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志：紅葉的暗示

紅葉的暗示

作者：張承志

天涯 年2期

　　一
　　
　　他不是志士，不過為茍活于志士之后而恥。由于這種日本式的恥感，他不得解脫，落筆哀晦。人譽他是志士不妥，人非他褊狹也不公。他心中懷著一個陰沉的影子，希望能如陳天華，能如秋瑾和徐錫麟一樣，使傲慢者低頭行禮，使蔑視者脫帽致敬。
　　后來參觀魯迅的上海故居，見廳堂掛著日本畫家的贈畫，不遠便是日本的書店。我為他保持著那么多的日本交際而震驚。最后的治療托付給日本醫生，最后的摯友該是內山完造——上海的日子，使人感覺他已習慣并很難離開那個文化，使人幾乎懷疑是否存在過——恥辱和啟蒙般的日本刺激。
　　留學日本，宛如握著一柄雙刃的刀鋒。大義的挫折，文化的沉醉。人每時都在感受著，但說不清奧妙細微。這種經歷最終會變成一筆無頭債。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無論各有怎樣的不同，誰都必須了結這筆孽債。
　　——《魯迅路口》
　　……也許原因都是留日。在那個屈辱又激昂的時代，或許只有留日學生體驗了最復雜的心境。正是這個日本在侵略祖國，而他們卻只能赴日求學。他們的立志正是學成利器報復日本，無奈同學里卻層出著立論親日的政客、自詡知日的大師!
　　與留學歐美尤其美國完全不同，他們無法以藝術自慰或者以民主夸夸其談。尤其不能學成一種愚蠢的怪物、哪怕對老婆也半嘴英語——他們常回避自己的見識，他們多不愿炫耀日語。他們每日求學的這個國度，曾向母親施暴又正在倡導文明；他們耳濡目染的這個文化，把一切來自中國的古典思想、把一切琴棋書劍技舞茶花都實行了宗教化，然后以精神批判中國的物欲，用恥與潔等古代中國的精神，傲視甚至蔑視中國人。
　　留學生首當這精神挑戰的前沿。要領熟滑者逢迎表演保全自己，匹夫之怒者以頭搶地然后消失。只有陳天華蹈海自殺。他的這一行為，是中國青年對傲慢列強的以命作答，也是他們……蝕心痛苦的表現。
　　這種難言的心態，綿延于一百年的留學史。它激烈地迸濺于徐錫麟的剖心行刺，也扭曲地閃爍于魯迅的晦暗文章。
　　……陳天華感受過的歧視和選擇，盡管程度遠不相同——后來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國學生重復地體驗過。只是一個世紀過去到了這個時代，陳天華式的烈性無影可尋了。在一種透明的、巨大的擠壓之下，海外中國人的感情、公論，更不用說行動，日復一日地讓位給了一種難言的曖昧。陳天華的孤魂不能想象：男性在逢迎和辯白之間狡猾觀察、女人在順從與自欺之間半推半就。
　　——《東浦無人蹤》
　　顯然秋瑾不曾以魯迅為同志。或許她覺得這位離群索居的同鄉太少血性，或者他們之間已經有過齟齬。大概魯迅不至于落得使秋瑾蔑視的地步?在秋瑾的資料里，找不到她對這位鄰居的一語一字。
　　我更想弄清當時魯迅的態度和言論。但是諸書語焉不詳，本人更欲言又止。漸漸地我開始猜測，雖然不一定有過爭吵和對壘，大約魯迅與同鄉的秋瑾徐錫麟有過取道的分歧。或許魯迅曾經對這位男裝女子不以為然；她太狂烈，熱衷政治，出言失度。魯迅大概覺得她不能成事，也不是同道。魯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種革命的不祥，企圖暗自掙扎出來，獨立于這一片革命的喧囂。
　　留學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復雜的事。留日體驗給予人的心理烙印，有時會終一生而不愈。
　　敏感的魯迅未必沒有感受到陳天華的受辱和憤怒，但是他沒有如陳天華的行動。或許正是陳天華事件促使魯迅加快選定了回避政治、文學療眾的道路。
　　他的意識里，說不定藏著一絲與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頭。但是時不人待，誰知鄰居女兒居然演出了那樣凄烈的慘劇，而他自己，卻只扮演了一個“看殺”的角色!
　　逐漸地，我心里浮現出了一個影子。它潛隨著先生的一生，暗注著先生的文字。我想諸多的研究，沒有足夠考慮魯迅留日十年釀就的苦澀心理。稱作差別的歧視，看殺同鄉的自責，從此在心底開始了浸蝕和齒咬。拒絕侮辱的陳天華、演出荊軻的徐錫麟、命斷家門的秋瑾——如同期的櫻花滿開然后凋零的同學，從此在魯迅的心中化作了一個影子。這影子變做了他的標準，使他與名流文人不能一致；這影子提醒著他的看殺，使他不得安寧。
　　也許就是這場留學，造就了文學的魯迅。
　　——《魯迅路口》
　　在六十年代學潮中，三島由紀夫曾企圖與占領東京大學造反的左翼學生溝通。在亂糟糟的教室里，擠滿的學生和三島之間的談話記錄，無疑是一份寶貴的文獻。事后，三島在與和他政治立場完全相反的、左翼作家之星高橋和已對談時，兩人話題大量言及造反學生。唯高橋記錄了三島如下的宣言：
　　“與其刻于語言，不如刻于行為。——既然他們不相信語言。”
　　不久后就是他的自殺。確實，在中國本土早已蕩然無存的王陽明知行一致說，有了一次淋漓的實踐，但卻是穿著皇軍軍裝的實踐(圍三島而結成的右翼結社“檐會”服裝酷似軍服)。反之，做出如此行為的作家，其“刻于語言”的本意也因此光芒逼人。不知行家里手們是否心有所動，我面對如此的“語言”和“行為”，躲不開強烈的羞恥感。
　　我想高橋和巳也一定有過類似的羞恥感。文壇上默默演出的，簡直是一場殘酷的比賽。如果右派都不惜命，如果茍活的唯有左派那豈非諷刺?于是不久后高橋也死了。他留下的遺稿題為《遙遠的美之國》，只寫了序章。
　　——《風雨讀書聲》
　　日本是一個古怪的國度：數不清的人向它學習過，但是后來都選擇與它對立的原則；數不清的人憧憬著投奔過它，但是最終都厭惡地離開了它。它像一個優美的女人又像一個吸血的女鬼；許多人在深愛之后，或者被它扯入滅頂的泥潭深淵，或者畢生以揭露它為己任。
　　為什么呢?
　　——《日本留言》
　　上面輯錄的，是我以前寫過的、若干涉及日本的雜感。
　　
　　二
　　
　　在飛行中如果運氣好，能從飛機的舷窗看見富士山。多是夕陽沉沒的傍晚，鍍金的暮靄之間，富士山拖著優雅裾線，升出于滾滾云層。有過日本體驗的人，那時會感覺一種沖動。在東方的天空上，它以一種巨大、絕對、均衡的美感，望著人的通過。
　　但就在欣賞的同時，我咀嚼出了一股隔閡。那東天門一般的富士山，那俯瞰的美，突然用一種似乎是古典和儒家的東西，擋住了唐土中國的來客。它如一個東方的斯芬克司，半空攔路，提示著一個漢字的啞謎。
　　中國人，不管你是淘金稼銀的工人、丟人現眼的政客、初作遠行的學生，只要你來自孔夫子的國度，使用四方塊的漢字——那么無論誰，其風骨的硬度、修養的道行、個人的氣質，都要接受它的檢視。
　　白人是野蠻人，所以受到款待。你是中國人。所以要證明自己。
　　必須感受一種透明的或有色的、禮貌的或霸氣的、有形的或隱秘的——提問。這一質問滿是文化意味，中國人不能避而不答。雖然，它的暗藏之中，也包含著剔得清與理不盡的內容。
　　 中國人——唯有中國人，一切西歐北美白人均不在此例——注視著富士山心情復雜。
　　幾乎他們的每一個，都因陰差陽錯或莫須有的原因，與這個鄰近的國度發生了莫名的緣分。但是兩國兩族之間，近代百年鮮血淋漓創深及骨，任誰都是心頭糾纏著屈辱憤怒。多少大是大非，多少大節大義!
　　偏偏文化的美感，拂之不去。交往的真摯，感人的細節，說不清、理還亂，它們拷打和質疑，不斷地與殘酷的國家史相疊壓，沖撞齒咬，給每一個憶舊者以折磨。
　　它宛如某種秘藏或私事，頑固地浮沉腦海，不肯湮滅。每逢與日本人相逢，總抑制不住——想即席清算甲午的屈辱、南京的虐殺；而每當和中國人談及日本，又總控制不能——要滔滔講解櫻花的凋落、茶道的心境。和日本人交談，往往只因一句對中國的失禮之語，便勃然大怒推案絕交；人有兩面，和國人清談時，又對中國恨鐵非鋼咬牙切齒，滔滔批判中，引用的凈是日本的例子。
　　為什么?
　　一個白人女教授問：你們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的問題?
　　她們擁有的教養或接受過的教育，不足理解系在我們之間的這個文化。當然是心理的問題：是一個長久糾纏的、心頭的亂扣。它捆綁著沉重的是非，牽扯著歷史的道德。
　　我們兩個民族，性相遠，習相近。近，導致人的親近；遠，導致人的相輕。舉手探足之間的熟悉，帶來溫暖的親近；但是我對你的野蠻侵略史劣跡，你對我的虛妄老大國情結，又培育著頑固的不信任。
　　日久天長變成人的相輕。頑童小兒，自幼學會了把對方當作嘲笑的對象，對方是可笑的，對方是骯臟的，對方是古怪的，對方是應該挨揍和教訓的——歧視隨時都準備向斗毆、向報復、向暴力和武力的解決轉換。
　　相互的質問，從來沒有停歇，也漸漸不能深入。
　　只不過，中國因為遭受的侵略，以及侵略盡頭日本的敗戰，質問得似乎理直氣壯嗓門響亮，而日本則因為同樣的原因，忍著不發一言，把永恒的質疑，化作了沉默。
　　已經沒有遣唐使時代的、陽光海面浮光躍金的盛世之兆了。相反卻多是不祥的預感。魯迅和堀田善衛都“以血”，寫過他們的“預感”。
　　就在他們預感的前后——對中國是天下傾亡，山河破碎，屠城過后的南京，尸體順長江涌入汪洋、又在漲潮時倒流上海。對日本則是烈火煉獄，廣島長崎，一瞬抹滅，生靈涂炭，末日的幕布，猛然間一把撕開。
　　這預感也指向未來嗎?
　　——無論誰都滿懷不安。
　　真沒準，在我的這系列文章結書出版之前，應該成為一切國家和民族理念的、永遠棄絕戰爭手段的日本和平憲法，就會在日本被人修改。
　　也沒準，就在我們還在討論兩國之間的民族心理，還在探尋用追求民族的存在之美來謀求共存，窮酸的議論尚未開始，日本的宙斯盾艦隊便會從“一衣帶水”的彼岸啟航，為龍的傳人再上演一場黃海大戰。
　　歷史在循回，時代也在催促。
　　頂戴著封建主義、殖民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三座大山，中國人在追問時，常常因反問而失語。言論的縫隙是狹窄的。但他們還是向日本追問，從道、德、仁，到信、義、恥。百年的失敗，恐怖的體制，負面的遺產，使他們追問的聲音，痛苦而喑啞。
　　背負著兩顆原子彈滅絕轟炸的苦難，以及自己對于苦難結局的負罪感，日本人深藏著對中國的滿腹心事，緘口不言。他們對中國的終極情結是：對日本的判決，并不能使中國逃避——對大國主義的反省。但他們不喜發言，如同享受著沉默。
　　表里雙層的文化，糾纏于每一節歷史，使得作為描寫和溝通的文字，常常詞不達意，似是而非。
　　我們見到，諸多的大人物，言及日本便筆端滯澀。并沒有一本關于日本的經典。仿佛躋身低檐之下，難寫大氣文章。瀏覽著甲午之后的日本談，雖然新書總在推動舊版，綿綿的游記評論，也各有妙處長所，但畢竟大同小異——不僅戴望舒周作人摳摳唆唆，即便魯迅也語出曖昧欲言又止。時而我們能從魯迅涉及日本的文字中，讀出一種掩飾的、混雜的微妙。
　　多么復雜的心理感覺!一般情況下，它使人不快。若是不能獲得解決，人會覺得受了傷害。
　　如此的心理過程，又浸泡著民族與國家的血污，反射著貧窘與豪富的強光，使一些人一去不返。他們甚至暗守著一個訣別，把不再進入日本，當作對那個質問的回答。
　　
　　三
　　
　　在結束這些隨意的筆記時，還有什么該說的嗎?
　　從秋天楓葉剛剛開始染紅的時候，我從西日本的盡頭處開始，沿著長崎、九州島、下關、廣島、京都，再回到東京。我隨著秋意步步旅行，紅葉也追著寒潮層層染過。在多摩川邊的高幡不動，我看到了最后的一片紅葉。高幡不動的紅葉不多，但紅艷醉人。1_938年郁達夫曾回憶，魯迅就在逝世前還曾約他，到了秋天同去日本看紅葉。
　　我總覺得，日本的紅葉在給著我一個暗示。
　　紅葉的信，日本喜歡這么說。那么這紅葉信上，染透的信息是什么呢?
　　回溯著感受的歷史，也細數著自己的體驗，心里浮起不盡的慨嘆。
　　確實在兩國之間，存在著不同于一般國家關系的、血肉般的維系。只是由于國家間目不忍睹的淋漓傷疤，使人不敢幻想，寧愿回避，以免再次傷及自己。
　　但是那真實的、綿延了多少個世紀的文化，連同這美麗的紅葉，難道也必須一并敬遠、甚至忍心割舍嗎?
　　梳理著日本的事情，心里想著中國。
　　我漸漸臨近了一個命題。
　　正在崛起中為強國之夢興奮不已的中國，也許此刻已經快是時候——該思考日本的近代道路。昨天抱著大國夢陷入癡迷的他們，僅僅在昨天的日暮時分，就把民族推上了絕路。不批判和擯棄危險的大國主義，不追求一個民族的存在美感，則族眾沒有升華，國家也并無強盛。
　　 若想找出一個具備美感的例子，我想到了軍人遠藤三郎。
　　作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軍人”，唯他最早提出了如下的國防思想：
　　——軍人的理想是消滅軍隊；
　　——國家的軍隊，應該讓位于“把無國籍的志愿者，派遣到發生紛爭地區作為國際警察”。
　　他的思想，在打了折扣后，以維護和平部隊的形式，實際上被后來的國際社會接受了。
　　如此的一位遠藤三郎將軍訪華，留下一段美談是必然的：1957年在北京，遠藤三郎誠摯地把家傳的日本刀——那是刀匠來國光的藝術品，遠藤幼年初入學校時，得自祖父的禮物——贈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更鄭重地回贈以齊白石的名畫，兼之自己親筆的墨跡。
　　由這樣的日本人引導，我們也開始了思索。
　　我們開始清除——諸如四海臣服、四方來朝、藩屬四夷，等等概念。我們開始意識到：在物質和國家的富足之前，更要緊的是追求思想的富足。否則，何止日本，亞洲近鄰和第三世界對中國的不信，也會積累。
　　我們追求的，是一個新的中華帝國嗎?

　　不。不只是富國，更不是強兵。不單是富裕，我們渴望達到的，是一種民族存在的美。
　　除非達到具備真正的美，人就永遠是精神上的敗者。也許，這就是紅葉蘊含的—個暗示?
　　中日兩個民族，仿佛喜歡拉力賽般的思想較量。
　　唯有日本，這古怪的國度，盡管它侵略過我們，但正是它才迫使我們反省。哪怕常常失禮，出口刺耳之音，但唯它在古典的文明規矩之上，推著脊梁，促我們邁步。
　　日本魅力的秘密，就是它對接受的一切文化，都不僅愛不釋手，而且對之一絲不茍，從而逐一完成了對它們的儀禮化、形式化，也就是廣義的宗教化。從琴棋書畫，到茶與花再至劍，儀式與教規最后約束的是人，于是出現了士道。對文化實行某種宗教化的途徑，是保護這一文化的最好辦法。儀式的美感，使人不能離開。規矩的嚴厲，造成傳承的接續。
　　無數文化的因素源自中國，但卻在中國變了枯燥的老生常談，變了統治者欺壓欺騙的工具，因而一代不如一代，文化日見衰微。這時去日本一看，中國人吃驚嘆服，或者干脆匍匐在地，長跪不起。
　　日本使文明儀禮化并具備宗教約束的成功，是中國挽救自己文化崩潰的一個良藥方子。我總在想，自尊心甚重的中國愿意接受這一號脈診斷嗎?但是，若也想讓孔夫子和衣食住行添上美感增加魅力，除此一途，別無他路。
　　與文化質感的體驗平行，從日本的故事里，我們更深刻參悟了另一個要緊的道理——狂熱與自私的民族主義，是最可怕的毒藥。我們已經開始一點點檢視從孩提時代就習慣了、就引以為榮的、源遠流長的大中華民族主義。
　　日本若不能清算自己強國途中對他者屢屢的侵犯，它就愧對和背叛了古典教養的美。勝利于一個民族，是必需的也是危險的。元寇以來，從甲午之戰到日俄戰爭，驕人的勝利，生成了狂妄的鬼臉。所以在“美之國”里，充溢了駭人的丑惡。這一悖例，乃是敲給中國的警鐘——在復興強盛，甚至追求美感的路上，若不能清除古老虛妄的民族主義，早晚會沒頂于惡與丑的泥潭。
　　日本對中國的厭惡，隱埋著島國對大陸帝國的反感，閃爍著亞洲弱小對大中華帝國的警戒。我們批判日本的侵略，先要批判自己母體之內對他者欺凌的歷史基因。
　　舊戲尚未結束，日本已開始了脫亞入歐的新一輪。
　　中國也在大國崛起的緊鑼密鼓中，走近了對自己的巨大質問。
　　我們并沒有多了任何一件思想武器。我們仍在多重的含義下側身而立，一面迎戰著兇惡的帝國主義，同時批判著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們唯有忍受撕裂，那是一種痛苦的感覺。我們唯有在劇痛中，去追求徹底的人道主義。轉過刀刃，解剖自己，把批判的尖銳，刺向尊大的中華心理。不為別的，只因這是唯一的——思想的武器。
　　確實，是否深藏我的肺腑丹田之底、帶著強烈自尊心的中華思想本身，才是一種更要迎面駁難的東西呢?是否我們祖國的精神進步，首先要踏過虛妄的民族尊大呢?紅葉不言，默默望著它，我想——只有實踐一個常掛在嘴邊的命題：“更嚴厲的是解剖自己”。
　　在不安的時代，一訴為快還是可能的，畢竟兩邊都有人留心傾聽。
　　
　　2008年8月，于北京奧林匹克
　　開幕之際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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