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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與游擊時代

張承志

在這張照片被拍下的瞬間，他的手還沒有被砍下

　　不僅是看到它時，我只要想到它，就抑制不了難過的沖動。
　　一瞥之間，那張照片就鏤刻在我的心里。甚至我不敢放縱意識，讓那一瞥聚焦，讓藏在肺腑深奧的哀傷，清晰地浮現，慢慢地凸起。
　　我說的是切·格瓦拉殉難時的那一幀照片。游擊隊員被卑鄙地槍殺了，從美國趕來中央情報局的特務，風塵仆仆，監督驗尸。當他們圍住遺體打算砍下他的手之前，快門一響，抓住了賊的手，捕捉了犯罪的瞬間。
　　凝視著它，心里浮起的滋味，與肌膚觸碰撫弄著親人的遺體，并把它埋入墳墓的感覺，有一種逼真的類似。
　　親人的死尸——它隱喻的，是一種殘酷的親近。人一生只會有短暫的幾次或一次，能夠接觸和感受它。那種體驗無可言說。人雖悲慟欲絕，卻不忍撒手，那是血肉撕離，是名副其實的死別……
　　不，還必須是一具俊美的人的遺體，逝者生前常被人羨嘆其美。面對切·格瓦拉的遺容，我心里這種意識非常強烈。他犧牲了，但依然是場地的主角。他的大眼睛似開似闔，半張的口，像是要向世界說些什么。他安詳而英俊，絲毫不差地活似另一個耶穌。我相信，不管從這個世界的哪一個角落，在人們的目光背后，都掠過了這樣的念頭。
　　后來到了古巴，在圣克拉拉，我瞻仰了那座著名的紀念碑。在炎熱的加勒比的山巒叢林之間，一個頭戴貝雷帽的游擊戰士，虎背熊腰，提著槍走著，眼睛眺望著大地。
　　當天道巡回，使一群侏儒終于攫住了世界的韁繩；當它們拼命擴大戰果強化治安，把自私的規矩變成千年的秩序——古典的時代就結束了。
　　包括冷兵器對決的古代戰爭，包括造反有理的革命訴說，當一切都被禁止，當一切都不可能，當一切常識都被媒體歪曲并百倍擴大指鹿為馬的時候，古典的一切，確實已一去不返。
　　于是，切·格瓦拉的含義就顯現了。
　　因為一切人類表達正常的抵抗、異議、個性的手段，只剩下“游擊”——這惟一的形式。
　　自古以來，從未有過如此懸殊的力量對比，從未有過使資本與壓榨的一方喜出望外、使統治者與侏儒們歡奔不已的時刻。無奈人的尊嚴，還有人的美感，不能聽從投降的勸誘。所以，一切的說理和一切的自衛，邊緣的異端，絕路的暴力，言論的底線，天性的迸發——都一個個各自為戰，活脫像一些游擊隊員。他們被生命所鼓動，不愿做順奴，摸索著，轉戰在藝術或文學的叢林，打出含義豐富的子彈。

一個承前啟后的新時代……

　　我想，無論是送走了他的古巴人，無論是追隨了他的游擊隊，都沒有料到事情會發展成這樣。游擊隊隱喻的理論，比他們想象的大得多。游擊隊一直在向世界啟示說：學會轉戰異鄉，放手聲東擊西，在如此一場漫長的價值戰爭中，不拘用筆用槍。
　　也許在未來，那時也許會出現的總結家，會驚異于這么一個游擊時代。它是那么深潛不露而又真實存在。它突入了前輩們沒有涉足的領域。它的戰略，它的技巧，它的尊嚴，它的美感。
　　若是沒有它——未來在發掘考古的時候，當挖掉了厚厚的侏儒地層，那時的人們會朝著深深的下面喊：喂！吹牛皮的你們！究竟留下了什么？
　　廣場一片寂靜。
　　在明晃晃的、加勒比海的毒日頭爆曬下，切·格瓦拉獨自提著槍，仃立在無休無止的驕陽灼烤之中。
　　在圣克拉拉，古巴人用貝殼、水泥和石頭合筑，建起了這座紀念碑和廣場。我對這座塑像特別喜歡，但我沒獲得一張與他的理想合影。愛照相的人知道，人很難在一座高塔下拍好一張紀念照，因為建筑太高了。與切的塑像合影也是這樣，無論仰著趴著，很難把自己和高高的他攝入一個畫面。
　　雕像下面是他的紀念館。
　　參觀的人不多，大家慢慢踱著步。多是歐洲游客，他們若有所思，緩步走過每一件展品。
　　逐一瀏覽著文物，我想，在這樣的時間和空間里，大家都享受著一種遐思。可能都聯想到了自己。人們都散漫地聽由心緒，幻想自己飛向天空，追逐著風，仿佛自己進入了游擊隊的營地。
　　走到一面緊閉的門前。
　　似乎有些突兀，就在這扇門后的房間里，人們都知道——存放著那雙被美國特務和軍政府砍下的手。
　　我的眼睛牢牢地盯住那張照片。在這張照片被拍下的瞬間，他的手還沒有被砍下。耶穌已經死了，睜大的眼睛茫然望著空中。
　　那雙游擊隊員的手，被追回后輾轉送到了這個紀念館。
　　沒有人要求進去看。
　　隔著門，切·格瓦拉的手，離我只有咫尺之遙。
　　悲哀的空氣，如凝固的旋律。人們都默默站著，無言地向烈士致哀。
　　我們環顧左右，想了一下，互相示意。然后，在四周驚奇的目光中，我們攤開兩掌，用穆斯林的禮儀，做了更堅決的表達。

　　作于2009年2月11日

　　來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