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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的文化斷裂與文化分層 ——王岳川、朱中原對話錄 |
| 王岳川 朱中原 2006年6月19日 09:13 世紀中國 |
| 朱中原：作為大陸學術界較有影響力的文化學者，近年來您提出了"發現東方"與“中國文化輸出”的思想學說,能否談一談您提出“發現東方”學術思想體系的緣起與學術動機？ 王岳川：當代中國的文化問題跟一個國家的經濟、科技和政治緊密相關，如果中國還像過去那樣是一個貧窮和冷戰意識很強的國家，那它將一去不復返地被分裂。道理很簡單，我在海外的時候看到許多國內看不到的材料，最吃驚的是一九八六年，日本東京大學的教授給日本的官房長官一個建議，說中國的崛起擋不住，但有一個辦法可以暫時摁住，就是讓中國分裂。中國歷史上不是沒有分裂，不管是在秦始皇統一之前的七國紛戰，七國之前無數弱小國家的紛戰，以及兩漢后的三足鼎立，東西晉的艱難，五代十六國以及蒙滿入關，中國曾經多次被分裂。只要稍稍看看人口史，我很重視這些，在漢代的時候中國人口已經是好幾千萬了，大概是三千多萬，但是兩晉變成了一千多萬，到了唐代，人口很多了，宋代大幅下降，南宋有所增長但元入關后又下降。中國人口第一次超過一億，是在康熙年間，但是戰亂紛爭也很多，所以只有把中國分成若干小國才能遏制它，當時看到了很震驚。回國以后，看了關于李登輝七國論的一些片斷和報道，他就堅持認為讓中國實力分散就要將它分裂為七個國家——港獨、臺獨、疆獨、蒙獨、藏獨、韓獨以及南北戰爭，我突然意識到很可怕。西方的夢，日本和美國聯手的夢，如果是現代國家做出的，那么到底是為誰？這促使我從后現代去懷疑現代性的問題，進入到后殖民主義，去懷疑區域性的和霸權主義問題。我們不能把每個西方人都想象成上帝、愛好和平的天使，其實不是的。其實人類的貪婪，從弗洛伊德已經說了，每個人都拖著一條猴子尾巴，這條尾巴就是欲望和本能。在這個意義上，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十全十美的，也沒有任何一派東西方哲學具有普適性，都具有視點問題。 后來我就轉向關注科技和軍事，我意識到問題很多，在海外看到航空母艦，半個足球場那么大，黑漆漆的艦體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飛機，是用來干什么的？決不是為了擺設或者游行好看。我也看到過核潛艇出沒于海上的雄姿英發。尤其當我知道美國的F22飛機出現以后，一下子打破了世界的戰爭平衡、科技平衡。這里長話短說，我說點敏感的話題，中國的飛機還達不到F16，但從俄羅斯進口了飛機，從成都到沈陽都有專門的機場，國家花了重資——一架飛機七千萬美元，差不多七個億。但F22出現一下打破了，我們的飛機不管怎么樣還是在大氣層以內兩萬米以內飛，達不到兩倍音速，一般達到一倍到一倍半，F22起飛后直接進入平流層，美國軍方提出它可以在兩小時以內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扔炸彈。到了這么高的高度，就算是扔下了一個秤坨，由于重力加速度，也能把一個大樓擊穿，就像天外的隕石一樣。所以真正使得世界朝前奔，使這個世界充滿了戰爭的隱患，并不是因為世界警察武器配備相當好，恰好相反。所以我開始關注亨廷頓的許多問題，比如說二十世紀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爭，打得不可開交。尤其是人肉炸彈，用句開玩笑的話說，中國只出了一個董存瑞，而中東個個都是董存瑞，這樣一來基督教不僅僅是美國民主的象征，而變成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之爭，圣戰之爭，問題非常大。還有一個提法說20世紀中國是一個儒教國家，我們有一位蔣慶教授就要把儒學改為儒教，自己成為教主，非常危險。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空前復雜，軍備競賽沒有結束，俄羅斯在我們周邊同樣有進攻的機會，日本全部裝備成原子彈，只需要一兩個月就可以在總數上遠遠超越中國，因為雖然現在日本是無核國家，但核電廠很多，提鈾水平極高，然后還有很大問題，中國軍事力量，海軍空軍我不談，毛主席領我們六億人民勒緊褲腰帶造出了原子彈，舉國為之驕傲，但是我要說今天這種驕傲一點都不存在了，原因何在？今天我們不能把原子彈用手提箱提到美國去，進不去的，我們只能用洲際導彈，但中國導彈剛剛起飛，美國的高科技就能迅速計算出軌道，把你打下來，在什么地方起飛，剛升到高空，就在本土爆炸。所以過去我們不存在運輸工具的時候造出原子彈叫做反核威脅，我們有一種民族自豪感，今天沒有了。蘇聯垮了，東歐垮了，整個世界歐美一體，當然他們也有矛盾，亞洲——我說的東方是問題很大的，中國如果現在和美國、日本比軍事，搞軍備競賽，結果就是人類毀滅。所以我覺得，一方面要做好戰爭準備，另一方面更大的問題是關注當前文化問題。 朱中原：我在很多場合看到你談到當代中國的文化狀況，能否在此詳細談一談？ 當代中國文化，今天它基本上變成了美國的批發文化或亞文化。鄉村里的卡拉ok，披著長發，染著金發的青年歌手，而中國傳統中的很多文化質素都已經不存在了，我前面談到，君君臣臣不存在，學術結構不存在，倫理方式不存在。過去從來沒有聽說一個婦女可以嫁很多家，今天則變成了特別容易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的中國是進步了。但和傳統中國相比，也存在文化的失根，沒有根了。這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的文化既不是純粹的美國文化，也不是歐洲的古典文化、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也不是中國傳統文化，而變成了雜種文化、雜交文化。這將使得中國人認族認根成為問題，比如山東的祭孔，北京大學很多人認為是笑柄，海外很多人也寫文章抨擊，但很奇怪，海外那些享受的現代化待遇，享受了民主和平的華僑們反而回國來激動不已，這是什么原因？因為他們出去以后，看到了很多，就像我的一個博士到美國去做博士后，她給我打電話說每天最想的是中國，最想吃的是中國菜，最想的是和大家說幾句中國話。所以這有個世界的原因，就是落后就要挨打，這就要涉及比較多的方面了，落后就要挨打是按照西方的法則來制定人類的規則，這個法則就是按照時間表，過去——現在——未來，過去總是錯誤的、落后的、衰亡的，不然怎么會被over呢？丹尼爾•貝爾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的說法，以及哈貝馬斯的說法，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五階段論”的說法，都是西方中心主義的代表，那么東方思想怎么可以跟他們抗衡呢？西方是時間觀，時間本體觀，而東方是空間觀，講的是境界、提升、空靈等等，而今天的文化卻變成了西方的時間觀文化，這個文化構成說得比較復雜，其終極就是彌賽亞主義，人類是有原罪的，生下來是骯臟的，往前走才能得到最后解放。 中國文化恰好相反，孔子說吳從周，他要恢復周禮，往回走，被稱為復古，這是東西方思想的一個區別。于是矛盾就出現了，希望像西方那樣的人強調的是未來時間觀，面向未來，強調自己的個人至上主義，強調所有的雜交文化；希望保持自己的根本，尋根的人是往回走的，追溯遠古的理想，包括一些拍賣市場里喜歡古畫的都是這樣的人，但是空間觀已經不能和時間觀的本體論相抗衡了。我寫了一本《中國鏡像》，在這個意義上說，當代中國文化就是以西方為背景的雜交文化，雜交文化最危險的地方在于，一旦國家的軍事沖突失敗，一旦我們的海軍、空軍在戰爭中失利，雜交文化的非信仰性、非價值歸屬性就將一盤散沙，變成烏合之眾。 于是就會出現鄧小平所說的那個問題，他問撒切爾夫人，中國給你們兩億到五億人口，你們要不要？美國人也提出了類似問題，誰來給中國糧食？誰來養活中國？一盤散沙，每一個省都比歐洲一個國家要大，如果沒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凝聚力，一旦散了，14億人，相當于7個美國，14個日本的人口，沒有任何國家可以養活他們。我意識到，如果想讓這個國家不散架子，我們作為文化人不可能去研究什么新式武器，我是個反武器論者，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人類進步的結果就使得大刀長矛敗給了槍炮，敗給了原子彈。在這個時候，我覺得人類應該強調多元文化。 當代的文化應該是多元文化，而我的《發現東方》有一個關鍵詞：讓習慣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西方人學會一點點謙虛，開始尊重東方。讓世界的每一個人都開著圓桌會議，成為邊緣或者多元中的一元。如果說中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錯誤的，那么今天的西方恰恰變成了中國的君，中國變成了西方的臣，西方變成了我們的父親，我們變成了西方的子孫或者野孩子，這在國際大家庭當中是不合法的。問題出現了，如果是文化多元主義，聽誰的？聽西方的嗎？西方的霸權主義，連自己都已經開始反思了，不然就不會有后現代主義，更不會有后殖民主義。聽中國的嗎？你是一個弱者的聲音，是被疏理的、被隔絕的，是聽不到的。所以完全聽西方的不可能，完全聽中國的也不可能，所以我們現在希望保持一種中介性的話語，有沒有可能在兩種話語之間找到一種中介？ 因此發現東方是一種謙虛的呼求，希望他們來看一看已經被邊緣化為垃圾集散地，廉價勞動力、污染地、環保出現問題、生態出現危機的這樣一個邊緣地區。同時“發現東方”也尊重天賦人權，每個人不因為人種、色彩，不因文化背景，不因歷史而有親疏，我認為這才是人類未來的真正聲音。 朱中原：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有一個“斷裂社會”的觀點，因為人的身份等級、地位的差異造成了這種社會的斷層，我認為，當代文化也是斷裂的。這種文化的斷裂一是文化本身使然，但更為主要的是社會性的原因，這就需要從文化學、社會學、政治學乃至經濟學等層面來進行共同反思與探討。文化的斷裂本身有其內在的文化質素的原因，但也有外在的大文化環境的影響。當代中國文化斷裂的最主要原因，我認為是社會性的而非文化性的。在我看來，要走出文化斷裂的狀態，根本上說，不能從文化本身入手。因為文化本身是一個比較軟性的東西。它不能在實際層面上改變現狀，而只能在價值層面上改變現狀。剛才我說了，文化的斷裂是由社會的斷裂所導致的，而社會的斷裂又是由社會的分層和分化所導致的，而導致社會的分層和分化的最根本原因則是當代中國的不合理改革機制所導致的，也就是說，當代中國的文化斷裂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當代中國的改革機制扭曲所導致的。這個問題既是文化學的問題，也是社會學的問題，更是我們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問題。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文化人可能總想著如何從文化價值層面入手，進行社會公眾的文化啟蒙，但是，社會公眾并不是都可以進行文化啟蒙的。只有具備了一定的文化質素才可能進行文化啟蒙。而這個文化質素就必須要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物質條件作支撐。你不可能去對一個普通農民和城市低收入群體進行文化啟蒙。只有當物質生存狀況改善了，才可能有文化的改善。當然，物質的改善也未必就能進行文化的改善，如民間商業極為發達的溫州。但是，不進行社會層面的改善，是根本不可能改變這種斷裂的文化現狀的。 王岳川：當今的文化當然是個斷裂物，今天中國文化的情況是歷史上最為復雜的。孫立平先生和我過去曾經多次討論過這一問題。中國今天出現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八億農民兄弟，在我們的GDP中是一個很微妙的數字，我們要算人均GDP的時候，八億農民兄弟算進來了，所以我們排名世界第60位。我們要談綜合國力的時候，八億農民是自負盈虧、自給自足，不存在國家財政預算的問題。因此就出現一個問題，城市的金領、白領、藍領相當的西化，而農村的原始宗教、血緣關系以及由于貧窮落后而導致的家庭中心情結依然存在。于是變成了前現代社會——標志是農村，現代社會——小城鎮以及大都市的后工業社會的三重斷裂，在全世界都沒有這么好的標本。比如中東基本上是原教旨主義加現代經濟，美國基本屬于后工業社會，歐洲、日本處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之間，唯獨中國，前現代的成員極其龐大——八億農民。 西方有個恩格爾系數，強調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比例應該控制在4：6，而我們的農村則明顯占據了70%以上，成為現代社會都不夠格，但是我們許多先生們都已經說我們是后現代社會了，已經很自豪了，都快變成世界第一了，這些都是錯誤的理解。我有個很大的擔心，板塊的斷裂，將造成國內的“文化地震”。我曾經提出過一個“危機共振理論”：學潮、工人、農民比如天災人禍，以及軍事方面的一次國際失利，比如大使館被炸事件、中美撞機事件、海軍潛艇被日本飛機逼出公海的事件、釣魚島事件、東海油田事件等等，都可能會在瞬間由極小的危機造成危機共振。就像我們一對士兵走上浮橋，只能散步走，如果一個教官叫了一二三四，兩次這個橋就塌了，這就是危機共振。因此，今天的每一個細節都將決定成敗，每一個局部的成敗都將決定整體國家的安寧。所以我為什么做文化的時候經常很困惑，很小心，就是說要做事業，不要做是非。一個知識群的發言人，要做許多事情，他有可能為了自己的蠅頭小利，而做出一些錯誤性指導，就像某些經濟學家一樣，給社會問題開出了錯誤的藥方，而這都將導致這個國家的危機共振。所以談到當代文化，我認為要盡可能調整文化心態，讓前現代的廣大農村盡可能地在信息、電視、電話、電子設備和生活方式上走向現代。 朱中原：這些其實都是生活上最基本的保障，也是必須的。 王岳川：對，而我們今天很多人認為農村已經很富了，其實是錯誤的。其實只有沿海某些農村是富的，而我的老家四川包括西部農村，一個家庭年均收入二百多塊錢的比比皆是，所以應該讓那些認為中國已經后現代化的學者稍微收斂，回到現實，從云端回到大地，認真地去看中國。所以我的學術入路徑開始進入了中國近百年乃至近三百年，也可以說是五百年，從明末傳教士進入以后一直到現在，去思考這個國家的光榮與成敗。 朱中原：中國有許多問題是通過改革的利益調整所造成的，比如社會身份、價值觀的斷裂以及社會等級的分化，等等，這些因素其實都是社會性的因素而非文化性的因素。在中國的問題上，我覺得有很多問題都不是純粹的文化上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是政治體制的問題，是法治的問題。比如，造成當代社會文化的斷層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文化自動所導致的，而是由于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均所導致的社會身份的斷層所產生的。這種問題我以為光靠文化改良是不可行的。或許，在這個問題上，你主張文化治國，我主張憲政治國；你主張文化啟蒙與文化變革，我主張社會改革。 王岳川：這的確是個憲政方面的問題。這個話題也是屬于你的憲政研究的范疇。其實我覺得這種現狀是很難改變的，因為文化是諸多原因中最弱的一個東西，文化是需要悟性的，對于過多利欲熏心、利己求富的人，做文化無異于南轅北轍，是做不了的。但是利益層又有一個積累和反積累的問題，為什么許多個體戶，掙了錢后茫然四顧，像“皰丁解牛”那樣躊躇滿志時，結果開始抓文化了，為什么呢？因為文化確實很軟，但卻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所以當一個很有錢的人修了一座大樓，一座豪宅，進去一看，除了一些吃的，就是一些美女照片和一些俗不可耐的東西，還有歐美時期的洛可可藝術、巴羅克藝術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現代的和后現代的都雜糅到一塊，讓人覺得是極為可笑的趣味，這個他也會很快意識到的。中國人有非常可貴的品質——孔子所說的“富而后教”，幸虧許多人沒有忘記這個品質，所以不論哪個地方的人富了，他最首要地就是送自己的孩子出國留學、深造，甚至自己去給學校捐錢，像邵逸夫等人。一個國家，一個人只要還有一種謙卑，就是對教育的謙卑，這個國家就有救，這個人就有底線。 我們現在設想一下，天下的富人，或者中等富人，或者剛剛脫貧的那些小富人，都能含辛茹苦地讓自己的孩子去讀書，想一想中國存款五億億，絕大部分是為了學費、養老金和醫療，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學生無論留洋也罷，在北大、清華讀書也罷，學好了以后，老一輩創下的基業就已經被修改了，他們就變成了具有現代意識、具有現代眼光的人。所以我認為利益層在原始積累時期確實很血腥，很難驟然改變，我們1978年上大學的時候，賺錢最多的是刑滿釋放犯，為什么呢？鄧小平說步子再快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而我們那時候都已經是被馴服的獅子、野馬了，都不會走了，只有那些剛從監獄大門里放出來的人，他們已沒有身份了，沒有臉了，也沒有生活了，因此膽子特別大；包括第二次經濟高峰，就是六四風波以后，一大批知識精英發現政治的、出國的夢破潰了，一下子進入深圳股市，結果一夜暴富，于是驚嘆道原來錢還可以這么賺，不再是工資單上的300塊錢。一個朋友告訴我自己一星期賺了三十萬，89年的時候三十萬是什么感覺，他說兩三個星期內都要用麻袋去裝錢了。 所以原始積累時期往往很血腥，很殘酷，但事情要慢慢看，但他們的后代會慢慢修改這種利益方式。但今天有一個憂慮，他們的后代有一部分留洋了，有一部分讀了博士，有一部分成了政府的發言人，進入了某些決策層，結果為中飽私囊，錯誤地去指揮股市，做許多利益集團的利益代言者，但目的不是為了天下都有寒舍可住，而是為了讓自己住更大的房子，讓人家更加挨餓。這是很可怕的，這就進入了以前說的那個問題了，這些不是道德可以制約的，也不是文化可以讓他變乖的，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殺和關，也即用法制和法治。 我親眼看到一個年輕才俊的日本公務員博士，由于收了五十萬日元，相當于日本大學老師一個月的工資，也就是四萬人民幣，第二天媒體披露，第三天從十二層樓跳下去了。在中國不會，相反會有更多的條子、更多的首長、更多的朋友去為他求情，結果不了了之，很快出來或者抓進去后保外就醫，所以中國的法制一定要下大力氣抓，（這些都是法律方面的問題）因為我不是法律方面的專業人士，我只是從社會公正、平等的角度看。 朱中原：中國要進行文化輸出的話，就應該構建新型的文化，而不是把中國過去已有的文化直接拿出去。我對于你的“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很感興趣，我覺得現在中國恰恰缺少這一點。中國所發現的都是西方的文化，但是我們所發現的只是西方的那種消費主義文化、后現代文化和流行文化，或者說，僅僅是西方的一種生活文化，而西方的真正的經典的原典文化卻沒有被發現，比如，西方文化中一直有一種罪感文化，罪感文化是和中國的樂感文化正好相對的，但是相對的東西并不都是互相排斥的，也沒有對錯之分，樂感文化偏重于道德本體的建構，是著重于人倫道德體系而言的，而罪感文化則偏重于宗教本體的建構，或者是深層的精神本體的建構，而罪感文化則是著重于宗教倫理體系而言的，這兩者其實并不是沖突的，而恰好可以是互補的。在當代中國，我以為，中國人的文化質素里面，既缺乏中國傳統的樂感文化，也缺乏西方宗教般的罪感文化。而這兩種文化我以為都是一種具有終極人文關懷的文化體系。要發現東方，輸出中國文化，并不是說就是要排斥西方的那種原典性的文化，而是要將中國最原典的文化與西方最原典的文化對接、對話。這是其一。 其二，在我看來，“發現東方”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說的，只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個浩大的學術文化工程。但是，在進行文化輸出之前，我們必須要對中國本土的文化進行整合，比如，中國原典的儒家文化其實可以上溯到三代以前，中國的文化和文明，如漢字文明、藝術生態、政治哲學等等，早在先秦以前就產生了。中國史前時期其實就已經開始了文明的萌芽，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們的主流史學界往往對這一段歷史時期忽略了，而恰恰專注于對封建社會的整理與記錄。其實，中國的歷史與文明遠不止這些。“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啟動我以為恰好彌補了中國傳統史學研究的一個學術空白，它的價值不僅僅局限于學術界，而在于對中國本土文化及原典文化的整體推進與發掘。你所提出的“文化輸出”，其實更應該輸出這些東西，而不是隨便把中國的一部古書或古代文物搬出來就拿去輸出。 其三、正如你所說，當代中國文化是比較混亂的，也是多元的。也可以說是沒有一個新型的文化形態，那么，在沒有一個新型的文化形態建構的條件下，就去匆忙地進行“文化輸出”，是不是過于急了？我們所要輸出的，必須是已經整理過建構過的文化，而不是現在這種亂糟糟的文化。 王岳川：我同意你的看法但不完全同意，我穿的這件衣服是很舊的，嚴格的說，不考慮它的款式和鈕扣的話，它是中國士大夫在幾百年、幾千年前穿著的衣服。但是法國的服裝師、發型師包括建筑師有個共同的感覺，越是玩命追新，越落后，當人類發明了鍍金技術后一開始興奮不已，覺得可以比金子更漂亮，更明亮，可是今天如果誰的家里擺上一個鍍金的物件，人們反而會覺其特別惡俗。我在讀古書時，讀到孔子說“士人”也就是知識分子在穿華服的時候，外面要罩上一件麻衣，為什么呢？文質彬彬，才是君子。我們如果今天穿著清朝的那個秀才裝，就無疑很可笑了。任何一個有教養的、歷史悠久（用德國的話說叫做“有文化才”）的國家，都不會用最新的東西來裝飾自己。所以后現代建筑恰恰要把某些地方裝飾得像廢墟一樣，城堡一樣，而一定不會去做最先進的，只有那些很奇怪的人才說：洲際導彈是最好的雕塑，我們的建筑應該做成像洲際導彈那樣的。在中國這叫兒童樂園，小孩在里面玩耍，成人不行。 文化也是這樣的，我們應該重新清理一樣哪些文化已經過時，例如夏商周的某些文化，當我們面對青銅器的時候，面對上面的古代文字的時候，面對許多古代的園林的時候，會發現許多東西其實沒有過時。 在這個意義上看，頭發的發型，衣服的式樣，還有人們的生活方式其實都不是最新為好。認為越新越好，越新的東西越能說服別人的觀念已經不適用了，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失落了。我起碼可以舉出三個例子，第一，巴西和美國在1987年簽署了一個反大壩協議，在全世界尤其是中國修建了最大的大壩同時，他們開始拆除大壩。因為他們發現在母親河上的成千上萬個大壩已經讓生態失衡，哪個地方建了大壩，哪個地方就會土壤沙化，兩岸的綠色迅速后退，魚的品種減少，植物動物大量死亡，可見人類向天、向自然索取了多少，他就會失去多少。所以人們開始拆除大壩，尼羅河重新泛濫，泥沙重新出現，沖積平原重新出現，生態很快就好了。但是中國還需要經濟崛起以后，才會有這種意識。 第二，在英國出現了一種呼聲，叫做“極簡單主義”，認為當代生活太復雜了，比如一旦停電，我們連胡子都刮不了了，理發也理不了，燈也沒有，電腦也敲不了了，微波爐也不能用了，吃穿用行，甚至連馬桶都不能用了，怎么辦呢？回到原始森林邊上，自己砍柴，自己蓋一所房子，撿一把柴火去燒火做飯，自己拿著陣線在夕陽下縫縫衣服，就像古希臘那樣穿著很簡單樸素。他們突然覺得這樣非常好。德國出現過這樣的事情，一個響雷把信號發射塔炸壞了，人們一下子搞不清沒有電視的日子該怎么過，電視劇、影星、肥皂牌子、球賽、談資、天氣預報都沒有了，他們覺得天都塌了。于是他們回去搞了燭光晚會，拉著手風琴，唱歌跳舞，才發現人們的心靈彼此陌生了那么久，太多的人對面相見不相識，住了二十年鄰居都不知道對方的姓氏和工作，這時人們發現生活原來可以這么過。所以過去的許多生活方式并沒有結束。 最重要的是最近在英國有七名女士提出了一個主張，有一點像孔子的“吾從周也”的意思，叫做“極慢主義生活”。從極簡單到極慢，今天的生活節奏太快了，所以全世界的艾滋病攜帶者如果在2012年不做出疫苗的話，就會達到6000萬，剛好是人類的1%，很厲害。極慢主義主張春天干活，夏天旅游，秋天欣賞，冬天圣誕，一年四季就春天干活，于是生活就回到了康德所說的“人是目的”；今天我們拼命生產，生產的東西永遠是用不完的，結果人變成手段而生產東西變成目的了。以上這些文化難道都沒有我們東方文化的一些影子嗎？我們真正缺乏的是重新發現，端正我們的態度去重新認識。 我們有這樣一種認識，人類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茫然四顧，不知所終，我們回想我們走過的道路，哪些是可以整理出來的東西？能否把它們變成人類共同思考和前進的燈塔？在西方，古希臘提出的民主，古羅馬提出的法制，中世紀提出的信仰，中國提出的“人為和”，人為目的，去掉那種專制和獨裁的“真理”面孔，老百姓生活當中的和樂，與我們這個工業社會的冷漠、競爭以及西美爾說的那種“畏觸感”形成了對比。貓和狗都可以親密的擁抱，但現在這個社會卻很少有那種很親密的感覺。我的看法是一種多元文化整合主義，需要驕傲者虛心一些，用中庸的話說“過猶不及”，西方發展的是“過”，而中國長期是“不及”，兩者都不是中庸，都不是君子，而兩者加以整合的結果，我想人類會找到一條更好的道路。 朱中原：您認為要消除當前的這種文化分層狀況，應該通過什么方式來解決？ 王岳川：要消除這種現狀，我認為最根本在教育。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從2004年的世界GDP排名第6到去年2005年排名第4，它現在已經是26萬億美元，日本是46萬億美元，中國從19萬億美元上升到了26萬億美元，提升了百分之二十，按照這種速度的話，中國明年就要超越德國。很奇怪，二戰之后的美、日、德都在中國之前，變成了世界前三強，而中國從一個很落后的國家變成了世界第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如果妄自尊大，就變成了這三個國家的對手，后面是英國、法國和意大利，也就是說在今天的“八國聯軍”當中，中國是比較孤立的一支。 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國內矛盾沒有根本解決。注意一下兩會，溫總理說作為一個總理，想為人民做好三件事情：一是教育，一是醫療，一是住房，但這三個問題在中國卻越來越復雜，怎么評議都評議不下來。醫療改革變成高收費，今天的醫療費用比二十年前增加了70倍，因為我們還很年輕，還不知道住院是什么感覺，但住房我們是親眼看到了。以北京的住房為例子，我當年住的中關園是五萬塊錢，短短幾年內變成了五六十萬元，長了十倍，據說還要上漲。然后是教育費用，當代中國大學生一年的費用需要一個農民13年的收入才能供應，這在世界上我認為都是靠前的。今天的教育變成了空前的焦慮和一種高消費，即使是希望工程我也認為是政府失職。任何國家只要確定了九年義務教育，在九年之內就不應該收取任何費用。有一個人大代表向溫總理進言，九年義務教育，如果一個地方政府需要希望工程來為孩子們集資，如果九年義務教育只是學費免交而學雜費十倍于學費，那么就是形同虛設，我認為這個人大代表都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 另外，中國東西部、南北和周邊的關系已經有一種“內部殖民”的傾向，這個話說得比較激烈一些。整個西方把中國變成了第三世界，垃圾場、原材料集散地和輸送地，但是整個中國東部又把西部當成了第三世界，包括西氣東輸，南水北調等，源源不斷地吸取了它們的血脈，一旦這些用完將作何患？所以根本的問題是抓教育，加大教育投資。中國的校長一個工作就是爭取資金，北大的是五年17億，平均每年將近6個億，哈佛大學一年的投資是300億美元，差距就是這么來的。我們的政府官員每年吃了4000個億，就不能來扶持大學嗎？中國的人情不能不吃，其實錢遠遠不止這些。在這個關鍵的時候，如果中國不把錢投到教育上，不讓老百姓讀得起書，不讓知識分子真正貢獻自己的才華，不能吸取他們對國家藍圖的規劃，那么中國未來的前途就很可堪憂，更何談文化的變革呢？在這個意義上，教育興國今天比“五四”時期還要嚴峻緊迫，還要關鍵。 教育的一個根本弊端就是培養了一種媚外的心態和有文憑而沒有實力的空架子，根本的癥結就是高考指揮棒和外語指揮棒，我已經寫過一篇這方面的文章，叫做《英語與母語的天平上》。如果一個國家的勞動人民，尤其是學生們不重視母語了，只學習他國的語言，只希望學完了以后薩揚娜拉（日語，再見之意），告別了苦難的國家和父母，寧可在外國擦皮鞋、做餐館業也不愿意回來教書，那么這個國家的教育就是失敗的。香港提出“高薪養廉”，在我看來應該高薪做教育，讓真正的學有專精的、不憑借文憑的人來從事教育。 朱中原：香港的高薪養廉在香港是可行的，包括在韓國也可以，但是在中國不可行。任何一種政策制度的實施，都必須實現充分的本土化，本土化的過程其實也就是一個消化、吸收、建構的過程。以高等教育為例。中國的高等教育，包括招生機制、學術評價機制、教學管理機制等等，其實都是沿用西方，甚至是照搬西方的。現代大學，嚴格意義上講是最早起源于西方，在西方的大學，本身有一套嚴格、科學、合理的教學、招生及學術評價體系。這本身是值得中國借鑒的，但是，中國在借鑒過程中，恰恰犯了囫圇吞棗的錯誤。中國的大學只吸取到了西方大學制度的表層，而并沒有真正理解、消化西方的大學精神。中國教育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的變異，教育產業化、大學擴張運動、大學高收費、英語決定論等等，在我看來都是很荒唐可笑的。前不久我與中國科技大學的朱清時校長吃飯時，談到了當今中國教育的外語問題。朱清時校長對這個問題也很困惑，可以說是無能為力。他說，他曾經就這個問題向教育部請示過，即取消英語在研究生考試中的全部份額，但是，教育部的回答卻是，我們中國的教育要向西方教育靠攏和看齊，我們中國的教育要走向世界，就必須要英語，所以，取消英語是不可能的。這個回答是相當荒唐的。如果說英語能夠保證中國大學教育走向世界的話，那干脆中國的大學完全辦成英語培訓班或許會更好。有中國臺灣的學生問到大陸學生，大陸學生在升學過程中，什么最重要？大陸學生回答，英語最重要。當臺灣學生聽到這個回答時，感到很驚訝。怎么英語能成為升學的最為重要的決定科目呢？在英語問題上，凸現了中國式教育的文化偏差，這不是簡單的教育體制性的弊端的問題，而是嚴重的文化偏差。如果說體制性弊端還能夠通過體制性變革來得以改變和扭轉的話，那么，嚴重的文化偏差卻是難以在短時期內得到根本性扭轉的。中國的教育，已經在全面透支西方的文化質素，不！甚至還不是西方的文化質素，而僅僅只是西方的工具和技術。中國教育的“唯工具論”意識已經嚴重導致了教育思維的偏差。盡管中國已經進行了所謂的英語四六級改革，但是這種改革仍然是換湯不換藥，不但沒有一點起色，甚至還在某種程度上更加重了學生的學習負擔和心理負擔。據我所了解，中國的大學生，幾乎有90%以上的學生都把90%以上的時間花在了英語學習上，這種時間分配的嚴重后果是，對大學最為重要的學術與思想反而疏遠了。現在的高校學生，沒有幾個懂得什么是學術，甚至連一篇最基本的論文也寫不好，這樣的大學生無論在以后的道路上有多么出色，多么輝煌，但是又怎能稱得上合格的大學生呢？我在很多文章里指出，當今中國的教育問題，一是教育公平問題，二是教育思維問題，三是教育體制問題。這三大頑癥牢牢地遏制著大學教育的長足發展。北大知名老學者金開誠在談到教育問題時，痛心疾首。他說，對教育問題的反思與批判，怎么激烈都不為過。 所以，中國的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革，中國深層文化隱憂的消除，靠現行的教育是不行的，除非對現行教育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改變中國的教育，我以為必須要從以下幾個層面入手：一是全面用制度性的公正來消除地區與地區之間、農村與城市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學校與學校之間、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之間、重點高校與非重點高校之間、學科與學科之間、文科與理科之間的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加大教育的財政投入；二是全面改革現行的教育體制，消除那種以行政本位為主導的教育體制，恢復以學術為本位的教育體制；三是全面取消英語、計算機等唯工具論的教育思維。取消英語、計算機在招生、職稱評定、提干、職位升遷等方面的決定性與壟斷性地位；四是明確區分公辦教育與民辦教育，加大對民間辦學的政策扶持力度，重新調整教育資金的配置模式；五是確立自主教育原則。做到教育自主、招生自主、學術評價自主，破除教育的行政性指令行為。六是去除官員治校的弊病，真正實現專家治校。 王岳川：對，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上至教育官員，下至校長，還有教育的中層干部，都必須有良知，比如湯一介、湯用彤這樣的學者，今天卻變成了會搞錢、會投資、會鉆營、會匯報的來搞教育，所以學生正氣不樹，前途無望，是一個問題。還有大學的過渡招生，形成了良莠不齊，有能力的人被會鉆營的人搶走了飯碗，也是很大的問題。 不妨向西方和日本學習，公立大學只能是牌坊不能是婊子，私立大學愛掙多少掙多少，利用教育致富的結果就是今后讀書報名的人越來越少，一定要分清，這樣把教育的壓力轉成一種的產業，不是今天常說的教育產業，而是指有些閑錢的老板用來投資教育，吸納民間資本，但真正屬于國家的學校一定要辦好。還有對教師的評定方式也有問題，包括教學、科研成果的評估方式等等，我看過一本《2000-2004中國學術腐敗錄》，令人震驚，短短五年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的學術腐敗？說明我們的教育機構、教育宗旨和教育培養的方式錯了。要從根本上痛下決心，讓懂教育的人來抓教育，讓懂教育的人來辦教育，培養出真正懂教育的學者，不然中國的教育就會形同虛設。博士滿街走，關鍵時候能出一國策者，無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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