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蝸居》看到的令人吃驚的房產商能量
崔士忠
房地產商竟然能夠控制中國的主流媒體？
有人說，現在拍張全家福，需要有電視參加。
這是因為，在當今的時代，電視儼然已經成為家庭的一份子，成為重要的家庭成員，成為對家庭教育影響最大的24小時不休息的優秀教員。
目前，中國大約有3億臺電視在中國家庭教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寓教于樂，把自己或正面、或錯誤的觀點通過精彩美妙的故事和畫面，潤物細無聲的深植進中國人民的心田。電視對中國的影響力不容忽視。電視臺播放什么內容，電視臺掌握在誰的手里，對中國的發展顯的尤為重要。
當今中國，電視臺受金錢控制的現象越來越嚴重，這應該引起所有中國人的注意。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房地產商不但控制、綁架了政府的政策走向和決策，竟然還控制了電視臺播出的內容。這個消息乍聽驚奇，細想卻也有些道理。你電視臺不就是想利用播出收視率高的電視劇掙廣告費嗎？我房產商有的是錢，我買個年票，讓你播什么你就播什么，直接給你錢就是了。
但愿文章說的不是真的，否則就太危險了。
附：鄭風田：《蝸居》被開發商逼停？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蝸居》涉高房價疑惹惱開發商遭停播。
聯合早報轉引《二十一世紀經濟》的報道講，北京電視臺一名不愿具名的內部人士透露：“我們停播《蝸居》，是因為房地產商的公關。”北京電視臺這位人士稱，“現在房地產商的能量，比你想象的要強大。”因《蝸居》對房地產商的形象刻畫“過于負面”，有房地產公司“出手”，說服電視臺停播此劇。
對《蝸居》被叫停，網友反應還是挺激烈的？
另據《中國新聞網》12月11日)引用廣電總局電視劇司管理司司長李京盛直批《蝸居》的話：“有很大的負面社會影響，靠性，靠葷段子，靠官場腐敗，靠炒作來吸引眼球。”他表示：“絕不能靠別人不敢說的話我敢說、別人不敢寫的我敢寫來贏得影響力，電視臺也不能靠你這個臺不敢播我敢播來提升電視臺的影響力。靠性、靠聳人聽聞的炒作、靠揭露官場腐敗、靠這些低俗的佐料只能把電視劇品質拉向下滑。”
但李司長嚴厲的批評在網上立即引來了質疑的聲音。全國人民的眼睛還是雪亮的，有觀眾寫文章質疑說：“聽到這樣的批評，公眾的第一反應不是《蝸居》是否如李京盛說的那樣，而是廣電總局是如何審查放行《蝸居》的”，網民還要請教李京盛司長幾個問題：“《蝸居》中的性、葷段子、官場腐敗是不是當前社會現象的寫照？”，還有網友質疑：且不說李大官員如此批評電視劇《蝸居》，明顯的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是舍本逐末，不顧大多數觀眾的的真實心理感受和不相信他們的鑒別能力。這樣武斷地否決一部現實劇，只會吊起或吊足還未來得及觀看的觀眾胃口，從而進一步加劇“負面的社會影響”。
開發商等特殊利益集團不斷挑戰社會底線，公共強烈質疑不能讓這些惡魔綁架了社會輿論高地與國家政策。
其實社會上早就對開發商或直接出面或者雇用寫手來為本部門鳴羅開道發出警覺聲音了，不曾想，這次的叫停行為會如何快而又如此公然挑戰民意。如果果真如報道所言的那樣，那才是最值得決策層反思的。究竟這次的叫停是主管部門出于社會責任叫停還是被開發商搞掂？
我國的開發商事實上早已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團，并且利用其在房價漲價中獲得的巨額暴利為本部門進行包裝，對任何對本部門有負面作用的政策輿論進行拚命打壓。對于這種現象，人民日報前總編周瑞金在他那篇震耳發饋的“中國高層應與特殊利益集團切割”進行了痛陳，他認為以公權力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團”不斷坐大會，已對中國社會造成傷害，呼吁中國高層拿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初期的勇氣，與政商勾結的“特殊利益集團”切割。
奧爾森在他那部《國家的興起和衰落》中對特殊利益集團進行了深刻解剖，他認為只要一個國家有足夠長的政治穩定，就會出現利益集團，而這些利益集體會使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行政、法律等方面的體制、政策、組織，變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團的安排，使得該國發展的新動力越來越被抑制，各個部門越來越僵化，這必然導致國家的衰落。
我國目前已出現不少“特殊利益集團”勢力坐大的現象，正如周瑞金先生分析的那樣，他們收買專家為其特殊利益行為辯護，制造話語權，還給自己涂抹一層意識形態合法色彩：用各種冠冕堂皇的口號索取政策保護，上下要挾，左右逢源。他們對社會公平和普通民眾的傷害，對中共執政宗旨的踐踏，對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嚴重后果。權力、資本和資源的結合不僅滋生腐敗，還會導致權貴集團粗暴地壟斷經濟增長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這恰恰又容易成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
如何抑制特殊利益集團化解消解社會積怨，我國特殊體制面臨挑戰。
雖然歐美等國早已形成各種千奇百怪的利益集團，但由于有選舉政治、有國會充分辯論空間，能夠給各個階層提供充分的說話機會，所以整個社會一般不會出現被特殊利益集團“綁架”的現象。但也有例外，比如美國總結小布什，因為靠軍工企業的大力捐款上的臺，所以在第二任期就投桃報李，發動伊拉克戰爭，讓人感覺到即使是美國這樣已有完善機制的國家對付特殊利益集團也缺有用的招術。
相比于美國，我國在如何防止國家政策被特殊利益集團綁架方面面臨的挑戰更大。主要原因是我國的公共政策一般由行政部門規劃設計，很難形成辯論機制，雖然也有征求意見的程序，還有聽證會等社會表達聲音的機制，但從目前來看，實際效果并不太好，出現大量的被操縱現象。以最典型的價格聽證會為例，由于程序上的不健全，聽證會的代表不是由有公信力的機構選出，每次的價格聽證會基本上已演變為“長價會”了。所以在這樣一個格局下，很容易出現我國的公共政策被某一特殊利益集團綁架的可能性。這才是最應該引起警覺的問題。
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目前我國有一個互聯網，可以給群眾提供一個表達的空間。所以決策者應該多傾聽一下他們的意見，才不致力形成國家政策被某些利益集團給綁定的危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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