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明：農村題材和農村問題

農村題材和農村問題

□劉繼明

2009-5-1 【左岸特稿】

　　（本文由吳佳燕根據2009年4月14日劉繼明在湖北省作協農民作家培訓班上的講課錄音整理而成，已經過
　　作者修訂。）
 
　　以前我們經常聽到農民作家、工人作家和戰士作家這樣的稱謂，但近三十年來很少聽到了。我記得劉醒龍寫過一篇小說，題目就叫《農民作家》。最近幾年出現了一批打工作家，通過文學表達自己的訴求，反映打工階層的生活和命運，文學界把他們命名為“打工作家”，我有個老鄉王十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這些人以前大多是農民或農民子弟，但現在的身份變了，社會上稱之為農民工，是一個新的階層。社會學家陸學藝把中國當代社會分為八個階層，如中產階層、知識分子、白領和富人階層等等。至于工人農民，我們在媒體上經常看到的弱勢群體，往往就是指這一階層。人們常說中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毛澤東在《延座講話》里也說過“文藝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但這么多年來，曾經在新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備受關注的農民作家、工人作家差不多已經消失掉了。所以我剛聽說要開辦“農民作家培訓班”時，的確有一種恍若隔世之感。
　　農民作家以及工人作家曾經作為一個寫作群體存在，這恐怕是新中國歷史上獨有的一種文化現象。她甚或已經成為一種傳統，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文化建構過程中，農民作家工人作家曾經發揮過不可替代的作用。80年代以前，我們國家對工農兵作家是非常重視的，為什么這么重視呢？我覺得除了意識形態的需要，還跟新中國建立以后，波及全社會的文化普及運動有關，在農村年紀稍大的應該都記得，當時農村和工廠有各種各樣的夜校、耕讀小學、文化速成班等，那是中國農民和工人的文化素質得到巨大提升的一個時代；另外就是當時文化部門對工人農民的重視，那個時候，寫農村寫工廠，培養工人農民作家，成為文化部門的一項重要工作。那時候幾乎每個地方都會出現一些農民和工人作家。從中央到縣市，都有一個卓有成效的工農作家培養機制。像作協、文聯和群藝館文化館這樣一些專業團體和部門，還有文藝雜志，都自覺地承擔了培養工農作者的任務，經常舉辦各種各樣的文學培訓班講習班。正因為有了這種文化普及運動和培養機制，使得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工農兵作者成為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創作力量。
　　怎樣評價工農兵作者在新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這甚至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命題，而且是一個社會學命題。需要學者進行專門的研究。比如究竟如何劃分農民作家，是指土生土長的農民身份，還是包括出身農村或者有過農村生活經歷，后來進城成為專業作家和文化人的，例如趙樹理、浩然以及賈平凹、路遙算不算是農民作家？等等，都值得討論。在今天這樣一個培訓班上，對復雜的理論問題我們就不展開了。我覺得，大伙作為農民作家，在面對文學時，首先需要有一種清醒的認識。既要認識到自身的優勢，同時也要認識到自身的局限。生活在農村的作者在文化素養上，在知識的結構上可能是短處，因為大家生活的環境相對封閉，資訊不發達，不像大都市和高校那樣身處信息交流中心，對中國和世界各種各樣的文化信息吸收得快，反應的也快。這就使許多人對事物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個人的經驗與感受。這樣我們在面對寫作時，肯定會有所局限。這種局限不完全是文化素養甚至是文學技巧問題，重要的是對世界的認識，其中當然也包括對文學的認識。所以我覺得大家想學習和掌握技巧的急切心情可以理解，但通過短短幾天的培訓班來掌握文學技巧不一定會收到好的效果。因為，真正的創作技巧，不是通過講授得來的，它必須跟具體的創作結合起來才會有效。我覺得一個好的作家或具有生長力的寫作者，技巧恐怕只是第一步。尤其在這樣一個正在發生劇烈震蕩的社會，不僅僅是農民作家，包括一切從事文學創作的人，都應該具備一種在廣闊的背景下認識社會認識歷史的能力。這將決定著我們的寫作能否在更深層面上介入到這樣一個時代，決定著作品的深度和厚度。
　　所以，我今天主要跟大家談兩個問題，一個是農村題材小說的發展與現狀，一個是怎樣看待當代中國的農村問題。
　　先談第一個問題，農村題材小說的發展與現狀。
　　我這些年也一直在思考和關注農村問題。2002年，我準備寫一部農村題材的長篇小說。已經寫了十多萬字，但后來去三峽掛職就放下來了，一直放到現在。我希望以后有一天能夠重新把它寫下去。對當下的文學現狀以及整個60年以來的農村小說創作，我覺得我們要有一種整體的把握。去年是改革開放30年，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年。全國上下包括文學界都在開展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但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把這兩個時代是割裂開來的，很多人一談就是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而對前30年避而不談，或者只談失誤不談成就。看文學也是這樣。我記得80年代的時候我們談文學就是談新時期文學，談思想解放，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現代派。我們看前30年，往往是把它看作一個負面的價值，作為一個貶斥和否定的對象。比如那時候談柳青的《創業史》，談趙樹理的《三里灣》、《鍛煉鍛煉》、《結婚》，包括浩然的《艷陽天》和《金光大道》等等，都是一種否定性的評價，這是對50、60年代意識形態的一種反撥，并把這種反撥作為新時期社會文化進步的一種標志。因為我們當時的口號是社會要現代化，文藝也要現代化，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在這樣一種思潮之下，50、60年代的文學被當成了一種負面“資產”。但是經過30年的社會演變，我們再來看30年前的作品，也許會獲得一種冷靜和理性的認識。前30年中國農村題材小說的創作，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那個時代的作家是自覺地將文學與中國的社會現實、社會進程聯系在一起的。像柳青、浩然既是作家，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參與者，他們從理性和感性上都認同這場影響中國命運的社會實踐，肯定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性和進步性。所以把創作的焦點都對準了那個時代的一些重大主題，正面描寫了當時的農村變革。這是那個時代許多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一個重要特征。
　　80年代以后，隨著意識形態的轉向，前30年那種理想主義或者叫激進政治，以文革作為其高峰，被認為是失敗了。經過1978年到今天的一系列社會改革，形成了后30年跟前30年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即從革命話語向改革話語的轉型。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的社會結構，城市和農村，出現了巨大的變化。文學也是如此。后30年的文學從意識形態的現場退出，開啟了一個文學“向內轉”的時代，如80年代初期劉再復寫過一本談文學的主體性的書，隨后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持續很長的現代主義運動。經歷了這么多年的發展，我們的文學已經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備的價值體系和藝術體系，一方面前30年的遺產進行了剝離和批判，另一方面建立了屬于這個時代的文學體系。
　　具體到農村題材的創作，與前30年相比也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80年代中期以前的農村題材創作，應該說還是50、60年代的慣性滑翔階段。比如四川作家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周克芹是四川人，也算是廣義的農民作家。他這部作品獲得了第一屆茅盾文學獎，受到過茅盾先生的褒獎，寫的是農村在從人民公社化到包產到戶這樣一個轉型過程中許茂一家的命運。這在當時是一個重大題材，而且它在價值取向上迎合（切合）了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70、80年代農村最流行的口號就是“發家致富”、 “先富起來”，這個小說就表現了這樣一段歷史。雖然它在價值取向上跟前30年小說界迥然相異，但在寫作方法上并沒有大的區別。再比如高曉聲的《陳煥生進城》系列小說，非常藝術化地反映了農民前后兩個時期的境遇和命運，走的其實也是趙樹理那類農村題材小說的路子。
　　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現代派甚至尋根文學的崛起，農村題材的創作才出現真正的變化。比如劉恒的《狗日的糧食》，我覺得是這種變化的一個標志性作品。劉恒是北京作家，曾經作為知青在農村生活多年，很多作品都是寫農村的，《狗日的糧食》寫的是人的饑餓體驗。用現在的主流眼光看，前30年的農民都是吃不飽肚子的，特別是在60年代初期那幾年，還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這成為我們后來很多作家的一個熱門素材。《狗日的糧食》的意義是將這種饑餓的體驗、吃不飽肚子的問題上升為小說的一個重大主題，寫出了人的欲望和生物性本能。他的另外一篇小說《伏羲伏羲》同樣寫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性欲。為什么我說這兩篇小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標志呢？因為在那以前，中國大部分的農村題材小說，都有了一個宏大主題，如《創業史》、《艷陽天》，是用巨型的長篇小說來描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而1978年以后，這些都成了失敗的例證。80年代以后，整個主流意識形態被解體，文學觀念也出現重大轉變。在經歷一段過渡時期以后，便出現了劉恒這樣的寫作，即從宏大敘事撤退，回到最原始的人性層面。從這以后，大多數農村題材小說都把目光鎖定在人性和欲望上，包括其他題材的創作，也都把人的欲望作為一個基本的價值出發點。我們都知道，80年代初期以后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改革，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這場改革的價值出發點跟整個中國社會進程是一致的，即肯定人的主體價值和利益。其中人性的解放是一個重要符號。所以后來我們看到80年代后期一些寫農村題材的作品包括長篇小說，像張煒的《古船》、賈平凹的《浮躁》，寫農村改革的兩種觀念，兩個時代的碰撞，雖然具有50、60年代那種史詩性長篇小說的特質，但在價值取向上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肯定人的欲望和個體權利。再比如90年代前后出現的新寫實小說有一個重要特征，寫日常生活，原湯原汁地敘述，價值中立等等，這種特征在農村題材小說上同樣存在。大多數筆下的農民也都成為了一個欲望的工具，人的存在僅僅是圍繞每一天的飯食、物質欲望、物質條件。這是后30年的農村題材小說跟30年的一個重要變化。
　　那么，這種變化的意義以及值得質疑的地方在哪里呢？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人性與人民性的對立。前30年的文學有一個核心詞匯“人民性”，在前30年的意識形態中，將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個很高的位置。文學也是這樣，我們表達的社會生活，更多的是人民這樣一個大的集體屬性，而作為個體的屬性往往很淡薄。所以是重人民性，輕個人性。像梁生寶和郭振山的沖突，強調的是階級屬性，用現在的眼光看，我們固然可以認為前30年的小說對于歷史、人物的處理有些簡單化、片面化，在認定其階級性的同時，忽略了人性的復雜；但后30年的小說將人鎖定在欲望的層面，或者說文化的層面，卻忽略了人跟具體的時代、社會的復雜關系，特定時代對人的命運的影響。馬克思說過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但在后30年的創作中，我們是否認這樣一種人跟社會、政治與時代的關系的。我們是一窩蜂地向內轉，強調文學與人的主體性，從而將人性、個人性與人民性截然對立起來。許多小說給人的印象，農民是一個一個孤立的個體，像西方后代主義所說的原子個人主義，認為每個人就是一個世界，作家只要寫這樣一個個體，寫他的七情六欲就夠了，你不要寫他背后的復雜關系，越純粹越是高級的小說。在我看來，這種人性與人民性的對立造成了一種對歷史的簡化，進而也是對文學的簡化。出現這種簡化的重要原因，是歷史觀的變化，即在肯定新的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時，將兩個時代簡單地對立起來、割裂開來了，特別是有些作家通過長篇小說來表現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時，顯得既缺少歷史的說服力，也缺少藝術的說服力。不少作品在藝術上、在想象力上非常出色，但在歷史觀上特別膚淺和幼稚，也就是說它的認知停留在同時代人的平均值上，沒有任何超越性的認識和發現。比如近幾年出現的幾部農村題材的小說，閻連科的《受活》、莫言的《生死疲勞》以及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被稱為長篇小說的重要收獲。這些作品都是寫農民的，它還不僅是寫農村題材，是從總體上寫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的農村變化和社會變遷，這樣一個宏大的史詩性構架。但是他們對歷史的認識卻是膚淺和片面的。作者站在一個被認為是正確的政治立場，對前30年歷史還是后30年歷史都進行了簡單化的處理，用藝術上的探索取代了對歷史的掘進和認知。讀這些作品，你覺得仿佛進入一個荒誕不經的世界，好像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歷史，是一場鬧劇，人都是瘋瘋癲癲很不正常的。再如莫言的《生死疲勞》，他借用了佛教輪回這樣一種敘述結構，形式上比較奇特，但是他將中國半個多世紀的農村變遷簡單地理解為走集體化和單干的對立，先入為主地認為集體化是一種落后的，應該被拋棄的東西，單干是一種代表農村社會發展的事物。作為一個農村干部和普通農民作這樣的判斷還可以理解，但對一個作家而言就顯得不夠了。我們并不苛求一個作家必須走在時代的前面，但一個真正優秀的作家不應該滿足于某種政治甚至政策上的結論，尤其是在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20多年以后，包括農村在內的整個中國社會都出現了巨大的變化，許多新的問題和矛盾不斷涌現。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對前30年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后30年的農村變革，產生了許許多多新的認識，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聯產承包制不能當作改革的終點，而是一個起點。可這一切，都沒有進入文學的視野之中。這不能不說是作家的一種失職。
　　這種對歷史的簡化甚至妖魔化處理，同樣表現在對人性的理解上。比較前30年與后30年的小說對人物的不同處理，我們會發現一種強烈的反差。比如前30年小說中的工農兵大都是一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樣一種所謂“高大全”的形象，我們很少能他們身上的缺點，而地富反壞分子都是猥瑣的、殘忍的、反動的。這是以階級和政治取代人性。而后30年許多小說全部顛覆過來了，如喜兒愿意嫁給黃世仁了，黃世仁成了樂善好施的紳士，楊白勞成了無賴，大春成了游手好閑的人。我并不是說這樣一種顛覆沒有一點合理性，但問題是如果所有作品都這樣處理，就表明當代作家的歷史觀、對人性的理解陷入了另一種誤區。如果說藝術與政治的重要差異在于政治是簡化歷史，那么文學的責任恰恰是抗拒這種簡化，使歷史與人的復雜性得到充分的展現，在尊重人的復雜性前提下，尊重歷史的復雜性。也就是說我們在看到前30年的傳統社會主義實踐存在的負面問題時，也要看到它的歷史合理性。
　　這樣一種在文學中彌漫已久的歷史觀，應該說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作家對中國半個多世紀歷史和人的認識，尤其值得創作農村題材的作家去面對和了解它。因為誰都知道農村在中國社會占著一個巨大的比重。從革命時期到社會主義時期，國家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農村，像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等，都是從農村開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同樣是這樣。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村問題，中國文學面臨的重大問題同樣是怎樣書寫農村和農民。所以，如何認識后30年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存在的問題，也是應該清醒面對的。
　　下面我談第二個問題，怎樣認識當代中國的農村問題。
　　80年代中期以來形成的純文學觀念，就是將文學本質化，許多作家評論家的知識結構、眼光也僅僅停留在這個范圍內。而對于世界的變化，中國社會出現的問題和困難，他們的認知還停留在80年代，比一個大學生知道的并不會多少。他們除了專業的文學知識以外，對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方面的知識膚淺得驚人。這無疑阻礙了文學的進一步發展。作為一個寫作者，必須突破這種所謂的純文學框架，將藝術和思想觸角投向廣大的社會和歷史領域，對我們所處的時代建立一種整體性的認識。而作為農民作家或者從事農村題材創作的人，對中國當代的農村問題同樣需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此前，華中科大的吳毅教授給大家講了三農問題，他是研究農村問題的專家，從學術角度對三農問題有系統的認識和把握，我這里只是從文學角度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大家知道，2000年前后，對于中國的農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拐點，之前農村出現了許多問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農村帶來了短暫的繁榮之后，開始走下坡路。80年代前期不僅是農民，鄉鎮企業也為中國提供了新的經濟生長點。但隨著90年代初期市場經濟的啟動，這種局面開始變化，農村不再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點，逐漸被邊緣化了。我們知道，50、60年代的中國是世界上工業化最快的國家之一，但這也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比如農產品價格的統購統銷。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整個社會走的是一種低消費，高積累，低工資，高就業的路子。這也是為什么前30年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和提高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后，承包制實際上是將農民自身的利益提到一個高度，國家暫時停止了對農民利益的索取。所以80年代后廣大農民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農村出現了很多“萬元戶”。80年代的許多農村題材小說，也反映了這種充滿生機的景象。我覺得80年代是一個各方面得到均衡發展的時期，政治經濟文化都得到了均衡的發展。80年代的中國像50年代一樣，是一個黃金時期。一個社會若不均衡發展，就會傾斜，社會就會不穩定，就會發生危機。90年代市場經濟啟動以后，隨著城市化的強力推進，這種危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首先是農村迅速地凋敝，大量農民進城，大量土地荒蕪。再加上政府沉重的賦稅給農民施加的負擔，農村的矛盾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那個時候我回家鄉就經常聽到鄉鎮村干部跟農民發生沖突的事情，毆打，圍追堵截，鄉鎮干部簡直變成了以前電影看到過的惡霸地主形象。這在2000年前后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安徽作家陳桂棣的《中國農民調查》就是在這個時期出來的，一下子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這說明當時的農村問題已經到了一個十分嚴重的程度，當時湖北監利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朱镕基總理寫了封信，后來出了一本書《我向總理說實話》，將已經困難重重、危機四伏的農村問題提到了高層。中國的農村問題重新進入整個社會的視野就是從這兩本書開始的。從這之后，中央連續幾年下達一號文件，推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包括取消農業稅，義務教育免費等。這些三農政策有效地緩解了農村問題，使之不至于像個火藥庫，對中國社會改革產生破壞性影響。2000年還有一個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國加入WTO，這不僅對整個中國產生重大影響，也對農民的命運產生了巨大影響。這標志著中國農村也要進入世界大市場參與競爭。而中國農村經過前30年以后，怎么走，農民會面臨怎樣的挑戰，國家怎樣制定新的農村政策，怎樣緩解、化解農村問題，這已經從高層到知識界、社會公眾，引起整個社會的空前關注。經濟學界也出現了研究農村問題的三農專家，如溫鐵軍、徐勇、賀雪峰等人。 2000年后中央推出很多穩定農村的政策，跟這些三農問題專家的思考是分不開的。
　　不久前，全國人大頒布了土地流轉制度，這個制度出臺之前經過了長時間的醞釀，在高層和知識界進行了反復的討論和爭論，在此之前《物權法》的出臺，也經過了長時間的醞釀和爭論，甚至差點兒流產。這兩個法律文件是有相關性的，物權法的出臺意味著中國在法律上開始保護個人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實際上把中國30年來的國有經濟不斷縮小、私有經濟不斷擴大的趨勢從法律上確定了下來，這是引起中國法律界、經濟學界激烈爭論的一個焦點。有部分專家認為《物權法》對私有財產進行保護，與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不太符合。在30年的改革中，出現了一個富人階層，他們中的許多人之所以能成為富豪，就是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隨著大量國有資產私有化，大量的國企工人一夜之間下崗，不少價值幾十億的企業以幾千萬甚至幾百萬賣掉了，一些人就是利用這個機會一夜之間成為富豪的。上海的王曉明教授在《90年代與新意識形態》一文中，就談到過這個問題。有人說這些新富人階層只占中國人口的5%—10%,但卻占有中國社會55％—85％的財富。而國有企業經歷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積累，它不是某個階層的資產，而是全體中國人民的資產，現在卻成了少數人暴富的“第一桶金”。針對這種情況，一些學者認為，如果推出這樣一部法律，就對這些不明不白暴富者的資產進行保護。但《物權法》幾經周折最后還是出臺了。我沒有去比較最初醞釀稿與最終出臺稿的差異，但據我所知還是有一些變化的，如要求私有財產必須是合法所得，這也是各種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結果。土地流轉制度的出臺也同樣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在經歷了近30年的農村承包制以后，一些學者認為土地為集體所有，可以隨時收回和調整，這對農村的長期發展不利，制約了生產力的提高和土地資源的利用，所以就提出要土地私有化，讓土地像其他商品一樣能夠進入市場自由流通。這樣一種觀點在經濟學上叫新自由主義，90年代以后所推行的政策實際上就是以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什么叫新自由主義？簡單地說，就是一切交給市場，政府盡少的干預，市場有它自身的調節原則嘛。在價值觀上主張個人主義，個人的自由發展，每個社會成員和階層對資源的占有和享用應該自由競爭。所以90年代至今，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農村土地荒蕪，越來越空心化。土地流轉制度在醞釀過程中受到了另外一些學者如溫鐵軍等的強烈質疑，他們認為如果實行土地私有化，將是中國農村遭遇更大危機的一個開端。因為土地一旦自由流轉，就會有大量農民把它賣掉，從而成為無地農民。這些無地農民進入城市也好，從事其他職業也好，一旦生存受到威脅，就沒有了退路，從而帶來嚴重的社會危機，成為城市的火藥桶，這樣一個群體將比現在的農民工更龐大。學界經常提到拉美現象，就是在新自由主義推行以后，大量農民從農村進入到城市，沒有競爭能力，造成了很多貧民窟，使大量貧民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的重要因素。所以相當一批學者反對土地私有化。學術界的這兩種勢力在進行尖銳的交鋒以后，使最后出臺的土地流轉制度與《物權法》，同樣是各方力量折中、互相妥協的結果。
　　我介紹這兩部法律特別是土地流轉制度的出臺過程，是想說明中國農村現在面臨一個新的拐點，即土地流轉制度推行以后，將使中國農村的發展變得更加復雜。這種變化是否能為廣大農民帶來福利或者災難，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一些主流學者前幾年就提出“公司加農戶”模式，即農戶與公司簽訂協議，按照協議價格提供農產品，被認為是新時期農村發展的重要途徑。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形式叫“專業合作社”，2000年前后就開始出現。合作社這個詞大家應該比較熟悉， 50年代的農村合作化，后來發展為人民公社制度，作為中國傳統社會主義在農村的巨大實踐，其成敗優劣姑且不論，但是現在出現的這種合作社，比如養殖專業合作社，金融專業合作社，糧食合作社，就是把單個的農民組織起來，在資金、市場等各種資源上互助共享。這種形式不僅是我們國家50、60年代的實踐，在韓日等國家早已開始實施，而且提供了比較成功的經驗。2000年中國加入WTO之后，通過近10年的探索包括在河南蘭考縣南馬莊的試點，合作社在中國農村越來越多，大有星火燎原之勢。中央也在醞釀這方面的政策法規。這兩種模式是土地流轉制度出臺的強大背景。有學者認為土地流轉以后，如果還是公司加農戶這種模式走下去甚至推進到土地私有化，農民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更加沒有保障，不僅他的生存發展沒有保障，土地失去以后，他的一切權利都失去了保障，廣大農村將更加嚴重地被拋到現代化進程一邊去，成為無辜的犧牲者。北大的學者潘維就提出，土地可以流轉，但是不可以向公司和私人流轉，應該向集體流轉。如果向私人流轉，大部分公司和農戶之間是不平等的，公司有強大的資源和市場信息作后盾，農民在談判等利益博弈中天然地處于弱勢。而且公司加農戶還是那種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從50、60年代過來的人知道，無論怎樣評價那個時代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但它是農業實現機械化、規模化的一種必要途徑，是有利于農村邁向現代化的。所以近30年的農村承包制，只能是一種過渡，是讓農民致富的一種權宜之計。從長遠的發展看，如果僅僅維持家庭作業和小農經濟，中國的農業會實現現代化嗎？所以說土地的流轉不能推廣公司加農戶模式，而應該向集體流轉，比如國外早已出現過的一種合作農場。在合作社或合作農場里面，農民不是雇工，而是一個成員，一個占有一定份額的股東，擁有平等的參與權和分配權，這樣一種形式才能確實保證農民利益，也是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
　　另外我覺得，如果按照某些農村問題專家的觀點，僅僅把農村當作一個負擔、累贅乃至被救濟和安撫的對象，作為進城農民失敗以后“回得去”的地方，是遠遠不夠的。重要的是使農民的根本權利和農村的長遠發展得到充分的制度保障，并且能夠融入到整個現代化進程中去。只有這樣，農村才不會被現代化進程拋棄，不會像我們現在回到農村，看到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房屋和水泥路，老人、婦女和小孩，沒有幾個青壯年。人們一臉的茫然，看不到生機和希望。如果農民沒有了土地，沒有了出路，一個個爭相逃離，那么農村肯定會出大問題，這個社會也肯定會出大問題。
　　對于中國農村面臨的種種問題，我覺得作家不應該漠不關心，不要覺得這跟文學沒關系。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農村題材創作曾經有過十分輝煌和深厚的歷史傳統，在整個文學發展過程中，農村題材創作曾經占據那么重要的地位。近30年來農村題材創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已經暴露得很充分了，我們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前段時間針對底層文學思潮，有些批評家提出質疑，認為底層文學的許多作家生活在城市，大都是一些專業作家，他們現在的生活條件中產化了，對農村現實很隔膜，他們能夠和有資格代表底層人民么？這種質疑也許并非沒有道理，因為這涉及到作家的情感資源和生活資源問題。但另一方面，我不贊成生活在城市或者身為知識分子就不能代表農民和底層說話，這是90年代形成的文學寫自我、寫內心這樣一些文學理念的反映。文學如果不能代言，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倫理基礎。政治上尚且有代議制，文學為什么就不能代言呢？中國古代文論中一直將“為天地立心，為圣賢立言”作為為文的最高境界啊。所以我倒希望我們的社會，包括文聯、作協等文藝部門，在重視農民作家培養的同時，其實也應該重視其他社會階層的作家，如工人作家什么的。我們曾經在歷史上有過這樣的傳統，如現在很多工農兵出身的作家，都是那個時候成長起來的，近30年把這個傳統丟掉了。另外，從社會學角度來講，如果每個社會階層都有一些人為其代言，去反映他們的生活，社會就會少一些壁壘，多一些傳遞意見和訴求的通道。就像人大政協一樣，不僅應該有政府官員、資本家和知識分子，工人農民也應該占有相應的席位，這是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政議政和政治民主化的根本保障。所以我覺得，辦這樣的農民作家培訓班，不僅是對一種值得珍視的文學傳統的繼承，同時也是對占中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的地位、尊嚴的關注，是對正義、平等和民主這樣一些價值理念的呼喚。我真誠地希望在座的各位中間將來出現像柳青、浩然、高曉聲和路遙這樣的優秀作家，能夠寫出深刻地揭示中國農村和農民命運的優秀作品。
　　今天我就講到這兒，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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