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太光：《高興》——電影是如何改變小說的？

電影公社特稿

《高興》：電影是如何改變小說的？

作者：魯太光

      盡管在表述方式和人物塑造上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然而，歸根結底，賈平凹的長篇小說《高興》仍然是一部有較深內涵的小說，因為，作者通過對高興、五富、黃八、石熱鬧、孟夷純等人物在西安的遭際，形象地揭示了“高興”一詞的內涵——幸福！作者反復強調“高興”，不過是為了突出農民（工）們對“幸福”的執著追求，而在“高興”們被生活的硬壁撞得頭破血流的遭遇中，暗含著這樣的內容：當前壁壘重重的都市和危機四伏的農村，都不是能夠實現他們樸素追求的理想的現實空間，而這又同時意味著，實現這樣的人生理想，不僅要靠在城市里苦苦打拼，赤手空拳打破規律，打出一個公平的正義的新的都市社會規則，從而打出一片立錐之地，而且也要靠在農村的奮斗，在奮斗中建設一個村容整潔、鄉風文明、經濟寬裕、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但這樣的內涵，卻在電影中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是“一地雞毛”。在我看來，編劇和導演要么沒有看懂這部小說，要么是出于票房的顧慮，通過幾個細小的細節轉換，將小說里與苦難緊密相連的“高興”轉換成與無知為鄰的“滑稽”，將小說里嚴肅的人生底色轉換為浮泛的舞臺布景，將小說里為農民（工）的幸福而大聲疾呼轉變為沒心沒肺的狂歡。這著實“雷人”！

電影對小說的第一個細節改換是“修改”孟夷純的“簡歷”。按照小說敘述，孟夷純之所以做“妓女”，是因為她的無賴男友殺死了她哥哥并逃跑得杳無蹤跡，為了償還這無邊的“冤孽債”，她才走上了風塵之路，籌集金錢，給公安局提供辦案經費。這樣的敘述不見得怎樣精巧，然而卻為孟夷純的行為提供了相對堅實的基礎——一個是仇恨的力量，一個是現實的不公（警察辦案卻需要受害者提供經費），交織在一起，足以促使她做出這令人不堪直面的決定。但在電影敘事中，孟夷純之所以出賣“肉體”，卻是為了贏取“精神”的升華——用孟夷純的話說就是做滿三年，攢夠上大學的費用后就“金盆洗手”，投入知識的懷抱。這“知識”和“精神”如此“昂貴”，以至于使一位女性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肉體”。這樣的講述過于小資，瓦解了小說的敘述動力和現實根基。

原有的敘述動力消解后，電影文本不得不尋找新的敘述動力，以保證故事能夠講下去，這帶來了電影對小說的第二個細節改變——將小說中的劉高興時時吹奏的簫換成了電影中的劉高興時時把玩的飛機模型，最后干脆將其換成了劉高興自己組裝的“土飛機”。

這一道具置換對故事內涵和外延的影響更為深遠。

簫是一種古典的、鄉土的、文化的裝置，劉高興在西安城無論得意還是失意時，都喜歡吹奏一曲，這暗示著他“身”在都市“心”卻仍然留在鄉村，暗示著他仍然在用鄉土的老資源處理在都市遇到的新問題——這也意味著他在都市幾乎沒有什么賴以維持生計并發展的資源，暗示著他在都市的未來必將充滿艱難，因而最終暗示農民（工）們要想實現“高興”的人生目標必將寄希望于自身，赤手空拳，粉碎成規，創造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新秩序，爭取一片能夠安居樂業的立足之地，而不管這立足的空間是城市，還是鄉村。然而，電影中的飛機卻是一個現代的、都市的、工業的裝置，這必然意味著劉高興他們已然擺脫了鄉土，擺脫了沉重的土地，也擺脫了憂郁的鄉愁，這也必然意味著他們已經在都市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依靠——不是收破爛的架子車，而是轟鳴的飛機，以及與之相伴的都市生活資源。換言之，他們已經基本上解決了生存的問題，因而下一步，他們要解決的，就是生活的問題和發展的問題了——難怪在電影中，一群有時候連肚子和糊弄不飽的“破爛王”竟然充滿了“游戲精神”，時不時地圍著飛機團團轉，轉出一曲又一曲的流行歌、RAP、秦腔來。

不過，盡管導演通過“飛機”為電影找到了新的敘事動力，然而小說（現實）中的苦難卻仍然無法抹去——高興他們仍然要收破爛，孟夷純仍然要出賣身體，最后，孟夷純還要被警察抓走，而五富，也不得不悲慘地死去……為了解決這些現實的難題，導演最后不得不求助于大慈大悲的“宗教”精神，求助于由抒情而熱烈、由熱烈而熱鬧的《歡樂頌》，“巧妙”地抹平了一切差距，抹平了城鄉之間的差距，抹平了貧富之間的差距，抹平了悲歡之間的差距，甚至抹平了生死之間的差距……于是，在電影的結尾，在“土飛機”的不懈的轟鳴聲中，在三輪車的輕飏的飛翔中，一場無意識的狂歡終于降臨了。在這樣的狂歡中，一切現實關照都變成了多余的東西，一切感時憂國都變成了多余的東西，一切道義訴求都變成了多余的東西，一切抗爭都變成了多余的東西。于是，真實化身為虛幻，流淚化身為歡笑，高興化身為滑稽……

我揣測，電影的導演原本想要的藝術效果并非滑稽，而是幽默。但幽默首先是一種充滿智慧的世界觀，是一種看破之后的批判和諷刺。落實到敘事中，幽默則是一種結構，這樣的結構，只有在合適的時間和空間中才能藝術地展開，并呈現應有的效果。這兩年，在中國電影中少見地出現了幽默的因素，寧浩導演的電影《瘋狂的石頭》可謂代表之作。在這部電影中，由于看透了“造化”的把戲，因而處處充滿“機趣”——道哥、黑皮和小軍這三個“土賊”對香港“國際大盜”麥克的“戲弄”是對流行的崇洋媚外的嘲諷；謝小盟的遭遇是對頹廢的“現代”“色鬼”的嘲諷；心狠手辣的房地產大鱷馮董死在他雇來的麥克手上，是對資本暴力的嘲諷；道哥、小軍的遭遇是對暴力和猥瑣的嘲諷……由于導演站在人生的高地上，看穿了這一切造化的把戲，因而把這一切落實在一塊在即將倒閉的工廠廁所里發現的翡翠——瘋狂的石頭——上，舉重若輕地結構了若干個故事，使故事在彼此交織中達到高潮，最終在輕松中表達了邪不壓正的嚴肅主題——這也是一個老主題，既令人情感愉悅，又令人理智清醒，一舉兩得。

可以看出來，電影《高興》的導演為了追求幽默的藝術效果，很是下了一番工夫，又是載歌載舞，又是調侃搞笑，又是拼貼戲仿，又是夸張變形，然而由于導演要么未能看透小說《高興》嚴肅的人生底色，要么由于非藝術的原因不愿正視這樣的人生底色，因而取其糟粕——夸張的敘述方式，剔其精華——深沉的人生主題，使電影成為一臺蹩腳的“春節晚會”，在將高興等農民（工）推到滑稽者的行列里的同時，也在沒心沒肺的傻笑聲中，試圖將無差別的“高興”塞到觀眾腦子里去。當然，這樣做，冒著很大的風險，那就是：把導演自己也推到滑稽者的行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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