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 華
長篇小說《白鹿原》和電視連續劇《闖關東》這兩部文藝作品,都是新時期轟動文壇的扛鼎之作,被媒體廣泛譽為史詩般的當代藝術經典。
長篇小說《白鹿原》以一種廣闊的文化視野,對20世紀中國陜西農村的社會、政治、文化等進行了全景式的掃描,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展示了生命存在和歷史存在的沉重。試圖通過這些人物形象,來理解生活,評價歷史,進行反思。被業內專家譽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現實主義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之一,能夠反映那一時期小說藝術的較高水平。”“當代文學的一個里程碑”。
電視連續劇《闖關東》以題材的獨特而厚重,故事的精彩而傳奇,人物的鮮活而有個性,生活氣息的濃郁而生動,“凸顯了具有中國人特殊風骨氣質的民族精魂;張揚了千古傳頌的富有無限生命力的民族精神。濃墨重彩地謳歌了艱苦奮斗、自強不息、抵御外侮、仁愛誠信的民族精神”。尤其是描寫抗日戰爭部分,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民團結一心、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被譽為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思想性、藝術性,是當下電視劇的藝術高峰。
這兩部作品,在藝術性上確實高于新時期的同類作品,其再版率或收視率都是高的。據悉,前者已被北京人藝搬上話劇舞臺,即將拍成重量級的電影;后者已經接拍由明星大腕主演的續集。在思想性上,也確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但說到這兩部作品都是史詩性的作品,尚需作進一步的深入商榷。這兩部作品確屬史詩不假,問題是它們是誰的史詩?這兩部作品的主人公,白嘉軒是地主兼族長,朱開山是地主兼菜館、商行、煤礦老板,他們都是作為一號正面人物而被正面地進行歌頌的。這里的史詩,是勞動人民的史詩,還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史詩——
《白鹿原》開篇題記著巴爾扎克的一句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民族色彩的神秘文化彌漫于這部小說的章章節節。書中對封建文化的認同與歸屬,充分體現于白嘉軒與朱先生這兩個刻畫得光彩照人的人物身上,并試圖把他們塑造成為中國農民和知識分子的代表。曾“娶過七房女人”白嘉軒,一個廣置田地的地主,一個封建家族的頑固代表,騙取寶地、種植鴉片、祭神取水、嚴懲女性...... 在書中卻成為了一位正直寬厚的長者,其殘酷被賦予仁義,其虛偽被賦予崇高,作者給我們制造了一個充滿矛盾的混合體。朱先生是作者理想人格的代表,被隱喻為神鹿的化身。在已經打倒了孔家店的當時,他卻堅守儒家全部的精神風范,遠離風潮,獨善其身。甚為離奇而又詭異的是,朱先生謝世時,遺囑將砌墓室所用的土坯,用牛皮紙包裹,不準打開。而時過多年后的文革中,紅衛兵掘墳時,發現土坯兩面刻著12個字,一面是“天作孽,猶可為”;另一面是“人作孽,不可活”。書中借以驗證朱先生的未卜先知,并直指文革是某人或某一黨人的作孽,不可以活在世上。
白鹿原上的兩個對舊世界的反抗者,是書中為數極少的共產黨人形象,都因“清除內奸”,而冤死在了自己的同志之手。一個是白靈,新一代知識分子女性形象,最堅定的反抗者,最徹底的革命者,等待她的卻不是光明的前途,不是理想的實現,而是被自己的同志活埋。另一個是黑娃,他的經歷相當復雜,做過農協運領袖,紅軍戰士,土匪二頭目,國民黨保安團營長。但他居然大徹大悟,拜朱先生為師,皈依儒門。他策動起義成功做了共產黨的副縣長后,卻被共產黨的縣長陷害而遭槍斃。書中的共產黨,實在是有些可怖。
還有一個叛逆者田小娥,她在“報復那個萬惡社會的同時,也為那個社會扼殺她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以至于在死后都要被鎮壓在塔下,永世不得翻身。”
小說使人們看到了,對舊世界反抗,就都可能有這樣的下場,更悲涼的是被共產黨人所自相慘殺。
書中始終有一種靈異的氣息在纏繞著吸引著讀者,這就是作者通篇的迷信筆法。白嘉軒和鹿子霖兩家的成敗,完全由風水寶地的歸誰占有來恒定的。白嘉軒發家致富完全歸于“遷墳”,而遷墳又歸于白嘉軒幸遇了神鹿,鹿家的敗落也是因為失去了那塊寶地。鹿三在他親手殺死了不守婦道的兒媳小娥后,便被小娥的鬼魂附身,說話聲音與形體動作,與小娥別無二致。能掐會算的朱先生的“言說”與文革掘墳事件,驗證著確有“料事如神”存在……《白鹿原》中還寫了不少夢。如白靈死時,給白嘉軒托了一個噩夢,更奇的是白母也做了和他一模一樣的夢,后來當上級派人向他報喪信卻說不出準確時間時,白嘉軒竟斬釘截鐵地確認:“陰歷十月初七!”就是那天靈靈給他托的夢。書中告訴人們,這是都是事實存在的民族秘史,或可無須信仰唯物主義的無神論......
《闖關東》里的朱開山和他的家人從山東啟程闖關東的時候,是很落魄的,但是到了東北不久,朱家就已經發展到了廣置良田、開張規模頗大的山東菜館和貿易商行、甚至擁有河山煤礦、擁有大量雇工的地步了。但是,朱家的發達,卻不是時下一些人所宣揚的地主的發跡也靠的勤勞致富的。朱開山是在淘金時,施展計謀,竊取了比他的社會勞動力價值高出無數倍的黃金而發家的。當時的東北,不是窮人的天堂。絕大多數的闖關東,都不會如此幸運。連貝勒府的那文格格都發生了生存危機,何況身無分文的沿路乞討大軍。當年活不下去的山東人,在闖關東時餓死凍死的,比比皆是,僥幸掙扎活過來的,也是備受盤剝,一貧如洗。但這些在劇中是看不到的,看到的只是僅具近乎零概率的橫財暴發。
朱家暴發后,長子朱傳文做了莊園管家和菜館掌柜,娶的太太是沒落貴族家的格格那文;次子朱傳武當了國民黨東北軍的團長,娶的太太是地主家的小姐秀兒,又動情于擁有麾下幾百號弟兄的女胡子頭鮮兒;幼子朱傳杰開發甲子溝,開辦聞名全國的山河煤礦,娶的太太是商行老板家的千金玉書。朱家人不僅成為了地主資本家,而且全家都加入到和聯姻到了地主資產階級的陣營之中。劇中向人們所展現的,是剝削階級中的許多許多的好人,體恤長工苦力,沒有欺榨剝削,深明民族大義。倒是長工比較搗蛋,惹得朱開山偶施絕技,飛刀殺個小雞給他們看......
長篇小說《白鹿原》和電視連續劇《闖關東》這兩部文藝作品,確實都可稱得上是史詩,但它們卻還不能被稱之為勞動人民的史詩,中國共產黨人的史詩。如果人們相信了作品中所描寫的種種社會狀況,會不會產生一個疑問,中國人民當年跟隨中國共產黨,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統治,打倒封建,掃除迷信,是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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