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東流
——電影公社簡訊
（本社訊 通訊員陳琳）“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伴隨著李煜《虞美人》詩詞，黑白映現的畫面呈現的歷史厚重感和國家受擄掠后內心的愁苦如涓涓細流肆意蔓延。——9月19日，烏有之鄉電影公社放映了拍攝于上世紀40年代的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擔任本次電影公社的嘉賓是李二仕老師。
李二仕，1973年出生，湖南郴州人。喜歡電影，1996年考入電影學院文學系攻讀碩士研究生，師從鐘大豐。1999年畢業，就職于中國電影出版社外國電影圖書編輯室。2002年回到電影學院文學系，主要從事中國電影史的教學和研究，偏愛少數民族題材電影。2004年出版譯著《電影理論新發展》；還翻譯過若干英國電影的文章，逐步整理出一條借鑒英國電影來看待中國電影民族特性的線索和思路。目前在每年有計劃的旅游中開始寫劇本。
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分為《八年離亂》和《天亮前后》上下兩集，將抗日戰爭前后十多年的歷史濃縮在一個普通的平民家庭里，通過這個家庭破碎的生活和情感的悲歡離合細膩地刻畫出當時的社會景況。
李二仕老師在影片結束后仔細點評了這部電影，他說，導演蔡楚生將一個家庭每個人物的曲折命運完美地融入到了宏大的歷史背景之中。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上海大解放，故事主人公張忠良隨著抗戰的節節敗退，經歷了顛沛流離之后，拋棄了家庭，和交際花王麗珍結婚，和王麗珍的表姐何文艷發生關系，生活糜爛不堪，終于從一個抗日英雄逐漸墮落為依附親日資本家踏入“上流社會”的階級叛徒。
和當時千千萬萬的普通老百姓一樣，張忠良的妻子素芬和母親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過著漂泊凄苦的生活，從上海逃到鄉下，忠良的父親因向日寇要求減少征收糧食，被吊死了。無奈之下，素芬和婆婆又從鄉下逃難到上海，她們日復一日出賣苦力，但仍無糧米生活……素芬為養家糊口，到何文艷家做了女傭。當素芬發現忠良早已背叛，懦弱的忠良又不思悔改，素芬萬般無奈，投河自盡了。忠良的弟弟忠民與忠良不同的是，他代表了無數有理想，有信念的愛國青年，參加了游擊戰，成為了保衛祖國的英雄。
人性的美好與丑惡，在膠片波瀾起伏的故事中，顯得清晰明亮；通過片中愛與恨的交織，讓我們再一次對歷史進行了深深反思。
男主人公忠良個人的變化代表著中國一個時代的縮影，也代表著在40年代，中國電影已日益成熟。導演蔡楚生來自貧民階層，經歷過諸多苦難，他從自身出發表達對生活的感情。《一江春水向東流》運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從人成長的過程中，帶出一個社會下中國電影進步人士在大背景下的變革，通過單一的線索下有層次的發展，并與優秀演員的結合，加之時間和空間的完美交織，達到了中國電影的高峰。這部電影除了對家庭倫理的探討外，更揭示了階級斗爭的根源和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中國電影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文化相呼應，凸現了中國民族傳統電影獨特、永恒的精髓。
這部電影另一突出的表現是對“月亮”這一自然景物的運用，它符合中華民族的審美觀。忠良與第一任妻子素芬熱戀期一起賞月的纏綿，戰時通過頭頂一輪明月寄托彼此的思念，雷電交加之夜，烏云密布之下的月亮成了矛盾激化的見證。“月亮”的轉變，折射了情感的起伏，思緒的感觸，經過一步一步由淺到深的發展鋪墊，將故事推向高潮。
清冷的月色之下，一邊是“明天我去菜市場撿點菜葉來，放一塊熬，就能吃好幾天了”，忠良的母親和兒子吃到了久違的內骨頭；另一邊是“我快要漲死了”，王麗珍參加完宴會會的飽態。如此犀利的對比，暗示了不同階級的貧富差距，強化了對社會的批判，寄托了濃重的民族感情。導演通過影片將苦難娓娓道來，如同一盆打翻了的水，漫溢漫溢……跟著影片重現歷史的追憶，中國人從離苦之中，體味著百味人生。
李老師說：“如果說藝術家是對社會現實最敏感的感光膠片，那么導演將摻雜著個人經歷的對民族顛沛流離歷史的感受，從內心深處發出一種聲音，并把這種心靈的震撼感同身受地傳播給觀眾。如果說電影是歷史的記錄，那么當代青年就應該銘記‘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擔負起歷史的責任，維護老百姓的利益和國家的和平。如果說一個時代總是‘問君能有幾多愁’，我們是否可以摒棄‘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哀傷，揚起紅色的旗幟，照耀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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