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魏巍同志誕辰90周年
工人階級作家趙劍斌
魏巍同志是我國當代的魯迅，是我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今年3月6日是魏巍同志誕辰90年，我們開會紀念，就是要繼承他老人家的遺愿 ，堅持反腐敗反賣國反復辟的斗爭，繼續革命永不投降。
我是一個平民作家，一個工人階級作家，從國企下崗以后我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我在饑寒交迫貧病交加的境況中為工人階級進行創作，為30年來在改開中受到嚴重損害的弱勢群體鼓與呼，用自己的文學作品展現他們的艱難處境和覺醒斗爭，是得到魏巍老師的指導教誨，得到他老人家的扶持鼓勵的。我為自己能在主流文化陣地已被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所把持的逆境中，在工人階級主人公的地位上失落到社會最底層的時候，能跟那么富于階級同情心的魏老相識并交往，感到十分榮光，十分幸運。
魏巍老師已于2008年8月24日病逝，雖然他老人家離開我們時已是88歲的高齡，但我們仍然感到無比的悲痛，感到他老人家的離去，是我們巨大的損失，我作為一個工人階級作家會永遠銘記他老人家的教誨，繼承他的意愿，堅定為工人階級進行文學創作的信心，向他那樣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文藝為工農兵大眾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創造出更多更好反映工人階級斗爭的文學作品。
在紀念魏巍誕辰90周年之際，我覺得有必要回顧一下自己和魏老結識交往并得到他老人家教誨扶植的情況。
一、我為什么要結識魏巍老師
我十幾歲的時候就愛好文學，讀過魯迅的《吶喊》《彷徨》等小說集，讀過他的《朝花拾夕》《華蓋集》等散文雜文集，讀過前蘇聯高爾基《三人》《阿爾達莫夫家的事業》《母親》及他的自傳三部曲，也讀過俄羅斯從普希金到列夫·托爾斯泰，法國從雨果到巴爾扎克，英國從莎士比亞到狄更斯的古典作品，受批判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流派影響很深，認為文學應該反映現實生活，應該反映勞動人民和社會底層的蕓蕓眾生。我同情魯迅筆下的閏土和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我理解高爾基從小就進入三教九流的復雜社會闖蕩，才使他早熟起來。
我小學六年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從鄰居家借過《文學理論學習參考資料》接觸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有關文藝的論述。雖然讀不太懂，但興趣頗濃，讀得津津有味。我當時關心政治，系統的讀過當時中蘇論戰時發表的九評及《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文章，四清運動時認真聽取過23條有關文件的傳達。為了從思想上加入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我寫過300多行的長詩《旗手》。
文革時我是個中專生，沒怎么參與兩派奪權活動，但我到社會上看了許多大字報，收集了許多小字報，利用停課鬧革命的時間讀了不少馬恩列斯毛原著，結合實際社會問題寫了一些大批判文章，例如：寫出批判劉少奇解放初期在天津講話中鼓吹的剝削有功的“補課論”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寫出批判劉少奇、陶鑄分別代表黨的馴服工具論和無政府主義論的（實際是階級斗爭熄滅論和反對一切、打倒一切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既要反對一切都懷疑不得又要反對懷疑一切》，寫出重點揭示除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制度性規定以外，還有賴于確保政府和企業享有的經營管理權、人事支配權、產出分配權能否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里，否則名義上的公有制可能被掏空、被蛻變成為特權所有者走資派所有制的《關于新老干部無產階級革命化的幾個方面的問題》，以及如何走出書齋的院墻到社會上課堂去辦文科大學的《關于文科大學的幾點設想》等七、八篇上萬字的文章。
文革時我能理解和支持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擁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相關政策文件；文革后期我參加單位工作成為產業工人，積極參加批林批孔、評論《水滸》、學習毛主席有關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論述、參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斗爭。因為我在文革時并不是思想上的逍遙派，直到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幫被拘捕，鄧小平再次復出作出了所謂“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我仍然認為文革并無大錯，只是當時的社會條件很難公開講出自己的觀點。
為了達到所謂“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徹底否定文革、恢復修正主義路線，文藝界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再到先鋒主義、新寫實主義，一步步地實施了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解構、顛覆，什么《喬廠長上任記》、《丹心譜》，無非是控訴文革對老干部的迫害，從根本上否認這些打江山坐江山的在文革中受過觸動的權貴官僚們也會蛻化變質，也會當官做老爺，也會演變成走資本主義的特權階層，他們一再宣揚自己在文革中被迫進行的勞動改造和思想改造都是受到了冤屈，是一種人為的迫害行為。什么《白鹿原》、《古船》，無非是宣揚儒家文化，是為封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污蔑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和集體化道路，他們把反修防修的文革說成是什么缺乏所謂的人性。什么《花園街5號》、沉重的翅膀》無非是打著改革的旗號開始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進行改頭換面的手術，以后余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和閻連科的《堅硬如水》等更是對建國以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革命運動的詆毀，為資產階級右派們編造的三年災害中餓死3000萬人口的彌天大謊推波助瀾，為他們妖魔化毛澤東、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大造輿論。重新占據文學藝術領域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權貴們，為了清算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的無產階級文藝方針路線，鼓吹什么文藝不能為政治服務，文革時期的文學是陰謀文學，那么他們所力倡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朦朧詩、改革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主義文學，難道不是陰謀文學，不是在為資本主義復辟、為修正主義路線回潮鳴鑼開道嗎？！
面對社會上迅速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面對物欲橫流、金錢至上，勞動人民工人階級一步步被重新推入無底深淵，從社會主人企業主人重新變為舊社會被壓迫被剝削的奴隸。我憤怒、我困惑、我彷徨，我用自己的筆創作出一些文學作品，但是真正真實客觀地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真正不為改革派歌功頌德的文學作品，是很難得到發表機會的，編輯們至多對我這個不入流的“文學寫手”說一句“你很有社會生活積累而已”。
自己創作出來的作品得不到發表我只好消沉消極起來，在身心健康越來越欠佳的情況下，從1990年以后曾經有五、六年的時間，我幾乎放棄了文學創作，減少了對政治的興趣，四處拜師、收集氣功書、練起了少林內勁一指禪氣功，開始對點穴、子午流注、中醫養生發生了興趣。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階級斗爭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社會腐敗嚴重侵蝕著自己的權益。我看不慣、氣不過還是拿起筆來，將十年前剛剛開了個頭的長篇繼續寫下去，這就是我于1998年年底完稿的反腐社會問題長篇小說《父恩難辭》。
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脫稿后，我找了幾家出版社都難以按正常方式接受，拖到2000年無奈只好自費出版。當時我剛從單位下崗，生活沒有來源，也沒有積蓄，東借西湊才算交了書號錢印了3000冊。
曾先后擔任中共哈爾濱市委宣傳部部長、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的陳鳳翚，以寫雜文和文藝評論著稱，雖說他是一個體制內保守一點的舊官員，但還是一個真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撰文如此評論我的長篇小說：“讀哈爾濱作家趙劍斌小說《父恩難辭》，我感到驚喜。小說40萬字，很快讀完，故事結束，我在掩卷遐思后，感到小說的厚重。小說問世后，引起相當廣泛關注，已有許多評論，對這部小說予以積極評價。作者第一部長篇小說就獲得如此熱烈反響，難能可貴。”“我想，描寫20世紀后20年的城市小說，不能不涉及反腐敗內容，這是經歷過那段生活的人，無法回避的嚴酷現實。不過，我以為，評價這部小說的意義，似乎應該把視角放得高遠些。既要看到反腐倡廉內容，更要看到小說反映的復雜廣闊的社會生活諸多領域。與其說這是一部反腐倡廉小說，毋寧說這只是小說的背景，刻畫人物的環境，作家奉獻給讀者的絕不止于反腐敗內容。作家的視野更為寬闊與遼遠，更為深刻和深邃，更為復雜和多樣。小說以濃筆重墨記錄下改革開放前期的社會真實，是描繪社會轉型期的歷史長卷。”
評價雖然不錯，但銷路仍然不理想。真正反思社會現實的文學，寫給弱勢群體的嚴肅文學，是難以占領圖書市場的：一是主流文化不會收納此類圖書，二是弱勢群體在資本壓榨下相對缺乏購書和讀書的成本，沒有時間精力，難以養成讀書的習慣。
雖然出書連自己的生活費都掙不來，我仍沒有氣餒，接下來又寫了第二部將近40萬字的長篇小說《新潮旋風》，可是我再沒有能力也不想靠借貸出書。
有一次我到省圖書館報刊閱覽室讀一本《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讀到魏巍的一篇文章《誰來追蹤草明？》。魏老寫道：“這些年來，我們的不少作家與勞動人民的生活離得太遠了，與工農兵離得太遠了，寫他們寫得太少了，尤其描寫工人的東西，簡直是鳳毛麟角。”“工人階級已不再像當年那樣風光，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都在下降，許許多多的人遇到難以想象的困難和難堪的處境。”但是，“他們仍然是一個偉大的階級，最忠實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階級，歸根到底將仍是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階級。他們當前所處的困境與不幸不能成為我們疏遠他們的理由，而應成為更加關注他們、熱愛他們、接近他們、了解他們、描寫他們的動力。”“工人階級本身，也應該生長出更多的作家，成為工人階級的代言人。”
魏老的這些話說得我心里暖乎乎的，我感動得掉了淚。
在這前幾年，我曾讀過一本很反動也很流行的書：《交鋒》，作者之一是一個曾為日本侵華辯護的中國主流媒體記者。這本書除了極其囂張地趾高氣揚地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所謂“思想解放、破除姓資姓社、破除姓私姓公的禁區”以外，還披露當時中國國內存在與之針鋒相對的政治派別，使我了解還真的有左翼人士辦的刊物：《真理的追求》、《當代社會思潮》。這使我懊惱的心情立即為之一振，使我麻痹已久的心灰意冷的神經很快興奮起來。
2001年5月我到北京，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公園的書市上發現一套《真理的追求十年文萃》（上下冊），我便毫不猶豫地買下了。這套書里有兩篇魏老的文章：《元宵節感言》、《巍巍昆侖第一人》，這使我開始了解到魏老不僅是一個寫過膾炙人口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寫過長篇小說《東方》歌頌抗美援朝的志愿軍，獲得過大獎，而且是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妖魔化毛澤東、反對全面私有化改革的左翼老干部、老將軍、老作家。
實際上，我也了解到還有一些更多的老干部老軍人、老作家，他們主要靠吃老本、靠資歷生活著，基本上不過問政事，更不屑于去切實關心弱勢群體在改開年代遭受的權益受損和種種疾苦；他們有著很高的福利待遇，家有豪宅、保姆、看病有專門的醫生，出門有專車接送，盡可以頤養天年。他們不必像下崗失業職工和失地農民那樣：每天想著到哪兒打工養家糊口，想著沒有學費交的子女如何借到貸款，想著貧病纏身的親友如何少花錢也能治病，想著如何上訪告狀去解決本應有的社保醫保待遇問題，去解決失地后的合理補償。他們都沒有這些后顧之憂，不必為這些瑣事憂心重重。而魏老則不然，他還在想著國家的前途，想著社會的發展，想著老百姓的生活保障，在盡一個共產黨員的政治責任和革命作家的社會使命。
于是我深切感到魏巍是一個讓我能充分信賴的老干部，是一個可以向他求助向他討教的老作家，不僅可以當作我的前輩老師，而且可以當作我未曾謀面的知己。這樣我就有了迫切與之交往的愿望，我決心想辦法跟他聯系。
二、2003年春老軍旅作家王忠瑜介紹我跟魏老建立通信聯系
2001年春節，我到我省軍旅老作家，以反映抗日長篇小說《趙尚志》而馳名的王忠瑜家拜年，贈給他一本我剛剛出版的長篇小說《父恩難辭》，他回贈我幾本散文集；后來再去他家，他將一本有關他的作品評傳的《鷹之歌》送我。在他送我的這幾本書里有他跟魏巍的合影。
我才想起：王老師在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時，在志愿軍空軍政治部工作，發表過大量戰地新聞照片和多篇報告文學，后來又在北京《空軍生活》雜志當編輯，他跟魏巍早已結識。我便決定去王老師家。
早在1986年，由哈爾濱幾個青年文學愛好者發起一個黑龍江青年文學聯誼會，我主編過幾期《北國草》會刊，召開100多人參加的全省會員代表大會。當時，省作家協會派王忠瑜老師等作家詩人與會，并指派王老師擔任聯誼會會長。代表大會推選我為秘書長，為了聯誼會的發展我曾多次到王老師家。當時年過六旬的王老師也曾從南崗耀景街步行到道里我家商談一些事情。后來因為經費問題難以解決，報紙刊號問題難以解決，也因為當時的文學轟動效應很快淡薄，以文學為敲門磚來解決個人出路的文學青年逐漸減少，聯誼會難以維持，王老師又忙于他的革命題材的長篇小說創作，我跟他有些年沒再聯系。恢復聯系是因為我終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個長篇，我才有由頭去找他。
王老師對我是很熱情的，他曾介紹我參加省作家協會，為我給作協主席寫過函。聽說我要結識魏巍，王老師當時便給遠在北京的魏老打電話。魏老不在家，王老師想了想，又給我寫封介紹函，將魏巍的通訊地址告訴我。
我向王老師討要魏巍的電話號碼，王老師想了想認為不妥，可能因為他當時跟我接觸幾乎不談時政，他不知魏老是否對我這個動輒喜歡褒貶社會動態的平民作家感興趣，所以沒有輕率地將魏老的電話告訴我。
按照王老師提供的地址，我給魏老寄去了我的信和王老師的介紹函，附上我的書。
幾天后，魏老很快便給我回了信，說：“我很高興認識你這位朋友”，“在《誰來追蹤草明？》那篇文章里，我最后寫的那段話，是我心底的肺腑之言，你說看后你流淚了，這說明我們的心已經相通了。”“我因年邁（83歲）已無法短時間內讀完長篇。但看了有關材料，對你的概略情況及艱難處境，已是初步了解。這種處境也許正孕育著積極和光明的東西。”“我希望你避開不熟悉的東西，對工人階級的艱難處境和覺醒有充分的展示，也就是真正為工人階級說了話。”“至于作品的出路，在當前只是慢慢想辦法吧！市場經濟正在絞殺著一切，當然也在絞殺著文學，尤其是無產階級文學。”
魏老說的很中肯，我很贊成魏老有關文學出版界的判斷，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一是不符合主流文化的政治標準，二是不能給那些唯利是圖的出版商們帶來豐厚的利潤。因為工農大眾早已被邊緣化，早已喪失了購買能力，圖書市場早已把他們排除在外。甚至連那些打著反腐反黑名義的小說也往往是指導進入官場如何爾虞我詐、獻媚領導，進入職場如何勾心斗角、巴結上司，根本談不上什么正值、正義、崇高、美感、社會使命等等教育。
隨信魏老給我寄幾本摘自《中流》的小冊子，以后來信也不斷給我寄來一些其它的學習材料。
三、2004年春北京之行我跟魏老的幾次見面
2003年1月，由中國海派經濟論壇的十幾名學者和人民日報等媒體記者參加的，一個以國企改革為主題的研討會在哈爾濱召開，我作為特邀嘉賓與會作了一個《希望有更多的學者成為工人階級的代言人》的發言。
2003年10月我執筆并聯系一些國企職工在《人民網》、《旗幟網》等網站發表了《關于“搞國企改制要合理安置職工生活”全國性大討論的倡議書》，還有一些其它材料，我都先后寄給魏老。魏老給了我熱情積極的支持，幾次來電話予以肯定并對我的倡議書回信評價說：“認為考慮的很周到”，“理由是完全站得住的，你的政治積極性與責任尤其令人贊賞，這是一個革命作家所應具備的品格。”同時他又深刻地指出：“當然，倡議書還只是經濟斗爭的范圍，作為斗爭的步驟是可以的，必要的，但它不是目的，因為所謂的國有企業職工身份的轉換——由企業主人變為社會人——不是一件小事，實質上是由國家主人向雇傭勞動者的轉變，受損失的不僅是經濟方面，不是幾個錢所能補償的。”
時隔不到一個月，魏老又來信說：“你不僅在忙碌修改小說創作，同時也關注工人中的實際問題，作為一個工人作家這是很可貴的。”然后他提出問題向我了解情況：“現在在‘重振東北工業’的名義下，人們預感到東北將會有大的變動，這一點從報刊上也感到了。但不知實際狀況如何？尤其工人的認識如何？情緒如何？要求如何？他們有什么想法？在來信中望知一二。”
我回信將自己了解的情況向魏老作了一番匯報，魏老在春節前又來信，除了“謹致春節慰問”，給我寄來由魏老作序的王學忠詩集《雄性石》，要我“看完還可多給周圍的工人同志看看，看有何反應”，然后接著問：“最近工人情緒如何？國企改革是如何進行的？暇時可便中告知。”
魏老幾次利用復信的機會向我詢問一些社會動態，實質上他是在搞社會調查，以便掌握第一手材料。這是魏老的求實作風，也是魏老關心廣大工人階級命運、關注國企改革違背社會主義方向造成了什么樣的后果。他為國家出路、為人民的利益、為革命事業處處放心不下，時時牽腸掛肚憂心如焚呀！
我寫的倡議書在網上發表后，時任人民出版社編輯并以工人活動為研究課題的張**通過魏老找我聯系，建議并邀請我赴京采訪，為早年來華的美籍專家陽早、寒春寫傳記，然后由他負責出版。
當時我的長篇小說《新潮旋風》已經脫稿，經魏老推薦已寄給《當代》雜志社，我很愉快地接受了張的邀請的條件：由他來負責提供來往路費以及采訪后在京寫作的食宿條件。
到了北京的第二天下午，我從天安門廣場的毛主席紀念堂瞻仰毛主席遺容回來，便在張**家見到了已通信將近一年卻一直未曾謀面的魏老。
我一眼就認出了魏老：瘦高的個子，花白的頭發，濃濃的八字眉，慈善的面容，凝重而深沉的眼睛。
“我以為你只有三、四十歲呢！”魏老握著我的手笑著說。
“我已經56歲了！”我也笑著對魏老坦誠地回答,“我在給您的信里說過，我生在建國時跟共和國一起長大。”
“你現在還正是好年紀——是文學創作多出成果的時候！”魏老鼓勵著我。
當時在張**家，我還初次見到了《毛澤東旗幟網》站站長時邁老師，見到了創作過反映文革的長篇小說《雙水峪》作者肖衍慶老師，還有剛從美國回來探親的《主人公論壇》網站的主編鴻雁老師。他們只是在一起閑聊，魏老談到我們要把對毛主席的感情放到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上，放到深入工農群眾搞好社會調查上。
我向在座的各位老師匯報東北地區的國企改制，正在大面積大比例地鋪開，嚴重損害了國企職工的切身利益，但又沒有更有效的辦法和力量來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
魏老再次提到我在《倡議書》中寫的問題,說：有關國企職工在經濟上的權益，應該結合政治上的權益一起來進行維護。我于是強調現在各個地方政府連起碼的經濟權益都不愿給予解決，甭提政治上的。魏老說終究要發展到經濟、政治一起要求維護，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
大家正談著，突然門外有人闖進來，連門都沒敲：是一個穿軍裝的年輕人。他進屋看看大家，對各位審視一番，然后煞有介事地朝魏老請示問：“您老，還要等一會兒再走嗎？”
魏老冷冷地盯了他一眼，收斂了笑容淡淡地回答：“再等一會兒吧。”
等那年輕的軍人出門后，張**問魏老：“是不是來盯梢的？”魏老沒吭聲，不置可否，一副超然的樣子。
張**轉過身向大家解釋：“肯定是進來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咱們這些人在這里在干什么，現在魏老還在受監視。魏老走到哪里，他那個小隨從都要向上級匯報。”
當時我還不很清楚魏老幾年前曾因聯名上書反對資本家入黨一事而被軟禁，但我知道魏老可能因為什么而遭到一些挫折，沒想到卻是那么重的政治迫害。
過了幾天，我跟河南新鄉來的李鴻江大哥去魏老家。魏老向李鴻江打聽河南新鄉工人農民的情況，打聽河南人民為提倡毛澤東紀念日簽名的情況，打聽河南幾個城市國企職工的生活情況，問起他們反對私有化斗爭的情況。李大哥一一作了介紹，魏老略表滿意地笑笑，說：“河南人民簽名比全國其他省市多一些，河南的工作做得好！”
我以后讀魏老晚期作品，知道魏老對毛主席一直懷著無比深厚的感情，他為反擊當時社會刮起的非毛、反毛、妖魔化毛澤東的種種歪風邪氣，寫了《巍巍昆侖第一山》、《話說毛澤東》等長篇文章，后來有人向我透露有一篇論述毛澤東晚年的文章也是魏老寫的。
當時我和李大哥向魏老道別的時候，魏老拄著他的手杖邁出他家的小院送我倆，沿著北京西山的盤山小路，魏老一邊陪著我們蹣跚地走著，一邊跟我們諄諄囑托著：基層的工作很辛苦，要跟基層的人民群眾多聯系，多做細致的思想工作，向他們宣傳馬列、毛澤東思想，要做扎扎實實的調查工作，發動群眾，要了解他們需要什么，經常在想什么，反對什么，贊成什么，要跟人民群眾的心貼在一起，代表他們的利益說話，辦事考慮問題都要想著他們。
我跟李大哥回到時邁家，第二天一早李大哥要回河南老家，我去火車站送他。以后我自己又去過魏老家一次。
我在魏老家的客廳里沒等多久，便被叫到二層樓的書房。魏老正在看書寫字，過了一會兒，便疲憊地換到他身后一個自制的椅子上半坐半臥地跟我交談。我知道魏老已是一個八十四、五歲高齡的老人，而且患有糖尿病等多種疾病，每天堅持讀書寫字需要多么堅強的毅力與病痛作斗爭。在這情況下，晚年的魏老還筆耕不輟寫了大量的文章，為來自像我這樣基層的同志寫了多少熱情的回信呀！
我將左大培簽名贈給魏老的一本經濟學專著《混亂的經濟學》轉呈給魏老。同時送了一大根我從家鄉帶來的俄式茶腸。
魏老已知道我要為陽早、寒春寫傳記，特意將他保存的有關這兩位美國朋友的資料厚厚一摞找出來給我。我當時沒有自己用的電腦，也不會用百度、谷歌等方式搜索，多虧了魏老為我提供的這些材料，這些材料為我寫作《陽早寒春紅色傳奇》提供了很多方便條件。
中午，魏老留我在他家吃了一頓便餐。劉秋華阿姨特意買了一只燒鴨，多做了兩個菜，又打開一瓶白酒。魏老年紀大雖不勝酒力，但還是陪著我喝了一點。
離別前，魏老請他的警衛員小陳為我們拍了幾張照片，我感到很幸運，很愜意，能跟魏老這樣的一位著名作家，左翼文藝戰線和政治思想戰線的偉大旗手合影，是我一生的榮幸。
四、魏老為一個工人階級作家的書稿出版事宜費心盡力
當初要跟魏老相識，一是信服他的思想觀點，崇拜他的作品，二是仰慕他的名氣，尊重他的資歷，三是想通過他在文藝界的社會交往和關系，推薦我自己的書稿得以正常出版。
魏老是一個爽快人，古道熱腸地支持比較年輕的來自工人階級社會底層的作者。他沒看我的《新潮旋風》書稿之前，只是看了有關我的前一部小說《父恩難辭》的書評及相關介紹，便果決地作出對我支持的態度。他說：“收到你的信后，我已經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編輯通了話。他初步打算同發表長篇為主的刊物《當代》的負責人先進行商議，爭取小說先在《當代》上發表，然后出書就好辦了。待我得到他的回音后再通知你。怕你著急，先回此信。”并且幽默地說：“先生孩子吧，孩子總是要生的，生下來孩子再報戶口！”
為了便于魏老審閱，我用了幾天時間將完稿的《新潮旋風》編成四、五萬字的縮寫本，但沒有打字，只是將手寫的小字利用復印機放大一些，寄給魏老。魏老先給我來了一個電話，簡單說了他對書稿的印象，但覺得這樣在電話里表達還不夠，就說“我還是寫下來郵一封信給你吧”。
魏老來信說：“我利用兩天時間，集中精力讀了縮寫本，初步感到你通過新潮商城的興起和衰落，反映了國營企業的改革過程，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工人群體的抗爭。這些都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真實的生活，是完全可信的，說明你完全是有生活基層的。”
基本肯定了我的作品之后，他還為我的作品的修改提出一些很中肯的意見，他說：“不過，我還是希望你再精心修改一番，這是提高質量的關鍵時刻。”并對作品中的幾個重點人物塑造提出建議：“我個人認為，著重點應放在安勁草、佟星火等幾個工人形象的塑造上，把他們寫得份量重一些，更加豐滿和光彩些，性格再突出些，甚至把他們作為主要人物貫徹始終。這樣你的作品價值就提高了，賈棟才和閃運吉當然可以當作重要人物，他們的腐敗和惡行是不可不寫的；但他們畢竟不過是歷史的陪襯，而工人階級卻是歷史的主人公。這方面的份量不可太輕。雙方應構成比較緊張的矛盾和沖突。除安勁草和佟星火而外，工人形象只是王治媛，這顯得很不夠。你如有這方面的生活，可以多寫幾個，以充分展示他們的窘迫的生活和覺醒。當前的文學作品，這些幾乎很少很少。”
除了對我的作品提出具體意見之外，魏老還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給《當代》雜志社負責人常振家：“我曾看過小說的縮寫本，印象頗佳。不久前我曾將此消息告訴許顯卿同志，許顯卿同志告訴我，可將此稿寄給您一閱。我想您一定會很高興的，愿您與他直接聯系。”
《當代》雜志社負責人接到我的書稿和魏老的推薦信后，安排編輯部主任楊新嵐及時審稿。但由于當時該社剛剛發表一部有爭議的作品《中國農民調查》而受到上級的批評，正在“檢討過失”，只得表示對這部“完全可以發表的書稿”建議再去別處看看。
將近一年以后，魏老通過主編湖南省文聯刊物《文學風》的賀振揚老師聯系了一家南方省份的文藝出版社，又為我寫了一封信：“我……認為寫的不錯，相當真實地反映了當前工人的處境和生活 。由于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寫來特別動人。希望你們認真看看，能幫助他出版為幸。”
但這次求助的是一位剛剛退休留用的副社長，手頭待審的稿子太多而無暇顧及我的書稿，又過了一年后才算看完，提出了一些“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意見，將稿子退了回來。
為什么被退回來？其原因，我已在后來由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新潮旋風》出版后記里作了具體說明，這里不再贅敘。
這些年的社會文化氛圍的確不適合工人階級的文學創作，也不適合工人階級作家的作品出版，即便出版了更不適合投放到圖書市場發行。當然這不是工人階級作家的責任，也不是廣大工人階級的責任，而是市場經濟的責任，是改革開放30年來全面私有化的責任，是億萬工人階級已經被弱勢化邊緣化，無力購買，沒時間閱讀的客觀事實造成的。
在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我的下一部書稿《陽早寒春紅色傳奇》的命運：
2004年春我在北京昌平采訪寒春以后因為不能解決在京食宿問題，我只得回到哈爾濱。因為岳父去世不久，岳母住在我家，我家沒有寫作的環境，我只得將岳母準備出租的一屋一廚，要下來暫時當作寫字間。但是岳父去世后已喪失生活來源的岳母，也損失了以房租作生活費的收入。我當時下崗沒有工資，找了一份打更的活兒，因為要去北京采訪而輕易辭掉了，張**并沒有兌現當初對我的承諾，所以我是在及其窘困處境中寫作的。
2004年秋，已完成的24萬字《傳奇》書稿需要打印，但我連打印費都拿不出來。我打電話給張**，不知張是不守約還是真的很為難，不但不給打印費，而且說連選題都報不上了。后來據說這位以研究工人活動著稱的體制內編輯，被迫轉到體制外干專門的研究工人活動去了。
為了兌現張**當初給我的承諾，我跟他發生了糾葛：我寫信給他提了一些意見，并要他以革命者可以互相進行批評的原則給我提出意見，然而他一個字都沒有給我寫來。我于是將給他寫的信轉給了包括魏老在內的其他幾個同志。為了調節糾葛，魏老又沒少操心費力，他給我打過電話也給我復過信。
我將打印的書稿寄給魏老，魏老來電話說他因為近來突然眼睛視力下降，已委托肖衍慶老師為我看稿，并說肖老師看過后已認為可以出版。
為了及時出版我的第二部書稿，我聯系了幾家出版社。但是答復都不如意，以大量出版傳記為特征的新華出版社同意印5000冊，其中2000冊由傳主或作者負責發行。因為我和寒春都沒有這個經濟能力來承擔，這事難以實現。我打電話給寒春，要來她所在單位中國農機院領導李書記的電話號，聯系了李書記，李卻以寒春不想出書的莫須有借口，推卻這份義不容辭的責任。
西安有一個左翼朋友朱繼霖，自告奮勇地要替我聯系出版社，也沒辦成，卻將書稿送給去西安出差的臺灣書商董敘霖先生。董先生從聯合國公職退休以后回到大陸搞圖書發行，但資金有限，他探討過我這部《陽早寒春》書稿的發行市場前景，也退怯了。
魏老知道此事以后，打電話向我詢問，并說他認識這位董敘霖，董先生曾攜帶夫人到北京西山拜訪過魏老。魏老讓我捎話給董先生，讓他去魏老家面談一些事情。我后來遵囑給董先生打了電話，但董先生去沒去，我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魏老為我的兩部書稿得以正常出版，是操了不少心出了不少力的。雖沒能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這兩部書的面世，但從內心里我是很感謝他的。我的長篇小說《新潮旋風》于去年3月出版時，我曾打電話給魏老夫人劉阿姨，通報并將書寄給她作留念，以告慰前一年去世的魏老的在天之靈。
五、魏老的教誨在鞭策我為工人階級進行文學創作
跟魏老相識之前，我沒看過《中流》的文章，那時左翼網站少，我不會上網，很少接觸到左派、毛派的文章。我只有左大培的《混亂的經濟學》、韓德強的《碰撞》、黃紀蘇的《切.格瓦拉》、一套上、下冊《真理的追求十年文萃》，還有左、右派兼收并蓄的《新思潮》。我讀的比較早而且印象較深的有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國》。當時我并不知這本書得到當局高層贊賞，但我看了好幾遍。我不同意其中的許多政治觀點和歷史的陳述方式，只是作者對文革起源的見解，敘述毛澤東反修防修的動機及毛澤東文革后期思想超前形成的孤獨處境，我是能夠理解的。對在1957年反右斗爭前，知識分子不合時宜的動向分析，我是能夠理解的。但是我不贊成王山的有關以權威政治和絕對社會穩定為前提，來確保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我不贊成他以損害工農大眾的權益來實施完全的市場經濟。
文革后期，我并不絕對排斥經濟改革，我覺得文革中的斗、批、改中，只有改的份量不足，實際措施不夠，完成的不到位。文革結束后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我認為是有必要的。因為毛澤東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批注中對所謂的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有所批評和保留性肯定，實際文革中揭發出來的問題也涉及到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上，還存在著必須改革完善的方面。
開始實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時，任何人都沒有明確否定改革的目的，就是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并沒有明確否定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我當時雖然懷疑過改革的方向是否有些不對頭，但是絕對沒有想到，改來改去卻在方向上犯了這么嚴重的錯誤，沒有想到當時的改革，已發展成目前全面私有化的盛宴。改革已變成為一場騙局，一場對億萬工農大眾的搶劫，使他們重新陷入簡直是萬劫不復的貧困深淵，而使一小撮特權階層成為豪門富翁，兩極分化竟達到0.4%的人口占有70%的財富，并把幾萬億的美元存入美國，使中國成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使中國人民人民成為美國和歐洲的打工仔，消耗著中國的有限資源，污染者中國的青山綠水。
我當時特意從書店買來七、八輯《中國經濟大論戰》來讀，還重點讀了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金碚的《何去何從——當代中國的國有企業問題》等書。
我當時腦子里有左的觀點也有右的觀點，，我接受了右派關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要搞民主政治，應該改革所謂政企不分，不能恢復舊體制（即計劃經濟體制）的觀點。我寫長篇小說《新潮旋風》時也將這些觀點引入作品中。
魏老給我的復信中提到：“當前某些時髦的經濟學家把一些改革中出現的弊病，認為是什么政企不分，舊體制的存在等提法是令人懷疑的，應慎重對待。”
對魏老的這一提法我當時注意到了，但并未引起重視，后來跟魏老同樣德高望重的李成瑞老師贊助我出書并審閱我的書稿時，再次發現這個問題，才引起我認真考慮，將作品中有關提法改正過來。
根據資產階級右派們“新西山會議”和《零八憲章》，其意圖就是要以反腐敗、反一黨專制為名搞“西方民主”，搞完全的市場經濟，公開改變社會主義制度，這對廣大人民群眾不會有什么好結果，只能使我們的國家在美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操縱下走上全面殖民化的道路。
2003年秋，魏老在那封評價合理安置下崗職工的倡議書的來信中，除了贊賞我的政治積極性和責任感以外，還語重心長地警示我注意正確引導工人群眾斗爭的方向：“今后的斗爭勢頭要提出為工人的生存權、工作權和管理權而斗爭，為保衛和振興國企的公有制而斗爭，為保衛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而斗爭，不要使工人的眼界受到限制。”
我能理解魏老說這些話時的心態和這些話的重要含義，但對這些話的可行性總有些將信將疑。聯想到中外近代工運史上的工聯主義常常占上風，聯想到當今中國人民群眾所擁有的民主權利，是那么有限，那么乏善可陳，我不相信人民群眾會將訴求很快上升到政治層次。實際上現實生活中大多數工人群眾的維權斗爭也往往只限于經濟民生方面，打出來口號也只是“我們要生存，要吃飯，要社保、醫保，要討回拖欠的工資、生活費”之類，這是因為政府當局連工人群眾經濟方面的起碼要求都很難予以保障，就更遑論政治方面的要求，當時全國各地工人群眾進行的政治斗爭的范例幾乎沒有出現過。我在文學創作時也不能憑空杜撰。
在這封來信的前幾天，魏老在另一封信中，對我的書稿提出的建議中，有這么一個要點：“在思想上應盡量從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高度看問題。矛盾沖突的性質，不是局部問題和枝節問題。”
當時我感覺這一要點，應是魏老對一個工人階級作家從事文學創作的題材和主題思想的總體要求，是一條綱領性的意見，但對一部具體的反映國企職工維權反腐敗的文學作品，提出如此意見，又未免有點泛泛之談，有點文不對題之嫌。后來我向魏老匯報了自己以后創作的打算，魏老來信謙虛的表示：上次“所提意見僅供參考。據你說還有下部，那就按照你的意見寫吧！”
在魏老去世以后不到一年的2009年7月4日，魏老所預言的事情就出現了：吉林省通化鋼鐵集團的工人們為反對建龍集團重組控股而進行的斗爭，是工人階級打響全面私有化改革的第一槍，是一場典型的無產階級政治斗爭，正如魏老所說或者所預言的，這種政治斗爭不僅“為工人的生存權”，而且“為國企的公有制而斗爭，為保衛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而斗爭”。
由此我進一步地體會到魏老看問題的深度和遠見卓絕，體會到魏老在政治上的成熟老到，重溫魏老生前對我的教誨，使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到折服和震感。
毛主席評價魯迅時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實際上魏巍的骨頭也是最硬的。魯迅活的時間不長，魏巍卻活到88歲；魯迅的晚年寫了很多文章，成果斐然，魏巍七十多歲還在創作50多萬字的長篇小說《火鳳凰》，八十多歲還寫了許多雜文、散文、論文，寫了10萬字的《話說毛澤東》，寫了《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寫了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肯定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和世界意義，肯定了這一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的繼承和發展。
魏巍的晚年是最清醒的也是最輝煌的，由此成為中國當代左翼文藝、思想、政治戰線上的偉大旗手，成為跟資產階級自由化右派、修正主義交鋒，頑強地戰斗在最前線的最英勇的戰士。他臨終留下來的“繼續革命，永不投降”，跟魯迅當年對他的敵人所說的“我一個都不饒恕”，同樣堅決，同樣堅定，他的遺愿將感召著我，成為我的誓言，我會遵照這一誓言義無反顧地戰斗下去。
由于2007年以后再沒有接到魏老的電話和來信，我給魏老家打過電話，劉阿姨說魏老不在家。2008年我到北京又去過電話詢問魏老的身體情況，劉阿姨總是說還可以，從不跟我透露魏老住院的信息。
魏老去世時，我因八十多歲的家父有病需要陪護，不能赴京吊唁送別魏老，至今感到很遺憾。
魏老去世后，我的書在京出版我要去西山八大處親自登門送書，劉阿姨還是在電話里客氣地說：“路太遠了，你別來了，請寄來吧！”
我揣想，劉阿姨之所以這樣對待我，可能是像我這樣跟魏老相識有所交往的朋友太多，像我這樣交往有限的外地朋友更多，給她本人的印象不深，難以一一記住。
然而，我跟魏老的這一段交往已作為難忘的記憶珍藏在我心里，魏老給我寫的九封來信（不止九封，路上還有寄丟的，極為可惜）和兩封推薦信，是留給我的及其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將銘記魏老的教誨，以此作為鞭策和激勵自己從事工人階級文學創作的動力，促使自己堅定信心，為反映工人階級重新登上政治斗爭的舞臺，展現新世紀工人階級叱咤風云的光輝形象而嘔心瀝血奮筆疾書。
2010年2月21-28日于哈爾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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