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大師和傍大師——說“大師現象”
市場經濟時代與文化的關系也很奇特：它既使我們低俗化鄙俗化、是物欲空前泛濫、娛樂至死的時代，而同時又是各式“大師”頻出的時代。大師到底是多了，還是少了？頗令人困惑。近日，季羨林大師的仙逝轟動一時，不免引起鄙人對“大師現象”的思考。
大師者，自然是有大學問者，或者文學藝術著作成就巍巍者。
自然不錯。不過，問題也不是這么簡單。
不聞李慎之“大師”有言乎：“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而在“小師”們多年前新編纂的“文學大師錄”中，魯迅和矛盾就被開除在外，而張愛玲和沈從文就赫然“大師”其中。——這是有來頭的：美國的祖師爺就是這么認定的！
可見，“大師”也離不開時代，受著時代風氣——也即政治的制約。
學問與成果，是前提條件，但不是決定條件。決定的條件是政治。
季羨林先生是北大的一位卓有貢獻的著名學者，以造詣和影響而論，北大這樣的著名學者可以排出一二十位，人文學科方面，語言學如王力先生、美學如朱光潛先生、文學史如游國恩先生、史學如翦伯贊先生、羅爾綱先生，哲學如馮友蘭先生，他們在所從事的專業領域的貢獻和影響，都與季羨林先生不相上下。要“大師”他們都該“大師”，而巍巍高帽單單落在季先生的頭上，又被霸權話語不斷加溫閧炒多年，這就不是單純的學術因素了。
風云際會，“大師”也是時代的產物。
大師熱，乃批判“專制主義”的產物，是告別“專制主義”的明證——“大師”是時代樹起來的。
顛覆“專制”，高標“自由”，“去政治化”，是“大師” 的一個必要條件——“去政治化”的政治條件。
陳寅恪的名言“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被奉為“自由知識分子”最高的普世境界。“獨立”“自由”圖騰的背后，大寫的是“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他固守的乃是與馬列不同的另一種“政治”，這一“政治”，在時勢尚未“指鹿為鹿”之際，長期以虛假委婉的形式出之，到茅于軾公開亮出“我被準確地打成資產階級右派”的時候，這“政治”的內涵，才露出廬山真面目。余英時說過，陳寅恪對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充滿著明末遺民式的悲愁苦恨，認為陳寅恪晚年決不曾對中共存在任何幻想，尤其不會“靠攏”、“認同”，甚至認為陳寅恪后悔當初自己“沒有投奔臺灣”。以故，陳氏對 柳如是情有獨鐘也就不難理解了，是以《最后20年》和《柳如是傳》高燒久盛不衰也。
陳氏自然是一位大學者，以對史學的貢獻論，他至多不能超過郭沫若和范文瀾，但陳氏“大師”之后，霸權話語極力貶斥郭范，而將陳氏捧上九天，這個中的原因只有到政治態度中去求解了。
大樹陳氏大師地位的學術意義還在于顛覆馬克思主義史學。以史學的貢獻論，陳氏所操乃胡適式的考證史學，對象在局部；而郭范所操則宏觀，以全新的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完成的是一次空前的史學革命。——二者的貢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薄郭厚陳的學術意義，在于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鄙棄和顛覆，恢復1950年代被唾棄的以胡適為代表的學術思想的霸權地位，到袁偉時氏的買辦史學的出籠，陳氏的“不宗奉馬列”的“自由思想”才見端的。
與陳寅恪治學范式相似的是錢鐘書。自然錢氏也是一位淹通中外的大學者，新時期學術地位之高首屈一指，以致形成熱門“錢學”。一部在現代文學史上不過二三流的小說《圍城》也被捧為無上經典。錢氏的學術地位同樣也離不開政治因素。
北大一位學者不過委婉轉述一下吳組緗先生對《圍城》的實事求是評價， “錢學” 們馬上鳴鼓攻之，而且政治氣味很濃：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在所著文學史里高度評價《圍城》，而在中國，最早對夏志清著作進行大批判的，就是這位作者（見《文藝報》1983年8月號）。有了這個歷史背景，作者的心思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挑明了。”
夏至清何許人？中國“自由知識分子”顛覆“封建專制”重建文化的“西天佛組”，大師的祖師爺也。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乃是中國“新時期”重寫文學史的原經典。張愛玲和錢鐘書的《圍城》就是夏氏“發現”的。在這部小說史中，張愛玲從名不見經傳到一下據有比魯迅的還要多上一倍的篇幅；《圍城》，夏氏稱之為“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
有祖師爺的金口玉言，鐵案如山矣，竟然敢質疑，太“極左”猖狂了。
日據時期走紅的張愛玲的作品，重放光芒固然有其適應日趨殖民地的中國現實社會需要的內因，但其人大師地位的形成，離不開霸權精英的大樹。追根溯源，也是來自“西天佛組”的金口。張愛玲“重新審視”的過程本身，就是買辦文化崛起的標本。如果沿波討源，張愛玲、《圍城》、沈從文等的重新評價和高舉，都來自海外，夏志清、李歐梵才是“重寫文學史”的“總設計師“。中國學界權威不過是一些二道販子，哈耶克、亨廷頓、夏志清、余英時、李歐梵、張五常等等，都是最高祖師。一切“以美國是非為是非”，亦步亦趨，一步步皈依，走向“普世”——這就是他們“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錢氏的學術，一位非左翼的青年學者有過這樣的評價，倒不失為一個“獨立之思想”：
錢鐘書的東西說到底就像前人評吳夢窗詞：炫目如七寶樓臺，拆碎了不成片段。又或者如章學誠所抨擊的乾嘉陋儒，有功力，沒學問。（不少錢粉卻指著功力當學問，就像指著糧食當酒。）
巴金文學地位的崇高，有似于學術上的錢鐘書。奠定巴金在文學史上地位的，主要也就是《家》，《家》自然非《圍城》可比，但較之丁玲的《莎菲女士》和《桑干河》，也不相上下。不是周揚因素造成的后期不幸，丁玲的文學史地位，不是不可以挑戰“巴老曹”的。成就巴金崇高大師的地位的政治因素，無疑是一部《隨想錄》。巴金晚年在出版社要為他出版文集時，曾旗幟鮮明地表示：“我幾次下了決心：除了《隨想錄》外，我寫過的其他文章一概停印。這樣賴掉那些陳年舊債，單單用《隨想錄》償還新債大債，我也許可以比較輕松地走完我的生活的道理。”他把過去年代的作品都歸結為 “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說真話，我只好多說假話。昧著良心說謊”——這位老人與時俱進，無盡地懺悔過去，他的政治敏感性也太強了。讀讀他在文革后期寫的批孔文章，你會感到五味雜陳莫名其妙：老先生彼時不是也與時俱進跟得可以嗎？
如果是成就巴金的是一部《隨想錄》，那么，成就季羨林先生的就是一部《牛棚雜憶》——這是決定條件，學術業績不過是前提條件。不然的話，馮友蘭會更大師一些的。
作為一位學者，季先生既不像陳寅恪那樣固守陳舊立場，也不行多數學者那樣淡泊，他一生都能主動“與時俱進”，以致在時代的風云變幻中顯得淡于操守。“二戰期間，我被困德國，一呆就是十年”，今天雖然說得輕巧，但當年也曾是“黃金十年”。戰后回國，應聘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對“適之先生”是感激涕零。步入新中國之后，他積極進步，并加入中共。文革中也曾參加造反。1976年，他也曾寫出《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誣蔑》的白紙黑字，批判“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攻擊”的“奇談怪論”，稱頌“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實是非常及時的，完全必要的”。23年后，對同一話題，他卻發出如下的議論：
我同適之先生在孑民堂慶祝會上分別，從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沒有能見面，也沒有能通音信。
我現在談一談我的情況和大陸方面的情況。我同絕大多數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和教師一樣，懷著絕對虔誠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進步。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點忘乎所以了。我從一個最初喊什么人萬歲都有點忸怩的低級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飛馳前進；再加上天縱睿智，虔誠無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中。常言道“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覺自愿，決無半點勉強。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原來以為自己這個知識分子，雖有缺點，并無罪惡；但是，經不住社會上根紅苗壯的階層人士天天時時在你耳邊聒噪:“你們知識分子身軀臟，思想臭！”西方人說:“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成為真理。”此話就應在我們身上，積久而成為一種“原罪”感，怎樣改造也沒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兩涘渚岸之間，不辨牛馬”。然而涅槃難望，苦海無邊，而自己卻仍然是膜拜不息。通過無數次的運動，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關進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開肉綻，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了。改革開放以后，自己腦袋里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離開魯迅在《過客》一文講到的長滿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遠了。
——《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
冰炭不容，判若兩人。簡直是巴金“隨想”懺悔的再版。
有人會說，過去是違心之言。
然而，北大老先生甚多，左中右都有，為什么偏偏季先生如此出頭，出爾反爾，同樣激烈？既有今日，又何必當初！“鄉原，德之賊也”，“國學”講究操節，“與時俱進“步子太大一點了，道德文章云云，未免得“為賢者諱”了。
周揚與丁玲后期的遭遇，更是“政治第一”的明證。
樹大師是顛覆“專制主義”，體現尊重知識和和人才的需要。
作為標竿楷模，樹大師還有體現新的時代精神的意義。
比如文懷沙式的大師，以學術和名聲論，當屬次“二級乙等醫院”了，他不僅靠媒體蓄意包裝，還得靠自吹自擂。即使如此，媒體的“大樹特樹”也離不開關鍵的政治前提。他不具備這樣的前提，也得自己創造一個，以刑事犯冒充右派，編造罵江青和秦城坐牢的身份。——文大師是以假冒偽劣的方式入圍的。
文大師被媒體譽為“十大最色老男人”，他的領風騷的形式，更能體現市場經濟下大師文化的另一面，形而下的、欲與俗的一面。這一面的價值，在季先生的身后，以遺產紛爭的形式表現出來了。
市場經濟知名度金貴，“大師”含金量高，自然會產生“傍大師”現象。
文化和國學大師之傍首先在文化界。
不同時代有不同風氣。資本主義用一個冷冰冰的金錢關系橫掃了封建時代以宗法等級為核心的形形色色的人際關系。以消滅剝削壓迫為目標的的社會主義最終要“以傳統的私有制和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用嶄新的人際關系也即“同志式”的人際關系取代以往的人際關系。這一點實行起來極為艱難，從延安文藝座談會發端，從建國初知識分子以破除崇美迷信和批判胡適思想起步，直到文革中的斗批改和“牛棚”——毛澤東的子女也無例外地進過“牛棚”也即“五七干校”。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曾極為有效地通過自我教育的方式使中國人民實現過一次了不起的精神革命，其中也包括知識階層。這一天翻地覆的變化和了不起的建樹，在毛澤東身后成了海內外右翼調動一切手段顛覆的對象。曾經被推翻的舊勢力一致聯合起來進行圍剿，圍剿的結果，不光是金錢也即資本的勢力空前膨脹，各種前資本的歷史沉渣也都泛濫飛揚，甚囂塵上。勞資關系、貴賤關系、尊卑關系、主仆關系、主奴關系、哥們關系、宗法師徒門派關系、等等，無不在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的旗號下卷土重來。在文化界，演藝圈內傳統的師徒關系和“先上床后上鏡”的資本霸權關系雙峰并峙；學術界，科舉式的宗法門派關系和博士為導師打工現象二水分流。清算批判學閥30年，才體會到什么叫做“學閥”。只不過，這些現象受著這個霸權話語的蓄意保護和無恥粉飾，受害者還處于失語階段，還不能以理性的方式反映出來罷了。學界，尊者和強者壟斷著話語霸權；再上一層，政治上的崇洋迷信和西方的文化強勢壟斷以及種種基金會的利用賄買，更形成霸權的霸權。于是，后來者要想出道和生存，就非得傍霸權、傍大師不可。張藝謀就是靠著傍洋霸權起家的成功人士，按照洋人口味以丑化自己是他成功的訣竅。張藝謀作為演藝界最為輝煌的“大師”，他以自己的成功，為中國整個文化界樹立了一面“走出去”的標竿旗幟。
是的， “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現在的確是“胡適的世紀”，在中國籍學者中，胡適自然是大師的大師，即祖師，傍胡適多年來就成為中國的大師和二師們的時尚。攀親故，套近乎，以回憶標榜，以懺悔表誠敬，風氣長盛不衰。說透點，季先生的《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亦傍大師之作也。學術成就并不亞于諸大師而人格要高的多的羅爾綱先生，當年寫《師門辱教記》可以理解，1995年再版時增《胡適瑣記》，一些有背史實的溢美，就不是一個誤記所能解釋得了的。羅爾綱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學者，亦難脫俗，可為浩嘆！
錢學的興盛，亦不能離開此風也。
小師傍大師，中國大師傍海外祖師，層層傍去，除了競相“顛覆傳統”，實在看不出中國思想界有什么“創新”。悠然自得于二道販子身份，以拾洋人牙慧為能事，就是他們的全部“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曾見某學界的一位大師級學者，一部文集巴巴地請美國“漢學家”作序，表現的都是這一心態。
傍大師不限于文化界，且可分不同層次。
最高境界是政界之傍。這里是“樹”與“傍”兼有。政界傍大師也是形象工程。大師樹起來了，形象巍巍，傍之既附庸風雅，又尊重知識人才，增加與精英階層的親和力，會提高轉型接軌中個人普世素養的分數。傍大師較之“保駕護航”為軟實力形式，它與弱勢災難面前灑幾滴眼淚相反相成，譜成完美的和諧交響樂章。
此外的各界之“傍”，自然要俗一些。
報載，一位弟子寫的紀念季羨林先生的文章，稱晚年每想看望先生常難如愿，聞某房地產大亨常去拜謁，故感嘆再三云。可見，社會各界都熱衷于“傍大師”，而且權勢者傍勢亦強也。蓋大師的價值在于很高的知名度和聲望，作為“經濟人”的算計，傍之投入既小而可收效益又可最大化也。看看季大師和各式大師名人的家鄉，你更能體會“傍大師”的真實含義。
季羨林先生身后的遺產糾紛就是傍大師俗的一面的的繼續，既已“指鹿為鹿”，季先生的“秘書”，用跪拜亦吸引眼球的錢某，他們對大師的尊重景仰的動機也就“圖窮匕見”——其實，在大師供奉在301期間，季先生就已經作為國寶級“珍稀資源”，早已被有關人壟斷起來，先生謝世，遺產可觀，于是就大打出手了。
遺產之爭還給出一個困惑難題：文革不是“浩劫”么？季先生劫后余生何以有如此可觀的收藏？答案可以很多，不再妄測。
大師現象的內涵在文懷沙身上體現的最為全面。蓋文氏既“大師”，又“傍大師”；品格雅俗兼具；走紅之火與入圍方式之奇等，俱得天獨厚——他為人們解讀大師現象提供了一個最佳典型。入圍方式奇特，假作真時真亦假也。“師從章太炎，與魯迅是同門師兄弟”，傍名人也。 “著名國學大師、紅學家、書畫家、金石家、中醫學家、吟詠大師、新中國楚辭研究第一人”等與“十大最色老男人”并舉；央視制作《人物》專欄《文懷沙：半為蒼生半美人》，“大師”與“最色”齊飛，“國學”共“美人”一色，雅俗兼具也。《四部文明》急就章標價8萬8千，財源滾滾，名利兼收也。
一旦大師，風光無限，名利雙收，丑亦為美——叫人怎能不追逐！
（09。8。1）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