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霸權下人格扭曲的生動顯現
溫長青
改革開放已經走過30年的歷程，各個領域取得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但隨著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一落千丈，被徹底邊緣化，這無疑是個十分沉重的、許多人甚至有意無意回避但卻不能讓人不正視的話題。而與此同時，資本的巨大魔力（抑或是暴力）卻日益凸現，成了主宰社會的巨大力量。雖然這中間也有工人的無奈而憤怒的反抗（比如震驚全國的7.24通鋼事件和8.11林鋼事件），但這并不能對資本咄咄逼人的進軍勢頭有多少遏制作用。在資本的巨大壓力下，原本清高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放下身段，把自己這根毛緊緊依附在資本這張皮上以討口飯吃，原本正直清廉的領導干部也搖身一變，成了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想方設法對付自己的“階級兄弟”的“高管”。他們在一方面獲得享受較高“生存質量”生活機會的同時，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受著良心的折磨、人格扭曲的痛苦。這些年來一直密切關注著30年來中國大地上發生的這場改變國家民族命運的社會大變革的曹征路，在他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問蒼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中精心塑造的趙學堯、常來臨，無疑就是這樣的極具典型性的人物。
趙學堯本來是一所大學的教授，他自認為是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也自認為自己很有思想。他毅然離開大學來深圳發展，是有自己的遠大目標和理想的。應該說，良心與思想是知識分子立身的基本條件，趙學堯的選擇如果放在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獨立品格逐漸覺悟的大背景下來理解，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與合理性的。中國知識分子追求自我價值實現的沖動，讓趙學堯毅然來到深圳這塊創業的熱土。在他的學生何子鋼的幫助下，成了幸福村書記兼村長、幸福村開發總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文念祖的顧問，實質上是文念祖的“軍師”和“管家”。趙學堯一步步完成了由滿懷壯志試圖大有所為的知識分子向對資本卑躬屈膝、搖尾乞憐的知識分子的轉變，資本的巨大能量再一次得到了顯現。
小說中塑造得最為成功的人物要數常來臨了。他原本是一家國營企業的黨委書記，因企業倒閉而下崗在家，后經熟人介紹來到深圳，在幸福村的一家臺資企業寶島電子公司謀了一份差事，明里是企業的“書記”，而事實上在這家沒有一個黨員的企業，這是一個很尷尬很曖昧的角色。盡管上頭關于在私營、外資企業建立黨組織的文件說得天花亂墜，卻還是不能改變書記是拿資本家錢財替資本家消災的高級打工者的身份。這個軍人出身、在道德上有自我約束的人，沒有參與招工時的“開處”，夫妻兩地分居還能抵擋住陳太的誘惑，做到“守身如玉”。在處理工人罷工事件中，他表現出了擅長做“思想工作”的優長，把社會主義文化帶給他的工作作風，應用到為私企利益最大化服務上。他抓住打工者想家、給家寄錢的契機，發起組織了后來擴展到全深圳的“算算寄給親人多少錢”的活動，試圖調和階級矛盾，遮蔽資本家對工人勞動的剝削的實質，引導工人意識到：是深圳，是資本家養活了外地來深打工者，只是后來上面對這一敏感問題有了批示，這一活動才無疾而終。他發動工人給陳太患了白血病的弟弟獻血、捐獻骨髓。盡管不乏人性光輝的閃耀，但陳太這個頗具“人情味”、“親和力”的資本家事實上以無往不勝的“資本”戰勝了他，恐怕才是問題的本質。只是后來陳太的撤資潛逃讓他的幻想徹底破滅，他才“再次站到了工人面前”，鼓動工人們罷工鬧事，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以組織煽動工人罷工的罪名被拘留了起來。他的人生軌跡與心路歷程，非常深刻地折射出資本對人的異化作用。
人物所有行為的背后，我們都能找到其深層次的動因——無論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人固然能改變環境，但環境更能改變人，在當下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尤其如此。趙學堯本來是想來深圳干一番事業的，可是現實卻遠沒有他想象得那么美好，來深圳半年多了，他才找到一份代課的差事。這時，他還多少保有一點作為書生的迂腐，還有一種難以融入的身份或道德障礙。是何子鋼，他這個在勞動局政研處“高就”的學生把他引薦給了幸福村的“文總”——文念祖，當然何子鋼也并非完全出于師生情誼，而是有著自己的“小九九”的，他是要借老師之才把文總打造成典型，借文總之勢讓自己的仕途有一個突飛猛進。趙學堯充任幸福村的“顧問”——事實上即文總的“幕僚”后，也是滿口勞動偉大、人道主義、馬克思，他向文念祖提出辦文化夜校以提高村民與員工的文化素質的建議，卻被文念祖否決了。趙學堯不能不感到失落，他覺得自己的人生價值體現不出來，自己只是一個為文總臉上貼金的道具——文總在酒席上都是這樣向客人介紹：這是我請的助理，大學教授。是無情的現實，還有他的學生何子鋼的教育，讓他茅塞頓開。何于鋼對他說，“時代變了，這個時代需要老板，需要打工仔，就是不需要主人翁！你是一根毛，必須附在老板這張皮上”。“你要把立足點移過來，把屁股坐在老板一邊。世界觀解決了，一切都好辦。”“現代社會根本不是馬克思、高茲描繪的那個樣子……人早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資本在流動，是現金流創造了財富。勞動？狗屁不是。工人？灰都算不上！”后來，機會終于來了，在深圳決定在自愿基礎上把農村人口轉為城市人口，許多農民并不愿意，文總也耍滑頭時，趙學堯與何子鋼策劃要為文念祖造勢了。三篇由趙學堯執筆署名趙常的文章在黨報陸續打響，這讓文總對這位教授有了好感，而趙學堯自己，用他的話來說，也有了沐猴而冠的感覺。再后來，趙學堯又直接介入了文總的家務事，憑著大學教授的智力與魅力，替文總處理了遲小姐的問題，借辦客家文化節的機會讓文總與遲小姐的私生子認祖歸宗，甚至在無奈中讓文太情感與身體的雙重饑渴在他身上得到了消解。在趙學堯與何子鋼的共謀下，幸福村成了聞名全市甚至全省的先進典型，引得省里市里領導前來視察，文總的頭上也有了一頂頂桂冠。隨著文念祖的發跡，趙學堯也徹底完成了他的蛻變。當來自四川的五級鉗工唐源曾向他“請教”：“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不對？既然是初級階段，那階級斗爭在啥子階段熄滅的？”“從前沒得多少工人的時候，全國也不過兩百萬的時候，天天都在喊工人階級，勞工神圣，咱們工人有力量！現在廣東省就有幾千萬工人，怎么聽不到工人階級四個字了？我們是啥子人？是打工仔，是農民工，是外來勞務工，是來深建設者，就是不叫工人”時，已經徹底投靠、依附于資本精英的“知識精英”趙學堯無法也無愿望回答。當然，在當下中國社會語境中，這恐怕是任何人都無法或不便回答的。
常來臨呢，小說告訴給我們的是，這是一個有道德的人，他能夠帶著山村來的女工逛深圳、說貼心話，但在面對工人與資本的時候，他的人格扭曲了、分裂了：一方面，他愿意為工人著想，在處理寶島電子第一次工人罷工事件中，盡管他是為陳太出謀劃策，化解危機，但客觀上還是巧妙地改變了工廠集體辭工變相剝削的陰謀；另一方面，在強大的資本神話面前，他無能為力舉步維艱。他曾對無比崇拜他、并偷偷愛上他的柳葉葉說：“有句話你一定要聽，你是個有前途的人，你和他們不一樣，你還會有很大發展，還會有自己的事業。什么叫現代化？什么叫全球一體化？說白了就是大改組大分化。國家是這樣，個人也是這樣。一部分人要上升，一部分人要下降，當然，還有一部分人要犧牲。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常來臨的話，固然沒有錯，但小說告訴我們的是，就是這樣一個曾被工人信賴并選為“工會主席”的人，可以說是死心塌地地在為陳太打工。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打工者的感情，卻反過來壓制打工者的利益。他對工人說：“你們有意見就提，公司能滿足就滿足，不能滿足就說清楚。不要動不動就鬧罷工，那個沒意思。你們有你們的難處，老板也有老板的難處。老板就不困難嗎？為了找訂單，他幾天幾夜都沒合眼了。沒有訂單，我們就沒有活干，沒有活干大家都沒有錢賺。大家是一根繩上的螞蚱，這個道理不是明擺著嗎？”他的立場非常明確，老板才是“本位”，資本才是“本位”。按小說中柳葉葉的感受，這位極具個人魅力的書記，竟是“那樣地丑惡，那樣地小人。那樣地走狗那樣地工賊”。一個執政黨的書記“異化”為資本的代言人，真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這怎不叫人產生“今夕何夕”之感？當然，小說最后他“又一次站到工人面前”，應該說是一個人格扭曲者的良心發現。可以說，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勞資雙方的矛盾，讓人看到一個處在真誠與偽善之間并不斷向后傾斜的人，一個不甘墮落又最終墮落的人。這是一個充滿變數的機會主義分子，但同時也有讓人同情之處。當“資本霸權”的現實和“資本神圣”的意識形態已經支配了整個社會生活的時候，常來臨的行為更有其合理性。無疑，這是一個充滿張力的形象。
從趙學堯與常來臨這兩個人格被扭曲的人物身上，人們真切感受到了資本霸權的巨大威力。在當下中國，工人階級早已由社會的主人淪為最大的弱勢群體，一直以社會良心自居的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自由精神又哪里去了？趙學堯不無猶豫與痛苦的蛻變過程便是最好的注腳。當那本浸透了他的心血智慧的著作經過學生何子鋼的運作，著者變成文念祖，為人作嫁換來100萬元人民幣時，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與自由精神便已乖乖地向資本霸權繳械投降了。當個人道德品質沒有問題的常來臨成為陳太忠心耿耿的代理人的時候，讓我們感嘆的，不還是資本霸權的無堅不摧、無往不勝的巨大威力嗎？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6期《文藝理論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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