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創作感言
時間:2009年09月16日 來源:《求是》 作者:王朝柱
作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獻禮片，大型電視連續劇《解放》已經開始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播出。作為編劇，我感到非常欣慰?！肚笫恰冯s志的同志要我談一談創作體會，我想談的最根本的問題是：創作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正劇，劇作家必須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文藝觀，既要正確地把握這段歷史，又要善于藝術地再現這段歷史。
近來海內外有一部分人肆意曲解中國革命史，在貶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周恩來等的同時，公開為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大唱贊歌。但史實又是怎樣的呢？我國自鴉片戰爭之后，逐漸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個多世紀以來，一代又一代愛國志士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不斷地斗爭著。洋務運動失敗了，維新運動失敗了，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圖強之路也處處碰壁。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真可謂是為推翻帝制、創建共和奮斗終生，但還是不無遺憾地向后來人吶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自從1921年神州大地誕生了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才有了真正求得解放的希望。經過28年的奮斗，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歷經坎坷艱難，包括克服自身的錯誤，終于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是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必然！大型電視連續劇《解放》必須藝術地再現中國人民為什么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中國革命。惟有如此，才能正確地再現歷史。
當我寫到“平津戰役”的時候，有人曾力主以傅作義將軍起義為中心事件進行布局、寫戲。理由嘛，是簡單的：沒有傅作義將軍的起義，戰爭不僅會炸毀歷史古城的文物，而且還會死傷難以計算的無辜，更為重要的是這樣寫是新的視角，能出戲，有收視率，等等。對此，我講了如下這段話：“平津戰役的主角自應是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因為他們順應歷史潮流，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發展，且又創造了解放戰爭中的‘北平模式’。相反，傅作義將軍經常和共產黨為敵，就是在平津戰役開始以后，他還多次電示天津的陳長捷頑抗到底。待到新保安戰役以及四野百萬大軍入關之后，他才被迫選擇和平起義。因此，我寫《解放》只能反映歷史的本質，而不是其他?！?/p>
與此同時，還有好心的朋友向我建議：《解放》的筆觸應放在第二條戰線和地下工作者的身上。更有甚者，建議國共兩黨把特務派遣到對方決策者的身旁，這樣一來，不僅戲好編好看，而且收視率會創下新高。對此，我笑而答曰：“《解放》是一部史詩品格的正劇，我只能采用詩化的藝術手段去寫史的品格。就是寫到雙方互派地下工作者的時候，也絕不會像某些電視劇那樣，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身邊安插蔣介石派遣的特務，和我們的警衛干部談情說愛，進而完成他們的任務！再者，《解放》所反映的歷史距離今天實在是太近了，很多當事人仍然健在，他們絕不希望我寫的《解放》是一部胡編亂造的作品！”由此可知，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進行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是何等的不易啊！
在創作《長征》、《延安頌》、《開國領袖毛澤東》、《解放》等一系列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劇作的過程中，我摸索并堅持了如下的藝術創作原則：首先，這些重大革命歷史劇雖然是以厚重的歷史為基礎的，但它絕對不是史學家心目中的歷史，而是經過劇作家藝術化了的歷史。直言之，它屬于藝術品。為此，我必須把史學家的史學思維轉化為藝術家的藝術思維，并進而把歷史轉化為藝術。其次，由于我更希望這些重大革命歷史劇不僅是史更是詩，因而就要求自己必須自覺地按藝術規律進行創作。一句話：波瀾壯闊的歷史、浩如煙海的原始素材，都是為塑造劇作中的藝術形象服務的。同時，所有藝術創作手段，也只是塑造人物的工具。所以，我在劇作中所描述的歷史事件就變成了典型環境，所塑造的歷史人物也就是藝術加工后的典型。惟有如此，作品才會具有藝術所獨有的那種動人心魄的感染力。再次，為了讓這些重大革命歷史劇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史詩品格，我還必須向《三國演義》等古典名著學習，向大戲劇家關漢卿學習，向英國的莎士比亞學習，向近現代一切優秀的戲劇名作學習。如果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希望在學習古今中外藝術名作中，寫出有中國氣派的具有史詩品格的作品來。
在文藝創作中，抽象人性論往往阻礙著唯物史觀的貫徹。在我寫《解放》的過程中，有的認為《解放》的歷史人物沒有人性高度，對人性開掘也缺少深度。所謂缺少人性高度，實際所指是沒有寫出人的本能和欲望。對此，我作了如下解釋：其一，是否具有所謂“人性高度和深度”，不是衡量藝術作品成敗得失的惟一標準。世人皆知，《三國演義》不僅沒寫諸葛亮和一位丑夫人（當然，人們對阿丑的名字也有另外的理解）生活在一起的所謂“人性”痛苦，也沒有去寫張飛等人“拉郎配”式的錯位戀愛，自然，這部古典名著所寫的歷史人物也就沒有所謂的“人性開掘”。然而由于這部書寫出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大勢，寫出了中華民族的文明和智慧，寫出了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因此它是我國當之無愧的傳世名著。就說以揭示“人性深度”而獲成功的大文豪托爾斯泰吧，他十分清楚《復活》和《戰爭與和平》是不同性質的題材，于是采用了不同的藝術視角和創作手法進行寫作。結果，寫出人物性格深度的《復活》獲得了成功，史詩風格的《戰爭與和平》也同樣成為名著。這說明同一作家對不同題材的處理也應是不同的。其二，人性絕不單純是男歡女愛。如果按此標準審視我國古代的一些作品，如描寫中華民族古代女英雄的《花木蘭》，就是敗筆。再說名著《西游記》中不近女色的唐僧、孫悟空等，也將是沒有“人性”的典型人物。由此可知，文學作品不僅有著濃郁的民族特質，而且必然打上不同時代的烙印。可以斷言：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的《花木蘭》將會繼續傳之后世；專寫敢于挑戰封建秩序、勇于克服困難的神話名著《西游記》，也依然會受到中外讀者的歡迎。其三，人性不是美化敵人的遮羞布，更不是觸犯中華民族道德底線的借口。近來有一股風，吹捧張愛玲與大漢奸胡蘭成的戀愛體現了真正的人性，而對“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劉胡蘭這樣最偉大的人性卻不屑一評。與此同時，他們還歌頌日本侵略者的幡然悔過，并認為這是對人性深度的開掘，而對抗擊日本侵略者而英勇獻身的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等烈士所表現出的最偉大的人性卻閉口不談。這真是咄咄怪事！殊不知歷史早已作出結論：為漢奸張目、為敵人開脫，就是對中華民族道德的背叛，這樣的“人性深度”沒有任何審美可言。我絕不會為了所謂創作的新視角、所謂的收視率，去篡改用烈士鮮血澆鑄的中國革命史。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我的筆要對歷史負責，也要對未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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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片尾曲《浪淘沙 北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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