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到中央電視臺《曲藝雜談》節目說到“西河大鼓”，我聽著聽著，思緒竟不知不覺地飄回兒時在北方鄉村聽書、看戲的歲月。過去農村的精神生活比較貧乏，但是人們又一直充滿了對文化的渴望，于是就催生了各種各樣的民間藝人，如玩雜耍的、唱大戲的、扭秧歌的、說西河的，等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只要村里來了個說書的，立馬讓家鄉那個小村熱鬧起來。
我的家鄉那個地方主要流行西河大鼓，這種大鼓一般一人就成，所用的行頭也簡單，就是一面用木棍支起的大鼓——說是大鼓，其實那鼓并不大，扁圓形狀，鼓面如小臉盆大小，配一柄鼓棰。說書人懷抱一個半人多高的大三弦，還有一副鐵犁鏵片。說書人時唱時說，或站或坐。一曲唱畢，彈弦的右手又執鼓槌敲鼓，左手執兩塊鐵犁鏵片敲出碰撞聲，這手執鐵犁鏵片是有技術的，一塊要固定在食指和小母指下面、中指和無名指上面，另一塊用食指和大母指輕輕捏住，有節奏地搖晃手就可以敲出聲音。大鼓采用的調子很有地方特色，唱腔洪亮、激越，道白簡潔、幽默。
說書人有當地的，也有外地的，他們一般只一兩人，背一個包了三弦、大鼓的布包，抑或其中會有一位瞎子，或者一位俊俏的女人。那時候村里沒有通電，生產隊找來幾只尿壺，在里邊灌上煤油，放入一截棉繩點著，村前聽說書的場子便被照得通亮。“咚吧咚吧咚咚吧，里楞里楞里里楞”……，如此三遍聲響，這叫“鬧場”，目的是為了召集人們抓緊時間快來聽書。兒時，每到晚飯過后，一聽到這說書的鼓琴，我就在家里坐不住了，連忙跑到村前，一玩就是半夜。
說書正式開始之前，一般開頭還有幾句固定的唱詞。我現在還記得這唱詞，一般是這樣：(說)各位兄弟爺們，咱今天說的是……(鼓）嘣，嘣，嘣嘣，(唱)咱們上臺來，閑言碎語扔又扔，大鼓一敲鋼板叮啊，兄弟爺們您仔細聽……這說書看起來簡單，實際上很有技巧。比如要把書中的情節安排好，緊松要結合。尤其是每天收場時，要會留下懸念，如正要殺某一個人的當口，要突然收住。大人說書人往往會在這時賣關子，比如說《楊家將》中的某一段時：“只見他高高舉起丈八月牙刀，以泰山壓頂之勢一刀劈下來，就聽得‘咔嚓’一聲……”得了，往下怎么樣了，他卻不說了。我那時就往往被這說書人勾得一夜睡不好，有時還在夢中自己把故事給編下去。
記得有一年冬天，村里來了說書的，其中有個女的，她的小尖嗓還能變成老憨腔。大隊干部在樹上掛了馬燈，村里的幾個光棍漢天天準時地坐在最前面，美滋滋地看著說書的女人，像是聽話的小學生在聽老師上課。她在村里一住就是半個多月，每天晚上說《呼家將》。冬天天冷，后來又把書場移到一個大房子里。眼看就要過年了，呼延慶的擂還沒打成。每天晚上預告，明天就打擂了，第二天晚上，書中又出了岔子，還是打不成。人們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幾個老光棍還輪番動員村干部，說“給人家再加個塊把錢吧，人家挺不容易的，再說，你不加，呼延慶也打不了擂呀？！”直到臘月二十幾，女說書人才結束了《呼家將》的演出。
在姥姥家的大王莊，隔壁村小張莊里有個張瞎子，說書在方圓幾十里都有名氣。聽大人說，只要他的鼓架子支起來，還未開場，便圍成幾層人墻了。他坐場說書一般二十至三十分鐘為一關，每每說到關鍵處、得意時、緊張點，眾人聽得癡迷之時，他便拿起驚堂木，砸在桌上，伴著啪的一聲，驟然打住，把板子和鼓槌一放，嘴里吐出一句話：“且聽下回分解”。最可恨的就是，他一晚上總要賣三四回這樣的關子。那動作，中規中矩，那神態，頗為自得，那氣息，氣定神閑。聽小舅說，姥姥家與他還有點沾親帶故，按輩分我應叫他“表舅”。一次，小舅帶我去了他家。當時張瞎子大概不到四十歲，敦敦實實，白白胖胖，圓圓的腦袋，光光的腦門。那天，他專門給我們說了一段，內容已經忘卻，但是書中的人物曾在我幼小的心靈騰起波瀾。張瞎子說書不光用嘴，還配有很多動作，一把扇子就是兵器，比比劃劃，能把打斗的情況準確的模仿出來。伴隨著動作，還愛運用象聲詞，“噗”的一聲，那是刀捅進了肚子。“咔吃”一聲，人就被劈死了。“撲通”是人倒地了，“噌”的一聲是人上房了，“呱呱呱呱”騎馬的來了，“踏踏踏”是人跑了。驚險、動聽！至今，我的耳邊仿佛還縈繞著張瞎子說書悠揚的伴奏和淳厚的唱腔。
聽說到了２０世紀8０年代，老家的說書藝人幾乎“絕跡”了。不是大家不愿意聽說書，而是那些說書藝人紛紛改行。不可否認，在鄉間缺書少戲的那些年代，我們這代人的歷史知識許多是從這些說唱藝人口中學到的，真真假假的故事和人物讓我們長了見識。大家可能仍然記得改革開放初期，劉蘭芳的一部《岳飛傳》轟動舉國上下，簡直是中國人的一道藝術大餐。30多年過去了，電視、電影、互聯網都已經普及了，但那種聽說書的幸福感在我的記憶深處還揮之不去。心底常涌兒時調，一曲西河吟到今。這種美好的記憶和感恩的情懷，隨著歲月的流逝愈發濃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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