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書儀：家住未名湖
我們在北大的宿舍，第三處就是未名湖邊的健齋。
從1972年起始，結婚之后最初的日子是在19樓304渡過的，當時，19樓是中文系教員的集體宿舍。兩地生活的時候，探親、女兒出生，都是發生在19樓。
19樓是筒子樓，從剛剛留校的年輕教師，直到兩地問題尚未解決的單身教員，都住在一起：資格最老的比如；古代漢語教研室的吉常宏，家在山東，大家已經習慣了他一年一度的探親生涯，他是年齡最大的“牛郎”。已到中年的如：研究楚辭的金申熊（金開誠）和敎寫作課的胡雙寶同住一室，他們有共同的愛好——京劇，偶爾到他們的屋子里去，還看到過胡雙寶先生收藏的“戲票”和“節目單”。金申熊先生的妻女都在江南，也是長期的分居兩地。同樣有京劇愛好的還有裘錫圭先生，休息的時候，常常從他的屋子里傳出字正腔圓的老生唱腔。裘錫圭先生的母親是上海人，老太太一副名門閨秀的模樣，在樓道里遇到我，說的悄悄話經常是：“小么，給我們錫圭介紹一個女朋友吧，我真發愁，唉……”。
當時，進入成年，還未婚配的男子，還不叫做“單身貴族”，那好像是一種人生的欠缺，大家都覺得要給他們幫幫忙。同樣“盛年”而且“未婚”、或者分居兩地，住在19樓的還有倪其心、趙祖謨、侯學超、劉煊、王福堂、徐通鏘……
聽說，倪其心先生的女朋友在上海，婚嫁的事情尚在兩可。那時候“右派”改正還事情未了——他在“反右斗爭”中被劃為“右派”。他是北大當時有名的同仁刊物“當代英雄”的同仁之一，樂黛云、褚斌杰、付璇碂、石新春、金申熊、沈玉成等等都是同一批。之后，原來的女友離他而去，經過了很多年，在傷疤逐漸愈合之后，他才開始新的戀愛。他抽煙、熬夜、拉二胡，二胡的幽咽聲，有時會從他屋子的門縫里擠出來，在19樓的樓道里飄蕩著沒有著落。直至今日中文系學生人手一冊的《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主要的資料、注釋都是他在作“右派”時候的“工夫”，這三部書貽澤后學，至今無可代替，今后大概也不會再有人作這樣的“傻事”了。
侯學超先生生性開朗，一米八的個子，50年代他作學生的時候，曾經是校田徑隊的骨干，創造了男子400米的學校新紀錄，他的記錄保持了20多年，直到80年代初，才被打破。
那時候，周強先生結婚的故事還很具有傳奇的味道，據說：某一天晚上，周強先生忽然在樓道里大聲宣布：“我今天結婚，大家快來吃西瓜！”19樓安靜的樓道，馬上亂作一團，大家紛紛從自己的屋子里跑出來，涌進周強先生的屋子，看到“新娘子”白舒榮先生笑瞇瞇的站在滿是切開西瓜的屋子里……
大概是74年，我已經調到北大附中敎語文。記得那個星期六是一個美術展覽的最后一天，我上完兩節課，騎上自行車出發進城，想要去看美展。那時候，從中關村到白石橋這條路分為兩段，北邊一段叫海淀路，人民大學南邊一段叫白石橋路，而且，快行道在西邊，走汽車，慢行道在東邊，走自行車和行人，土路，自行車和人都很少。騎到魏公村附近，后邊追上來一個小伙子，先是在我的左邊與我并排前進，車把挨得很近，后來看看四下無人，忽然右手摟住了我的脖子，只用左手扶著車把，這個家伙用這樣的姿勢騎車，居然很是自如，受到了突然的襲擊、沒有任何雜技技術訓練的我，一下子車把失控，連車帶人一起摔到路邊的溝里……爬起來之后，頭上起了一個血包，自行車前轱轆變型，那個小子已經騎出了一百多米，還在回頭看，周圍一個人也沒有……我把自行車半推半扛送到了魏公村的一個修車鋪，然后，坐汽車回到了19樓，走到家門口才發現，我的一串鑰匙，包括門鑰匙，全都留在了魏公村的修車鋪，當時，我一屁股坐在樓梯上大哭起來……似乎當時出來好多人、似乎當時我斷斷續續說了事情的始末、似乎我說是我進不去家，因為鑰匙還在魏公村修車鋪，記得清楚的是：后來我坐在倪其心先生屋子里喝水，王春茂先生去魏公村取回了我的門鑰匙。忘記了當時洪子誠去了哪里。
記憶中19樓的生活安寧而平靜，樓道里幾乎聽不到什么聲響，沒有事情，也很少互相串門、閑話，如果發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會出力幫忙。唯獨到了有運動會或者球賽的時候，放著一臺12寸（或者14寸）黑白電視機的302室就會熱鬧起來，總有十幾乃至二十個左右的教師聚集一室，興奮地看球、熱烈地議論、大聲地歡呼，直至深夜賽事結束，才會各自散去。
70年代上半，是“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筑”的時代，工農兵學員本身就是工農兵，個個都是“上過山，下過鄉，扛過槍”，見過世面的人尖子，而且，他們是以主人”的身份進入北大的，他們身負著“占領上層建筑”“上、管、改”的重任，一邊上大學，一邊管理大學，一邊批判舊的教育制度，改造大學……那可不是鬧著玩兒的。
中文系派了一批年輕而且出身過硬的教師（主要是69、70屆由“工軍宣隊”掌權留校的中文系畢業生）出任“班主任”，“開門辦學”時，“班主任”就是全權“統帥”了，從吃飯、睡覺、矛盾糾紛，一直管到上課學習，獨當一面的同時，當然也要隨時作好被批判的準備。班主任之外，還會配備幾名不那么“過硬”的教師，協助班主任教授寫作課以及其它課程，并且擔任輔導之類的工作，洪子誠就是這樣的角色。董學文、方錫德他們都作過“班主任”，當然也都是洪子誠的“領導”。他參加開門辦學去過的地方很多，我卻只記住了1975年的“門頭溝”和1976年地震之后的“唐山”，因為這兩個地方他去的時間最長，也最讓我擔心。
74年或者75年，我從隆化縣存瑞中學調入北大附中，女兒洪越方才兩歲。洪子誠開門辦學的時候，我最苦惱的是孩子。白天上班時，孩子送到校醫院北邊的北大幼兒園，晚上下班之后，接回孩子，我做飯、吃飯、備課、判作業，她在床上玩，她被訓練得在大人做事的時候不哭、不鬧也不說話。等到應該睡覺的時候，卻常常發現她兩腮紫紅，驚惶之中一試表，常常已經是攝氏42度。我每次都是跑去敲倪其心先生的門，倪先生二話不說，馬上就跑過來扛起孩子，我們一前一后一路小跑直奔校醫院，女兒在倪先生的肩膀上開始大聲哭著叫喊：“我不要倪叔叔，我要媽媽……”倪先生一邊跑一邊教育洪越：“媽媽抱不動，咱們得趕快去醫院，你在發燒……”到了醫院照例是注射四環素，帶回一包抗生素，第二天一早，只能又把孩子送到了幼兒園，我還得去上課呢。
在19樓的日子，多半是吃食堂，也買了一個燒蜂窩煤的爐子放在門口，那是一個直徑也就25厘米左右，身高頂多40公分的秀氣的小爐子，熱飯、炒菜、乃至于我坐月子的時候煮湯，都是靠著它。記得每天晚上封火的時候，洪子誠都是蹲在爐子跟前，低下頭把眼睛湊近爐子下面的爐門，插上那個作爐門的小鐵片，讓進風口只有半公分，這樣可以讓一塊蜂窩煤燒一夜。他后來細心而且經驗老到，竟然達到每天用3塊蜂窩煤就可以支持著這個爐子經久不“熄”。
大概是1975（或者1976）年，我們結束了筒子樓的生活。從19樓搬出來，房產科分配給我們的第一個“家”就在中關村科學院25樓的一層，那是一間有16平方米的屋子，與另一家合用廚房、廁所。幾個月之后，我們又搬了家，這一次又搬回了筒子樓，13平方米，地點在未名湖北岸的健齋304號。
這一次搬家的原因是：因為中關村科學院25樓的屋子臨街（就是現在的北四環），窗外汽車不斷（特別是到五道口火車站運貨的載重卡車），直至深夜我們兩個人都經常是靜靜地聽著小汽車、卡車、公共汽車由遠而近，然后由近而遠，挨著鐵床的暖氣片隨著汽車的轟鳴而顫動……汽車掠過窗前的時候，可以看到墻上的鐘：一點、兩點、三點……終日為了睡不好覺而苦惱。我們想了又想，覺得還是得住到校園里比較安靜，調換房子的事，學校的房產科不管，但是你可以自己尋找調房的對象。我開始到條件不如科學院25樓的集體宿舍去貼條，洪子誠覺得這種做法不規范，可是他也沒有什么辦法，兩個月下來沒有結果，最后還是多虧了同事楊賀松的介紹，我們才與人調換了房子，住到了未名湖邊，解決了睡覺的問題。這一住就是6年。
……
記得從科學院25樓往健齋搬家是借了兩輛平板三輪車，董學文先生和洪子誠每人瞪著一輛，就拉完了我們的全部家當：學校賣給的一個書架和一個兩屜桌，一個鐵架雙人床，一個折疊圓桌，兩把椅子，一個鋪蓋卷，一個我的紙衣箱，一個洪子誠從老家帶到北大的舊皮箱，幾捆書，兩輛自行車。
健齋的居民多半是年輕教師的一家人——夫婦二人加上一個孩子，也有年齡較大、資歷較深的單身老教員或者家在城里、距離北大路途遙遠的老教員，平時住在健齋，星期日才回家。記得曾經為鄰的二樓、三樓居民有過：體育教研室的書記李懷玉、體育教員侯文達、法律系教員肖蔚云、政治系教員潘國華、黃宗良、方連慶、肖超然、圖書館副館長（不記得他的名字）、哲學系教員陳啟偉、物理系教員楊老師、歷史系教員王永興、東語系教員趙玉蘭、圖書館學系教員關懿嫻、地球物理系教員王樹仁、西語系教員余芷倩……
其中比較特別的人有：資深教員關懿嫻，她沒有結過婚，當孩子們第一次叫她“關奶奶”的時候，她總是糾正他們，讓他們叫她“關大姨”；圖書館副館長是一個和氣的老頭；楊老師已經是副教授，他是老單身，不愛說話，在健齋時，娶了一個帶著孩子的老伴；王永興老師年事已高，平易近人，孩子們叫他“王爺爺”。
健齋的南邊緊挨著體齋（那是一座大屋頂、方形的兩層小樓），西邊是德齋、才齋、均齋、備齋，北邊隔著一條小馬路，與全齋相望。取“德才均備體健全”的意思，這些樓多半是老燕京的學生宿舍。
那時候，大家對于居住在狹窄而且擁擠的筒子樓里都很習慣，平時，樓道里很安靜，少有人聊天、串門，到了做飯的時候，樓道里就會熱鬧起來：炒菜聲、聊天聲、孩子跑來跑去的歡呼聲響成一片……那時候，大家吃飯都比較簡單，可以到鏡春園開水房去打開水，主食饅頭、花卷、肉卷都是從均齋那邊的食堂買，花兩毛錢買肉末，炒個菜、做個湯，就可以開飯；或者肉末炸醬，煮面條，喝面湯，都是大家共同的日常菜譜；來了客人，也就是炸個花生米、剝兩個松花蛋，也就算是夠“隆重”了。所以，差不多半個小時以后，樓道就又恢復了安靜。
西邊平房的小店（就在現在的“賽克勒博物館”東邊）賣豬肉、肉末、雞蛋、醬油、醋、菜什么的，那位“張經理”有時候還會想出辦法促銷那些鴨蛋，有一次，商店的門上貼了通知，說是“加工松花蛋”：他和了一桶黃泥，里面不知道放了什么化學原料，你買了鴨蛋，付一點手工費，他就給你一個個包上黃泥，說是兩個星期以后就可以做成松花蛋。買菜的人都很高興，我也興沖沖地加工了一大袋，回到家里，買了一個瓦罐，把包了泥的鴨蛋封在里面，兩個星期以后，我們真的看見那些鴨蛋變成了松花蛋，打開一看，鴨蛋蛋清已經變成了透明的棕黑色，里面還鑲著像是柏樹樹葉一樣的花紋。記不清是當時購買松花蛋不是很容易？還是松花蛋的價錢比較貴？要不然為什么這件事會深深的留在我的記憶中呢？當時的工資是：大學教師56元、中學教師54元。現在想起來好生后怕：那位“張經理”的黃泥里面，會不會是放了“工業原料”？那時候沒有人這樣考慮問題。
二樓西頭靠北是公用的自來水水房，水管下面有一個巨大的、像是一個半截水缸大小的水池子，座在水泥臺子中間，可以保證洗菜、洗衣的時候，臟水都不會潑了一地；二樓的西頭靠南是公用的男廁所，東頭是女廁所。用不著號召和提醒大家注意公共衛生，沒有人胡作非為；每家打掃衛生一個星期，大家輪流值日，也沒有人偷懶和馬虎，住在廁所旁邊的人家都不會感覺異味難聞。那廁所設計得很人性、很衛生，一邊是兩扇大窗戶，一邊是門，門邊就是通往樓外的樓梯，而樓梯的門是開著的。
不愉快的事情也偶有發生：有一次，輪到我值日，晚上，我正在廁所里打掃衛生的時候，發現二樓的余芷倩老師，是用腳來擰沖水的螺旋開關，那開關就在身邊，大家都是用手擰開關，沖完水之后再起身離去，當時，我對年長的她說：“別人都是用手，您用腳，不是把開關踩臟了嗎？”她用上海腔不屑地說：“大家都學會用腳，不是很好嗎？”我被噎得無話可說，只好告訴我的相知的鄰居們：以后不要用手去擰廁所的開關了，太臟了，大家都用腳吧！她還真是讓大家學會了一手。
那時候，中文系的陳貽?#123;先生和校醫院的婦產科李慶粵大夫，住在全齋西邊的鏡春園――號，那是一個小的簡化四合院，一個院子北房、西房和東房住著3家，他家住東房，西房和北房都住著后勤的師傅，記得西房的師傅姓“來”，女兒叫“來儀”，那是陳貽?#123;先生給取的名字，“有鳳來儀”，很是清雅。這“西曬”的位置，是院子里最不好的一面，可是，陳先生和李大夫很有辦法，也很有情調，他們的孩子從校園里挖來竹根，種到北窗前，西窗下種著竹竿搭架的爬藤植物，是不是藤蘿我記不清了，只記得那“西曬”的屋子，即使是夏天的下午，也是窗外竹影搖曳，屋子里綠影婆娑，統共三間房，住著四口人，陳先生夫婦住在北邊一間，小寶和小妹住在南邊一間，中間居然還留出一間小客廳。
那時候，電視機還是希罕物，而陳貽?#123;先生家里就有一個9寸黑白電視機，有時候，我們一家三口，吃過晚飯到陳先生家去看電視，他們總是熱情歡迎，在小小的，也就是不到10平方米大小的做“客廳”的房間里，我們三個人坐了最好的位置，女兒在最中間專心致志……不過，我們不是經常去，因為覺得太攪擾他們的生活。
陳先生和李大夫喜歡我們的女兒洪越，記得有一次陳先生和李大夫把洪越帶出去玩，回來的時候，女兒的臉上戴著一個孫悟空的面具，手提金箍棒，很是神氣，陳先生告狀說：“已經買了豬八戒，半路上又反悔，只好回去換孫悟空。”李大夫笑得彎了腰，說是：“路上讓我們兩個人排隊，她在旁邊當隊長，喊著一二一，總是批評我們走得不整齊。”看起來洪越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比在我們面前“狂”多了。
陳先生每天晚上吃過晚飯，就會到湖邊散步，經常在樓下大叫：“洪子誠下來！”不愿下樓的洪子誠，也只好下去聊一會了。兩個人坐在湖邊的柳蔭下、石頭上，東拉西扯。
未名湖的冬天最好，湖面上結了冰，大學生們在冰上上體育課，學習滑冰，孩子們在周圍劃著小冰車。我和別人一樣，也找了一塊木板，也就是50公分長，30公分寬，下面釘上三角鐵，一個冰車就完成了，再用兩個小的柱形木樁和兩支一頭是尖形的鐵棍作成撐子，孩子跪在冰車上，用兩個撐子向后劃冰，冰車就會飛快地向前跑，孩子們都劃得很好，在滑冰的大人之間竄來竄去，兩只手用力稍有不同，冰車就可以靈活地拐彎。滑冰車是洪越和健齋的孩子們冬天最迷戀的活動，天天弄得傍晚不想回家吃飯，最后經常是大人提著冰車，后面跟著撅著嘴的孩子上樓回家。
那時候，豬八戒、孫悟空的面具、劃冰車、跳皮筋都是讓孩子們日常的游戲，那時候，每個星期我給女兒一毛錢零花，奶油冰棍五分錢一根、紅果冰棍三分錢一根、大米花五分錢一包、玉米花三分錢一包、水果糖一分錢一塊，我看見過女兒放學之后，在北大東門對面的小店里，腦門緊貼著商店的玻璃柜臺，大概是還沒想好買什么……
想起來世事的變化真也是不可思議，那時候我們兩個人的工資是110元，孩子們沒有游戲機、電腦，激光手槍……可是，他們的健康和快樂也不比現在的孩子們少，可見，“幸福”與“錢”的增長，并不是恰成正比。
1981年，洪子誠第一次有資格參加分配單元房。我們都很興奮。先是在房產科門口貼出參加分配的人名單，按照資歷先后排好隊（資歷相同的按照年齡大小排列），再貼出參加分配的房子，然后按照排隊的順序挑選房子。洪子誠因為上學早，所以在同樣資歷的教員之中年齡最小，輪到他的時候，我們已經沒有什么可以選擇的了，我們得到了蔚秀園27樓五層313號，那是兩間向陽的房子，沒有對流，盡管如此，我們還是非常高興。
那年，洪子誠得了肝炎，我的研究生學業將要畢業，洪越正在北大附小上三年級。正在北大分校讀書的三妹幫助我，先是用鏟子鏟除廚房地面的油垢、再是用菜刀鏟除房頂和墻面的舊墻皮，然后從學校的木工房拉回來兩麻袋鋸末，鋪在水泥地上（防止刷墻的白漿粘在水泥地上不好收拾），再從房產科領回一大塊大白粉，一小包土豆粉，預備了兩個大澡盆，買了幾把排筆一樣的刷子，還在屋子里搭上了一個腳手架，請來了趙祖謨先生、我的同學王永寬、北師大的楊聚臣先生，大家都戴著紙疊的帽子，在屋子里干了一天，渾身都掛滿了大白粉，然后他們就各自回家去吃飯了……
這一幕讓我記憶至深，可能不僅僅是因為實際上身為總管卻粉刷外行的趙祖謨先生，把土豆粉熬成了一鍋“疙瘩湯”（那土豆粉是粘合劑，應該煮成稀稀的像是膠水一樣的稀湯，攪在稀釋了的大白粉里），也不是僅僅因為那大白粉刷到墻上總是掛不住，最后還是心細而且內秀的王永寬想出了一個先刷一層大白粉，然后再刷一層乳膠的辦法，那大白粉才算是掛住了……而是因為在那個時代人與人的單純而且真誠的關系，那關系由于并不與“金錢”和“利害”直接掛鉤而使人長久地懷念。
68屆中文系畢業生 么書儀
2005年10月30日于藍旗營2006-7-16 16:29:25 曾經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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