的抵抗。這些出身高貴的青年，家庭不一般，可能有機會看到《通知》，并且對上層的情況，對這場運動，會有特別的了解與認識，而跟基層的普通群眾不同……他有點心驚膽顫地把《通知》收進抽屜，好像不敢再看……　　

小宗靜一頭闖了進來，神情重大，叫了一聲“楊伯伯”，就把一份東西送到他面前，而后不聲不響地在一旁坐了下來，捧著腦袋，就像上次給他看北京傳單時那樣心事重重。他拿起那份東西，只見一些不能算是陌生，卻是不可思議的詞句，像芒刺一樣，一句一句扎進眼中：　　

“中央，北京黨政軍干部子弟（女）聯合行動委員會通知……堅決徹底全面干凈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兩個主席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締一切專制制度，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保證民主集中制在黨的生活中得到堅決的貫徹，保證中央各級黨委、委員的生命安全……堅決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所產生的各級反動造反組織……號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忠于馬列主義和一九六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我們一定要英勇、忠實、干練、堅貞、艱苦耐心地做好各種工作，迎接大反攻戰機的到來……”　　

他努力鎮靜著，問，靜兒，這是哪里來的？有什么情況？小宗靜說，一個同學給我的，說我可以志愿參加這個組織，我不懂，我害怕。　　

他說，你來告訴楊伯伯，是對的，你不要參加。這個聯動委員會，我不知道，從他們發出的這份《通知》看，他們是很錯誤、很危險的。你知道這個“聯動”目前在亭州已經發展了多少人？小宗靜搖頭說，我不知道，這個同學告訴我，在我們亭州，第一批先發展縣團級子女，第二批是科局級子女，很嚴格。　　

他問這個同學是誰？小宗靜很抱歉地跟他搖頭，不肯說。　　

他點頭，說，你不想說就不要說，但你要負責轉告這個同學，把我的態度告訴他，讓他不要在亭州發展這個組織，讓他拒絕執行這個任務，我明確地說，這樣的組織是非法的，是很錯誤的。　　

小宗靜點點頭。他很想問，你宗真哥哥、建國哥哥，有沒有人去發展他們？但考慮到不能給小宗靜增添心理壓力，也就不問了。　　

他嘆一口氣，說，靜兒，你們雖然是中學生了，但在政治上還是小孩子，很多事情，你們不懂，你今天來問我，是對的，以后碰到這一類事情，也不要自己作決定，要回來問父母、問長輩的人，好嗎？小宗靜點了頭。　　

他問，你宗真哥哥在家里畫兒畫得怎么樣了？小宗靜臉上春花一樣綻出笑容來，說，畫得很好了，老先生說他有靈氣呢！　　

他也笑了起來，你也可以跟在宗真后面畫著玩玩嘛，在家里多呆呆，自己唱唱歌，帶著小妹妹，少到外面去跑，現在情況很復雜。　　

小宗靜的頭又沉重地低下去，忽然抬頭問，楊伯伯，我們為什么就錯了？我們為什么就成了保守派？《紅旗》雜志第十五期社論一播送，我們學校“紅色保衛軍”就不行了，許多人退出，跑去參加“紅旗兵團”，就連小琴，也跑過去了。她本來是“紅旗兵團”的，后來退出“紅旗”，加入我們“紅色保衛軍”，現在又退出我們，加入到那一邊去了，還在操場上發表演講，在全校出了名，影響可大啦。　　

他問，小琴是誰呀？宗靜說，她爸是手工業局馮局長。可“紅旗兵團”那邊明明是反黨的，把曹校長都逼死了，怎么倒成了正確路線！我現在才知道，什么是“很不理解”，原來是這樣，當然很不理解了！　　

他覺得這個問題不太好回答，他說，我剛才不是說了嘛，現在情況很復雜，大家都不愿意當保守派，這是好事情，但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一股什么潮流來了，多數人會跟著跑過去，你也可以站到一個高處去觀望觀望，毛主席的詩句說，“觀魚勝過富春江”嘛。作為一個學生，沒有必要讓自己有心理負擔，有很多事情不要著急，要有長遠眼光，事物是發展變化的，有可能變成什么樣子，誰也不一定說得準。假如有一天會變得很符合你的想法，那時你也不要過份高興，還是要有“一分為二”的思想，對不對？　　

小宗靜勉強破顏一笑。他繼續說，但是，在目前，你作為市委領導家里的孩子，最好呆在家里，在家里也一樣可以關心國家大事，由于干部子女的特殊身份，如果基本不到外面參加活動，對外面的事情不表示態度，暫時來說，我看也是可以的，你說行不行？能做到嗎？　　

小宗靜勉強地點了頭。他多么愿意跟小宗靜輕松地閑聊閑聊，但心中掛念著工商聯那邊，就把小宗靜勸了出去。那份材料，他留了下來。　　

時間已到中午，辦公室讓機關食堂給大家送來了簡單的飯菜，三扒兩咽的應付了過去。正想著老黃，老黃在他的辦公室門口出現了，樣子狼狽，上身棉衣扯破，露出白生生的棉花來。他忙站起，讓老黃坐下，老黃說，我趕快匯報情況。他讓老黃別忙說，先到自己辦公室去把飯吃掉，換件衣服，等會兒把大家召集起來，一起研究。　　

集中了辦公室的一些同志到小會議室，老黃說，我們到工商聯去時，大街上滿是人，我和兩個同志往前走都有困難。我們舉著兩個標語牌，向工商聯門口接近，人越來越多，好不容易擠到大門口，那里正在撞擊二道門，傳出“嘭、嘭”的巨響。我們叫著“停止！停止！”但就在那一霎之間，二道門撞倒了，眾人“嗡”的一聲往后一退，那兩扇又厚又沉的木頭門連在一起，慢慢向里倒了下去，“轟”一聲落地，只見里面的人驚惶往里跑，外面的人喊著“沖啊”潮水一樣涌進，我們就像漂浮了一樣身不由己隨潮而進。里面亂成一團，只聽得一片“救人！找孩子！打老保！”的叫聲，發生著糾纏和打斗，又聽得說“老保從后門跑了！”人流往里沖，后面的人像潮水一樣不斷往里涌。　　

我站到墻邊花壇上，說著“工人同志們，我們是代表市委來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防一個工人虎狼似的一把將我拉了下來，手指摳住口袋，棉衣一下子就被扯破了。突然里面傳出一片歡呼，許多人擁著、攙著十幾個人，說是“找到了找到了，趕快送醫院！”這些人就是被“主力軍糾察隊”先后抓進來的，其中有工人，也有學生，看上去確實吃過苦頭，其中有人身體是有些不支了，而兩個小學生女孩也找到了，很可憐地哭著，一窩蜂往大門口送去。接著又有幾個人被攙出來，也有臉上流著血的。人們嚷著“我們的傷員！被老保打傷了！快送醫院！”又一窩蜂送走。有人呼起口號來，“打倒走資派！打倒保皇派！”　　

這時里面又有一些人走出來，只聽得亂嚷著“搜到反動證據了！”人們給他們讓路。當中簇擁著兩個工人，手上捧著的是金條、金元寶、銀元之類的東西，卻向我們走來，當中的工人說，我是運輸公司的，我叫鄭林，這是我們從里面搜出來的，有國民黨的旗子，有國民黨的公章，還有這些金銀財寶，你們是市委來的，交給你們。　　

我一見那些東西，也有些觸目驚心，從未見過，但馬上想到工商聯里有這些東西也不奇怪，因為有幾個民主黨派的辦公室就設在里面，他們會有自己特殊的不為人知的工作。于是說，我們是來宣傳中央精神的，工商聯的這些東西你們幾個人負責送到市委“文革辦”去。正說著，突然有人高叫“老保大隊人馬來了！趕快往外沖啊！”人群大亂，一齊喊著“沖啊！”掉頭往大門那里涌去。也把那幾個工人裹挾而去。　　

一霎之間工商聯里全空了，只剩下我們三個人，只見大門那邊確實涌進了“主力軍”的大隊人馬，都一式戴著“主力軍”袖章。這時我一眼看到了總工會的劉誠，而老劉也看到了我們。老劉走上來握手，說，讓你們吃苦了。我覺得老劉率領“主力軍”沖過來是很失策的，就說，老劉，里面的人跑就跑了，你怎么又帶人打得來呢？這下子誰是誰非能說得清嗎？老劉無話回答，這時一群“主力軍糾察隊”亂嚷著，從外面扭送進來十多人，往里送去，最后二人卻押到我們面前。正是叫鄭林的工人。“糾察隊”說，抓住反革命分子了！旁邊的糾察隊員呈上繳獲的東西，是他已經見過的旗子公章和金銀財寶。鄭林說，你們血口噴人！我們是去交公的，市委的人可以做證明！我忙說，這事情我們曉得，是我們叫他們去交公的。鄭林大叫著說，東西交給你們了，我們不負責了！“糾察隊”把他們往里推，他們掙扎說，你們干什么？還想抓人嗎？有什么權利抓人？我說，老劉，不要抓人關人。“糾察隊”說，讓他們交待了情況就放！說著仍把這兩個人推了進去，老劉也不勸阻。　　

我對老劉說，我是代表市委前來制止武斗的，工作沒有做得下來，這里你要妥善做好工作，不要再關人，更不能打人。正說著，“主力軍”的人嚷著“讓開讓開”，從里面攙出好幾個傷員來，臉上也都流血，顯然是在剛才的武斗中受了傷。老劉指揮著說，快送醫院！我就帶著兩個隨行同志舉著那兩塊標語牌離開了工商聯。　　

一出工商聯，就覺得大街上氣氛不對，商店都關了門，隔不多遠就有一些“主力軍糾察隊”的人，好像是設卡戒嚴了一樣，街上空蕩蕩，已經很少看到別的群眾。從工商聯到市委，一路上看到有群眾被“主力軍”押解著，像抓到戰俘或犯人一樣，說“捉到造反頭頭了”。我們一路走來不斷受到盤問，聽我們說是市委的，就解釋說，因為你們沒有戴我們的袖章，所以要問一下。后來看到一大隊農民打著“同盟軍”的大旗，高呼著“堅決鎮壓反革命！保衛市委！”的口號，走了過去。至于“工紅”方面的人現在到哪里去了，是打散了呢，還是會有新的行動，這就不得而知。　　

但偏偏還有人“轟隆隆”開著一部壓路機而來，開壓路機的小伙子傻乎乎笑嘻嘻的。這時只見十幾個“主力軍”隊員圍上去，喝令停下，一把揪下那個駕駛員，拳打腳踢，奪下壓路機鑰匙，有人到壓路機上去破壞了一下，說，開不起來了。我們上前，說，不要打他，有話好好問。“主力軍”隊員問我們是什么人，我說，我們是市委的。“主力軍”隊員說，這是“工反”派來的壓路機，想壓我們，造成流血事件。我問那小伙子，你是哪里的？哪里的壓路機？開到這里來做什么？小伙子說，我叫馬小陽，城建局的，到稻河路有壓路任務。“主力軍”隊員說，不要相信他！送到糾察隊去審問！就把馬小陽推推搡搡抓走了。　　

老黃說過之后，會議室里沉默無聲。他劃火柴，點起一支煙。那火柴盒一面印有“京口火柴”四字，一面印有《水滸》英雄人物。他想，劉克成這會兒在哪里？做什么？從華東局回來，好像還沒有正式出手嘛。眼前的情況，已經讓市委覺得束手無策，他們再出來從另一方面鬧一下，那怎么得了？而他們一定是要出來的。他不禁想到了“失控”二字，心中一陣虛弱。老宗老魏老李三個常委這會兒仍在上海，家中發生這樣大的事情，常委竟然這樣缺席五分之三，市委連常委會也開不起來了，還何談開展工作？　　

正沉悶著，消息傳來說，“主力軍”沖了青年中學，打跑了里面“工紅”的人，把前天被“工紅”從“主力軍總部”搶走的物資搶回了工人文化宮，從青年中學抓了十幾個“工紅”的人，都押到亭州劇場去了。　　

這正是老尹老洪他們計劃中的，而老劉在實行。他仿佛看到老尹他們正在很得意的笑呢。這些頭腦發昏的、不聽市委勸說的人！　　

他說，三個常委不在家，常委會也沒法開，大家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堅守自己的崗位去吧。　　

他一支接著一支的抽煙，他想他應當把老尹老洪叫來，痛加訓斥！可是他不能這樣做，他們在亭州樹大根深，都是強有力的人物。現在他對他們的一盤棋還看不清楚。把三個常委弄到上海去，說明著他們的計劃大得很。三個常委究竟真的是被挾持而去的，還是骨里配合默契以至串通一氣而去的，這也要想得復雜一些。不簡單哪，這些人！他不由得打一個寒噤，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之感。　　

老黃進來，說，楊書記，這樣下去不行，我讓辦公室跟地委聯系，作了報告，地委認為要他們回來；辦公室用電話找到宗市長他們了，你是不是去跟他們通個話。　　

他起身，跟老黃到辦公室去，跟老宗通到了話。問候他們在上海的情況，老宗說，我們三個人這樣被弄出來，也急，但是“主力軍”到上海來的人有一百多個，而且還在增加，我們走不了，他們要弄我們到華東局去評理。華東局到現在還不曾有人出來接見我們。他問，他們要評什么理？老宗說，“工紅”沖了工人文化宮呀，搶劫了“主力軍”的“文革”物資，打了人，另外還有搶奪、燒毀檔案機密材料，他們說“工紅”是牛鬼蛇神翻天，說我們市委軟弱……。聽到這里，他有點聽不下去，說，這個理在華東局評不到好，華東局已經有六條給了“工紅”，他們應當知道了。老宗說，就是對這個六條不服氣，要來評理。他說，你們不能三個人都在上海，要說服“主力軍”，先讓你們回來兩個人，行不行？現在家里常委會也沒法開了，這怎么可以呢？即使造反派牛鬼蛇神也沒有這樣做呀。于是他就把工商聯發生武斗沖突等一系列情況告訴老宗。老宗說，好吧，我知道了，讓你和老黃兩個在家里辛苦了，我們一定想辦法早點回去。　　

擱下電話，心里真是郁悶得很。　　

老程來報告說，街上又亂起來了，滿街的人，說“工紅”要沖打劇場，因為“主力軍”把抓的“工紅”的人都關在里面審訊拷打。他說，你給我把老尹老洪找來。程主任面露難色，他說，好吧，讓我跟他們通話！辦公室就給撥打老尹家的電話，接聽的人正是老尹。他說，老尹呀，我是楊敬堯。現在外面情況怎樣？老尹說，你不和道嗎，昨天是“工紅”沖打了工商聯，聽說這會兒又要沖打劇場。聽著這很明顯的一面之詞，心里又是一陣郁悶。他說，那么他們為什么又要沖打劇場呢？老尹說，我也不知道呀，不過我聽說他們拾到有理票子了，什么三條、六條的，復雜呀。他忍住惱火，說，老尹，關于復雜不復雜，市委正在了解情況，目前家里只剩兩個常委，老宗老李老魏三個人被“主力軍”帶到華東局評理去了，群眾之間發生這樣大的沖突，我們工作上困難很大，就擔心出什么不可收拾的事情，你能不能跟老劉他們說一說，如果劇場里關了“工紅”的人，就給他們都放出來，壞人是跑不掉的，群眾組織不可以抓人關人。老尹說，好吧，我試試看，現在我也不一定能找到他們，我已經打過幾個電話查問情況，沒人接。他說，好吧，你再想想辦法。　　

老黃問，要不要再聯系一下洪局長？他說，不用了，老尹馬上會告訴他的。他心想，這會兒他們那幾個人說不定都在一塊兒喝茶呢。　　

一會兒，“文革辦”的同志來報告說，“工紅”上千人沖進了劇場，“主力軍”幾百人從劇場撤退，一些被抓進去的人沒有帶走，但帶走了包吉、張漢玉等五個人，都用繩子五花大綁，說是要送華東局。這個情況是“工紅”方面主動打電話來報告的，希望市委阻攔“主力軍”這樣做，認為“主力軍”的一系列行動是有意擴大事態、公然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　　

想到“主力軍”要綁起五個人送到華東局去，而且這之前已經挾持了三個常委，真是覺得“工紅”方面說得不錯，“主力軍”是在“擴大事態，有意對抗”。對照中央社論的立場觀點、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目前“工紅”這樣的“造反派”，倒有了“保”的意味，而目前“主力軍”這樣的“保皇派”，倒有了“反”的意味。可是，不管他們怎樣，他不必有這些判斷和言語，他最妥當的只能是就事論事做工作。至于到底該如何認識，交給歷史去吧，他決不會表示支持哪一方，不支持哪一方。讓一切水到渠成，讓一切瓜熟蒂落！這就是“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啊，了不起的哲學家和語言大師莊子啊！　　

這樣，全城的焦點就成了尋找被“主力軍”綁走的五個人，在市委里聽到的消息，一會兒報告說，成千的人涌到黨校去了，因為聽說五個人被轉移進了黨校，一會兒又報告說，成千的人涌到鳳凰墩去了，因為聽說五個人被轉移到了鳳凰墩，那里已經是郊區。但一直到晚上，人們也沒有找到那五個人。這一天亭州小城就這樣人流不斷，像潮水一樣，一會兒到東，一會兒到西。謠言四起，各種說法都有，黃昏時分，甚至有在迎春橋下、在周山河邊發現幾具尸體的恐怖的說法，群眾自發地關心，一會兒涌到迎春橋，一會兒涌到周山河。他立即讓公安局老牛親自去看是否屬實，結果并不是事實。事態真好像是亂到了極點，然而，卻也有不亂的安然的一面，比如，全市的工廠企業這時候雖然停產的不少，但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全市的學校和各個單位這時候都沒有他們自己的動靜；學生方面這時候好像退到舞臺的邊幕里去了，舞臺的中心是工人階級，正如學生出現在歷史的聚光燈下時是分成兩派一樣，現在，工人也是以兩派而表演在歷史舞臺上；“主力軍”方面現在是如此的表現，而“工紅”方面，劉克成有中央文革三條、華東局六條在手，有中央《紅旗》雜志第十五期社論《奪取新的勝利》的鼓舞，也還沒有領著“工紅”有什么行動，沒有憑著老尹所說的這些“有理票子”來和市委見面。當然，這相對不亂的一面，這相對的寧靜，是令人覺得異常的，一股強勁的大風暴，必將從顯得很沉著的“工紅”那方面刮將起來。　　

晚上八點，老魏回來了。平常不介意，現在真讓他有多了一條手臂之感。老魏說上海情況不妙，華東局有人出來接待了，是個女同志，叫朱蕓，小嘴兒很會說，態度沉著老練，說華東局已經有六條意見給了亭州，怎么你們還要來？而且一下子來了三位常委，你們市委總共有幾個常委？這是很不妥當的。你們地委已經來電話了，讓你們趕緊回去。你們應該立即回去按照中央文件、中央社論精神，參考我們的六條意見，解決亭州的問題。那邊沒戲了，所以老宗就讓我先回來，他們帶著“主力軍”那一百多人隨后就到。　　

他說，嘿，你們回來了，“主力軍”還準備把人綁到華東局去呢。他就把亭州的情況簡要地說給老魏聽。老魏說，現在怎么辦呢？不要真的弄到華東局去又吃批評、落下很差的印象。華東局管著東南這么一大片，小小亭州讓他們這樣操心，說不過去。他說，全市群眾關注那五個被綁的人已經一天了，還沒有找到，各種傳聞都有，到了人心惶惶的程度。不知道“主力軍”把他們弄到哪里去了，有什么意圖，能達到什么目的。我給老尹打過電話，到現在多少個小時過去了，還沒有接到他的回音。你看你有什么辦法？老魏說，我能有什么辦法，我只有去找他們，他們總該是略知一二的吧。他說，那就辛苦你。老魏說，我渾身骨頭疼，正要走動走動呢。說罷，老魏就去了，他趕緊叫一個秘書跟上了老魏。　　

不一會，老魏就來了電話，是從南門郵所打來的，說，見到老尹他們了，五個人有下落了，已經到了鮑寺，本來準備在那里歇一腳到龍窩口去乘江輪，因為得到上海的消息，就停在鮑寺了，不曉得該怎么處理。五個人當中有一個上了擔架，因為關在黨校的時候跳了樓，摔傷了。他問，老尹他們怎么打算？老魏說，他們沒有打算。我打算去把五個人接回來。他問，你接得回來嗎？老魏說，我讓老劉寫個條子給我，我去放人。他說，你讓他們自己去放人不更好嗎？老魏說，我還不好給他們下這個命令，只好提出我去放人，老劉這家伙也就把條子寫給我了。他說，外面下小雨了，有三十里路呢。老魏說，不要緊，我跟南門蔬菜大隊找了一條機器船，走濟川河，正好把五個人帶回來。他說，如果有人問，全市群眾找了一天沒找到，怎么你這個常委就把人找到了？這個如何解釋呀？老魏說，這很簡單，就因為我是常委嘛。另外，我也不是直通通的去放人，第一我手里有“主力軍”頭頭老劉的親筆，第二，我到了那里之后，跟“主力軍”說，不要輕容易就讓我把人帶走，也要把我當場“炮轟、打倒”一通，然后才讓我把人帶走。這樣也好取得那五個人的信任呀。他聽了哈哈一笑，說，行，你考慮很周到，就這樣辦。五個人帶回之后，先送到醫院去檢查、護理，明天再說。辛苦你了。　　

心頭一塊石頭落了下來，回家抓緊時間睡一覺，準備迎接明天“工紅”方面可能會有的行動。老宗他們夜里兩點回來了，早上，都到了辦公室，他立即召開常委會。　　

他說，這幾十個小時，風浪比較大，溫度比較高，水比較渾。“工紅”與“主力軍”，先后到華東局去過了，“工紅”劉克成還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去過。“工紅”是有成果帶回來的，就是三條和六條，在他們手里，還沒有跟我們見面。什么時候來見面，現在不知道，估計快了。“主力軍”方面，是不是帶了什么成果回來，我還不了解，估計也會有一些的。現在我們怎么辦，不管他們手里有多少條，我們只有一條，就是中央文件，就是中央社論。老宗老李老魏三個人被“主力軍”帶到上海去，亭州就是我和老黃。現在是不是先由到上海去的同志，把情況介紹一下，然后由老黃介紹亭州的情況，兩方面綜合起來之后，我們結合學習中央精神，討論怎么應對當前局面。　　

老宗端起茶杯飲了一口，放下，說，我來談！老黃也不必介紹情況了，亭州的情況，我全知道，因為“主力軍”的幕后指揮，就是我！　　

老宗這樣一說，大家都吃驚，老宗大可不必這樣說嘛。可是老宗接著還加強了一句說，確實就是我！　　

大家只好聽他說下去：　　

“工紅”沖了工人文化宮，搶了里面的物資，“主力軍”方面醞釀了一套計劃，這個計劃我是知道的，沒有堅決反對，實際上是默認的。“主力軍”帶我們到上海去，我其實是配合的。他們給了亭州“工紅”六條，也給了荷州“工紅”六條，荷州五萬“主力軍”上了街，一萬上了北京，比我們厲害。這里工商聯當晚發生事情，我在上海及時就得到電話了。我回電話說，讓他們來攻，生產受些影響不要緊，現在要算政治賬，不要算經濟賬，要把群眾組織進一步起來，做最壞的準備。我的意思就是讓他們放手干，不要有后顧之憂，事情鬧大了才好。關于沖擊青年中學，是原計劃中的，電話問我還沖不沖，我說，你們覺得行就行，反正都是造反派逼的，他們不讓我們抓生產了。他們重點抓了五個人，我也知道，其中有國民黨反革命分子，有打人兇手，有搶劫犯，抓得好，我讓他們把人送到到上海給華東局看。你們可能不贊成我這么竹筒倒豆子，但情況都到這時候了，還有什么需要瞞啊藏的？沒有必要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了，到一定時候說不定我還要赤膊上陣呢！　　

昨天我得到一份傳單，是周總理接見群眾時的講話，其中傳達了毛主席一段指示，說，“恩來同志，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這里我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該分析，武斗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毛主席的指示當然是對的，但是有誰能保證運動按照毛主席說的辦？管他什么主席指示，現在都沒用了！　　

他心中真是吃驚不小，想用個方法來制止老宗說下去，但老宗那樣子，勢不可擋，就像大青牛怒起來一樣。只見老宗繼續說，別的地方的情況我不了解，但亭州的情況，我的眼睛沒有瞎，眼睜睜看著烏龜王八想成氣候，我們袖手旁觀，行嗎？用“秋后算賬”警告他們，沒有用；記載有關的材料，又不準；不支持他們成立組織，不答應；不給他們一個“總部”，不服氣；不承認他們是革命的，你反動；不承認“主力軍”是保守派，跟你鬧；總之一切要順著他們。代表著毛主席黨中央正確路線的，不是我們，不是各級基層黨組織，“主力軍”更不是，只有他們是的。干脆把江山讓給他們就是了！　　

現在他們出手了，搶材料，燒材料，搶劇場，打文化宮，打工商聯，說不定明天就要來打市委、市人委。我看，人民銀行、廣播電臺、人民印刷廠、人民醫院，還有糧庫，這些重要部門，都要進一步加強保衛工作。他們是“反修防修”嗎？他們是禍國殃民、是反革命暴動！　　

共產黨從前不是領導過多少罷工、罷課，不是鬧了農民運動、秋收起義、南昌起義嗎？頭二十年前，我們這些人不是親身參加了革命戰爭嗎？但現在他們鬧的什么？難道現在是舊社會、我們是國民黨嗎？我說他們就是反黨，就是反革命！歷史終究會證明我說得不錯。　　

他們不是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嗎？我們市委、市人委里面有沒有？他們指出來，拿出事實材料來，打倒就是了。如果是我，我聽憑處置，我回老家種田去，免得為了我一個人鬧得全市十幾萬人民不安。全市基層黨組織、各單位，一共有多少中等的和小小的“走資派”？按百分之五計算，也打倒就是了，也免得為了這少數人鬧得雞犬不寧、不好好生產。那么這些人打倒之后呢？是誰來替代、填補那個百分之五？是他們，還是另選別人？他們當然認為，至少有他們一份，這是他們的如意算盤，但是不是黨中央的政策呢？照我看不會那樣簡單。黨中央也沒有這個允諾。他們是亭州俗語說的，“頭想尖了，戴筍殼兒”！　　

還要說一個道理，他們替補上來當官，就不會變“修”了？他們也是人嘛，我們過的橋也比他們走的路多，他們憑什么就不會變“修”？憑什么他們就可以教訓我們、取代我們？這是一；第二，以后呢？那就又要由以后的青年學生、青年工人，來造反，來罷官，來抓百分之五。這就是今后我們國家的正常秩序嗎？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就要在下一個百分之五里占多數，因為他們受的教育和鍛煉少嘛！再往后呢，再來一次、再來一次，總之是長江后浪推前浪，后面的來剃前面的頭，說不定是越剃百分比越高，一直到剃完為止！　　

我不相信一個社會可以這樣發展，我也不相信我們就這樣走向共產主義。一句話，我不相信！你要讓人民直接參加國家管理，防止各級干部特權自私走資本主義，可以，那要通過建立制度，有序進行，逐步完善，怎能這樣天天搞運動大鬧天宮？我雖渺小，但我不能讓造反派在我還擔任一定工作的地方這樣成氣候，不能讓文化大革命在亭州這樣發展下去。文化大革命是黨中央發動的，我舉雙手擁護，但我認為照目前這樣搞下去沒有出路。方向對，理由足，還要方法對、還要有秩序才行。毛主席不是說過嗎，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方法是用船呢，還是用橋？這是不同的。說不定就連船和橋都不要，褲腿子卷起來就過去了，還說不定要走幾十、幾百里下去，才有過河的辦法。　　

老魏有點斗膽似的插話說，老宗，你發展了毛主席的話了。　　

老宗很嚴肅地說，這個玩笑不要開！運動以來，我們除了六、七、八這三個月比較主動，后來一直被動、越過越被動。造反派的工人、學生跟我們鬧，一直鬧到現在，越鬧越大，總之像是要把一切鬧翻個身，對我們這些人武斗還是文斗，其實都不重要了，重要之處是在這里！要說他們是正確的、偉大的，要說我們是錯誤的、落后的，要說我們這些人一夜之間就過時了、無知了，打死我也不服氣。　　

按照他們，就要把“主力軍”、“紅色保衛軍”都看成受了錯誤路線蒙蔽的保守組織，要加以解散，要形成他們造反派工人、學生的一統天下。如果“主力軍”錯了，我們當然也錯了，因為我們在他們說來，是支持這些組織的后臺老板。是的，我們跟這些組織當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干脆說，就是有聯系，就是用來對付他們的。這個我們要承認，不能過河拆橋拔屌無情！但最后只有“工紅”這一面是“革命左派”，你們說，行嗎？那么多基本群眾的工作怎么做？亭州的情況，對照上面社論的意思，第一就要肯定“工紅”這些人正確，第二是要求他們能高抬貴手、團結“主力軍”這些人。這是有主有次，有左有右，有對有錯的，區別很清楚。這能行得通嗎？這樣的工作能做得下來嗎？如果這樣，真是改天換地了，跟解放以來十七年的社會格局都不同。主力軍不服氣，要到上面去評理，是可以理解的嘛，所以我不但跟他們配合，還把老李老魏都騙了一起去，這個責任我負！我不怕！他們來文斗我，還是武斗我，我都無所謂！　　

石頭縫里蹦出來的當左派，黨團員倒不怎么樣了，什么“反修防修”且不說，首先一條：我們的政權還能穩固嗎？我表示極大的懷疑！我考慮來、考慮去，黨中央不會這樣做，運動到最后不會形成這樣的結果，如果是這樣，你們把我的眼睛摳掉！我決不扛順風旗，決不順風倒，在一定程度上我還要開頂風船，就是不能讓造反派得勢，全國的我們管不了，亭州的我們總還應當管到一點，不能當縮頭龜。　　

如果全國各地都讓造反派得了勢，黨將不黨、國將不國。只怕沒有等到“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讓我們“和平演變、亡黨亡國”，這些造反派眼前立馬就要讓我們完蛋了。決不能引狼入室，不能被造反派的氣勢洶洶嚇倒，也不能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不能小看他們年紀不大，要看清楚他們野心不小。　　

如果說“主力軍”他們受了什么蒙蔽，那么造反派的群眾是不是受了什么蒙蔽呢？我就是這樣看問題的，我也是這樣采取我認為正確的一些措施的。如有錯誤，我甘當其罪。在這次運動中，我不求有功，也不求無罪，但我終究無罪。　　

文化大革命強調獨立思考，強調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里，那我們也不要剝奪自己的這種民主權利。我們這些人也是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權利的。寇能往，我亦能往！資產階級還說過“天賦人權”，我們這些共產黨員，作為無產階級先進部隊里的一分子，思想上怎么能低于資產階級而不正視自己的民主權利！那不是奴才思想嗎？我們在黨內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權利，在社會上也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權利。光是造反派有民主權利，我們沒有，哪有這樣的道理！即使是正確的東西，如果不是用民主的方法來實行，如果侵犯民主，那也是不行的，正確就會成為錯誤，它不會被當成正確載入歷史。　　

歷史是誰來寫？是最后勝利的人，還是最后失敗的人？嘿嘿，這個問題我不回答，它也很清楚。對于不民主的、瞎胡鬧的，比如造反派，我們有權利抵制、反抗、打擊！反者道之動，你造我的反，我也造你的反，最后誰反得過誰，那就聽憑天意、只有天知道了！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且放在一邊，先把眼前這場斗爭奉陪到底再說！我看，不要怕耽誤生產，要盡快讓“主力軍”方面到體育場開一個萬人大會，顯示一下力量，鼓舞一下士氣，到時我們要有人去出席、講話，如果大家有顧慮，那就是我去，我不怕！　　

老宗如此這般還說了一些話，總的來說，有點“石破天驚”，大家不好表態，僵住了。負責記錄的秘書科長早就停了筆，覺得不好記錄、不敢記錄、不能記錄。　　

會是不能這樣開下去的，這樣開下去要犯錯誤。他抽了一口煙，微笑著說，老宗的發言，是學習了中央剛剛發表的第十五期社論精神，聯系了我們本地的實際。我們看問題、談問題，就應該這樣深入、務實。他停頓了一下，注意到他這樣一說，大家松了一口氣、放了一顆心，因為他把一個很險的彎子不露形跡地給轉過來了，就像讓大家脫離了某種險境一樣。　　

他說，順著這樣的思路，我們要進一步聯系實際，把當前要做的、能做的工作，做起來，做下去，做好它！　　

他繼續說，我所得到的情況，又有了新的發展，眼前最急的，一方面是群眾組織之間的沖打，而另一方面，是生產、生活問題，這個問題可能更急一些。　　

還是黨中央幾天前、十二月九日的《十條》，對問題抓得準！其中說到要堅持八小時工作制，遵守勞動紀律，完成生產定額，說到要保證產品的質量，力求高質量，說到要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生產計劃，說到工人之間、工人組織之間的交流，應當是在業余時間。如果能做到這些，那我們亭州的所有問題，就等于都解決了！所以，千條萬條，要抓住一條，我們作為市委、市人委，要以貫徹執行中央指示來開展工作。　　

沖打工商聯的“工紅”人員，主要是運輸公司、港務局的，這兩個單位基本是“工紅”的勢力，煤碳、石油、糧食、棉花、各種物資目前滯留碼頭、無人卸貨，不出三天，全市人民生活就要發生恐慌，一些生產就要受到影響。情況反映到我這里，我已經跟有關的基層當權派通了話，請他們忍辱負重做好工作。　　

但我們還要依靠群眾，要盡快跟“工紅”的頭頭取得聯系，約見一下，讓他們能顧及全市生產生活的大局，動員港務局、運輸公司的工人恢復生產，讓留港的船只趕快卸空離港，把物資運送進庫。這個問題由“文革辦”負責，把這個壓力給“工紅”，把這個考驗給他們。　　

正說著，突然的電話鈴聲讓他們一驚。辦公室主任接話后說，是“文革辦”打來的，大批工人涌來，是“工紅”的人馬……。　　

他輕輕一拍桌，覺得自己血液膨脹，有點歇斯底里似的笑著說，劉克成來了，來得正好！　　

老宗臉上陰沉下來，眼里冒著火。　　

公安局湯局長、牛副局長在門口一聲“報告”，問，常委是否需要安全轉移，請指示！他從容吸了一口煙，對老湯說，你來得也快啊！老湯說，我要對常委的安全負責，請書記指示！他說，我們這時候走不了、不能走啊。還是先不要動，等著再看情況的變化。湯局長就同牛副局長退了出去。　　

他抽了一口煙，看了一眼常委們，說，三條、六條來了，準備接旨啊。老李說，因勢利導吧。老魏說，看他們怎么表演。　　

他說，好吧，大家精神狀態很好，意見也一致，我贊成大家的看法。那我們就等待著客人有什么行動吧。　　

客人的行動立即就來了一個始料不及。真是說時遲那時快，才聽得樓下有動靜，二、三十個彪形大漢已經咚咚咚上了樓，兵臨小會議室，四面站定，像是實行了包圍一樣，只差著手中握有武器。為首一人就是劉克成。他心里冷笑說著，劉克成呀，你這個蠟燭果然是做大了！只見劉克成打開《毛主席語錄》，念道，“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說，“工紅”戰士在市委門口列隊等待，請市委領導接見！　　

老魏手朝四周一劃，問，這算是什么？難道我們成了俘虜？《十六條》上有這一條嗎？劉克成說，我們是來請市委領導接見，并且要要傳達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三條、華東局的六條。　　

老魏說，你是什么人？我還沒有請教你的尊姓大名。劉克成說，我是華興機械廠工人劉克成。老魏說，我拿著槍、拎著腦袋跟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做斗爭的時候，你還在娘的懷里吃奶，現在我是中國共產黨任命的亭州市委常委，你呢，就算你將來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但目前還是在工人的崗位上鍛煉成長，這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你我也不例外，我衷心希望你在運動中領好頭、走正路，像這樣領著人沖進市委常委會，對我們兵臨城下、四面包圍，不管帶著什么重要指示，也是不行的。到底我們是敵人，還是朋友？是領導，還是被領導？　　

劉克成說，老革命的歷史，是老革命的光榮，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但照你這樣說，工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鍛煉成長就行了，毛主席為什么要發動群眾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呢？我想，你不是宗進庭吧？　　

老魏一愣，老宗把手舉了一下，說，我是宗進庭。這時，空氣都好像為之一緊。劉克成說，那就請宗市長跟我們到大門口去，接受革命群眾對你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　　

這真讓全體常委倒抽一口冷氣。他作為市委書記，這時是不能不站出來說話的了，他說，劉克成同志，我是市委書記，我對運動開展以來市委的工作負責，我到門口去跟群眾見面，你們不能這樣說進來就進來影響市委的工作，更不能隨便就要把一個常委帶出去批判。你們有事要預先跟我們聯系，不要突然襲擊，好嗎？走，我跟你們去！　　

劉克成說，楊書記，對不起，我們今天的行動，是經過全體工人同意的，是符合中央剛剛發表的社論精神的，也是為了貫徹中央文革和華東局對亭州運動的指示。我們不是一點也沒有聯系，不是突然襲擊，在離開華東局時，程主任已經用電話向市委把情況做了報告。　　

劉克成手一揮，幾個工人站到了老宗的身邊。老宗站了起來，從口袋里拿出紅本本，說，我也讀一段《毛主席語錄》，好嗎？劉克成說，你讀。老宗念道：“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跟你們去。說著挪開椅子就朝門外走，工人們跟了上去。　　

會議室里頓時像是大兵過后的荒寂。常委們看著他，他點起一支煙來，沉思著吸了兩口，說，天大的事情，沒有讓老宗一個人扛著的道理，我們都去！他在煙缸里狠狠戳滅了香煙，手一揮，常委都跟在他的后面，到門口去。　　

到了門口，只見數千工人戴著“工紅”袖章，豎著許多大旗，把中山塔面前小廣場和向南延伸的路都站滿了，邊沿上還站著圍觀的群眾，四面交通堵塞、密不透風，但好在不是大城市，街上基本上沒有機動車輛，并且四周小巷連通，要過路的行人自可繞道而走。老宗已經被指令站在一張椅子上面對群眾，而群眾不斷被領呼口號，震耳欲聾，沖天而起，其中就有“打倒宗進庭”。老宗的頭顱不是昂著的，但也不能算是低著，既保持著尊嚴，同時也不藐視誰。　　

唉，人到了這種場合，自然也就好比演員上了舞臺就得進入角色一樣。老宗這就是所謂被群眾“揪”了出來，眼前景象恍然不可思議，而他和常委們，還有程主任等干部，也就為這不可思議的場面所牽動，不期然而然地站到了老宗的身后和椅子兩邊，就像是給老宗當龍套做陪襯，雖然是被動的，但也等于承認了本來不能承認的這種局面。　　

在老宗和群眾之間留了一段距離，像是必要的舞臺空間，劉克成和陳安國二人在這舞臺的最前面，這時他們是這些群眾的首領，是這個場面的組織者、指揮者，雖不是威風凜凜，卻也是鎮定自若，你很難把他們看作是平時車間里的一名普通工人了。　　

他的眼光不覺跟著劉克成轉，心里好像覺得劉克成十分對不起他似的。實際上他對劉克成也是抱有惋惜之意，內心深處希望這樣的青年工人如果不是起來造反該是多好，即使做一個老洪所說的逍遙派，也還是可培養的有用之人，而做了這個造反派，跟我們這樣對立起來，做這種黑下臉來的事情，將來可怎么好呢？在某種內心里是幾十年也不能解的結！他心里逐漸抑制不住地有點痛恨劉克成，而覺得自己的眼光為之一變。　　

口號聲一陣陣不絕于耳，“誓死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堅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熱烈歡呼《紅旗》雜志第十五期社論發表”、“堅決貫徹‘中央文革’、華東局對亭州的指示”，還有“打倒亭州的保守組織主力軍”，“嚴懲主力軍一小撮壞頭頭”，“打倒主力軍幕后總指揮宗進庭”。當這些震天的口號騰空而起時，那站在椅子上的老宗，越發顯得孤立和難堪，好像挨著一記一記的重錘，但他知道，老宗對這些，是無動于衷的。　　

劉克成親自舉臂領呼“打倒宗進庭！”底下群眾一時也就特別地群情激憤起來，用特別大的聲音響應著劉克成，老宗就像曠野大風中的一棵樹艱難地堅強地挺立著。　　

劉克成宣布，下面，首先由我宣讀“中央文革”接待站對亭州的三條指示，華東局對亭州的六條指示！劉克成作了宣讀，又響起一陣沖天的口號聲。這些指示，的確大長了眼前這些群眾的士氣和威風。宣讀之后，有工人就把抄成大字報的三條和六條張貼到了市委門口的墻上。　　

劉克成說，現在，我們“工人紅色造反司令部”，對宗進庭進行革命的大批判！只見陳安國用他特有的銅鐘一樣的聲音說，宗進庭，你好好聽著，如果不服氣，你可以反駁。陳安國就從口袋里取出稿子，口若懸河說了起來，但并沒有朝稿子看一眼，顯示著非凡的記性和口才。　　

宗進庭被列數“十大罪狀”：　　

第一，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宗進庭聽從中國赫魯曉夫旨意，大刮五風，說中央首長說了，你們這里條件好，畝產萬斤還不夠，還要再多些，要趕安徽超河南，大搞土地深翻。結果一直把死土翻上來，造成大減產，糧食還要按照浮夸出來的數字搞過頭征購，造成嚴重饑餓和死亡。在其親自蹲點的于墩公社，由于大刮浮夸風，強迫命令，大搞過頭征購，造成農民斷糧斷炊，較大面積死亡，而他自己，每到一處，大吃大喝，無菜不下飯，無酒不進餐。在“新三反，反五風”中，上面追查“于墩事件”，宗進庭轉過身來，把責任推到下面去，大整社隊基層干部，于墩公社有六十七人挨整，有一個大隊老支書自殺身亡。輪到宗進庭在市委做檢討時，卻說，“大躍進以來有點搞亂了”，把他追隨中國赫魯曉夫大刮五風、造成嚴重后果這些事情，一古腦兒推到大躍進頭上去。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二，一九六二年宗進庭負責在八個鄉推廣學安徽，進行包產到戶，積極參與改變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性質，為“中國赫魯曉夫”復辟資本主義嗚鑼開道。他實行所謂“開籠放雞”，把許多單位從公私合營退到大集體，從大集體退到小集體，從小集體退到個體。并且在全民所有制的單位搞集體性質的車間或者集體性質的小組，印刷廠、肉聯廠里都有，這樣千方百計蠶食社會主義，給資本主義讓路。他大砍大躍進中創辦起來的工廠，比如煉油廠、制藥廠被砍，在群眾反對下，亭州紗廠等企業才得以保存下來。于墩公社一個富農分子反攻倒算，向學校索要四間瓦房，竟然打傷校長。宗進庭不但不處分富農分子，反而將校長撤職調走，把四間瓦房還給富農分子，而且讓生產隊派出五十個人工為富農分子修房。宗進庭就這樣喪心病狂忠實執行中國赫魯曉夫的一個“退”字。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顧中央三令五申，挪用應該退賠給農民150萬塊磚，致使許多社員無房居住。　　

第三，宗進庭是一個私心極重的家伙，龍窩口抓獲走私，有大羅馬、英納格等外國手表，時價人民幣200元，他以80元私分，自己也撈了一塊，另有三十只女表，時價120元，他由財政局以每只70元內部處理，他的夫人也少不了一塊。由于分贓不平，事情捅到上海海關，海關來函查問，結果他一手遮天、談慌欺騙，不了了之。他大搞假預算，把應交國家的資金轉為預算外地方收入，高達上百萬元。就這樣，在國家三年困難時期，他戴外國手表，穿呢子大衣，手上有花不完的錢，為所欲為。據統計，僅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這兩年，他在市委招待所大吃大喝達到149次。他的生活和他蹲點的于墩公社人民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人民不由得要問，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四，在亭州“四清”運動中推行形“左”實右的錯誤路線，把斗爭矛頭指向一般干部和普通群眾，保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條》下達之后，仍然拒不端正方向路線。中央文件明文規定，公私合營要改國營，資本家工作另行安排，不再擔任單位領導，但宗進庭拒不執行，至今這些有關資本家仍然在公私合營單位的領導崗位上。這就是宗進庭的階級路線。　　

第五，文化大革命來到之后，瘋狂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斗爭矛頭指向普通群眾、一般干部，轉移斗爭大方向。當學校革命師生起來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時，他對革命師生實行白色恐怖，布置工作組，整理黑材料，圍剿革命派，要把革命師生打成反革命，妄圖扭轉和扼殺文化大革命。在學生靜坐期間，猖狂極點，親自布置公安便衣人員遮蓋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在工廠里利用“四清工作組”和有關當權派，推行資反路線，把敢于起來揭露問題、造走資派的反、敢于聲援革命紅衛兵的工人，定為“反黨分子”，整理黑材料，設置黑牢房，實行非法禁閉，揚言要“秋后算賬”。　　

第六，為了掩蓋其推行資反路線的罪行、保護自己，當革命的學生、工人起來斗爭時，不惜拋出基層領導干部做“替罪羊”，同時利用工會、共青團等組織，欺騙群眾，以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　　

第七，動用公安、街道等無產階級專政工具和基層組織，對革命群眾進行監視和威脅，形成白色恐怖，意圖瓦解響應毛主席號召起來干革命的學生和工人。　　

第八，他通過秘密手段，將130名工人學生列入黑名單；在“首腦機關周圍政治情況圖”上，將幾十名革命的工人學生與四類分子一起做了圖標，列為重點監控對象。他百般阻撓成立我市工人階級真正的革命造反組織“工人紅色造反司令部”，并且把倡議成立“工紅”的五十六人列入重點黑名單，布置給公安、街道以及各有關單位，加以監控。總之，對于文化大革命，他就是這樣一個心毒手狠的劊子手。　　

第九，他幕后策劃、組織全市保守組織“主力軍”、“同盟軍”、“紅老兵”、“紅保軍”，以抵制、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在亭州的貫徹執行，并且幕后指揮“主力軍”千方百計打擊“工紅”，造成一系列嚴重事件，直至煽動“主力軍”人員到華東局無理取鬧，并且準備讓“主力軍”罷工，以求一逞。　　

第十，早在一九四六年，宗進庭就拒不執行北撤命令，成為革命的“除奸”對象，后來僥幸逃脫，重新混入革命隊伍。可見，宗進庭本來就是一個蛻化變質、階級異己分子，一貫忠實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時夢想復辟倒退，是道道地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意識到末路來臨，于是窮兇極惡，階級本性大暴露，犯下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累累罪行。我們勒令宗進庭作深刻反省，向毛主席低頭認罪，向全市人民低頭認罪……　　

憤怒的口號聲忽然中斷，工人的后隊亂了起來，有工人來向劉克成、陳安國報告什么消息。陳安國吼道，集合！跑去整理隊伍。劉克成走過來說，宗進庭，這次批判大會，到此結束，你可以回家了。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主力軍”來保護你了。我們“工紅”主動撤退，避免武斗。楊書記，各位常委，嚴峻的斗爭就在眼前，希望你們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這一邊！　　

只見工人已經列隊，陳安國在激動地吼著，劉克成又上去說了幾句，陳安國發出兩聲口令，整個隊伍一個轉身，從容向東開去。他和眾人把宗進庭扶下椅子，老宗抬起頭來，臉色鐵青。這時，一陣跑步聲讓地面都震動著，“主力軍”打著大旗從西面跑步而來。他掉頭就朝中山塔里走，大家擁著老宗跟上了他。　　

他停步轉身對大家說，剛才這一幕，老宗已經有過兩回，我和老魏老黃也可算有過一回，以后，大家都要作好準備，毛主席從前不是說過嗎，要硬著頭皮頂住。大家都回去休息，準備應付更加復雜的局面。他這番話，說了是為著安慰宗進庭的。說完，他朝機關后院的方向走去。這時聽得中山塔外面響起震天的口號聲，具體也聽不清。他覺得頭腦一陣昏沉。　　

那天，意外的是，飯后他竟然睡了足足兩個小時。用冷水洗了臉，頭腦清醒過來，立即也就想到“工紅”在中山塔門口批斗老宗的那場面、那情景、那十大罪狀，其實對他刺激也是很大的，對常委們的刺激想必同樣很大。雖然是可怕的事情，發生之后似乎也就不可怕。整個的機關系統，整個的干部隊伍，是隨時準備傾聽市委的聲音的。　　

王雪給他泡上茶，放在他面前，問，老宗不要緊吧？他說，不要緊。這一向時，王雪確如她說過的，再也不談那些重大而容易發生爭議的話題了，而且就連亭州“文革”的事情也緘口不言。他已經不知道王雪內心深處有些什么想法，是不是真的放棄或者擱置了她那些激烈的思考。但既然王雪決定持這種擱置的態度，他也就不必有所擔憂了。他這個三口之家，要說思想的真正統一，想來也并不是很簡單的事情，何況是全黨全國人民呢？可是毛主席卻就是要用他的反修防修的思想來統一全黨全國人民，這種決心和氣魄，確實極大，因為毛主席的理由，也是極大。但毛主席并不是頭一回這樣做，中國革命勝利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不就是毛主席用他的思想不斷地統一全黨思想的歷史嗎？　　

然而，王雪這向時的沉默寡言，又有點令他覺得不安，好像是他壓抑著她似的。他想逗她說說話，于是問王雪，你這一向時怎么不大說話了？你思想里在考慮什么？思想是不會停止的。王雪卻輕松一笑，說，我想了個逃避現實的好方法，我在看長篇小說呢。他感到好奇，問，看的什么長篇小說？王雪說，浩然的《艷陽天》。他問，寫得好嗎？王雪說，寫得好。他問，怎么好法？王雪說，刻劃了農村里形形色色的人，社會主義新人是如何成長的，中農階層是如何得到進步的，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有哪些言行，他們在我們黨內有怎樣的代理人。很具體，很生動。對于我理解當前的運動，也很有幫助。他感了興趣，說，你舉個例子來。王雪就去拿來《艷陽天》，翻開到第六十八章的末尾，說，你看，這個馬之悅，是作為鉆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來描寫刻畫的，當過高級社黨支書，面目還沒有完全暴露，犯錯誤被處分之后，仍然擔任高級社副主任，他策劃如何搞垮農業社，對一個富農分子是這樣說的：“他們抓窮鬼，咱們抓富戶。一改了制度，說話最吃香的，就不是什么勞動人民了，翻了個兒——有錢能使鬼推磨，富戶就成了臺柱子。”我把馬之悅這句話反復體會，復辟資本主義的具體做法和結果，不都在這么簡單的幾句話里嗎？一切其實也是很簡單的，解散農業社，把我們依靠的階級基礎改成所謂“富戶”就行了，一方面我們還是我們，另一方面我們不是我們了，因為社會全然不同了。　　

他一聽，又覺得王雪扯遠、扯深了，仍固執在她一貫思索的那些問題上，他覺得有些茫然，沒有回答，飲了一口茶。王雪大約見他反映冷淡，也就戛然而止，說，我到局里去了。走了出去。　　

他的思想回到當前。發覺自己在市委受到“工紅”沖擊之后，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以前他多少還是能讓自己對“文革”朝理解的方面去想一些的，現在內心里幾乎一下子也成了很不理解的人，總覺得這樣下去不行，這樣的方式方法實在難以接受。理論雖無可挑剔，實踐卻是難行。長遠雖對，眼前難行。可是群眾卻很有勁頭，群眾恨不得把你們的腦袋瓜子擰過來跟他們完全朝著一個方向似的，這樣亂哄哄地鬧。　　

這樣一想，他不覺又倒過來問自己：你怎么就不能堅定地、義無反顧地，跟毛主席、跟“工紅”這樣的群眾完全地一致起來呢？想來想去，得不出結論，拿不出主張，只有搖頭和痛苦。　　

秘書領著一個人來見他，是駐亭部隊政治部姚主任，穿著便衣，跟了一個小伙子，是警衛員，也穿著便衣。他讓姚主任坐下，秘書沏茶，警衛員守在門外。姚主任說是代表宋政委來的，因為聽說“工紅”沖擊了市委，不放心，來了解一下情況。他代表市委表示感謝，把情況作了通報，請部隊放心。姚主任是個知識分子，白凈面皮，戴著金絲眼鏡，氣質態度有點像是大學里的一個很洋派的教員。聽了他的通報，說了幾句慰問性的話，表示了部隊的密切關注之意，也就告辭。他也不便多談，就將姚主任送了出來。　　

正送到市委門口，卻傳來一陣粗啞的口號聲，從東邊街上出現了幾百人的游行隊伍，一目了然全是農民。怎么回事？正在驚惶，聽出了農民的口號喊的是“打倒宗進庭！”他忙把姚主任拉著往回退縮，但姚主任說，不要緊，我站在旁邊看看，就讓到門口旁邊的屋子里。這時程主任急忙迎著農民隊伍走去。農民隊伍在市委門口站住了，呼了一通口號，其中有“堅決清算宗進庭‘刮五風’的滔天罪行”這么一句，那么這就是他們此行的主題了。不知程主任在外面是怎樣回答農民的，不一會，農民隊伍也就呼喊著口號離開了。程主任拿著一張大字報進來，攤開看時，原來是于墩公社的農民，雖然于墩已經不屬亭州，幾年前區劃調整劃歸碧陽縣了，但宗進庭當年是在于墩蹲點，大刮“五風”，過頭征購，以致餓死了若干農民，成了省里追查的“于墩事件”，既然現在鬧“文革”，所以那里的農民還是到亭州來“造反”，給市委送來了大字報。　　

姚主任看了，點點頭，沒表示什么態度，說，我走了。他也就跟姚主任握手言別，心中有一種很惶愧很丟人的感覺，好像造成“于墩事件”的是他楊敬堯。程主任問他，這張大字報怎么處理？他想了一下，說，大字報我已經看過了，知道了，工人也已經批斗過老宗，暫時收在你們這里吧。　　

回到辦公室里坐下來，喝了兩口茶，好像才緩過氣來。想到姚主任的來訪，不禁想起列寧《國家與革命》一書對于什么是國家的論述，“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權力的主要強力工具”，理論和實際就這樣活生生的聯系起來，理論顯得這樣明白，而實際也更被照亮了。“工紅”這些工人，還有那些學生，他們之所以能這樣鬧，是有軍隊忠誠保衛著這個社會呢，他們能有這樣的體會嗎？　　

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討論通過《十六條》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自始至終都說的是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說的也就是“文革”與國家的根本關系，認為不但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特地穿上了軍裝，那身軍裝與姚主任身上的軍裝，是一樣的，全國穿著這身軍裝的人都隨時只聽毛主席一個人的號令，多么意味深長！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決心真大呀。　　

想到于墩農民上街游行，他不由得想起毛主席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懷仁堂八屆十中全會上說的一句話來：“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面，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　　

那么，現在的運動，實際上就是親手發動群眾，做給兒子孫子們看的。兒子孫子這樣的全過程，他楊敬堯現在四十多歲，將來能看到嗎？將來真的會有那種可能、會像“文革”這樣爆發革命嗎？毛主席的語氣是那樣自信，雖然所說是一種“如果”，但其中的邏輯性、必然性卻無法否認。這當然很可怕。但到底如何，還有待時日。他嘆一口氣，回顧自己接待姚主任時，言談比較客觀謹慎，這讓他自己感到滿意。進一步，他認為，“文革”以來，他所持基本態度，也是恰當的。　　

程主任給他送來三首詩，說是一個老同志寫的，只在可靠小范圍傳閱，不可外泄。他看那三首詩是：　　

1，工作多年未息肩，是非功過在心田；火燒炮打走資派，不結私仇只怨天。2，眼前文革亂哄哄，考驗人生道德功；寧可靠邊遭誹謗，不為魑魅作沙蟲。3，火中取栗有人在，嫁禍感恩復雜情；鐵骨幾人稱好漢，堪悲權重臭聲名。　　

他看了一笑，說，還是有點不理解啊,但是態度還是辯證的，也算是觸及靈魂吧。將詩還給老程。老程來卻主要是報告一個可靠消息，說“主力軍”方面正在策劃全市罷工，他們揚言說上海無錫都鬧停產了。這消息令他倒抽一口冷氣，分明有一股強勁的血雨腥風正從另一面而來。然而，正在這時，傳來地委電話通知，要他立即前往荷州開會。這將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他也正好從亭州脫身。情況似已到了白熱化程式度，“文革”形勢實在是到了何去何從的緊要關頭。他對辦公室作了一些原則布置，跟常委們也沒有見面，就乘上部隊派來的車子，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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