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左岸文化網
不過是幾年時間，文學批評便已淪為文學界的賤民。不斷有人站出來宣告，文學批評正在走向終結，或者文學批評已死；批評家自身的心態，批評家和作家之間的關系，也受到嚴重的扭曲，加上文學語境的深刻變化，學術制度對文學批評的擠壓，今天，要理性地談論文學批評的現狀和未來，已變得越來越困難。然而，即便文學批評的衰敗是這一文體必然的命運，如何重建批評的精神和批評的倫理，也依然是一個重要的話題。
只是，對批評困境的真實探討，正在被一些外在的話語迷霧所遮蔽。公眾對文學批評的不滿，批評家與批評家之間的互相指責，作家談論起批評家時那種輕蔑的口吻，媒體不斷夸張批評家的一些言論，關于人情批評，等等——這些癥候，正在被總結為文學批評日益墮落或失語的標志，仿佛只要解決了以上問題，批評就能重獲生命力和影響力。但我覺得，關于批評，還有更重要的問題值得探討，那就是批評主體的貧乏。“我在當今的批評實踐中，看到的最大的病癥是——批評已經越發的淪為無心的寫作。即便越過那些過度泛濫的會議式評論，我們依然可以在許多批評文章中，看到虛假、僵化、冷酷、腐朽的寫作品質。批評也是寫作，一種有生命和感悟的寫作，然而，更多的人，卻把它變成了一門死的學問或審判的武器，里面除了空洞的學術詞語的堆砌和貌似莊嚴實則可疑的價值判斷，并沒有多少屬于批評家自己的個人發現和精神洞察力。沒有智慧，沒有心聲，甚至連話語方式都是陳舊而蒼白的，這樣的寫作，如何能夠喚起作家和讀者對它的信任？”①批評主體的空洞和退場，才是造成批評日益庸俗和無能的根本原因。可這些年來，文學界在討論問題時，總是習慣把責任推委給時代，似乎處于一個罪惡的時代，才導致了一種文學罪惡的誕生。但作家自己呢？批評家自己呢？如果在他們的內心能站立起一種有力量的價值，并能向公眾展示他們雄渾的存在，時代的潮流又算得了什么？人情和利益又算得了什么？說到底，還是主體的孱弱、貧乏、自甘沉淪，才導致了寫作和批評的日漸萎靡。
因此，批評主體的自我重建，是批評能否走出歧途的重點所在。批評也是一種心靈的事業，它挖掘人類精神的內面，同時也關切生命豐富的情狀和道德反省的勇氣；真正的批評，是用一種生命體會另一種生命，用一個靈魂傾聽另一個靈魂。假如抽離了靈魂的現場，批評只是一種知識生產或概念演繹，只是從批評對象中隨意取證以完成對某種理論的膜拜，那它的死亡也就不值得同情了。批評家李靜說：
文學批評，這種致力于理解人類精神內在性的工作，隨著“精神內在性”的枯竭而面臨著空前的荒蕪。人們看起來已不需要內在的精神生活，不需要文學，因此，更不需要文學批評。②
她說出了問題的關鍵。表層意義上的批評喧囂，不能掩飾它在“理解人類精神內在性的工作”上的靜默。無法進入人類精神的內面，它所映照出的，是批評自身已經失去了內在的維度——思想，理性，美學抱負，靈魂的冒險，等等。我愿意在批評主體的構成上，找尋近年來批評潰敗的真實原因。
我首先想指出的是，當下的批評家普遍失去了文學的信念。“信念”是一個舊詞，它像靈魂一樣，成了這個時代的隱私。確實，在今日的中國，談論身體、欲望，甚至裸照，都已不再是什么秘密，惟獨談論靈魂和理想，卻成了真正的隱私。為何有那么多批評家愿意加入商業和政治的合唱？為何那些貌似道德的批評家在道德上卻潰敗得更快、更令人觸目驚心？為何平庸的作品會被歌唱，寂寞的作家卻一再被忽視？除了明顯的審美無能，另一個原因就是批評信念的喪失。批評的存在，到底是為了什么？為了判斷一部作品的好壞？為了表演文學分析的技藝？為了通過對話向作家示好？無論哪一種解釋，似乎都可對應于一部分批評。但這遠不是文學批評的全部。一種有創造力和解釋力的批評，其實是在分享作家的想象力，并闡明文學作為一個生命世界所潛藏的秘密，最終，它是為了說出批評家個人的真理。這種“個人的真理”，在我看來，就是批評的內在精神，它是“批評也是一種寫作”的最好證詞。
既然批評也是一種寫作，這種寫作就一定會呈現心靈的圖象。批評家的心靈圖象，就是批評的信念之所在。所以，那些庸俗的批評，言不及義的批評，有意夸大和拔高的批評，隱藏著利益訴求的批評，就不僅是一種語言的失控、審美的無能，它還是批評人格的破產。這樣的人格破產，即便在一些批評家貌似莊嚴的言辭下面，也能清晰地看出來。今天，從事批評的人越來越少，只要活躍在批評現場的人，對每一個人的批評面貌都不會陌生，就那么幾本刊物，就那么些文章，就那點或隱或顯的人際關系，無論是人的品質還是文的品質，可以說都無處藏身。因此，辨析一種批評人格的真實狀況，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難。只要把每一個人的文字找出來一讀，他的用心，他的著力點，就都一目了然了。曾經有一個博士生在和我探討批評倫理這一話題時，習慣性地沿用一些批評家的道德言辭來審視當下的文學現狀，他得出的結論自然是悲哀的、不滿的，我勸他不要急于下結論，而是照著他所引用的這個批評標準，對當下比較活躍的一二十個批評家近年的文章作一個統計和分析，分析結果一出來，他突然發現，那些看起來最具批判鋒芒的人，寫的人情文章往往篇數最多，吹捧起庸俗作品來也往往最不吝嗇形容詞——那個博士生坦言被自己的這一發現嚇得“目瞪口呆”。而我并不覺得希奇。以文學混世界的人從來就有，以批評來審訊作家也成了一件常事，糾纏于這些外在的亂象，對于看清文學和批評的未來并無助益。尤其是批評的衰敗，最終的原因，并非批評家被這些渺小的利益所誘惑而不能自持這么簡單，它的癥結還是在批評信念的喪失。英國女作家維吉妮亞·伍爾芙曾說：“我們同時代的作家們所以使我們感到苦惱，乃是因為他們不再堅持信念。”這令我想起王陽明的另一句話，“持志如心痛”。
確實，信念和志向的潰敗，使批評家放棄了批評本應有的高度，也不再把批評的寫作當成是一種心靈的自我追問，更不把批評的原則和生命的原則對等起來。批評成了一種技術分析，成了賄賂良心的一種話語方式。批評話語在泛濫，批評人格卻在萎縮。批評不再表達個體的真理，而是成了權力話語的附庸——這個權力話語，既可能是意識形態指令，也可能是消費主義潮流。何以批評人格會如此脆弱？何以審美和心靈的防線如此不堪一擊？利益固然是一個核心因素，但我們也不能藐視批評人格的構成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思想饑餓。回想文學批評興盛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應該承認，那時的文學批評是傳播新思想、新知識的最重要的載體之一，同時，批評家也普遍是銳利而勇敢的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思想資源，無論是哲學的，還是社會學的，或者是敘事與藝術的，幾乎都被文學批評家們所率先使用和實踐。直到現在，我們依然可以輕易想起南帆和符號學、陳曉明與后現代主義、吳亮與敘事學、朱大可與西方神學、戴錦華與女性主義……之間的聯系。以這種聯系，對照于今日的批評界，就會發現，批評主體明顯表現出了一種思想的貧乏。
思想的貧乏，導致個體的真理無從建立。我讀現在許多批評家的文字，強烈地感覺到了他們在知識譜系上的陳舊氣息，同時，也發現幾乎整整一代人都缺乏思想。尤其是新興起的批評家，幾乎不讀哲學，更無法獲得一種哲學性的理解能力，這成了他們致命的局限。事實上，不僅批評界如此，小說界、詩歌界也是如此。好的小說家和詩人，都是有自己的世界觀和藝術觀的人。這種世界觀、藝術觀從何而來？只能從思想和哲學中來。缺乏思想，藐視哲學，作為個體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就會大受損傷。沒有思想，對小說家和詩人而言，就沒有發現人性和創造世界的武器；對批評家而言，就沒有對藝術世界的解釋力。個體的真理，以創造力和解釋力為表征，以思想為根基。思想資源的貧乏、單一，就意味著切斷了作家和批評家的精神來源。何以批評界人云亦云的文字越來越多？就在于批評家的解釋能力匱乏，面對作品所呈現的世界，也沒有思想穿透力，他只能跟在別人后面鸚鵡學舌。一些人批評家的眼光的猶疑，往往是精神獨立性、思想穿透力嚴重匱乏的表現。
有了批評信念，才會向往一種思想高度，才會看重個體真理的建立和精神的獨立表達。因此，如果要探究文學批評的困局，重申信念、思想、精神獨立性這樣一些批評的核心品質，就顯得異常重要。所謂“先立其大”，這就是文學批評的“大”，是大問題、大方向。讓文學批評成為個體真理的見證，讓文學批評獲得解釋生命世界的能力，讓文學批評能建立起自己觀察世界的方式，并能以哲學的眼光理解和感悟存在的秘密，讓文學批評家成為對話者、思想家，參與文學世界的建構、分享人類命運的密碼，這或許是重建批評精神和批評影響力的重要途徑。
也就是說，要讓批評主體——批評家——重新成為一個有內在經驗的人，一個“致力于理解人類精神內在性的工作”的人。批評主體如果無法在信念中行動，無法重鑄生命的理解力和思想的解釋力，一些人所熱衷談論的批評道德，也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
批評不是戰場，不是簡單地比誰更勇敢，誰更大膽，應該看到，批評還是一種專業，是專業，就有專業的尊嚴和專業的難度。可是，如何理解批評的倫理，文學界一度出現了很大的分歧，不少人理想中的批評主體，應該是戰士、批評家、良心的檢查者或審判官，但除此之外，專業精神和專業知識是不是也不能忽略？只是，在一個以憤激為主要話語特征，以橫掃一切為勇敢標志的年代，冷靜地談論專業精神和審美能力，反而會被人看作是精神軟弱的表現。刻薄人事，刻薄文學，早已成為一種風潮，這些話語作風，也必然會影響文學批評的寫作。相比之下，下面這種言辭便體現出不多見的警覺：
基于個體精神自由的哲學意識，文學批評應致力于對創造行為的理解和發現，而非從自身理論方法出發，對閱讀對象進行隨心所欲的“取證”與“審判”。
“審訊式批評”恐怕是中西文學批評的通病。因此，郭宏安先生在勾勒馬塞爾?萊蒙的批評實踐時，強調“體驗”是萊蒙最根本的方法，他反對以審訊者的姿態、通過一種有成見的閱讀來控制和俯視對象，反對將作者和作品作為刻板的真理之證明來對待。他認為文學作品不是物質材料，而是一個生命，“應該試著與它生活在一起，在自己身上體驗它，但是要符合它的本性。”因此文學批評“是一種體驗的結果，是一種試圖完成作品的結果，說得更明確些，是一種在其獨特的真實上、在其人性的花朵上、在其神秘之上的詩。”這部詩篇建立在對作品的精神、細節、語言、節奏、風格特性的體驗和捕捉之上，但它的終點并非像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那樣，只是為了“科學地”認知作品的“藝術形式”，而是為了說出對文學藝術的哲學的理解，切中與生命現實息息相關的精神要害。③
如果文學作品不是物質材料，而是一個生命，那么，文學批評也應該是一種對生命的覺悟。進入一個生命世界，就不僅有判斷，也要有體驗，不僅有褒貶，也要有同情和理解。也就是說，一種批評人格的構成，既要有判斷的智慧和勇氣，也要有專業精神和審美直覺。創造力和批判精神，是批評寫作的主要品格，廢棄任何一方，最后都會因為精神失衡而使批評失色。那么，應該如何平衡批判與創造之間的關系呢？這令我想起蒂博代關于批評的闡釋，他把批評分為“尋美的批評”和“求疵的批評”兩種。蒂博代的批評觀念顯然具有更多的“尋美的批評”的色彩。他并不否認“求疵的批評”的意義，但對這種批評究竟有多大的好處卻深表懷疑。他認為，“求疵的批評”是把評論作為創造物的作品當成了批改學生的作文，然而作家不是學生，作品也不是學生的作業，前者是創造，是天性的流露，而后者只是重復或模仿，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出來的。因此，“批評的高層次的功能不是批改學生的作業，而是拋棄毫無價值的作品，理解杰作，理解其自由的創造沖動所蘊含的有朝氣的、新穎的東西”。“求疵的批評”恰恰是忽視了作家身上的天性這一極其重要的因素，抱著好為人師的態度在作品上任意批改。這樣的“合作者”顯然是過于“粗暴”了，其有益性大可討論。④而對比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現狀，可以發現，“尋美的批評”顯得太少了，現在引起文學界注意的多半是“求疵的批評”——裁判的沖動顯然壓過了創造的激情。特別是近年來制度化的學術話語被過度尊崇，使得文學批評中生機勃勃的個人趣味和生命感悟遭到蔑視，“職業的批評”最終成了沒有熱情的說教或知識演繹，或者是沒有判斷帶來的審美遲疑，或者是過度判斷帶來的精神暴力。二者都不是理想的批評精神。
由“尋美的批評”和“求疵的批評”的區分，我們很容易聯想起李健吾的批評風格。李健吾認為，批評本身“也是一種藝術”，而最好的批評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責，“不誹謗，不攻訐，不應征”⑤；維護批評尊嚴，不以貶低寫作者的地位為代價，批評者和寫作者之間應該是平等的，而批評者更應是謙遜的，要與寫作者取對話的態度。“作為一個真正的藝術批評家，李健吾始終用自己的心去感知體會，用溫柔敦厚的語言來表達。即便是批評的意見，也無絲毫疾言厲色，而是真誠地抒發委婉地表達，寬則以厚地給出公允的評論。”⑥李健吾要年輕人都記住考勒幾的忠告：“就其缺點來評判任何事物都是不明智的，首先的努力應是去發現事物的優點。”——“去發現事物的優點”，即為尋美的批評，這樣的批評實踐，顯然更具建設性和創造性。只是，如今的輿論和文學情勢，似乎不斷地在要求批評家成為戰士，似乎惟有批判和戰斗，才能體現一個批評家的價值和良心。很清楚，這是公眾對一種批評現狀普遍表示失望之后的吁求，可以理解。可作為批評者，我們自己怎么看？當我們在發力批判的時候，是不是也得想一想何為謙遜？當我們以勇士面目示人的時候，是不是也該意識到和作家對話的必要性？一旦自己以為真理在握，會不會因為缺乏敬畏和寬恕，而使自己變得狹窄、變得斤斤計較？為此，我更喜歡像李靜這樣的批評家，她也批判，但她的文字并不孤冷，而是同時兼具一種潤澤人心的智慧和力量：
她的批判雖然尖銳、直接，但并不走向道德暴力，也不露出一個苛責者的冷酷面容。任何時候，她都是一個謙遜的對話者。她深刻，但不狹窄；她執著，但不疾言厲色；她批判的目的不是為了顯揚自己真理在握，而是為了發現問題，逃離困境。她在說出不同的文學意見時，并不失其赤子之心；她的批判力度再大，都不會激怒任何人，她是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溫潤，揭示和探索文學新的可能性——她從不相信，文學就是現成的模樣，也不相信那些成就卓著的作家，已經走到了可能性的盡頭。李靜的文學世界里，還有高遠的理想，她自己也說，不滿的精神是文學的靈魂，而在文學的不滿的精神之上，居住著一個我們永遠無法對之完整認知的絕對存在。這個存在，在我看來，既有智慧的品質，又有頑童的情懷，惟其如此，這個絕對存在和庶民之間，才有來往的精神通道。王船山說庶民是“至愚”，又是“至神”，就是這個意思。⑦
我還想起李長之。他有很多論到文藝批評的文章，其中，長文《我對于文藝批評的要求和主張》⑧，最有系統性。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一個批評家要完成對一部作品的批評，首先要有理解力，其次要有褒貶，再次要提出正面主張。如何理解作品？批評家要有哲學的頭腦，要跳入作者的世界，要了解作者的環境和社會；如何定褒貶？不能追求客觀，要帶著感情，而這種感情呢，不是作者的個人私見，而是深入到作品世界中后的審美能力，敢于肯定，也敢于否定；最后，要提出正面主張，要明確自己張揚怎么一樣文學精神。
——在李長之的批評文字里，有勇敢的批判，更有極富創見的審美分析，且后者更為他自己所看重。所以，他強調專業精神，認為批評家所需要的學識有三種：一是基本知識，如語言學、文藝史學，越鞏固越好；二是專門知識，如美學或叫詩學，越深入越好；三是輔助知識，如生物學、心理學、政治經濟學、歷史學、哲學社會科學等，這些知識越廣博越好。⑨勇氣、智慧和學識的結合，或可視為理想中的文學批評的基本構成，為此，我一直期許出現一種有力量的批評，它有智慧和學識，還有優美的表達。只是，由于批評主體思想單薄，批評情緒偏于憤激，批評語言枯燥乏味，現在的批評普遍失去了和生命、智慧遇合的可能性，而日益變得表淺、輕浮，沒有精神的內在性，沒有分享人類命運的野心，沒有創造一種語言風范的自覺性，批評這一文學賤民的身份自然也就難以被改變。因此，重申信念、思想、哲學眼光、專業精神、審美能力，是為了讓文學批評的主體從一種精神和信念中站立起來，以專業精神重塑批評的專業品格，從而贏得批評本應有的專業尊嚴。在這個過程中，光有膽識和勇敢是不夠的，它還需要提出正面主張，張揚一種建設性的創造精神。就此而言，以下三點，或許是今后的文學批評寫作急需注意的問題：
一、克服審美的無能。在文學批評中，我認為專業的良知高于道德的良知。以專業的態度，指出作品中的藝術得失，這就是一個批評家的專業良知；而在批評文字中對作家的人格含沙射影、指桑罵槐，以“利己的打算”極盡攻擊之能事，這看起來是一種道德的批評，其實恰恰是最不道德的——因為他喪失了一個批評家起碼的專業精神。因此，無知有時比失德更可怕。對一部作品沒有起碼的鑒賞能力，在一部作品面前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明顯的審美癱瘓，這才是批評家的恥辱，這樣的批評文章，即便有著再莊嚴的道德字眼，也難以贏得別人的尊敬。要重新確立審美在文學批評中的核心地位。
二、警惕一種話語狂躁癥。這些年來，刻薄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寫作很多，但我們卻很難看到一種寬大、溫暖并帶著希望的寫作。作家、批評家的靈魂視野存在著很大的殘缺。要知道，只看到生活的陰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隱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對待人、對待歷史，并試圖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這樣的批評很難在精神上說服人。因為沒有整全的歷史感，不懂得以寬廣的眼界看世界，批評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狹、執拗甚至狂躁，難有溫潤之心。這令我想起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一書的開頭，勸告我們要對本國的歷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⑩錢穆所提倡的對歷史要持一種“溫情與敬意”的態度，這既是他的自況之語，也是他研究歷史的一片苦心。文學批評的寫作又何嘗不是如此？
三、要學習肯定文學的常道。中國人講文學，一直有兩條路，一條是從歷史的角度看，一條是從道德的角度看。重歷史、輕道德，結果就是迷信變化，無從肯定。每一次文學革命，都花樣翻新，但缺少一種大肯定來統攝作家的心志。文學有歷史，當然也有道德，不過，文學的道德，不簡單類同于俗世的道德而已。文學的道德，是出于對生命、心靈所作出的大肯定，是對一種文化理想的回應。我現在能明白，何以古人推崇“先讀經，后讀史”——“經”是常道，是不變的價值；“史”是變道，代表生活的變數。不建立起常道意義上的生命意識、價值精神，一個人的立身、寫作就無肯定可言。所謂肯定，就是承認這個世界還有常道，還有不變的精神，吾道一以貫之，天地可變，道不變。沒有常道的人生，就會失了信念和底線；沒有常道的文學，也不過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因此，現在談文學寫作和文學批評，枝節上的爭執已經毫無意義，作家和批評家所需要的，是生命上的大翻轉，是價值的重新確立，是道德心靈的復活，是靈魂受苦之后的落實。肯定文學的常道，提出正面的主張，這是文學的大體，識此大體，則小節的爭議，大可以擱置一邊。只有敢于肯定的批評家，他才會在創造力和想象力面前謙卑，才會有一個寬廣的胸襟、以公正的眼光觀察世界，解析作品，并最終說出個人的真理，深度分享文學和精神的內在經驗。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
注釋：
① 謝有順：《對人心和智慧的警覺——論李靜的寫作，兼談一種批評倫理》，載《南方文壇》2006年5期。
② 李靜：《當此時代，批評何為？》，載《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8期。
③ 李靜：《當此時代，批評何為？》，載《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8期。
④ 參見郭宏安：《讀〈批評生理學〉——代譯本序》，見蒂博代：《六說文學批評》，趙堅譯、郭宏安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27頁。
⑤ 李健吾：《咀華二集·跋》，見《咀華集·咀華二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⑥ 孫晶：《李健吾與〈咀華集〉〈咀華二集〉》，載《小說評論》2006年2期。
⑦ 謝有順：《對人心和智慧的警覺——論李靜的寫作，兼談一種批評倫理》，載《南方文壇》2006年5期。
⑧ 收入《李長之書評》（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⑨ 李長之：《論文藝批評家所需要之學識》，收入《李長之書評》（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⑩ 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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