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個人、集體與家國的情感關聯--評《我的團長我的團》

重構個人、集體與家國的情感關聯--評《我的團長我的團》

作者：陶子

原載：《文化縱橫》

　　
　　《我的團長我的團》自播出以來，圍繞著它的討論，在一個非常寬闊的領域內。一方面，我們看到這部作品的主創們流竄于各個電視臺，以幕后花絮等“鮮為人知”的故事推廣著一部并不八卦的電視劇；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很多著名批評家神情嚴肅地用這部作品來講述“中國遠征軍”那被人遺忘的歷史……在這多重的閱讀中，我更關心的，是這部引發那么多討論和爭議的作品，在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狀況中，到底意味著什么？
　　
　　“烏合之眾”的生之希望
　　
　　“我的團”，絕對就是一群烏合之眾，而且還是烏合之眾中最讓人看不起的一類。
　　“我的團”的主要成員，是滇緬邊境收容所里的一群潰兵。這群潰兵，被打敗、打散后流落到這個收容所。在這里，他們除了偷雞摸狗，打打群架，好像實在沒什么事可做了。不過二十多歲的青年，經過了太多的失敗，好像已經把一生都耗盡了。
　　上校團長虞嘯卿，以職業軍人的整肅，有些唬住了破爛的潰兵們；他熱愛屈原、岳飛的鼓噪，又有些點燃了這群潰兵。于是，他們躍躍欲試，加入了虞嘯卿要組建的川軍團，唱著“風云起，山河動，革命壯士矢精忠……”上路了。
　　可是，烏合之眾就只能是烏合之眾。當他們赤條條地只穿著一條中國褲衩，乘坐美國人的運輸機準備去接收英國人的武器、裝備時，運輸機在叢林中迫降了。他們的命運再一次從天上回到地上。在叢林中，他們即使設計了埋伏，安排了戰術，這二十多人，最后照樣還是被四個日本兵追著打。這一切改變的契機，是一個假冒“團長”龍文章的出現。龍文章從日軍的圍堵中救出了這一群烏合之眾，并帶領他們撤離了緬甸的熱帶叢林。
　　這群在緬甸叢林中、在日軍的追趕下掙扎著活下來的烏合之眾，究竟是靠什么活下來的？靠騙取來的英國人的武器？靠龍文章短兵相接的奇謀戰術？……都是。但龍文章不是救世主，龍文章也不是好萊塢電影中的孤膽英雄，一個人搞定日軍千軍萬馬。在《我的團長我的團》的故事中，支撐著潰兵們活下去的，最重要的是龍文章用自己的智謀、勇氣和決心，喚醒了每個個人內心中的希望。在戰場的荒原上，我們故事的主角孟煩了就是那么氣急敗壞地沖著龍文章大吼：明知道是死還在想勝利！你給了我們不該有的希望……
　　這希望里包含了太多復雜的內容。這希望，最開始就是在叢林中活下來，殺鬼子，回家……最后，這希望，是在南天門的山頭，1000人的散兵游勇以血肉之軀拼死阻擊了日軍大部隊的進攻，在最危急的關頭為鞏固怒江的江防爭取到了時間。但這希望著實“不該有”。個人只要有了這種種希望，生命就變得沉重起來；比起叢林中稀里糊涂地死掉，這希望意味著的是自己要承擔自己生命的責任——無論是對自己，對別人，還是對一個更大的群體的責任。在這群烏合之眾中，龍文章所起到的作用，不過就是以他不甘寂寞的存在，提醒著每個個體：即使在最潰敗的環境中，也不要丟失掉希望；而不丟失掉那個希望，就意味著，你一定要承擔現在的責任，去為你自己的希望做點什么。
　　《我的團長我的團》雖然將自己的場景放在了中國遠征軍的歷史圖景中，但它所面對的，卻是在一個物質至上的年代中，理想的匱乏；它所質疑的，是個人主義膨脹后，個人對權利的索取，對責任的懈怠——它所糾纏的，正是在我們這樣一個精神匱乏的社會中，個人在放棄責任后滋生的順應環境時的心安理得、抱怨環境時的理直氣壯。在這種個人犬儒主義的氛圍中，所有的理想，都會被讀解為白日夢，而所有的希望，也會在漠視中消失殆盡。
　　在《我的團長我的團》中，虞嘯卿如同是那個希望的正面表達，是個人在生活中看到的一個現實中的希望，或者說是個人在生活中渴望的來自外部世界的信仰。虞嘯卿說：“我把自己戳得像個桿，是怕你們趴下。”虞嘯卿的確能把自己戳得像個桿，而他的精銳和親隨們，也都因而盡量把自己戳得像個桿。而龍文章，卻是那個希望焦灼在個人內心的狀態。這焦灼在內心中的希望，絕不如虞嘯卿的希望那般光彩照人。為了在內心中保存這希望，現實中的龍文章，要承擔無窮盡的責任，其實是多么痛苦。如同我們每個個體一樣，他時時刻刻面對現實的困難，面對希望的渺茫。虞嘯卿為龍文章的川軍團所配備的，是生了銹的大炮，是拉來的壯丁——居然沒有忘記給他們一面“刑天舞干戚”的川軍團的旗幟。他們駐守在日軍幾乎無法正面進攻的祭旗坡，在漫長的駐守中，敵對的兩岸幾乎發展到互相拉歌唱曲的疲憊。在長期對峙的艱苦環境中，龍文章也難免內心會“生了蟲子”，懈怠下來。但希望就是在疲憊的、絕望的日常狀態提醒著自己所承擔的責任。比如說，他會用每天打上一炮提醒自己，也提醒自己的團——日軍在和你們唱曲的時候，炮火早就對準著你們。
　　外在的希望總有崩塌的時候——比如說，當虞嘯卿終于明白自己的作戰計劃注定無法拿下南天門的時候；比如說，當虞嘯卿出于對整個戰場的考量，必須坐等著讓那一小群敢死隊在守不住的樹堡陣地里一個個地戰死的時候。這外在希望的崩塌，會如潮水一般將人擊倒。虞嘯卿的精銳，如何書光，哪怕喊上上萬聲“虞師座萬歲”，也抵擋不住這崩塌；而虞嘯卿的親隨張立憲，也會因為這崩塌，最終在南天門的樹堡陣地內選擇了自殺。
　　這希望，或者說信仰的崩塌，對我們來說，早就是日常的心理狀態——根本不用等到虞嘯卿越來越像他那個熟諳為官之道的副師長唐基——那幾乎就是個我們每天面對的現實。在我們這個時代里游蕩的個體，早就是收容所里的“烏合之眾”了。我們這樣的個體，據說因為擁有了權利，而成為“公民”或者“市民”。如同《我的團長》中的“烏合之眾”一樣，我們這些個體，也只要求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而放棄了承擔責任，也早就將理想和希望棄置到垃圾桶中。責任，的確是一種沉重的東西。在《我的團長》中，當龍文章在最開始進入這群烏合之眾的時候，明明是龍文章救了他們，但龍文章得到的反而是有些仇視的目光——他們管他叫“死啦死啦”，他們恨不得“整死他”。那是因為，這責任，攪擾著每個人早就死寂一般的內心不得安寧——也會攪擾著我們這些整天抱怨但卻不愿訴諸改變的現代人的心靈。但叢林中被追殺的絕境，戰友們被日軍虐殺的慘狀，讓這群烏合之眾逐漸地承擔起自己的責任。“烏合之眾”的生之希望，正在于每個個體珍視自己內心的希望，承擔自己的責任。
　　
　　“烏合之眾”，正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環境中個體普遍的生存感受。太多人在抱怨著環境的糟糕，抱怨著理想過早地成了肥皂泡，而《我的團長》所講述的，就是在于在一個爛透的環境中，將自己拔出來的勇氣。在于不是抱怨，不是憤懣，不是隨波逐流，而是要承擔每個人在一個環境中的責任。于是，我們看到，故事的主角孟煩了跪別了他的老父親，那個總抱怨生錯了時代的老知識精英，說：“了兒我這就去為您打下個地方，放您安靜的書桌；但請您千萬別再抱怨，您所生的時代。”
　　
　　“烏合之眾”的共同體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因為有了責任，“烏合之眾”們的生存因而有了希望。而烏合之眾能夠在叢林中活著走回來，能夠在南天門上給敵人最意想不到的打擊，更重要的原因，是這群烏合之眾在叢林中形成了休戚與共的共同體。
　　在叢林中，龍文章逼迫著每個人赤條條地跳進了滿是黑色染料的汽油桶里，讓他們成為和黑森林一般黑的戰士。龍文章在叢林中怪聲怪氣地喊道：“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大字不識幾個的大兵們聽不懂這文縐縐的話。故事的主角孟煩了在旁白中說，他們要在很久之后，才真正明白這話的意思。
　　虞嘯卿倒不用等很久就能明白。這位隨時將“殉國”掛在嘴邊的精英，在審問這個假冒團長龍文章的時候，冷冷地說：你比誰都精，你知道在叢林中一個人活不下來，你一定要帶著一群人。

　　的確，在叢林中的潰兵游勇，沒法個體地生存下去，他們必須是一群人，以一個整體去對抗日軍的追殺，對抗叢林中潛伏著的危險。龍文章，這個在叢林中像鬼魅一般出現的假團長，這個按道理只能與鞋墊、襪子打交道的軍需處長，在叢林中的危急時刻，讓這群沙子一樣的潰兵，奇跡般地聚攏在一起。
　　叢林，是這一群烏合之眾逐漸成長為一個團體的過程。這個團體形成的過程，說起來也并不困難。沒有人愿意在叢林中一個人走——這是這個團體得以形成的最基本的動力。既然沒人愿意一個人走，那就“拉上走不動的，追上臭不要臉先走了的”，那就“眼珠子別光瞪著地皮，旁邊有摔的倒的要裝死的幫襯一下……”。這個被龍文章 “三兩腳踢出的一個隊形”，在叢林中行進的是撤退，并不是潰逃。他們在撤退中沒有丟下自己的武器，而在機會到來的時候，絕不手軟地干掉跟得太緊的日軍偵察兵。保持這個隊伍的整體性，不是讓它成為一個故步自封的小團體，而是讓它變大，讓更多地人融入進來——更多的人愿意融入，也正是因為這一群人在別人潰逃時，還能有組織地干掉日本兵。于是，在他們撤退回怒江江邊的時候，在他們看到更潰不成軍的潰兵爭先恐后地要逃回江那邊的時候，他們不會去和那些沒有隊伍的人一起去搶著渡河，即使日軍已經緊跟身后。
　　這群再次失敗地回到江邊的士兵，因為有了自己的組織，有了自己的隊伍，他們的失敗，也變得“很像樣子”。他們多了一份自尊，也意識到隊伍，這個有形的東西，給每一個單獨的個體賦予了某種特別的意義。
　　對于這個組織來說，龍文章不像虞嘯卿。虞嘯卿是靠著個人的魅力、個人的權威塑造著他的“虞家軍”的。虞嘯卿紀律嚴明，軍容整肅，保持著職業軍人的嚴謹。可是，這種精英作派，好像并不是真的管用。日軍的第一次攻擊，外緊內松的虞家軍就潮水一般地潰逃，“虞嘯卿戰死”的傳言也隨著潮水一般的潰退加速了整個部隊的崩潰。雖然虞嘯卿再次以個人的絕對權威，用手刃胞弟的行為彈壓了潰逃，但是這種自上而下看上去嚴明的組織結構，在大敵面前，其內部竟是如此松懈。
　　而龍文章不是英雄，更不是這樣一個權威。盡管在叢林的撤退中，他已經以他天才般的戰術，以他對于每個個體生命的尊重，贏得了烏合之眾的信任，但他一直都不是個絕對的權威。他那“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宣言，不是讓他的兄弟們聽懂的，而是讓他們在心里明白的。在這個群體的內部，他和別人唯一的差別或許就在于，他對自己的那份責任更自覺，他對自己的希望更明確，也因而更堅持。如同故事中為他設定的角色——一個趕尸的人，一個招魂的人——那樣，在和他的兄弟們在一起的時候，他不過就是以他的自覺和堅持，隨時提醒著散漫的個體不要真的散漫下去的人，提醒著每個個人自己內心的希望和責任的人。
　　因此，這個被攏起來的沙子的組織，這個戰場中的小小的共同體，其獨特性不僅在于在故事敘述中每個個體無不個性鮮明——在我們這個時代，個性鮮明不是什么困難的事；更重要的，這個組織、這個集體，不是被權威的外在力量所臨時塑造的，而是他們每個人面對自己的責任，因為彼此生死與共的命運糾葛在一起的。
　　也許《我的團長》所訴諸的軍隊這個共同體，是個相對封閉、也相對特殊的社會結構，也許《我的團長》所處理的歷史境況是更為特殊的外部戰爭的壓迫，這二者使得這種內部的整體感和組織性更容易形成。但不管這結構和歷史境況如何特殊，這樣一種對組織或集體的表達，在我們這個社會都是有些久違了的。現代社會早就將人們從組織中“解放”出來，打磨成真正的“個人”了，而這些從整體中脫韁而出的個人，既在享受著個人獨立帶來的自由，也在承擔著缺乏整體感后的失落。另一方面，在以個人主義為基本原則的現代社會，在充分原子化基礎上成長起來的現代社會，在與我們的傳統社會相碰撞的時候，總會碰撞出一些意外的結構。無論在什么樣的社會結構中，對于現代的中國人來說，某種程度、某種方式的組織感，似乎從沒有真正或者完全地消逝過，只是看我們是不是愿意表達它，或者能不能更好地理解它。“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看上去呼喚的是某種傳統的“兄弟情”，它其實召喚來的，是一個現代社會意義上的共同體，一個由對自己負責任的個體組織成的共同體；而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共同體的內部，支撐著他們凝聚在一起的，仍然是被強調個人利益的知識精英們所刻意抹殺的某種理念。
　　
　　烏合之眾的情感家國
　　
　　在《我的團長》所描述的歷史境況中，支撐著這種共同體的共同理念，明確地指向了家國。
　　對于炮灰團的烏合之眾來說，家國，這個在今天有時因為過于遼闊而變得飄忽，有時因為過于情緒化而變得有些神經質的詞，就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情感關聯。
　　張迷龍，一個從東北一路潰敗到云南的東北軍戰士。對他來說，家國也許就是爛熟的豬肉白菜燉粉條子。在收容所里，他一邊添油加醋地為大家煮一頓臨行前的豬肉白菜燉粉條子，一邊怪聲怪氣地用很難聽的調子唱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大豆和高粱”，然后，他抹去了眼淚，說，“這煙熏得我……”
　　郝獸醫在和唐副師長用家鄉話迷迷糊糊地敘了一場家常之后，突然像驚著了似的，在四下里尋摸著：“我的鑰匙不見了……”。從此以后，他時不時地就要在云南的土地上，尋找黃土高原上的家門鑰匙。而當他聽到隆隆的雷聲，他有些困惑地用手撮起一塊泥土，放在嘴里，嚼著說：不對啊，黃土高坡下過的雨，沒有這么甜……
　　而審問龍文章的那一場，正是家國與個人的情感關聯的徹底袒露。龍文章，這個周游了大半個中國的走鄉串巷的趕尸人、招魂的人，在他的敘述中，如畫的江山對應的是一場場的潰敗：“仨倆字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一場大敗和天文數字的人命”。在他走過的地方，留在記憶中的是“北平的爆肚涮肉皇城根，南京的干絲燒賣，東北地三鮮、酸菜白肉燉粉條，還有臭豆腐和已經打成粉的長沙城……”這些零亂的敘述，不僅惹得有人咽了咽吐沫，也讓生于北平的孟煩了有些想念他刻意忘懷的家鄉。
　　也許對于大多數當代的知識精英來說，在解構了組織和集體之后，“國家”早就概念模糊、形象不清了；與“國家”同樣的許多理念，比如希望，比如責任，等等，都因為與個人利益隔得太遠，早就被拆解得七零八落。而在電視劇這樣的大眾文藝中，對于從群體中走散了太久的“烏合之眾”來說，“家國”的宏大敘述，已經落實到在日常生活中積累起來的情感聯系。“家國”這樣的宏大敘述，以及那些同樣看似抽象的理念，因為有了這深刻而踏實的情感關聯，也就不再面目模糊了。
　　
　　大眾文藝中的個體、集體與家國
　　
　　對于我來說，觀看《我的團長我的團》的過程，就是在理解個體、個體的組織以及那組織背后的精神依托之間的糾纏。作為一部電視劇，《我的團長》未必能把這其間復雜的關聯整理得非常清楚，但它作為一種大眾文藝的樣式，也的確用感性的方式，重新結構著這三者之間的關聯。
　　當代中國的精神狀況，在這三者之間是一個逐漸剝離的過程，是將家國、組織逐漸從個體之上剝離的過程。這剝離曠日持久。而在《我的團長我的團》中，我看到的是一種逆向的縫合，縫合著從個體到個體的組織，再到這組織背后的精神依托之間的內在聯系。個體和組織的關聯，不再如《大閱兵》那個時代所講述的，在整齊的方隊中集體和組織如何剝奪個體的自由；在這個縫合的過程中，我看到的是那些已經被現代人棄置的“大詞”，比如“家國”，比如“責任”，比如“希望”，比如“理想”，等等，在這里找到了新的落腳點。
　　從剝離狀況中走出來的個體，是無法相信這些“大詞”的——個體從家國和集體中撤離出來，呼喚的是個體自由，要放棄的就是對家國和集體的責任。而在這個“逆向縫合”中走出來的個體，也不會完全相信這些大詞；但不相信這些“大詞”的空洞意義，不代表他們不相信這些詞語背后所蘊藏的真實情感。希望，理想，責任背后的意義，最終還是在個人這里找到了堅實的依托。如同年長的郝獸醫揶揄孟煩了的：這娃，才二十多歲，就和人比爛——個人在這個艱難的過程中開始逐漸醒悟，被放逐了理想的個人，和別人比著誰更沒理想、誰更爛的個人，好像也沒什么好驕傲的。
　　于是，出現在《我的團長》這里的個體，是在重新審視早已經被放逐掉的理想，他們擦抹掉沉淀在理想上的吐沫星子，也擦抹掉其間空洞的口號，將這理想放進了自己沉甸甸的責任中，共同創造一個“袍澤兄弟”般的共同體。個人、集體與家國的內在關聯，也最終在個人這里找到了它的起點；而個人、集體與家國間一種新鮮的、情感的與實實在在的關系，也正在以一種新的姿態，以一種感性的方式，在大眾文藝中悄悄地生長著。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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