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居》及其時代處境
祝東力
每個社會的每個時代，都有它特定的“公共文本”——主流人群通過閱讀這些公共文本，達到分享經驗、交流情感、形成共識的目的。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一書“序”中所謂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其所指，既是那一時代取得最高成就的文學體裁，更進一步，也是指那個時代主流人群的公共文本。廣闊的生活內容通過選擇那個時代最適合的體裁形式，獲得了最充分的表達、最廣泛的傳播。在公共文本中，最集中地匯聚著時代的典型人物、集體心理、價值訴求、社會癥候以及公眾的期盼和意志，等等。晚近以來，如果說80年代中國的公共文本是中短篇小說，那么，90年代以來的公共文本則首推電視連續劇。
90年代，經過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國社會高度世俗化，即從“國”回落到“家”，從政治生活退縮回日常生活，飲食男女，婚喪嫁娶，人們輾轉于、奔波于婚戀、親情、生計、消費以及職場、商場和官場的繁瑣細節中。從體裁類型看，電視劇景別相對簡單，即以“中近景”鏡頭為主，貼近生活和日常視角，并往往采取以家庭為環境的觀劇方式。應當說，這種文藝體裁的形式特征，更適于表現上述轉型后的中國社會內容，即高度世俗化的瑣碎的日常生活，而且，即使是歷史題材，也一般采取世俗的日常角度予以呈現。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的電視劇往往并非以純粹娛樂或休閑為目的，而經常包含嚴肅的生活內容，有時，甚至包含嚴肅的思想內容，從而區別于許多國外電視肥皂劇。與倍受恥笑的中國電影大片不同，電視劇的整體質量較高，其中的優秀作品往往受到觀眾的交口稱贊，成為家庭、辦公室和互聯網熱議的話題。因此，中國電視劇經常能順利地走出國門，不僅在海外華人圈中傳播，而且出口到朝鮮、韓國、越南、日本等傳統儒家文化圈國家，就并非偶然。可以說，電視劇是近30年來中國向世界貢獻的最具中國特色的文化產品。
近期播出的電視劇《蝸居》，再次引起輿論的高度關注，是因為它直接觸動了我們時代的那個樞紐和關節點——這個樞紐和關鍵點牽動著中國社會各利益集團，并多向度地聯結著民生、經濟、金融、社會和政治等諸多方面。商品房，這里是財富和利益的集中點，因而也不能不是欲望和情感的集中點、社會矛盾的集中點和戲劇沖突的集中點。住房，自21世紀初以來，便從普通的生活必需品逐步異化為特殊的投資品，住房市場，即樓市，成為超越股市、匯市的最大金融交易市場。實際上，商品房早已不再是單純的生活必需品，日益淪為富裕階層投資增值的金融交易工具，而遠離普通百姓。這一事實，在民生、經濟、金融、社會和政治等諸多方面，導致了一系列嚴重后果，其中之一便是“白領中產”階層的瓦解。
追溯歷史，80年代，國家是將農民從體制內剝離，使之從集體公社回歸于小農經濟。90年代，農村基層的去組織化，作為多種原因之一，導致農民大規模進城務工。這些海量的廉價農民工立刻造成了城市工人嚴峻的就業環境，推動工人與企業之間形成新的勞資關系。新世紀初10年，由于城鄉廣大人口的購買力持續下降，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逐步形成的“白領中產”階層，便成為資本積累的新財源。因此，他們受到地方政府、房地產商和銀行這個“鐵三角”所創造的高房價的狙擊，在短短幾年中便淪落為“負中產階級”。從農民到工人到白領中產，如果沿著這條線索繼續走下去，那么，更進一步，一旦國內樓市泡沫徹底崩潰，資產大幅縮水，則將導致大批銀行和企業面臨困境，外資可能大舉登陸。屆時，大批民族資本將可能被廉價收購。
這個歷史過程當然不是《蝸居》所能揭示的，也根本不在《蝸居》的視野之內。《蝸居》的貢獻，在于用許多真實的細節，惟妙惟肖地呈現了這一代“白領中產”階層的夢想、奮斗、掙扎、焦慮和困頓；它的局限，也非常明顯，那就是完全沉浸于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層面，并且完全認同于劇中那些男男女女們的立場和價值觀，甚至認同于造成了劇中人物困境的無情的社會法則和現實邏輯。《蝸居》中的主要人物女白領海萍，鄙夷地稱她的市井鄰居如徐阿姨們為“井底之蛙”。其實，處于“蝸居”中的海萍之輩的人生理想也無非是打拼、賺錢、住別墅、做人上人。在資本全球化的時代，完全喪失了另一種歷史視野和價值參照的她們，又何嘗不是“井底之蛙”呢。更重要的是，作者也并不能超出“蝸居”的狹隘格局。視點很低、視野很窄，這使《蝸居》的創作者無法獲得一種長遠的全局的觀點，即無法站在“蝸居”之上審視我們這個時代，而只能蜷縮在時代所給定的“蝸居”之中。這當然不僅僅是《蝸居》的問題，而是多年來創作界的通病。
因此，如果說《蝸居》也是現實主義，那么它只能是一種白領現實主義、市民現實主義、“蝸居”現實主義，而絕非批判現實主義。
（本文原發表于《藝術評論》2010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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