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將趙本山的小品與沒落的‘黃段子’放在一起評述，并不是把它們兩者混為一談，或者劃等號。但是，這兩者的興衰也確實有其同一的背景和差不多的命運。所以就自然而然地被聯系在一塊兒了。
黃段子的流行及其被剿殺，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政治背景的，也是小農經濟文化觀念沉渣泛起的歷史必然，因為文化現象永遠依附在以之相適應的經濟基礎之上。
以調整利益結構為本質選擇的改革開放，不僅會打碎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結構與經濟秩序，也必然地打碎和顛覆植根于這個經濟制度、經濟結構與經濟秩序的文化、道德等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與推行，實際上使我國農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小農經濟重新占據恢復了主導地位。經濟的主導地位必然要求文化的主導地位，這樣，繁榮發展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紅色文化”之星的隕落，與‘新生’的封建小農文化的“回光返照”就是必然的；‘小農文化’的一個代表——趙本山小品在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的流行也就是必然的了。
具體一點說，既然“紅色文化”遭到了封殺，傳統的戲曲又不具有當家作主的潛力，而資產階級文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中尚處于蹣跚學步的階段，那適合于小農經濟土壤和幾億農民欣賞水平的傳統小農文化及其與引進的資產階級現代文化品類和技術雜交的‘現代小農文化’的應運而生就不是偶然的了。而適應這種必然，趙本山小品及官民黃段子的‘走紅’也就是題中應有之意了。
在這個期間，港臺的‘小資產階級文化’也曾在華夏大地上名噪一時，但是注定會極其短命，因為小農經濟的土壤缺少‘小資產階級文化’的營養，也沒有與‘汪洋大海般’的小農文化較量的實力。淹沒‘小農文化’的更廣闊的權貴資產階級和新興的‘中產階級’及其文化還在襁褓中嗷嗷待乳，更沒有力量取代‘茁壯孽生’的‘小農文化’。 這樣，以趙本山為代表的自喻為‘大俗’‘小農文化’的怪胎——小品就迎來了千載難逢的‘瘋長期’！
‘黃段子’從本質上來說，也屬于‘小農文化’的范疇。如果說有不同，無非是把資產階級赤裸裸的俗與小農意識的隱晦的俗雜交在一起，嫁接在一塊，更顯得不倫不類罷了。這類黃段子之所以在民間特別是在官方暗自地流行泛濫，從本質上反映了權貴階層對自己‘階層文化’的‘尋找情節’，因為‘權貴階層’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雙重屬性，他們在這種‘尋找’中常常擺脫不了經濟生活上霸道的‘占有’和文化生活上的‘頹廢’。
趙本山愛將小農文化的俗分為‘大俗’、‘中俗’、‘小俗’等類別，在他看來，大概他的小品是屬于‘大俗’的最高境界，也即他自夸的大俗即大雅。其實呢，他并沒有掌握住這兩者的‘度’，還是沒有像陳佩斯、朱時茂的小品那樣地脫俗。而‘黃段子’就屬于‘小俗’之類了，那就是真俗而不是假俗了。如果說趙本山小品的俗與黃段子的俗還有區別的話，那就是，趙本山小品的俗能被官府所接受，而黃段子的俗卻不能被官方所能容忍。也就是說黃段子的俗超出了官民容忍的“度”了，所以，同是沒落，但結果不同，黃段子的沒落是被官方‘清剿’的沒落，而趙本山的小品則極有可能是‘自然’地沒落。
這不是‘江郎才盡’可以解釋的通的，就像歷史上的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文學品類的興衰更替一樣，那不是那個文學家的主觀愿望，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的規律使然。
關于這一點，我們不妨看一看現階段整個農村經濟體制的新變化，以及幾億農民觀念的轉變就很清楚了。隨著城鎮化的加快，農民的職能由農業化向工業化勞動轉變，‘小農文化’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已經開始崩塌，‘小農文化’的買方市場正急劇萎縮，代之而起的是以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為主導的新興文化市場的發展，這正是包括趙本山小品在內的‘小農文化’衰敗的本質原因。
正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如同“長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一樣，毫不奇怪，‘大俗’的趙本山小品與低俗的黃段子的沒落的挽歌已經在2010年的春晚唱響，這極其必然，不可阻擋，也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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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shi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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