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聽這歌聲—讀劉繼明的《放聲歌唱》

聽聽這歌聲

——讀劉繼明的《放聲歌唱》

     李建綱

流傳于江漢平原一帶的跳喪鼓歌，本是鄉親們為悼念亡者而唱的，是一種祭祀的歌舞活動，所以它只在死者的靈前舉行，而從不在公開的喜慶的舞臺上演出。至于它竟然在莊重威嚴如美國白宮一般的人民法院大樓之頂上“歌唱”起來，是讀了劉繼明的《放聲歌唱》（原載《長江文藝》2006年第五期，《中篇小說選刊》2006年第四期轉載）才知道的。

像我這般年紀的讀者，初初一看“放聲歌唱”這樣的題目，馬上就進入一種慣性思維，仿佛老馬識途似的走上歌舞升平的金光大道，不免產生視覺眩暈的疲勞。我剛讀完了他最新出版的的一本小說集《送你一束紅花草》，而前不久，我還讀了他的長篇小說《一諾千金》。這位才華橫溢的學者型作家，把我領進了一個全新的藝術視界，讓我看到了小說這種古老的藝術，在他手里的新創造，新面目。我得承認，讀他的有些小說，特別是他的理論隨筆，使我覺得自己落伍了整整一個世紀，老朽我簡直有些讀不懂。但他的小說又有著某種魔力，緊緊地吸引著我而欲罷不能。他的許多小說，以一種憂傷的沉重的甚至神秘的滄桑感敲打著我，使我受到強烈的震撼。

故事是最普通尋常的，在電視和報紙上經常看見：一個農民工工傷摔斷了腿，找包工頭包工頭不管，找法院法院不理。實在沒轍了，然后就像許多討債的民工一樣，爬到了一個相當的高處，仿佛要向天伸冤，討要公道。作者在小說中對比性地塑造了兩個人物。父親錢高粱我比較熟悉，我們基本是同一輩人。雖然他是農民，我是工人，我們身上許多基本點大體相同。我們干起活來埋頭苦干，是主人翁的姿態，受人稱贊，在精神上卻自覺卑微。我們老實聽話，唯唯諾諾，本本分分，安貧認命，一個大大的良民。什么報酬、待遇、權利、權益，享受等等這些身外之物，我們從來不提，一切仰之領導，領導恩賜，算你走運，得罪了領導，該你倒霉。若去“爭取”，爭個右派。所以我能了解我們這位錢歌師。他在重傷之后，也不會爭自己的什么權益，提什么特別的要求，把自己一條老命，寄托在老板或上司的“通情達理”上。當包工頭提了二斤水果來醫院看他，還給了500塊錢，他就感激涕零得什么似的，甚至拿了那水果向兒子炫耀，以“表明自己的分量。”所以他一聽兒子說要到法院告包工頭張大奎，簡直以為是大逆不道的事，覺得這個不爭氣的兒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敢告老板，把他一生忠厚的名聲也壞了，所以馬上嚴厲制止說“這不行，我拉不下臉來。”其實還不單是拉不下臉來的問題，“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句老古話兒更深刻在心，雖說衙門現在改叫人民法院了，可是理兒還是那個理兒不是？老良民錢高粱掂量自己二斤蘋果的分量，一輩子不想跟誰打官司。

錢高粱的兒子小樂可不同了，這顯然是作者著力為我們提供的一個全新的人物。這小子沒有什么文化，沒有什么本事，不務正業，游手好閑，老婆也跟人跑了，總之混得滿栽。爹娘替他擔心，而他自己倒想得開，天生我才必有養，養我的應該是這個社會。在他的頭腦里，舊的一套道德觀念甚少，而現實主義精神高揚。這個精明的家伙與時俱進地了解現實，研究社會，知道許多流行的新名詞術語，抓住機會，就向社會索要屬于自己的那一份吃喝玩樂。這個小樂，絕對是當代滿街游走著的青年的一個代表，一個典型。

小樂一眼就識破了包工頭張大奎的無賴，現而今的醫院是什么地方？那是用手術刀宰人的地方，區區兩千塊就放你出院嗎？更別說他爹那么重的傷，從此就可能失去生活能力了！“這些有錢人，我看透了！”“他當我們這么好糊弄嗎？”為了自己的“合法權益”，他毫不猶豫地要“到法院起訴他！”

小樂這個當代青年，知道現實社會充滿了欺詐，但是他卻最相信法院，有法律做他的后盾，他什么也不怕。這自然是我們大張旗鼓地進行了多年的法制教育在這個青年身上所取得的成果。使他信心十足穩操勝券的，除了案子本身一清二楚決勝無疑外，他找的包律師恰與他有點雖然說不上的親戚關系，他還與他有著可以交換的條件：假如包律師幫他打贏了官司，他立刻按他的意思簽署離婚協議，心愛的老婆也忍痛不要了！所以，打贏這場官司，是鐵板上釘釘的事情。他借錢交了2000 塊的訴訟費后，就心安理得地靜等著開庭了。在這段時間里，我們這位當代英雄躊躇滿志，神采飛揚，以至讓一向為他發愁生氣的他爹也對他刮目相看了：小子不再是個二流子了，倒像念了幾天大學的。他甚至已經想著法院判張大奎賠償的“那十萬塊錢到手以后怎么花？”他想著蓋房子，買車跑運輸，供兒子上大學，總之好好的過日子，讓所有看不起他的人都重新認識他：他也是個真正的男子漢。

我得說，我真喜歡小樂這小子，雖然他有很多缺點，哪怕他是個二流子。這不能全怪他。他聰明靈活，善于學習，而且心腸不壞，假如給他一個機會，他就是一個奮發有為的青年。我想這也是作者向我們傳達的信息，或者就是他創造這個人物的本意所在。誰能給他這個機會呢？誰能給他的生活打開一條新路呢？誰能讓這個游蕩于社會邊緣的二流子融入我們的社會而成為對社會有用有益之才呢？此刻來說，就是法院。這孩子已經把自己整個美好的未來，都托付給法院了。他是那么的信任法院，敬仰法院啊！因為在他看來，法院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公平，就是正義，就是良心，就是冤能伸，屈能直，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能夠得到保護和賠償，侮辱人與損害人的人，能夠受到懲罰。任何罪惡的蔓延，歸根結底都是法律的缺失，而只要有法律的公正高高在上，就如有太陽高高在上，我們就能幸福安寧的生活。這就是錢小樂的看法，當然也是我們廣大平民百姓的看法。公正的法律是連法盲也可以打贏官司的。

但是——多么遺憾的但是，但是如果沒有這個但是，也就沒有這部小說了。

小樂萬萬沒有想的是，在他根本進不去的法院門口，他看到了戴墨鏡，威風凜凜的張大奎，“把法院大門當成了他自家的菜園子似的從里面走出來，旁邊還跟著一個矮矮胖胖，40多歲的法官模樣的男人，兩人顯得很親密，一邊走一邊交頭接耳，一直走到小車旁，兩人才握手告別。”而后他的律師就推心置腹地對他說：張大奎“硬是把一個就要開庭的案子撤掉了。人家錢多嘛！” 其實這個律師早知道這官司沒指望，“法官們吃了原告吃被告，完了還要吃律師。區區兩千塊連塞他們牙縫都不夠。”

得！在現代社會里，連總統也不能干預的至高無上的神圣的法律，獨立的法官，在我們這里卻被一個小小的包工頭輕而易舉地就“麻翻”了，同時我們的小樂也被當頭一棒打翻在地，一時失去了知覺。正是希望越大，失望越重，我們這位小樂，畢竟還是太年輕太單純，畢竟還是一個法盲，曉得一些法律的名詞術語，其實不懂我們法律的奧妙。當有權有錢的人要拿法律或制度來整治小民的時候，法律和制度就是神圣偉大的，誰也不能越過。但當小民們需要法律保護的時候，法律和制度就是一塊抹布。

官司打不成，反賠了2000塊。在這一“事變”面前，善良懦弱的錢歌師依然還把希望寄托在上司身上，竟然還想去求張大奎把這錢替他還上，說不定心里還暗暗發誓：以后變牛變馬來報答你老！這父子二人接下來的變化，似乎都有些突然，小錢從信心百倍變成惶恐無地，連老板的門也不敢敲了。而老錢，在幾次尋找老板碰壁后，才忽然悟到，在黑心老板的眼里，他們父子不過“是兩條蟲子，隨便用腳板踩一下就粉身碎骨了”。“錢高粱木雕似的坐在馬路當中的板車上”開始思考一個哲學家的問題：自己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是什么讓張大奎不把自己當人？他終于想通了：原來是法院！“首先是法院沒把他們當人，張大奎才理直氣壯地不把他們當人看的。如果不是法院拒絕受理他們的案子，張大奎敢這樣嗎？他就得和我們平起平坐在法庭上了，他張大奎不就成了被告了嗎？”這個備受鄉親們尊敬的錢老歌師，這個畢竟當了幾十年哪怕是名譽的主人翁，身上本來就有的一股力量，此時如火山一般轟然爆發了，他命令已經六神無主的兒子：“去，法，院！”他要像個人，像個公民似的到法院去理論。可是我們知道，現在的法院不像古時候的衙門，闖進去擊鼓，官員就會立刻升堂。現在的法院，望而生畏的大門，警惕性和敏感性極強的警衛，那門是好進的嗎？他們剛一到門口就被門衛攔住了：“像攔截兩枚危險的導彈或不明飛行物一樣”。爺兒倆一連幾天進不了法院的大門，被野蠻的門衛“娘賣比”的罵出來。讀到這里，我不由想起我有一次要進入我們一家“人民政府”大門時所看到的那并不穿軍裝的門衛的冷漠的嘴臉，光是這副嘴臉就讓你退避三舍，不進也罷。我還想起有一次曾經偶爾誤入過我們的某一家“信訪辦”，這個專門接待“上訪”群眾的地方，一進去就陷入人民警察的包圍之中，不知道為什么那個地方需要那么多的警察，個個一身戎裝 滿臉肅殺，如臨大敵，問一句話都懶得搭理，而搞接待的官員卻在他們的辦公室里深藏不露。我于是又想到我在瑞典那個偏僻小國旅行時，他們的首都斯德哥爾摩的市政府大樓，不僅沒有門衛，沒有什么傳達室，而且市政府的花園就是市民們的游憩之地，是脫光了曬太陽的地方。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還是不知道啊：莫名其妙啊。我相信劉繼明在看到他的主人公一再的在法院門前受辱時，他義憤填膺了。不錯，從門衛的嘴臉，就可以想到里面坐著些什么樣的官員（現在，大門前的石獅子是擺得越來越多了，那是多么威風啊）。“50歲出頭的跳喪鼓歌師感到了深深的侮辱和憤怒，那是一種比在張大奎面前遭受到的更為嚴重的傷害和侮辱，”這部小說肯定是還可以寫下去的，寫成一部長篇也有話可說。但是作者按捺不住了，他說：“這樣就使我們這個注定不可能有大團圓結局的故事的尾聲提前到來了。”這就出現了這部小說最高潮最震撼人心的一幕：父子兩人登上了高高的莊嚴堂皇的法院辦公大樓的樓頂，唱起了他們已經好久沒有機會唱的跳喪鼓歌。悠揚高亢，響遏行云！作者贊美這歌聲，也就是贊美錢歌師覺醒了的力量。

有一種現象我曾經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有些民工，為了討債，或為了冤屈找不到門路時，就爬到一個盡可能的高處去呆著。若是為解決問題，我相信他們也知道這不是個能解決問題的地方；若是要死，到處都有更合適的死處，干嗎非要死氣敗力地爬上來再跳下去？讀了劉繼明的小說我恍然大悟：他們既不是要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就不用到這里來了，既到了這步天地，也就不存什么解決問題的指望了。他們也不是要死，要死的話，一上來就應該急急地跳下去，而他們卻在那里呆著，憤怒地望著大地。假如在這之前，他們把自己的命還看得輕如鴻毛，到了這里之后，他們頓然醒悟自己的命原來重于泰山。對了，他們登上這高處，就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悲憤和反抗。這些生活在最底層的人，這些一貫被人看成蟻蟲一樣的人，到了最后的時刻，他們猛然覺醒，他們要登高一呼：我（我們）不是奴隸，不是蟻蟲！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都是應該具有平等權利的人！

這就是劉繼明在這部小說中向我們揭示的真理。曾經有一頂“文化關懷”的桂冠戴在他的頭上，關懷現實，關注民生，尤其關心底層大眾的生態狀況，乃是作為一個作家的天職。然而放眼今日之文壇，已非昔日之文壇，從90歲到19歲的諸作家們，其寫作姿態及意趣，真是異彩紛呈，千奇百怪，而真正關注草根大眾，有興趣并且能夠擔負起作家對于社會和人民的責任和使命的，并不是很多。這么說來，劉繼明真是難能可貴的一桿旗幟了。

劉繼明的關懷，不是居高臨下的關懷，不是父母官對小民的關懷，不是精英對愚氓的關懷，甚至也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關懷，而是把自己作為蒼生大眾中的一分子，跟父老兄弟們站在一起，共同振臂向社會的不公吶喊和示威！

小說失去了轟動效應嗎？讀讀這樣的小說看！它又讓我們看到了小說的力量，藝術的力量。《放聲歌唱》，發自地球深處的歌唱，震響天宇的歌唱！使許多人歡呼振奮同聲響應的歌唱，也使某些人驚慌失措如魅現形的歌唱！人們或許已經對民工登高這樣司空見慣的事情早已見慣不驚了，但誰能在這樣的歌唱面前，在這部小說面前無動于衷，而不警醒深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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